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是不安宁的家庭，“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
李家充满暴戾的气氛，其原因有三：一是大老婆、小老婆争斗；二是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们身上；三是江青的母亲李栾氏个性极强，不论在与大太太的争斗中，或者在与丈夫争吵时，不肯退让半步。
江青曾说，“由于我们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这种行为使他赢得了“骂街艺术家”的绰号。
就这样，江青的童年是在家庭不断争吵中度过，在贫苦、压抑和不幸中度过的。江青的个性极强，极为好强，一方面可能是母亲“遗传”的性格，一方面也由于家庭环境所造成。
维特克根据江青的自述，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尽管无论什么时候他（指江青的父亲—引者注）感到气不顺，他就打孩子出气；但是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他的有些狂暴之举是难以忘记的。那是个“花灯节”发生的事，适逢正月十五那天，一些地主家挂出了许多彩灯。似乎是受到这种超出他所能达到的富裕程度的炫耀的刺激而使他疯狂起来，江青的父亲抓起一把铲子冲向她的母亲。先是打她的后背，接着又击她的手，她的小手指都给打断了。当江青冲到她母亲身前以保护母亲时，她的嘴巴也被打着了，还打掉了一颗牙。正如江青所描述的这个强暴的情景，她母亲的手指留下残疾，她还用食指掀开自己的上唇让人们看她儿时被打碎的牙。
像一种思想上的反省一样，她谈道：“最初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为我父亲就欺侮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事实上，导致他作出这种行为的根源是那折磨人的贫穷。”
无论他有天大的理由，这件事对于她母亲来说，终于使她不能再忍受这最后一击。她把江青绑在背后，娘俩逃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江青故弄玄虚地又说，虽然还仅仅是个孩子，但是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学着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随后独自在夜间行路。
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但还没有男性子孙的地主收留了江青母亲，作他们家的仆人。江青虽然最初拒绝和母亲一道去，不过随后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候起，她母亲就一直被一些男人所包围。她母亲参与家务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使江青很为难，下面这些话为此提供依据：
“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能够上学。只是因为学费和书本是免费的，我还能够读完小学。但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挨饿或者吃冷饭。最终造成慢性胃肠炎的疾病。”
她记得在勉强吃下乡亲们救济给她的冰冷薄煎饼以解饥饿之痛以后，她呕吐了，很长时间始终感到恶心。她说，自童年起，她就患上了消化方面的疾病，且长期受此疾痛。
作为一个孩子，她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她讲到这里时明显地带着怨恨的语调）。
“所有的衣服都是一个哥哥传给我的。”
她的头发总是梳着两条小辫，这也招来麻烦。她母亲做工那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孩，没事找事要嘲弄江青那奇妙的发辫式样。一次，那女孩正在辱骂的兴头上，突然猛揪江青的头发，这下激怒了江青，她竭尽全力将那女孩推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家里的其他成员一齐出动来整治她这个胆敢抗争的孩子。结果，她母亲只好带着她离开了这家。
不久，她母亲又找到一份工作。这一次是一家“破落地主”。那时财富的损失也就意味着要挨饿。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呆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框，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炕是中国北方家里用石头砌成的大床）。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江青大吃一惊，娘俩都直立在那儿，她母亲突然放声痛哭，一把将江青搂入怀中。她递给江青一块大饼，可是江青太疲劳了，一口也没吃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也一点没吃，轻轻地将这点宝贵的食物包起来，留着以后分享。
“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她多次重复这个事实，就是要留给她的听众一个很想知道的悬念，即她母亲找到的工作是夜间做事。在夜晚独自对想知道的事的想象，成为江青回忆童年往事的主题。江青接着说，别人在夜间走路都怕遇到妖魔鬼怪或神仙；而她却从未有过这种恐惧。但是有一样东西她害怕，这就是那些恶狗。
多年来，她常与摆脱不掉的恐怖为伴，它们穷追不舍，甚至要吃掉她。想到令人不安的恶狗，又使她回想起另一件事。
那时她住在一个叫陈庄的村子里，这里的人跟她家一样都姓李。那天她就吃上一顿饭，受饥饿折磨的驱使，她漫游到街上走入一条小巷寻找她母亲。在这个人口稀疏的村子里，恶狗猖獗。突然她受到一群贪婪的恶狗的攻击，而且一口咬在她的腿上。
回忆此事时，她撩起裤角，让人们看就在她脚踝上部的依稀可以看出的疤痕。由狗的狂吠声发出警报，她母亲奔跑过来，一把搂过江青拉入她的怀里，随后把孩子背起来回家去了，眼泪顺着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
如江青自述的那样，在那年元宵节，由于父亲李德文满肚子的气，在盛怒之下，打了她的母亲以及维护母亲的她，她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辱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没有说出李德文在元宵节大打出手的原因：李栾氏不甘于在李家做二房，要求独立门户，以求与大太太平起平坐。李德文不愿一家分成两家，李栾氏坚不让步。于是，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
大战的结局是李栾氏带着女儿离开李家，去自立门户了。
江青曾叹道：“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尽管江青从小就对她的父亲毫无好感，对充满暴戾的李家并无好感，然而，江青与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倒相处甚好。尤其是跟比她大11岁的姐姐李云露，感情甚笃。
当然，江青从小最爱的，还是她的生母李栾氏。
江青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张家的小少爷，名唤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此人生于1898年，比江青大16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家原本不在诸城，而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大台庄。
张家四兄弟，大少爷张宗彝，二少爷张宗开，三少爷张宗儒，四少爷便是张宗可。
1915年，17岁的张宗可娶胶南县陈家庄的陈宜为妻，后来，生一子一女。儿子叫张玉珉，又名张子石，在“文革”后期曾成为杭州市负责人之一；女儿叫张玉瑛，在青岛烟厂当工人。
1917年秋天，张家在胶县遭到土匪抢劫。为了日后安全，旋即迁往诸城，从此定居诸城。这时候，张宗可改名张叔平。
张叔平在诸城县小学当教师，后来当校长。
1924年，张叔平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1930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1933年7月，张叔平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КАНШЕН”，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四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1937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对江青鼎力相助—这是后话。
由于江青和康生同为“大左派”，在“文革”中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政治关系非常亲密，于是有人就由后来推测当初，把江青与康生的关系想象为从小就“非常亲密”。
有的书描绘张叔平当年“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李云鹤”。还有的书甚至描写在上海的时候，康生与江青如何有着“性关系”。也有的说，“康生虽然知道李云鹤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其实，赵容（康生）是在1933年7月中旬，与曹轶欧一起前往苏联，从此离开了上海。而李云鹤匆忙从青岛逃往上海，恰恰也是在1933年7月，与赵容交错而过。怎么可能会有“性关系”？怎么会想接近“却无法接近她”？
这种由后来推测当初的推测法，近乎荒唐！
1937年8月上旬，当江青从上海到达延安，才过了三个多月──11月29日，康生也从苏联随王明飞回延安。
所以，江青与康生真正有了政治上的联系，那是在1937年11月底康生回到延安之后。在这之前，江青与康生是否认识，都不得而知──因为康生离开诸城的时候，江青只有10岁而已！江青在面对维特克的采访时，谈起自己的童年，也从未提及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