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这几年您除了拍片以外，还为不少年轻导演的作品出力，当监制、策划，等等，有一部分是通过三视多媒体公司，另外还参与许多社会上的草根运动，又办台北之家——“光点”？
侯：光点，是因为龙应台找我——都是别人找我，然后我就卷入了（笑）。
那时候马英九还是台北市长，把龙应台从德国请回来当文化局长，（那时）还没有文化局，龙应台是第一任，一手把文化局搞起来了。她长年在德国，真的比较有概念，像老树保护法，就是她促成在议会通过的[1]。还有古迹保护啦活化使用这些，在她任内做成功了几个案子。
光点，本来完全是个废墟，以前美国大使的官邸，断交撤离后就一直荒在那里像鬼屋。龙应台就说服台积电他们大企业出钱修复，六千万吧，他们构想把这地方做成电影沙龙之类，方式是外包给民间团体经营，公开招标，也没人去标——不知道怎么弄嘛，龙应台就来找我。
卷入了，我很怕做一半，要做就做彻底。我开始盯工程，譬如汽车库房改成的小戏院，原先是有窗子的，你说怎么放映，开玩笑！就改，窗子拆掉用水泥封闭起来，但天花板已盖好，没得改了；我把杜笃之找来，从隔音啦、声光啦、放映间啦，一样一样调整。可以说台北之家交屋的时候，我们拿到的是一个硬壳子，细部都不够，像草坪，也没铺设喷洒水管，全部枯死了。这些都要盯，我把它当成拍片一样在盯。
然后怎么经营这块地方——自负盈亏。黄文英组的“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在管这些。刚做戏院时比较乱，因为光是片源就很少了，戏院八十几个位子，怎么可能去买片？而我们公司居然自己去买片，亏了两千多万（笑）。因为艺术戏院的院线，只有八十几个位子，门槛太高，怎么可能做。
之后跟“文建会”谈，用小影展（的方式），每一季一个小影展，叫“国民戏院”，各种主题项目组合的策展，这里放完巡回到全省几个县市的文化中心或艺术戏院放映，片源就有了，慢慢片子也累积多了。现在已经做起来，大家看艺术电影基本上都是在光点，做了七八年其实很多data，像一个很大的片库，很多人想看奇奇怪怪电影就会来这里，就变成有一群人。这也不错。
白：《悲情城市》以后，您开始参加很多政治的活动，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办“民主学校”[2]。
侯：那个是2004年7月成立的，之前我对政治是不管的。但是讲民主学校，就要讲“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就是2004年大选前，我们朋友中间有一个叫杨索的，她本来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中国时报》基金会余范英告诉杨索，选举期间，族群的撕裂非常严重，是不是找一些人聊一聊。
后来天心呐、材俊啦，我啊，夏铸九啊，好些人都去了，在一起聊。聊了三四次以后，大家就决定说组织一个“族群平等行动联盟”，准备在选举期间针对蓝绿双方在操作族群议题上面，提出警告，就这样成立的。他们推我做召集人，是因为我比较少碰政治，不清楚我是绿是蓝哪一边，也有一个知名度，我自己说卖相比较好，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召集人。
族群冲突几乎是历次选举都发生的，那次又是大选。陈水扁是所谓台湾族群或福佬族群，也就是台湾最大族群的代表，族群议题成为大选主要议题，对他有利，所以他一定操作族群的议题，而且是历来选举最严重的一次。其实大家心底知道，族群问题在台湾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操弄出来的政治斗争的产物。那时候参加“族盟”的成员，过去都是长期做社会运动的各方面的人，这些人平常各自头顶一片天，谁理谁啊而且还互相看不顺眼、不对盘的，结果都在这个族群平等的最大公约数下联合，可见当时蓝绿阵营对立的肃杀气氛多严重。
我们成立时，几大报纸都做成头版头条，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对政客的激化族群对立忍无可忍，总算有人出来抗衡了。我记得我们每次开记者会，背后的看板大字：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视……选前就是监督各政党阵营和候选人的言行，谁在那里挑拨族群，我们就鸣笛、吹哨、喊停，像一个whistle man，吹哨子的人，说你犯规了，你不可以这样，这样是不对的。因为绿营犯规多，我当召集人就被骂是打绿，胡扯我有拿大陆资金拍片，是假中立。
选前我还拍了一个九十分钟族盟成员的带子，因为我感觉这群人真的不错，到了一个阶段，可以感觉到大家的默契，彼此之间共识很清楚，互相欣赏对方，很敢说；我就选了一天把灯架好，让大家说，然后就拍了，拍了族盟的那一夜（纪录片《那一夜，侯孝贤拍族盟》），效果非常好，海外有人主动拷贝了一万支到处发。
白：那么办民主学校的宗旨是什么？
侯：选前族盟跑出来说当“吹哨子的人”，大选结果是“319枪击事件”，陈水扁靠两颗子弹连任。票数差得太少了，台湾有一半的人愤怒不服，这种不稳的当选基础，让扁家开始不遮掩地贪腐，在那里搬钱、洗钱，为自己铺后路。
民主学校的创办人是许信良，选后他非常悲观，他认为照过去四年民进党执政的做法，这个社会力，台湾所有的社会力，在族群民族主义的压迫下，都别想冒头；那时候民进党邱义仁他们也相信，这次连任成功，以后就是民进党永远执政了。许信良很担心，台湾再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力量可以对抗民进党，就来办一个民主学校。那时候“中研院”好几个院士来当顾问，像第一堂课胡佛[3]就来上宪法，讲内阁制。
因为选后我们感觉台湾社会力一下萎缩了。2004年当然没有“警总”，没有“文工会”这些，可是族群民族主义渗透到全社会，变得像宗教一样，是另一种更强势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在控制人；逼得蓝营在野党不敢面对问题，权力更加集中，反对力量根本出不来。那时候就透过民主学校这样一个场合，集结知识界和社会界的人，继续发声和监督，做一个新民主运动，集结社会力来抵抗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白：您还当校长吧！
侯：跟族盟一样，变成搞真的了。搞真的了就要组织，大家就看我说，你应该当头，你比较有名声而且不是政治圈的人；如果许信良出面，文化界、知识界一堆人就不会来了。许信良其实是个梦想家，他比施明德没有权力欲，不自恋不作态，也不怕摔跤弄得灰头土脸，那我说当头就当头，许信良都不在乎，我在乎啥。
我干事情就是这样，我就给它认真，就是做事要做彻底一点。结果我们协会马上被查账查一年，我根本不理啊。因为对公共领域的事我非常敏感，当初接台北之家案子的时候，我就跟台湾电影文化协会讲——我是协会理事长——我说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会计事务所，盯着所有的账。果然（他们真的来查我们的账），很厉害。
我假使像他们（政客）就会有问题，但我对物质、钱看得很轻嘛。如果当什么市长，那些特别费什么的，一定是有一个户头专用，专门是这个特别费，它的用途是什么，怎么用的，什么账进来，清清楚楚的。我当金马奖主席，一个月车马费五万，我说你们帮我开个户，刻一个图章，图章交给执行长保管，账户交给会计部门保管，你们有什么临时要动用的钱，周转或调度怎样，没有办法就从这里拿。工作人员做得很好，很争气，一毛钱都没动用。
白：那后来民主学校没有再办了吧？
侯：我们还是会聚餐，但是你说要推动新民主运动这件事非常困难。因为不是光课堂讲而已——讲是基本概念，基本信念——还要介入。但介入到什么程度？再介入就要走政治了。
许信良是做政治的，郑丽文也是，他俩都从民进党退党，一老一少在推新民主运动，政治是他们的专业、志业。所以许信良主张那年年底的“立委”选举，民主学校一定要有人参加，他认为如果代表在野阵营的泛蓝垮掉，台湾就没有组织的对抗力量了，所以鼓吹我们要参选立委，召唤大家出来投票。那是他政治圈人的做法，我们很难。
但我也差不多一整年在四处游说人参选，像杨照啊，蓝博洲啊，连初安民的太太林鹤宜——当时是台大戏剧研究所所长，她是宜兰人，我们就游说她在宜兰选。朱天心几乎要下去选了，最后还是说，有几百几千个立法委员，可是只有一个写小说的朱天心嘛！这个道理现在来讲，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但是2004年那时候的气氛，一堆人都跳下来了。
就有报纸说，民主学校成立是一件可喜可悲的事，可喜的是社会良心不死，还有人愿意跳出来，抢救台湾的民主；可悲的是，我们的政治不能让一批导演、歌手、作家和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所长，逼得这些人要跳进政治的烂泥巴里，说一个导演去当台湾民主学校校长，不是正好反证了台湾民主的失败（笑）。所以最后我们只提出推荐名单。
我感觉要纯粹（透过）学校散播理念也可以，但不是对所谓的官僚体系，或者政府或者政治人物——对他们，我感觉就是监督，就是抵御；反而是老百姓，只有靠老百姓慢慢改变，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会改变。只是老百姓太慢嘛，我们要把老百姓唤起来：喔，原来应该是这样。不要搞不清楚啊。
白：所以民主学校主要想提高大众的道德素养，提高老百姓对民主社会的了解？
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唐诺写了一篇很棒的文章叫《枪声后的新民主启蒙》[4]，就是说两颗子弹打出了我们民主机制，原来是这样脆弱又粗糙。只要用一些“国族激情”来催眠，然后两颗天外飞来的子弹，我们的理性当场消失，昨天前天的记忆完全扔到脑后了。但是怎么办，这就是我们每天醒来看到的世界嘛，进三步退两步，歪歪扭扭叫人丧气，我们又不能换一批更好、更有公民素养的人民，我们的民主还是要靠这些老百姓一次一次投票作成决定，然后大家一起承受这个结果。
唐诺那篇文章说千万别去神圣化民主，而是去充分地谈论它、理解它，甚至质问它。因为民主，本来就是我们人对完美神话和唯一真理的相信破灭之后，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对民主实践越有经验的社会，越知道民主的各种限制和缺陷；一个社会对民主的限制和缺陷认识得越深刻，就代表它民主程度越深化。那时候民主学校会说新民主，是这个意思，大家要再启蒙一次。
白：所以这民主学校，您积极投入只有一两年，然后它就慢慢的……
侯：民主学校，本来是族群平等行动联盟，这已经停了。但我们这些人其实都在，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联络，只是办学校的话，要场所与经费，要长年有人主持一直做。
那年8、9月吧，在脸谱出版社当总编辑的谢材俊，就策划一套“新民主丛书”，讲基本民主课程的书，一口气先出了三本，有《论自由》（约翰·密尔）、《替罪羊》（勒内·吉拉尔）、《现实感》（以赛亚·柏林），是对着2004年台湾的社会氛围选的三本书。然后是年底“立委”选举，民主学校推荐了候选人，我帮高金素梅跟苏盈贵拍了竞选广告，帮蓝博洲、雷倩、郑丽文、许信良做些文宣或站台……
白：您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像上个月……
侯：（关于）赌博的啦，澎湖反对盖赌场的来邀我联署、开记者会什么的。那些是有时间就会去，没人理没选票的、少数族群的，还有原住民。
白：前一段时间，您还穿着小丑的衣服上街游行……
侯：那是帮人选举的。就是民主学校征召推荐的“立委”参选人啊，蓝博洲在他老家苗栗选，他叫“行动书房”——把一辆卡车改装成多功能的宣传车，可以播放纪录片，做反战照片展，也是一辆行动图书馆，在苗栗各乡镇跑，蛮另类的打选战。有一次找我扮成《儿子的大玩偶》里的三明治人助选，帮我穿小丑服、戴一个红球鼻子，手上摇着拨浪鼓（笑）。一堆艺文界的人也捐珍藏品义卖，募到差不多一百万，送给蓝博洲当竞选费用。
我也知道没什么用，但我知道，掐政府他们的痛处。他们拿我没办法，我会掐他们的痛处，指名骂，让他们紧张一下有反应。像台北县三莺部落[5]，马英九选举前讲错一句话，“我把你们当人看……”他怎么会这样讲，其实他是想说完全尊重你们，但他讲错了，所以被骂得很惨（笑）。因为三莺部落住在大汉溪三莺桥下，是行水区，就是万一溪水暴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一部分高滩地就会淹掉。虽然机会不大，但现在气候变迁很难说啊，“八八水灾”不是一下子就来啦。台湾原住民三十几万人，汉人来就占他们的地，骗、拐、踢走，以前台北淡水河沿岸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全部被汉人弄走。他们以前都在移动，这一块住不惯或天灾，就移动到别处，等于是无人之地，所以他们是最早的；后来赶、赶、赶，就变成汉人的。
台湾经济起飞以后，他们下来平地打工，做了一辈子这种盖房子的捆工、模板工和其他劳力，现在老了回不到故乡，故乡也没了。像阿美族喜欢水边，他们就会在水边种植、居住，讲他们的母语，都是老人；他们的小孩有的也住在台北，但他们就是喜欢这种聚落式的生活方式，跟鲑鱼、陆蟹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都是DNA的作用。
那台北县政府就是拆除。他们被拆了以后没地方去，又聚集回来，用拆成废墟里剩余的材料自己再搭。这样从80年代到去年（2008）2月，给拆了七次，台北县政府一方面引用《水利法》，可以随时强制拆迁——可是另一个单位又照样供应水电，部落里多的时候有五十户两百人左右——在县政府的法律定义下，是一个违建社区。那拆了盖，盖了拆，阿美族很会盖房子的，都快三十年了，以前是每隔几年拆一次，到去年2月拆，不到一年喔，11月又贴公告要拆。因为以前这块地方鸟不生蛋、无利可图嘛，地产开发商不会来，县政府每次拆除以后也没有公共工程在规划，所以三莺部落才有空间，活了快三十年。
那现在呢，都市一路扩张要来这里了，先弄些河岸景观设施什么的，所以2月拆，11月又来拆，先断水电，我火了——他妈的。他们找我，我就去了，我去了剃了一个大光头，在记者会上，我就咬这个。因为上次马英九讲错话，他知道三莺部落啊，他就会关切、打电话给台北县，有这种微妙关系，有时候就会打中。
其实主要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叫江一豪，他本来是“苦劳网”[6]特约记者，专门跑劳工弱势的新闻，因为采访他们部落就卷进去，组了“三莺部落自救会”，带他们族人第一次上街头，到台北县政府前面，不分男女、用集体落发的方式抗争，（县政府）不理。接着他们又到“行政院”、中正纪念堂广场落发剃光头，虽然媒体照样冷漠没什么理，可是一些社运人士跟学生都加入声援了。最后我也加入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剃光头，结果成为当天中午各个电子媒体的头条新闻，那台北县政府当天下午就宣布缓拆！到现在快一年了，他们自救会发展得很好，（台北县长）周锡玮提出“易地重建”的方案，在找到适当地点之前，部落可以一直住着。
白：您参加这么多的社运，还有……
侯：这些社运的人，都是“族盟”那时候认识的朋友，他们有事找我，我有时间就会去。像台大城乡所所长夏铸九，就在帮新店的溪洲部落，看能不能有一个溪洲阿美文化生活圈这种。政府一定要民间推，它才会动，它现在就要学习面对河滨部落都会原住民的问题。
像简锡堦本来是民进党的，出来组了一个“公平正义联盟”，蓝绿之外他提泛紫主张，我觉得很好啊，族盟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后来他们办“和平影展”，都在光点放映。还有顾玉玲，她从开始就做工运，有个“工伤协会”（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她一直帮劳工职灾的人；她现在是“踢哇”（TIWA，“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组了一个“台湾移工联盟”（MENT），还设置移民移工的庇护中心。
还有夏晓鹃，民主学校的时候她来上课，她本身在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她带的是“南洋姐妹会”做新移民运动。一般大家说外籍新娘、大陆新娘，其实正确应该说是新移民女性。她们除了上街头，我也建议她们可以自己拍片，用另种方式把声音告诉大家，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器材啊。
白：这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会不会断断续续开始流入您的创作或影响您的创作？还是尽量把它们跟电影分开来？
侯：我感觉这是一体的。我的电影都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见得是介入这题目，但都是站在人的角度，所有的人都在移动中留下了足迹。顾玉玲不久前出了一本叫《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有很大的回响，我看了四遍，还试写了序场几场戏。我想只要打动我的，慢慢都会流入电影。
[1] 即2002年10月台湾三读通过的“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2] 民主学校，由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2004年创办的台湾政治教育组织。侯孝贤担任校长，政论电视主持人郑丽文担任副校长，顾问有“中研院”的四名院士（胡佛、许倬云、王德威、杨国枢），其他参与者包括许多政治人物（施明德）、大学教授（黄光国）、作家（朱天心）、音乐人（罗大佑）和文化界的精英。2004年办了几次记者会、论坛和课程之后，渐渐淡出。
[3] 胡佛，台湾著名学者，“中研院”院士，也是知名政论家。
[4] 发表于2004年5月6——8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5] 居住在台湾新北市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部落。
[6] 成立于1997年，长期关注台湾社会运动相关讯息的网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