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教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1926年,12岁的李云鹤小学没有毕业,就失学了。
关于她失学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青自己所说的冒犯了修身课老师,而她又个性很强,不向老师认错,被学校开除;另一种说法,则是说江青的母亲无法负担江青的学费,使得江青失学。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李德文病重,而大太太已经去世,请求二太太李栾氏回家照料。
李栾氏终于又回到李家──因为李德文一死,她可以分到一笔遗产。
不久,李德文病死。
翌年—1927年,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李云露家。
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在天津,李云鹤第一回看到了电影,尽管当时放的是默片──无声电影,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她给姐姐家做家务──拖地板、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以及上当铺等等。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这么记述:
江青说:“不过,体力劳动也使我更强壮起来。然而我非常想继续上学。但是,这里的所有学校的学费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这笔学费。除此之外,我姐夫又失去了工作。”
第二年──她记得就是北伐军就要到来的时候(北伐军是1928年6月6日到达天津的),她决定离开家,打算到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当一名工人。那时,香烟还是靠手工制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是由童工完成。
但是她姐夫阻止她去卷烟厂做工,尽管这种窘迫的状况已使她去当铺典当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姐夫告诉她,进入一个地方工作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小官僚”(这是一个她难以解释的名词)。由于他的反对和阻止,最后她遵从了姐夫的意愿。1929年姐姐全家迁往山东省会济南,江青和她的母亲也一同到了那里。
那是在1929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笔者曾在济南寻找过此屋,这年久老屋已经拆除)。
老是在姐夫家吃闲饭,毕竟非长久之计。江青听说济南有所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便去报考。
关于江青考入山东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江青自己则曾这么对维特克说:“1929年,我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所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那时我只有15岁。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另外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相当于60美分)。由于学校倾向于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而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女学生太少的缘故。尽管我在这儿只学习了一年,但是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习了到达我艺术之路的每个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试图尽可能多地学到一些东西。”
■ 山东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院长是赵太侔。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学戏剧,李云鹤从此走上文艺之路。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侔(1889—1968)颇有声望,是著名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他原名赵海秋,曾用名赵畸,太侔为其字,后来即以字行世。赵太侔是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他在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8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1925年5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后来赵太侔投身北伐,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北伐军进入山东之后,赵太侔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并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还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王泊生为教务主任。
王泊生(1902—1965)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江青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学习生活:
她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
虽然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是这位男老师却是一个顽固的维持训练纪律的人。为了调准她弹出的节奏,老师用指挥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叹这种教师的技巧。由于她受的训练太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练习,还没有达到一定等级水平。
江青所在的班级只有三个女孩,她的年龄最小。那两个女孩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都看不起她。因为她经常穿着补过的衣服。校长夫人是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在那所学校学习过)。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是校长的妹妹,是一个“反动分子”,不断欺侮江青。但是江青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并设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别的女学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认,她是轻松愉快地回想这些往事,而不纯粹是带着怨恨的。
这座学校建在一座陈旧的孔庙里,那些房间在夏季非常闷热。下课以后,学生们经常到巨大的厅里乘凉。江青还生动地记着坐落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头戴一顶大帽子,前后装饰着缀有含珠的帘布,同在两侧的是他的七十二个门徒。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到那个大厅睡觉,不小心碰倒了一只破旧的藤椅,那两个女学生闲逛着走进来,她们命令江青马上起来,为她们把椅子弄好。江青决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这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灯举起来帮助她们,然后将把椅子推进大厅给她们使用。就在她们得意地坐下时她突然带着灯溜出了大门口,然后将身后的门砰地关上逃走了。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可怕的卧室里,那两个女孩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乞求来人救救她们。
王庭树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也这么写及:
山东实验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只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和陈崇娥,她们三人住一间宿舍。男同学较多,内中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赵荣琛等。
顺便提一笔,1929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1935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迫害。
另外,还有一位男同学,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名演员、名导演,那便是崔嵬。
《江青同志》一书这么描述江青的学艺生涯:
有一次,学校上演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戏剧”──《湖上的悲剧》这部实验作品。田汉创建的南国剧社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有很大影响的戏剧团体。她的那个校长夫人妹妹的同学被指定为领衔主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个轮换的角色。那时观众通常是很少的。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流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致更多的泪水流出。这就是按照“自然主义”流派表演所产生的效果(正如她随后解释的,自然主义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放弃)。当她表演完后正在卸装时,学校的校长和她的老师大踏步地走进更衣室赞扬她的表演水平,并且高声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被他们的褒奖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动得又流出了热泪,然后从更衣室里猛地冲了出去。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平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我没有告诉母亲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车开出前在火车站给她发了一封信。
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棉被子带来了,但是我仍冷得发抖。因为棉被的棉絮经多年使用已经变薄了。在北京的那个季节,正是多风沙的日子,猛烈的带沙风暴搅得人心烦闷,到了夜晚更是凄凉。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凑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榘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