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白：我们先从编剧开始谈《恋恋风尘》，吴念真加入您和朱天文的编剧后，整个编剧的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侯：《恋恋风尘》是（吴念真）以前的恋爱故事，就是家乡的一个邻居女孩。因为他初中就上来台北念书，念延平高中夜间部，一边做事；那这个女孩子也上来台北了，在裁缝店。念真去当兵，女孩子还给他一千多封写好自己姓名地址的信封，一元邮票都贴好了。结果就被常常送信的邮差追上，结婚了。我想那女孩太年轻了，太寂寞了。
三个人合作剧本的情形是，（我）先有一些感觉，就找天文聊，聊了之后再进一步结构它。结构出来，情节完整了，天文就把初稿整理出来，这时候才找吴念真。吴念真的台语好，擅长处理对白。三个人合作大致是这样的形式。
白：关于《恋恋风尘》的原型故事，您是过去听念真讲过，感觉不错，还是他提了这么一个案子？
侯：他的故事我们很早就知道了啊。他本名叫吴文钦，“吴念真”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想这个阿真，取了这个笔名。其实拍这片子，我的想法是可以替他解困，因为感觉他与他的家人对这个事耿耿于念，我自作多情在猜啦！
白：跟吴念真和朱天文的剧本讨论和写作过程，花了多少时间？
侯：那年五月初决定拍这故事，就在“客中座”（茶艺馆）讨论，五月下旬，天文把分场写出来，月底导演组就开始勘景筹备，念真按这分场写剧本——花了四五天吧。六月上旬大家就拿到剧本了。
我本来有拍矿工罢工抗议的戏，用了以前一个新闻报道；因为那矿场的经理借我那地方拍，拍完我感觉人家好意借我地方，却拍了罢工要求薪资这些事，他并不知道。这样做有点过头，所以剪掉没用。
白：我们谈过很多关于火车的内容，但是到了《恋恋风尘》，它的表现有一些变化。不是单纯去看火车，而是从火车的角度去看世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镜头逐渐变成当代台湾电影里很经典的画面。
在此，火车不只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个桥梁，也是回到过去的一个时间隧道。同时单从视觉上的角度看，也具有非常独特的美学——刚好可以跟电影里的大多数固定镜头产生一种互动。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把摄影机放到火车里面，往外看。
《恋恋风尘》，吴念真与侯孝贤。
侯：这个地方很特别，因为煤矿是私人盖的，日据时代的煤矿公司。《咖啡时光》里一青窈[1]她父亲，他们那家族，姓颜，基隆颜家，很早他们就盖了，很大的煤矿；火车冒着烟从瑞芳到菁桐，“平溪线”，主要是为了煤矿而开的。
以前是很美的，每一个车站都是小小的，连那月台都是用枕木拼成的。那时火车车长会（随时）停车，路边房屋会跑出一个欧巴桑，拿了猪肉给他托带给谁，然后又继续开——也常常停下来，有人上车也可以上车。后来煤矿没了，煤矿火车就停了，收归台铁。
赖成英有一部片子，张永祥编剧的，叫《悲之秋》，秦汉跟陈秋霞演的，就在那条线，在菁桐拍的[2]。秦汉演那个煤矿工人，后来去打仗，黄昏两人约着去唱歌——根据一部日本电影改编的。我那时候当赖成英的副导，那一块区域很过瘾，后来我跟陈坤厚合作拍《俏如彩蝶飞飞飞》也有那条线。
白：所以这种镜头，不一定是跟故事本身产生一种关系，它有时候是纯粹受到地方的启发。
侯：没有这地方，你也拍不到这种的啊。火车只挂一节，平常人少时，隧道很多，真像时间的隧道，我常用啊，《南国再见，南国》也用了。
白：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大陆拍的一部纪录片，讲到台湾时，他们就用《恋恋风尘》中火车进隧道这个镜头，把它当作台湾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象征。
侯：喔，真的啊？也许大陆很少有这种。
白：那么，电影的主要倒叙片段，表现阿远回到父亲在煤矿受伤的一个记忆，也跟火车这镜头产生一种联系。就是阿远昏倒的时候，突然回到父亲当年在煤矿，回到那样一个视觉的（冲击）。
侯：回到他父亲以前发生的事，这样。就是灾变嘛。
白：结构上，都有细心的设计吧。
侯：是啊，因为煤矿也是隧道，也是火车——采煤的火车；这都是，从黑暗到光明。后来（他父亲）没事，被救出来。
白：前面讲过的，《风柜来的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倒叙镜头……
侯：就是父亲跟儿子之间。
白：与《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一样，《恋恋风尘》这一部也是离不开父亲的影子，和一种父子情结。这一次感觉上父子关系更可悲。《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的那两位缺席的父亲有点身不由己，前者是担心把病传染给孩子才避开他们，后者因为意外的脑伤便无能为力；《恋恋风尘》中父亲也有身体上的缺陷（腿脚伤），但导致更多问题的，是他好酒、好赌和对孩子的不关心。
侯：他父亲是“过继”，台湾话叫“入赘”，第一个小孩基本上要姓（妻家的姓）吴——他父亲姓连。李天禄有演，有讲到这个；对男性而言，入赘是很不得已的。
白：观众会注意到李天禄为儿子准备的拐杖。《恋恋风尘》中，拐杖和手表不是普通的道具，而是在心理层面上有很深的象征意义。颜汇增曾经发表论文专门讨论这一点[3]，刚好也是两代父亲对儿子表示父爱的一份心意。能够请您谈谈电影中的拐杖和手表吗？
侯：拐杖和手表都是念真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他离开家时，（父亲）就给他一个打火机，告诉他你自己去闯吧。其实（他父亲）对这儿子很矛盾，他是家里最宠的，因为跟外公同姓，是妈妈这边的姓，这孩子又最聪明。
你看《多桑》就知道。加上采煤肺部坏掉，他父亲一直忧郁。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蔡振南[4]，不然就可以找蔡振南来演父亲。毕竟是吴念真自己的故事，他拍《多桑》就不一样了，会更深入。对我来讲感受没有那么深刻，不像我拍自己（记忆）的深刻。
白：他拍《多桑》，您也当监制，您参与得多吗，拍摄时您也在现场？
侯：我绝对不会去现场。
白：那您的主要贡献在哪儿？
侯：我本来建议找辛树芬回来，但她结婚去了。《悲情城市》她回来；《多桑》要找，（相隔）太久了，已经回不来了，不可能。我对演员有一些意见，会建议他，其他不干预的。片子是他的，他自己去拍，只是帮他搭配组合——工作人员要怎么搭配，就这样。
白：整个风格很像您当时拍的电影。
侯：吴念真最怕人家说这个（笑）。所以基本上我不介入。
白：刚才我们提到那手表，手表可以具有非常微妙的一层意义——代表时间、历史，过去和未来。在您后来的《千禧曼波》变成段钧豪与他父亲之间的断裂点，而《咖啡时光》里怀表变成阳子和肇之间的一种特别礼物。为什么在您电影里，您会给手表这种特殊的意义？
侯：一种偶然吧。《千禧曼波》里面的手表，是一个叫薇其（Vicky）的女孩子的故事，她的男朋友偷了他爸爸的表。
《咖啡时光》因为那时正好有台湾火车开通一百廿卅年的纪念表——清朝开通的——以前车长都有这个表，很重要的。那我看日本电车车长也都有一只怀表，交班上了车，就把怀表取出，嵌在引擎板上一个凹槽里。因为刚好碰到台铁开通纪念卖古董怀表，所以让阳子买了那表送给肇，肇是电车狂嘛。
我很喜欢坐在第一节车厢，山手线绕东京都心一圈，是循环线，我有时坐山手线，就会到车里面睡觉，睡一圈；不然就在第一节车厢看车长怎么操作，所以很清楚那些细节。
白：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例子，本片还有一些很微妙的象征性的东西。像番薯，一来是外公请阿远送番薯给老板娘（她不接受），一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场戏，外公才把种番薯背后的哲理告诉阿远。这种处理有深度，处理得很好。
侯：阿公在旁边种番薯，我听他讲得很好玩；他骂人都说“干伊三妹”，很好笑。他常常就是种番薯，长孙又是姓他的姓，所以很疼。结束时种番薯最好了——他也知道阿云嫁给别人了，所以才讲种番薯（的道理）。
白：最后那一段确实很感人。还有一场戏是阿远的摩托车被偷走，而且他还想偷别人的车，这个有点像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经典《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 Thieves），您是故意想向德·西卡致敬？
侯：没有啊，这是念真自己的经验，后来（阿远）不敢偷嘛。
白：但《恋恋风尘》里您还向另外一部老电影致敬，李行的《养鸭人家》。有一场戏就是阿远、阿云和全村的人户外看戏，看到一半停电了，是否通过影片中银幕上的电影（一种“戏中戏”），表现对美好世界的一种反讽？
《恋恋风尘》剧照，阿远和阿公。
侯：因为我喜欢《养鸭人家》，而且是中影的片子，用中影的方便啊。因为停电，那阿公呢，摸黑摸了一根爆竹，他以为是蜡烛，结果一点，啪！在那里骂，主要是阿公蛮好玩的。
白：难道您选《养鸭人家》没有别的一层意思？
侯：主要是喜欢电影里赶鸭子，满银幕鸭子跑出来，然后借这户外谈一些事。譬如有一个一直骂儿子没有拿钱回来，那是颜正国他妈妈演的一个角色，她很会讲台语；那时候回家没拿钱回来，会被骂得很惨。
白：辛树芬扮演的阿云，塑造也非常有趣，又天真又容易相信别人，从火车站遇到骗子，和男人们喝酒的那场戏；又从给阿远的朋友脱衣服，到跟邮差的恋爱，她的性格是一层一层地表露出来。整个结构上表现得非常好。
侯：其实辛树芬本人个性是很强硬的，强硬中又很温柔。现在要把她变成会跟邮差走，有她的弱点啦——也不是说弱点，是个性——所以才会有这种安排。一次一次，现实改变了人的状态；那时候他去找她，两人透过（红楼戏院旁边）裁缝店的窗子讲话（已经有一种距离）。
白：而且邮差第一次出现，那个镜头的调度与设计非常精明，就是阿远和阿云隔了一个窗子讲话，而邮差很有象征性地出现在他们中间。插在中间的邮差出现，就是阿远阿云要分开的预兆。
《恋恋风尘》剧照，饰演阿云的演员辛树芬。
侯：阿云都会跟阿远投诉，被烫到或者干嘛。
白：很有趣的是，阿远与阿云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恶性循环，阿远越写信，就越使得她跟这邮差产生联系。
侯：离乡在台北一个人，阿远又不在，阿云太年轻了，现实的力量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很多。
白：阿远在当兵时，遇到来自大陆的一家人，也让人想到《童年往事》里祖母喜欢走那段“回大陆的路”；虽然这段电影里的场景都发生在台湾，还是可以感受到被压抑的一种大陆情结，在隐隐作痛。
侯：是啊，这也是社会新闻。在金门两边太近了，超过海域就会被抓；给（俘虏）吃饭，说馒头是有毒的。两边都做洗脑的宣传。
[1] 一青窈（1976—— ）本名颜窈，日本流行音乐歌手、作词家和演员。父亲颜惠民是日据时期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基隆颜家的后代。
[2] 《悲之秋》的第一个镜头也是火车进站。
[3] 见颜汇增：《〈恋恋风尘〉的影像物语》，载于闻天祥编，《书写台湾电影》，台北：电影资料馆，1999。第38——39页。
[4] 蔡振南（1954—— ），台湾演员、歌手。代表作为《多桑》和《眼泪》。也参与多部侯孝贤电影的演出，包括《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另外还发行过十余张个人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