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东
我奔跑，拚了命地奔跑。从美国跑到中国，跑到上海，跑到淮海中路，跑进那条魂牵梦萦的大弄堂，上气不接下气地扑上那扇陈旧到了发黑的小门，大声呼叫：“妈妈，我回来了——”
母亲走了。她直挺挺地平躺在卧床上，我则扑倒在她昨天还乘坐的轮椅上，感觉着她身体上的余温。我用尽全力抓住床上雪白的被单，被单底下是母亲僵直的身体。我不能相信，一床被单就可以把我和母亲分割成两个世界。
眼睁睁地观望着送行的红烛高高竖起，两粒烛火，照亮了火盆里褐色的泥土，我看见母亲，踏着她这一辈子踏熟了的土，走上了不归的路。我哭天抢地，她就是不回头，一步一步向着另外一个世界走。这就好像是她一贯的行为：一旦作出决定，便不会患得患失，独立果断地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母亲你去到了哪里？我怎么可以这么粗心，从来都是追寻父亲，寻找父亲的故事，却忽略了身边的你？我以为世界不变，你永远都坐在那里，为我守候着一个温暖的家；我以为天地永恒，你永远都坐在那里，要为我讲述那个你最隐蔽的故事。
“回来啊，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我在美国，我忙啊！”
“回来啊，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我在英国，我忙啊！”
我没有回去，于是母亲带着她的故事永远地离开了，她再也不会呼唤我，从此留我孤儿一人。我疚心疾首，追悔莫及。
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异乡冰冷的寓所，古铜色的邮箱底下孤零零地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拆开封口，里面跌落出来一个黑色的拍纸簿，这种老式拍纸簿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最上面还有一封儿子的英文信，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
妈妈：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呈现出好婆：年轻——好像照片里的好婆；漂亮——好像生活里的好婆。最早的记忆是：她的手臂围着我，坐在藤椅上为我读老书，那些古老的被人遗忘的老书里的故事，从她的嘴巴里吐出来就好像活过来了一样，没有第二个人会像她那样读故事。最特别的是她一边读一边还会加入各式各样的象声词，让我看到了一部最精彩的电影。
我是好婆的外孙，一个心里怀着好婆的精神的外孙。虽然好婆的身体已离我远去，但是身上带着好婆的基因的我，会让好婆的生命延续下去，我会带着好婆一起去到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就好像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本簿子从耶鲁到牛津……
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本簿子是好婆在十七年以前交给我的，那时候我刚刚十岁，她说这是我和她两个人的秘密，其实只是她一个人的秘密，因为她知道我不会读中文，她要我保存好，一直保存到有一天……
好婆没有告诉我这个“有一天”是哪一天，她只说“有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会知道的，到了“有一天”，我就可以把这本簿子交给你，我想这个“有一天”就是今天了：2011年的2月13日。
我惊呆了，打开拍纸簿，只看见里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母亲的笔迹——无题的文字。我不能置信母亲会在我的儿子那里隐藏了如此巨大的秘密，而且一藏就是十七年！母亲在家里一向被认为是只会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既不浪漫又没有文学头脑，从来和文字无缘。
我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我相信这些文字在母亲的心底里反复酝酿，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一举起笔便一气呵成。其中有大段大段的叙述，却很少涂改。我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母亲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下这些文字的？算起来，那时候的电脑和网络系统都还没有普及，许多资料不可能到“网”上去寻求，只有靠母亲的头脑，准确地记录下了这些宝贵的历史事实。我核对了有关资料，发现其中的人物和时间都无误。于是我以为，这本黑色的拍纸簿不仅仅是母亲个人生活的经历，并且还具有文史资料的价值，它不仅仅属于我，更属于整整一代人。因此在父亲创立的《收获》发刊刚过了五十五周年的时候，我决定将此呈现给大家。
这是母亲最后留给我们的深爱，也是她第一次公开了她埋在内心深处的大爱。无题的文字1959年11月7日，我从单位加班回家，那时候已经深夜二点钟了，刚踏进卧室，门外铃声大响，打开门来，门口停了一辆汽车，是作协通知靳以病危，接我去华东医院。我和南南赶到医院时，靳以已经从病房移至大厅，厅内肃静无声，站着巴金、陈蕴珍、孔罗荪、医务人员。他们告诉我，靳以凌晨心肌梗塞复发，按铃叫急，夜班医生正在抢救病人，等赶来急救，已无补于事。一共只有十六分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句遗言。我站在高高的灵床边，望着靳以那张失去血色苍白的脸，嘴里还不断地流着急救后吐出来的口沫。他睡得很安静，我用手帕轻轻地为他抹擦，生怕惊醒了他。望着望着，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离我而去，永远也不回来了，顿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让我好像跌进了冰冷刺骨的冰窖中，沉没，沉没……
我浑身冰凉，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冻得发抖，觉得彻心彻骨的刺痛。我咬紧颤抖的牙齿，在心里不停地呼唤着：靳以，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让我代你死吧！我跌跌撞撞，恍恍惚惚地回转家里，面对靳以的遗像，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有灵有神，不移不转地盯视着我，我仿佛受到什么奇异的感应，感到他的魂回家来了。他那凝视着的眼神，像有说不尽的话要对我说，我对着相片叫着：“靳以你说呀！你说呀！我知道你不想走也不愿意走，你舍不得心爱的双腿残疾的南南，丢不下刚满三岁不懂事的东东，也不忍心和你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我分手啊！”我禁不住抱着你的遗像放声嚎啕大哭……
我和靳以相识是在三十年代，记得1935年那一年，父亲从事的铁路局甬段遣散，他身体衰弱，退休在家。他将退休的积蓄，在上海江湾市中心（即现在的五角场）建造一幢花园别墅。母亲在上海也有祖传的房产，坐落在虹口新记滨路（即现在的唐山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屋，我们全家迁居上海，我也随即在上海爱国女中念高中，当时正值日军侵华日深。
到了1936年，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像一条激怒的洪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高潮，那震天撼地的怒吼也充满了我们校园。1937年学校来了一批转学生，其中陈蕴珍和我是同班。我们都喜欢文学作品，而且都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又是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共同的志愿，使我们成为好朋友。
陈蕴珍与一些作家有交往，她是巴金的小友，平时经常谈起巴金，我们也常常和她开玩笑。记得有一天，我和陈蕴珍上街，发觉有流氓钉梢，我们吓坏了，陈蕴珍拉着我直冲四马路（即现在的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刚踏进门口，就看到楼梯口上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原来这个人就是我最最钦佩崇拜的大作家巴金，他写的《灭亡》的主人翁杜大心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使我深受鼓舞。现在我亲眼见到这位大作家，又亲耳听到他带有四川口音的讲话，我感到兴奋极了。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文艺讲座，我和陈蕴珍都在学生会担任工作，通过陈蕴珍，常常能请到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到我们学校来讲演，郑振铎、李健吾都来过。他们讲话生动，谈吐风雅，内容渊博，颇得同学的好评。后来我们又请来了巴金，巴金在生人面前不善于讲话，他站在讲台上说了一句“我是四川人”就没有了下文。陈蕴珍和我为他担心，都急煞了。同学们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是等他讲完之后，都热烈地鼓掌，因为大家都喜欢读巴金的小说，他的作品给读者莫大的鼓舞和希望，激励我们冲破黑暗，追求美的前景。
自从和巴金认识后，陈蕴珍常常拉着我一起去他家，巴金那时和他的朋友索非住在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霞飞坊一幢三层楼房里。索非夫妇很随和也很好客，黄源、芦焚（即师陀那时候的笔名）经常是他们的座上客。我们去时一般坐在二楼索非家闲谈说笑，索非懂医道，记得有一次为我们打预防针，轮到黄源时他怕痛，把袖子撩上又撩下，反反复复还是没有打成。当时我们都和他开玩笑，后来听说他南下参加新四军，还觉得很奇怪。芦焚看起来规规矩矩，一副老实相，直到我认识了靳以后，才知道靳以叫他country gentleman（乡下绅士）。经过这么一形容和他本人一对比，实在太相配了。
那时候，陈蕴珍特地为我介绍了靳以。当时上海已处在日军包围之中，我们住的江湾和虹口两处地方都不安全，不得不逃难到法租界。我家搬进蒲石路（即现在的长乐路）上的一幢三层楼的里弄房屋。陈蕴珍为了找我，跑遍了大半个上海，见到我一把拉着跑，说是要给我介绍一位作家。她把我拉到“大光明”隔壁一家咖啡店，那里早已面对面地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老早就认识的巴金（我称他李先生），另一个是北方大个子，他有坦诚豪爽的面容，两颊红彤彤的，头发梳理得很随便，有一缕还散落在额头上。陈蕴珍介绍说：“这位是靳以先生。”靳以的作品，我过去没有看过，他的姓名我也很生疏。但是他给人的印象却十分诚恳，十分正直和热情。这次会面以后，我也就忘了这件事，以为我们都喜爱文学，介绍一位作家，只是一般认识认识而已。
谁知过了几天，陈蕴珍又找上门来说：“你应该去看看靳以，他在等着你呢！”这一下才使我记起，那天他约我去玩，还讲了地址。我隔了一天特地到南京路外滩他的同学康嗣群祖上开的一家银行顶楼去看他。他对我一见钟情，见到我就……说了不少爱慕的话。我真的很难为情，但是又不忍拒绝，因为他是那么真纯，诚恳，他把我当成一个孩子似的逗我，还给我买了很多糖果点心，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非要我答应一定要去看他。
靳以的住处在极司菲尔路（即后来的万航渡路）一条新式里弄，是一幢三层的楼房，由靳以和他的好友华侨林登夫妇合住。原来那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笼罩在惊惶、紧张、恐怖的气氛中，人们纷纷逃难。靳以和林登夫妇失散。当时林登失业，他太太又怀孕在身，身边没有钱无所适从，跟着逃难的人群拥向南京路，碰到一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人登报找他们，这个人就是靳以。靳以知道他们人地生疏，又有困难，找不到他们就登了报。为他们安排了住处，筹备了钱款，送他们去了香港。这是1993年我赴美国探亲，见到林登太太时，她告诉我的一段往事。当时她十分动情地说：“靳以的真诚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里我还要补充林登太太的另一段话：“我的一个外甥在抗战时期逃到武汉，到了那里身无分文，寸步难行，当时想到的只有靳以，他知道只有靳以才会帮助他，果然见到靳以后，靳以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大洋全部送给了他。”说完，林太太又重复地说：“我们和靳以的感情，用人间任何语言难以形容。”
林登夫妇离开上海以后，赵家璧一家六七口人从松江逃难到上海，老少三代挤在一家中等旅馆的斗室里。正在各处奔走又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了靳以。靳以听了他们的近况后，二话没说，马上要他们搬去和他同住，并且把林登夫妇留下来的一些家具也给他们取用。那时候租界里面处处难民群集，房屋万分紧张，赵家璧一下子找到了这么理想的一套住房，又不附加任何经济条件，真是碰到了大救星。好像是福从天降，也不知道怎么表示谢意。而靳以非但不要他们说“谢”，还赶到那家旅馆，在斗室里向赵家璧一家表示欢迎。我去找靳以的时候，靳以已经和赵家璧合住在一起了，而这段往事一直到1988年，赵家璧写回忆靳以的文章时，才和我谈起。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我二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捷报频传。大家都兴奋异常，一致认为只要抗日到底，中国就会有出路。我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募捐活动，并且拉着陈蕴珍一起到我父亲友人组织的红十字会伤病员医院做义工。靳以那时正和巴金一起编辑《呐喊》小刊物。靳以在创刊号上写道：“……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可惜只出了二期，即为租界查禁。后来改为《烽火》。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刊物移至广州。到了广州，靳以还给我写过信，描写了当时广州的情况，他说：“在广州，我是从写稿、编辑、校对、跑印刷厂一直做到送货员。敌机滥施轰炸，高射炮隆隆震响，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可是我们仍旧日夜工作，而且十分愉快。”但是过不了多久，日军又进逼广州，这份小刊物，又不得不再次停刊。
他们回到上海的时候，也正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这时候上海已经沦陷，我们江湾市中心和虹口的两处房子都被日军烧毁，租界已成为日军包围的孤岛。我父亲一贯明哲保身，胆小怕事，他认为在此国难日深时局混乱之际，考教会学校比较安全，要我投考沪江大学。可是目睹日本鬼子的横行欺凌，陈蕴珍和我都不愿留在上海做亡国奴。巴金和靳以鼓励我们去内地，到内地去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一想到要离开我的家，怎么也没有勇气提出来，和陈蕴珍商量，只有私自出走。
记得那是1938年的夏季，我单身一人，什么行李也没有带，偷偷从家里出来，慌慌张张踏上了开往香港的太古轮船。那时候，巴金、靳以和陈蕴珍已经先我而在。进舱不久，忽然听到大喇叭开始呼叫：“陶松生寻人！陶松生寻人！（陶松生是我的父亲）”当时我心里又急又怕又难过。我害怕家里人会上船找到我，但是一想到如此和亲人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不由黯然泪下。
我们是从香港到广州，然后找机会去内地的。那时候靳以的二弟章功叙在重庆华西公司工作，他们有一支运输队，专门从事运输买卖，奔走在重庆、昆明、河内等地，来来往往发了不少国难财。当时正巧车队的一个经办人员有事路过香港，功叙和靳以联系以后说我们可以搭乘他的车子去重庆，这样我就和陈蕴珍告别，跟随靳以重上香港。
那时候香港聚集了不少从各地来的文艺界人士，作家萧乾在香港的《大公报》做事，知道我们到了香港，就陪我们游览了很多地方（我都记不清到过哪里了），还为我在公园里拍了不少照片。在香港等了几天，不料那个经办人失信，我们只好渡轮至梧州等候。梧州正处在战争威胁中。记得轮船尚未靠岸，头顶上空敌机已在盘旋，接着就听到隆隆的轰炸声，对岸立即冒起一片大火。后来才知道是广西大学被炸。
梧州城是依山而成的，有两条水流在两面，望过去还是山，听说山的后面还是山。因为两面都是山，河底就更深。这个城市虽然是广东广西之间的一个通道，但并不繁盛，倒是那一时期想去内地的人多半要经过这里，使这个城市显得热闹起来。旅客们匆匆来匆匆去，更加使人感觉到战时的紧张状况。在梧州居留的十几天内，也遇到过两次警报。一听到警报，人们就惊惶起来，喧嘈着，惊叫着。可是不久就安静了下来，大家都以为日机只是轰炸河对岸的大学，对这个不设防的市区是不会轰炸的。人们仍旧习惯在茶楼里闲谈聊天。傍近旅舍那里还有几座水上楼阁，那是日日夜夜的赌场，晚上还夹着妓女的歌声，真令人不敢相信抗战时期，会在广西看到这一些。到了白天，可以看到一排排穿着制服的男女青年，正在放开他们的喉咙高吼，他们想用自己的歌声唤醒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后来我们在一个小城镇里，听到从梧州来的旅客说，前几天日本人在市区丢下许多燃烧弹，热闹的市区烧成灰烬，死伤人数在一百五十左右）。
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几天，来人没有音息，我们要赶到前一站等候。战时的交通困难重重，我们走近公路汽车，车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好爬了上去。座位只是相对的两条木板，行李堆在中间。油着乌黑颜色的车身外观，好像被铁锤打过的洋铁桶，高低不平。怎么能想到这是运客车呢？！不容多想，马达已经像老牛似的吼了起来。路面很不平坦，每经过一块凸起或者凹下的部位，不只是坐着的部位疼痛，连五脏六腑都抖动起来了，想呕吐又吐不出，风虽很大，额际上却已经渗出一层冷汗，还得打起精神，随时提防堆在中间的行李要倒到身上。就这样，我们踏上了一条极其艰险的旅程。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从柳州到宜山，又从宜山到南丹再至贵阳。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也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城镇。一路上，白天我们挤进水泄不通难以插脚的客车里，颠簸在坡坡坎坎的山岭悬崖之中，夜里我们住到阴森古老或者破旧不堪四壁通风的旅舍中。面对着黝黯的灯火日以继夜，好像和这一切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永无止境。一直到了遵义，才碰上了华西公司的车队，出了娄山关。翻过了大山，远远地望着迷雾重重的山城，这一段从炎暑到初冬漫长又艰苦的道路总算有了终止，而这时候我和靳以还穿着单衫呢。
十月的重庆雾气弥漫，使人望而生畏。我坐在滑竿里上下震荡，晃来晃去很厉害，真怕一个跟头摔了下去。山城的马路也是不平坦的，坡度起伏，高低不平。坐在滑竿上往后望去，屋盖毗连，重重叠叠。难怪当地的老百姓叫我们是“脚底下人”呢。
初到重庆，我们住在靳以的二弟功叙家里，战时的重庆是大后方，各类形形色色的人都涌来了。官僚、商人、特务、流氓挤满了山城。功叙工作的华西公司就是当地巨商胡家开办的。靳以和功叙年龄相差一年，相貌十分相似，但是性格截然不同。靳以喜欢静，在众多的生人面前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自由。而功叙喜欢动，喜欢热闹，上门的朋友都喜欢放大嗓门大喊大叫，动手动脚。有一天，我和靳以上街散步，走着走着，突然后背被人猛击一拳，回头一看，那人很尴尬，连声抱歉说：“对不起，我把你当作功叙了。”当我们走回来时，靳以又遭一拳，击拳者还大声叫道：“功叙，功叙，刚才我把你哥哥看作你了，差一点闹笑话。”靳以笑着说：“这次你还是认错人了。”说得那个人啼笑皆非。兄弟两人有时相互说笑，功叙称靳以是“文乞”，靳以说功叙是“奸商”。寄居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靳以在各方面都感到十分困窘，他习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才能工作，可是在功叙的家里，不要说书桌了，连一本书也没有。恰巧这时候，靳以大学的同学翁达藻邀请他到重庆菜园坝复旦分校去兼课。靳以本来不愿意去教书的，以为自己没有一点经验，但是生活紧逼，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同意了。
开始的时候，颇使靳以失望，因为每去菜园坝教一小时的课，要坐两小时的车，而且那边也没有一个相识的人。后来他找到一条路，可以从那里翻到两路口。在重庆还看到了同在复旦分校兼课的方令孺，他们是初识，但是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之后又碰见孙寒冰，熟人相逢，感慨万分。这时候靳以的老朋友曹禺也来到了重庆，还特地赶来看我们。他和郑秀已结婚，但是夫妻感情不融，他的一位女友方瑞（后来与曹禺结婚）在万县。我记得那次他是从万县赶来的，见到我们十分亲密，专门把靳以选在“我的家乡”中“他们是五百个”长诗朗诵给我听。他那慷慨激昂，雄壮洪亮的声音激动得我热泪满眶，至今还深深刻印在脑中。
在重庆我还见到了周恩来，那是靳以去参加一次南开校友会碰见的，周也是南开校友，我们到的时候他还没有来。过不久，我看到一位中年人，修长的身材，穿着长衫，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面带笑容慢慢地踱了进来。当时广州已经失陷，敌军正在向武汉逼近，周摊开手中的报纸，恳切地分析当前的形势，他亲切的谈笑，给大家极大鼓舞。
这一年冬天，我们寄居在功叙家中，靳以在复旦分校教书，下个学期就转到复旦大学去了。复旦大学的校址设在黄桷树，这是一个远离重庆，靠近嘉陵江的穷乡小镇，教授们分住在镇上的民房里、祠堂里和花园里。靳以被安顿在王家花园的一间小小招待室里，我由孙寒冰介绍进了复旦大学统计系。我们的女生宿舍设在堆煤堆米的空房子里，夜上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下雨的时候，屋顶四壁都滴水，还要撑伞。那里的老鼠特别大特别多，见到什么就咬什么，晚上睡觉，老鼠在头上身上蹿上蹿下一点都不怕人，有一次我睡到半夜，突然被压在身上的重物惊醒，原来老鼠把我帐子顶上的绳子咬断，帐子重重地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们宿舍的后面有一个屠宰场，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听到猪被宰割时的嚎叫、喘息的声音，真使人难受。
靳以在复旦教的是中国文学，当时他是最年轻的教授，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刚到复旦时，同学们已经传开了我是靳以的女友，大家都围观我），靳以叫我不要选他的课，特地介绍我选马宗融的课。马宗融是他的好友，在上海时常有来往，那时他也在复旦大学任教。马宗融身材魁梧，蓄有八字胡子，很慈祥，来上课的时候挟了一个大皮包，拄着一根手杖。我已经记不清他给我们讲课的内容了，但是他每次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每次都说：”我今天迟到了。”有一次，几个恶作剧的同学把“我今天迟到了”这几个大字写在黑板上，马宗融照例讲了这句话，回过头去，看到黑板上写的字，不仅同学们笑了，他也哈哈大笑，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靳以为生活所迫，走上教书的道路，开始他并不情愿，而且还有一点紧张，但是不久就和同学们融合在一起了，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就望到许多张天真纯朴的青年的脸，他们用热情的眼睛望着我，那么可亲，那么和善，期待着我，却并不对我感觉失望。他们的嘴边还挂着微笑，于是在我那紧张的脸上，也挂上笑容。在我们的笑容中，消失了我的疑惧，我们像是溶合在一起了。”又说：“我首先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也得到这么多年所从来没有得到的慰安。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我虽然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知道他备课是十分认真的，往往对着如豆的油灯，用一张张小卡片做成索引，分门别类地自己编写讲义。凡是他上课的时候，不仅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连教室门外也站满了人，一些学生经常围集在他的身边，一起漫谈文学。他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以自己经历的具体例证加以分辨启发，他和他们真的融成一体了。
在黄桷树，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马宗融的家，马先生对喝咖啡非常讲究，自己炒咖啡豆，自己磨咖啡粉（机器是从法国带回来的）。我们去的时候总能尝到一杯又香又浓的咖啡。马太太还会炸椒盐排骨，炸得松脆鲜嫩，到现在回味起来还会流口水。那时马先生的第一位妻子罗淑已经去世，罗淑也是一位作家，我在上海时见过。当时马先生已到广西大学教书去了，她怀孕在身，和女儿小弥住在徐家汇树德坊的一所房子里，和我的同学是邻居。巴金和靳以去看她时，我和陈蕴珍也随着同去，顺便探望我们的同学。“八一三”战争爆发，马宗融从广西打了电话，催她离沪，巴金和靳以那次去是和她商量行期的。后来听靳以说她到了成都，产后被庸医误用药物，不幸病故，遗留的两个孩子，大的叫小弥，我在上海见过。现在小的男孩只有三四岁，新的马太太是继母。孩子小，正是闹事的年纪，马太太不便教育，马先生又不善于教育，每逢孩子闯祸，只会乱吼乱叫。有一次靳以路过他家门口，见到女儿小弥正跪在地上，头上顶了一个大竹匾说是她爸爸惩罚她的。靳以立刻把她拉了起来。又有一次，小弥不知闯了什么祸，马先生拿了一条绳子、一把刀子丢在小弥面前，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又哭又叫，还是马太太把靳以找去才平息下来的。马先生为人十分豪爽，对人热心，对朋友好，对靳以很好。记得靳以写了一篇散文《红烛》贴在同学办的一个壁报上，刚贴了一天，第二天就被人剪走，因为当时只要有“红”字就被宣传是共产主义思想，马先生知道后十分气愤，还要去责问学校的训导处呢。
这一年夏天，我和靳以在黄桷树对江的北碚结婚了，介绍人和证婚人都是马宗融，两人拍了一张合照，婚礼十分简单。靳以请了在北碚的一些友人参加，吃了一顿饭，二弟功叙特地从重庆赶来。北碚到黄桷树隔着一条江，来回得乘木船摆渡，从江边到我们的住所还有一段路，功叙拿着新买的锅盖敲敲打打走在前面，我们俩跟在后面，这三人组成别出心裁的迎亲队伍，就这样回到了新房。我们的家在复旦大学秉庄宿舍，靠近王家花园的一条大街上，一排三层楼的楼房住着单身和有家室的教授。我们住在二楼，靳以买了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一架竹制的书架，一套竹制的桌几、椅子。小镇没有玻璃，我们用毛边纸涂上桐油糊在窗上也很透亮。晚上用的是玻璃罩的煤油灯，靳以那时不但是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还主编重庆《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他习惯于夜上工作，依仗那盏微弱如豆的煤油灯光，他坐在桌前备课，改卷子，读书，写文章，编刊物。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对那盏带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加倍小心，白天用湿布将被油烟熏黑的玻璃罩擦了又擦，擦得干干净净，透亮透亮放在窗架上，用盖子盖好，以防老鼠出来活动时打翻。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在我们楼下，住的是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因为他们用暗色的纸糊住窗户，端木又整天关在屋子里，从不见他出门，开始我还不知道有他们这个邻居。后来有一次，端木把一个四川泼辣的女佣打了一拳，这下惹出是非来了，那个女佣站在大街上，不依不饶放大嗓门又哭又骂，大闹，引起街坊上的左邻右舍很多人围观。端木把门关得紧紧的，躲在房间里不出来，萧红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楼上求助靳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萧红，她那张失去血色苍白的脸，高颧骨和大眼睛，给我的印象极深。她很生气地对靳以说：“他惹的祸，要我收拾，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这可怎么办？怎么办？”靳以是北方人，耿直，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听了她的话也很气愤，后来还是帮她平息了这桩麻烦的事。从此我注意到萧红一个人为了应付一些生活上的琐事，跑进跑出，跑东跑西。
结婚不久我怀孕了，为我检查的北碚医院里的一位医生也是北方人，性格和靳以有些相似，很爽直又喜欢说笑，他说孕妇需要增加的什么维生素B、C等，其实这里的橙子又大又便宜，比维生素B、C的营养还好，可以多吃一点。那时候黄桷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老乡们用的是纸币，折合法币显得很便宜，化上一、二毛钱就可以买到橙子三十个，橘子还要便宜，到江边去挑，一、二毛钱可以买上百个。分娩时靳以送我到医院，医生和靳以坐在我的床上，一边还在谈笑说：“为什么北方人爱孩子叫疼孩子，这个疼就是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要疼的，越疼就是越疼孩子。”在他们的谈笑声中，我很顺利地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是在四川生的，靳以为他取小名叫大蜀。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对新生婴儿衣褥鞋袜等都不知道从何准备，幸亏靳以的好友陈瑛（笔名沉缨）帮了大忙，她那时候也在复旦大学，和复旦教书的梁宗岱已结婚多年。陈瑛是山东人，心地善良，很喜欢帮助人，她的双手十分灵巧，一块布在她手中就能缝成一件非常精美的衣衫。她帮我缝了婴儿的长袍，又用碎花布做成一双双婴鞋，看起来就像一件件艺术品。她还烧得一手好菜，我坐月子时，她几乎每天为我送来鲫鱼面汤、腰子面汤等。
初到黄桷树，比较平静，虽然有时有警报，但是不见敌机，结婚之后警报次数就多了，有时候敌机在头上盘旋，从屋顶上飞过去飞得很低，我们总以为敌人大约不会来轰炸这个小镇的，也就不感到惊慌。1940年孩子满月的那一天，警报发出后，紧接着是紧急警报，敌机的发动机的声音突然在我们耳边响起，靳以觉得这次不比平时，拉着我，抱了孩子跑到附近的王家花园去躲避，看到孙寒冰先生站在后山上，用望远镜瞭望，靳以催他立刻离开。紧跟着，第三批飞机轧轧声大响，这声音由上而下，由远而近，突然天空上好像飞下来一大簇树叶，然后发出巨大的爆炸，我被一股狂风刮进了王家花园后山自挖的地沟中。沟内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家都屏住了声息，等飞机的声音过去了，才一个个爬出沟外。靳以已在焦急地找我。他听到轰炸声，立刻将孩子放在花台下，用自己的身体遮掩着他，有一块小碎片飞射到了孩子额头上，尘土和鲜血布满了他的小脸，但是他还熟睡无恙。小镇一片混乱，死伤的人数很多，孙寒冰先生被弹片射中，倒了下来。我们回到家里，家门自动打开，窗纸破碎不堪。到处都是黑灰。
此后，空中袭击愈来愈频繁，大家纷纷向乡间疏散，我们也迁到离小镇十余里外的么店子。同去的还有陈瑛、梁宗岱夫妇和其他几位带家眷的教授。我们分住在一位乡村绅士的大楼房里，院里还有一座自挖的防空洞。这年冬天，敌机肆虐更加严重。生活艰苦，刚巧有一位靳以的同事要去香港，我就带了孩子结伴同行，由香港回上海。
沦陷后上海人的生活更加艰苦。那时我娘家的经济状况已经一日不如一日，只是空架子仍旧撑着。吃得很苦，穿得却很体面。我的姐夫住在我家里，他和姐姐都是沪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同在中学教书。姐夫认为教书生活太清苦，千方百计想发财，又苦于没有资本，于是设法利用我父亲的资金，开了一家贸易行。大弟肃琦失业在家，自己没有钱也想用父亲的钱做生意。父亲本来就很谨慎怕冒险，经不起这几下，因此牢骚满腹，经常在我面前发泄。我觉得做子女的不能使父母幸福，还要加重父母的负担，苦于自己没有钱，心里很难受。当时我的处境也很可怜，上海和内地的汇款一断，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免受别人的白眼就决定做“期货”，囤积日光灯、蜡烛、煤球、油漆等等，倒也能赚一点钱，维持生活。之后，靳以在皖南事变以后被教育部解聘（我当时不知道），正巧福建师专找他去教书，他就转到福建去了。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租界，上海的形势越加恶化，我觉得常住上海不是办法，就设法去内地找靳以。母亲要我把孩子留下，带着二弟肃珩到内地念大学（后来他去了武汉大学），这样我又第二次离开了家。
靳以那时在福建南平任福建师专文史系主任，学校设在郊区叫后谷的小村，距离南平还有七八华里。虽然有公路水路直达南平市，可是交通极不方便。走路还得用自己的双腿。靳以住在学校大门附近的一座大木楼的底层，房间较宽，贴墙搭有一披屋，我去之后，就给女佣睡觉。另一山坡上，住着美术系教授谢投八先生一家，他们有三四个孩子，年龄都很小，有一个还抱在怀里喂乳。由于营养不足，孩子的身体瘦小，两眼显得特别大。谢太太也是早衰，三十几岁的人，脸上也有了皱纹，她整天忙于家务，十分辛苦。我们周围有很多山谷和杂木林、杉木林，到了深夜，只要山谷里的野兽一声长啸就会惊起整群山兽的呼应。一天晚上，我的女佣拿着刀和铁棒，拚命地敲打水缸，说是听到窗外有野兽在喘息，从此，一到天黑，我就躲在房内。
生活在这座人迹稀少丛林密布的山谷里，和生活在我刚离开的繁荣喧哗、五彩缤纷的大上海相比，不知道是倒退了几百年了。初到这里时，我很不习惯，满腹牢骚，经常在靳以面前叫苦、发脾气。靳以一点都不生气，还像逗小孩一样地逗我。有一天靳以开玩笑地对我说：“谢投八要我把你带到山顶上去打一顿，因为那里见不到人。”我听了很生气，从此不理谢投八。为此谢投八大叫冤枉。
靳以在这座冷僻寂寞的山村里非但不感到贫苦，而且还辛勤地坚持编辑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这些刊物编好以后，经过车轮运输，长途跋涉，辗转千万里的旅途，一期一期如数送到读者的手里。当时因为王西彦离开永安，他主编的《现代文艺》也由靳以接替。靳以对福州师专的学生很亲切，这里的学生比重庆的学生要穷，他们多数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靳以热情地鼓励他们写作，很多学生都是通过靳以的手，把作品发表到刊物上去的。
在后谷，靳以每天晚上仍旧一如既往地坐在油灯（这里用的是菜油了）底下编讲义、改卷子、编辑刊物写文章，一直工作到深夜。他的《人世百图》就是在这菜油灯下完成的。在那里，靳以用杂文和寓言的笔调讥讽抨击了人间关系的奸诈黑暗。其中一篇《熊的故事》里有这么一句话：“在黑龙江北部一座森林里盘踞了一族熊群”，1949年以后因为“在黑龙江北部”这几个字，被批评是讽刺苏联，并对此加以批判，不知道靳以是否做了解释，但我知道，靳以为了这件事心里很郁闷。
1944年春，由马宗融向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提议，靳以重返复旦大学任教。离开南平时，我已身怀南南，我们坐木船到南平，然后乘长途客车经过江西赣县。从福建到江西山高路险，客车盘山而行，右边是长满石牙的峭壁，左边是五六十丈的深谷或激流，路面是高低不平的山石，客车行走时东晃西摆，就好像现在海洋中遇到恶劣天气时的一条船。爬山的时候由于天寒地冻，司机的助手得赶快跳下来用三角木头塞在身后的轮子下面，走一步推一步。下面的万丈深渊就在等着你。这时候，雪花开始密密匝匝地飘落下来，不一会儿，群山丛林就覆盖了一层白衣裳，树枝上悬坠下来晶莹的冰柱，这些冰柱相互碰撞，散发出悦耳的音响。要不是想到这是天险的道路，我真以为到了神仙世界。经过了这条奇美又恶险的道路，车子行驶到了平坦的大路上面。不一会又要经过一座山谷之间的木头桥了，有人指着那座小桥说：“这里常常有一股土匪，就是站在桥的中间拦路抢劫的。”幸好是大白天，没有匪徒的行踪。客车迅速地奔驰，靳以指着前面，悄悄对我说：“赣县快到了，城里书店附近一家饭店有一道出了名的菜肴，到了那里我们去尝一尝。”可惜客车到达赣县的时候停在城外，天也黑了，第二天还得起早赶路，我挺了个大肚子，进城不方便，只好作罢。
从赣县出发，经过湖南，我们到达桂林。那时巴金和陈蕴珍都在桂林，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和靳以是多年的挚友，又为编辑刊物经受了数不尽的磨难和波折，现在各居一方，遽然相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我和陈蕴珍自1938年分别以后至今五年有余，两人重逢分外高兴，有着说不尽的别情。她知道我结婚了，还批评我为什么这么快结婚，应该多等几年的。后来谈到我怀孕，又说生下来无论是男是女都得认她做干妈。所以南南在我肚子里就有了干妈。我们在文化出版社住了几天，又上路了。
到贵阳的时候已近傍晚，靳以还是兴致勃勃地带我拜访了蹇先艾，他们是老朋友，见到我们，蹇先艾亲切地拉着靳以的手，把他拉到书房里。他的住处很像北京的四合院，窗纸也是用毛边纸涂上桐油糊上去的。虽然点的是煤油灯，看起来还是很明亮。夜上我们一起去看了当地的京剧。我叫它京剧是因为演员的面谱画得很像京剧，但是双脚都是光脚板，唱的时候后面还有高调帮腔，我一点都听不懂。靳以倒听得津津有味。离开贵阳到了重庆，我因为一路劳累，一到重庆就病倒了，忽冷忽热打起摆子来了，后来还是吃了奎宁才慢慢好起来的。
回到复旦大学，靳以很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像是从放逐中被召回来的，我又见到许多旧友，我又回到众多的青年中。”那时复旦大学已从黄桷树小镇迁到夏坝，建有教学大楼、图书馆和学生宿舍，还有为教职员建造的复旦新村。宿舍面向嘉陵江，分左右二排，都是平房，芦席顶、土墙和水泥地。每排五户，每户前二间后一间，另加一间披屋。靳以开玩笑说：“第一间放个屁，最后一间也听得到。”我们被分配在第一排的第一户，结婚时靳以买的一套竹制的家具在我们离开时已被马宗融卖掉后吃了一顿饭，钱也花光了。我们没有家具就向学校借了一大二小三张木板床，一只书桌，一张方台子和几把方凳。没有电灯没有玻璃，我们仍旧用毛边纸涂了桐油糊在窗上，晚上点的仍旧是有着玻璃罩的煤油灯。靳以仍旧每天用湿布擦净被煤油熏黑的玻璃罩，所不同的是这里的门前门后都有一片荒地，这是靳以十分喜爱的。他用一把铁铲掘松泥土，把收集来的玉米、番茄、花生种子一粒粒埋下去，每天清晨又亲自把一桶一桶的水浇灌到地里，润湿泥土。嫩芽长出来以后，特别用细竹子插在周围以防倾倒。由于他的精心劳作，种出来的番茄又红又大，花生又肥又白，玉米颗粒饱满。
那时候常来我家成为我们好友的是方令孺大姐，因为她在方家排行第九，我们都称她为九姑，靳以和她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在复旦分校兼课，后来她任职的另一单位迁至北碚（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单位的名称），所以她就住到北碚到复旦兼课。靳以除了在复旦教课以外，还在北碚戏剧专科学校兼课。九姑来复旦，必上我家，靳以去北碚，也到她处闲谈，彼此来往密切。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梳了两条辫子，盘在头上，两只大大的眼睛有些鼓出，一副善良慈祥的容貌。后来我们熟了，才知道她本来有双美丽的大眼睛，后来因为甲状腺肿大引起了眼睛向外鼓出。据她自己说，当年她在美国留学时，站在教室里，会引起众多的爱慕。我还看到过她年青时的相片，梳着两条粗辫子盘在头上，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她和我们很亲，我们在她面前也好像见到亲人一般，说笑自由，毫不拘束。九姑很直爽，年龄虽然比我们都大，但是比我们更多的小孩子脾气，有时候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和靳以争辩，会像小孩子一样争到面红耳赤。记得当我临近预产期的时候，为了避免摆渡时手忙脚乱，早几天就住进了北碚医院待产，九姑每天拎着饭具为我送菜肴，说是催产。有一天傍晚，我感到有一点肚子痛，靳以正准备坐摆渡船回去，立即被九姑阻止，她说：“我在美国生庆文（她的大女儿）的时候真可怜，产车把我推进产房就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产床上，旁边没有一个人。更不要说亲人了。”靳以听了她的话留了下来，那天晚上南南出世了。
南南长得很小，出生时体重只有四磅，小脸上布满了皱纹，怪可怜的。为了给她增加营养，靳以特地买了一只母羊，每天挤羊奶喂她。南南很娇，我抱着她从前门哄到后门，又从后门哄到前门，就是不肯吃。慢慢地孩子在我们的辛苦喂养下长大了，越长越可爱越长越美。靳以十分爱她，半夜三更听到她一哭就马上点燃油灯，催我给她换尿布。邻居和同事们还有靳以的学生也都喜欢她，住在我们对门的全曾嘏兄妹，几乎天天一大早就要把她从我手里抱走，他们把她当作洋娃娃似的逗着玩。每当黄昏，靳以抱着孩子到夏坝的嘉陵江边散步，有人看到他魁梧的身材，手上抱着娇小的女儿，都说像是托着一只鸟笼。
那时巴金和陈蕴珍已经结婚，湘桂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桂林迁至重庆，我们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他们常常从重庆到我们家来小住，小镇没有商店，只有逢三、六、九赶集，卖的无非是当地的土布，自染的彩色粗丝线和一些鸡、鸭蛋，麦芽糖之类的农副产品。我和陈蕴珍赶集回来，买了一些土布、粗丝线，陈蕴珍的手很巧，把土布缝成小裙子，用红色的粗丝线在领口上攀来攀去攀出几道红色的花边，南南穿在身上跑来跑去，显得格外玲珑。有一次九姑来我家，南南偷偷把九姑常坐的那张藤椅后面的木棒抽掉了，九姑一屁股坐到地上，她还要哈哈大笑。
九姑和章益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那时章益就住在我们对面一幢楼里。章益的夫人为人十分爽直，说起话来大大咧咧的很容易和人相处。九姑来时，常常把我们拖到他们家去。章益表面上对靳以很亲切，常常说：“我们都姓章，五百年前是一家。”可是有一次为了学生的事，章益突然拍着桌子攻击靳以。那时候和我们家常有来往的还有赵家璧一家，他们也是从桂林迁至重庆北碚的，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坐着摆渡轮到我们家，也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这段日子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简单也很朴实，心里是快乐的，很自由。靳以喜欢做面食，常常是他揉面我做饼，他擀皮子我包饺子。我们配合得很和谐。靳以还对着我说笑：“没有饭吃的时候，我们俩开一家夫妻老婆店，卖饺子去！”
靳以还和一些有着共同想法的同事常常在一起，他们也和北碚的朋友常常相聚，组成一个北碚聚餐会，往往上午去晚上才回来。有时候还到重庆去聚餐。有一次靳以在北碚为戏专的学生上完课回来，正碰上一个进步的学生在学校广场前面罚跪，靳以很气愤，一把从地上把这个学生拎了起来，他最看不惯年轻人下跪了。
1944年冬天到1945年春，抗战已经到达后期，湘南战争失利之后，日军又长驱直下，攻占了贵州独山，这时候重庆一度沦为敌人进攻的目标，靳以的一些学生经常跑到我家，商量：如果重庆失守，他们就准备去参加游击队。可是那时候，我当年在中学里那股抗日救国的热情早已消失，只想过安定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和时事拉开了距离，心里害怕靳以也会跟着去打游击，从此家庭分散。幸亏日军后撤，重庆稳定下来，我才得以安心。
这一年夏秋交接之际，嘉陵江发大水，我们住的地方和黄桷树相隔一条小溪，中间架着一条石桥，大雨过后，这条涓涓溪流变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从上而下地奔腾着注入嘉陵江。夏坝前后左右被大水吞噬，一片汪洋。眼看着石桥两边的民房已经被水淹没，有些只露出几片覆盖在上面的顶棚，十分凄惨。我们家也进水三四尺深，只好把一些日常用品搬到木盆里，用木板当桨划到黄桷树马宗融家小住。三四天以后回家，到处沙粒，满地污泥，我们储存的玉米、花生早被水泡得发了芽。靳以受了潮气感染，患湿疹，浑身痛痒，低烧不息。后来还是吴剑岚（靳以的老师，当时还在复旦任教）开的药方，用河面上的浮萍煮汤泡澡，这才渐渐好转起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带着孩子先行回上海，由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介绍，进了江湾复旦大学的注册组工作，同去的还有复旦同学严婉宜。次年靳以随着学校一起迁回上海，我们搬到了江湾复旦大学教职员宿舍庐山村居住。庐山村是日本式的小楼房，分上下二层，还有一个小阁楼。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楼下还铺着榻榻米。楼上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全是日本式的拉门，浴室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桶，大概是日本人洗澡用的。门外的院子里还有一个防空洞，看起来这里的一切都是日本人建造的。在夏坝和我们相邻的全曾嘏、洪珅、张明养，也搬到这里来了。后来又搬进了张志让、漆琪生、周谷城、卢于道等在教学界、学术界、文化界颇有名望的民主教授。这时候那个北碚聚餐会就更大了，和其他教师组织联合在一起，那就是“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会员大约八十人之多。他们常常两三个星期开一次会，交换消息，讨论问题。
我在复旦工作不到一年，由靳以的中学同学王辛笛、孙浩然二位介绍，转入上海清华大学同学会工作。同学会的会址设在南京路外滩原花旗银行的楼上，由清华前辈，在沪享有高级职位的银行家、董事长、福利事业的头领，设计事务所、贸易行的老板及有钱有名望的人主持。那里设有西餐部，供应会员午餐，晚上可以通过会员预订会场吃饭、宴会和座谈。我也曾经为靳以他们的“大学教授联谊会”提供了活动场所。我因为住在江湾交通不便，就搬回娘家。每逢星期六，靳以带着南南到清华同学会来接我，吃了同学会的西餐以后，一起回到我娘家，星期一他们父女又回复旦大学。
这时候随时都会碰到重庆和各地来的以及留在沦陷区的老朋友。巴金和陈蕴珍住在霞飞路霞飞坊，和我的住处只隔一条马路，我和陈蕴珍又像中学时代一样，常常在一起荡马路逛商店了。在我们后马路上的“黑塔公寓”住的是曹未风，他和靳以都是北方人，常有来往。后来，靳以的华侨朋友林登夫妇，得知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以为一切都会安定下来了，就从美国来到上海，在汉口路汉密登大厦（现在的福州大楼）开了一家专营日常用品的贸易行，不料内战开始了，形势剧变，林登夫妇不得不再次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去了。从此音信中断，一直到“文革”以后，中美建交，他们夫妇带着第一批华商代表团回到中国访问，在上海找到了我。这时候，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了。
而当时由于内战，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急剧飞涨，一天腾飞数次，给人们带来了无法摆脱的灾难，在市场上出现了抢购风。靳以的工资只能维持几天的生活，学生们就更加悲惨了，他们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大教联”也卷入其中。
1949年5月，国民党失守上海郊区——南翔、真如等地，靳以搬回市区。这一天，靳以匆匆回复旦查看情况，不料正遇上国民党要把一些知名的教授带到台湾去，靳以也在名单上。当时我在市区，听到这一消息心急火燎。我不愿意家庭分散，立刻从市区赶到江湾，庐山村的大门上布满了枪弹洞，所有的人都想往外逃，只有我一个人朝里走。扑进家门，大叫“靳以”，无人回答。后来在徐汇村宿舍，找到九姑，九姑告诉我：“当时靳以被围困在庐山村，正巧对门的伍蠡甫教授搬家，有一辆搬家公司的汽车停在门口，门房老宋把靳以推进家具当中，汽车已经开往市区。”听了九姑的话我仍旧心有余悸，回到市区也找不到靳以。一直到5月27日，靳以才从中学同学康嗣群家中出来，从此全家团聚，不再分离……
补充：
1947年，马宗融因为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解聘。靳以去和章益交涉，要为马宗融解决生活问题。最后以送马宗融薪水一年，让他休假一年，一年以后再请马宗融回到学校教书（了结）。当时经张志让推荐，马宗融到了台湾大学文学院教书，那一年靳以的四弟畴叙在重庆电力公司受压，靳以通过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钱尚（？）介绍，让畴叙去台湾屏东发电所工作(后来因为工作和气候不适又回到了大陆)。1948年靳以送弟弟畴叙一家去了台湾，同时探望马宗融。马宗融当时已患肾炎，浑身浮肿，见了靳以抱头大哭，半天不肯放手。靳以回到大陆以后为马宗融返回复旦又作了种种努力。1949年马宗融带了两个孩子从台湾乘坐最后一班货船回沪，当时正值兵荒马乱，马宗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贫病交迫，不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