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
我在找爸。几小时前，他还呼吸着，他就这么走了。
他的身体从另一个电梯运到太平间去了，我回到家，打开小书房他的电脑，似乎抚摸遗留的物品，我翻看他写的文字。他留下最后的揭秘吗？
爸是作家，写传记小说散文，置换美国说法，他还是一个ghost writer，鬼魂作家。人家为总统为明星代写，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元帅老兵当笔。爸是《星火燎原》的骨干编辑，在那套毛泽东唯一题名书的多卷军史中，不少文章有着爸的笔影。爸生命最后时候，我跟爸讨论中国当代历史，跟他说，一个写作者，一生可能写很多，其实也许写的是一部书，从前写的都在为这一部做准备。爸爸凝聚精神地看着前面什么地方。
从小我就监督爸的笔。寄宿幼儿园时周末回家睡沙发，朦胧看爸灯下写作的影子，很替爸操作的钢笔担心。笔尖“刷刷”走纸面，钢笔中间有叉的，像小耙子在耕地，爸太用力了，小耙子可别断了啊。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是检查爸半夜作业。一叠稿纸密集方框，一个方框里蹲一个字，纸下面有些空框子，爸的活没干完！纸旁边放着爸的钢笔，怕墨水凝固了，套着套。我把笔旋开来，把笔把儿也转开，挤铁框压里面的小胶囊，于是蓝墨水在我中指边缘流淌一小片，我再在食指和大拇指头上也涂上一点墨水，活像爸的手了。然后，我帮爸写——照着上头的字模样，一个字一个字描在空着的方格里。
“你干什么？！”爸惊问。
我得意洋洋地答，“帮！……你！……干活……”
笔，自然给抽走了，稿纸也被拿走，放到高高柜子顶上去了。
“笔！笔！笔！我也要写作！”
“以后不要写作，”爸轻声地说，“这是苦活儿。”
不过，爸跟我说，可以自己做笔的。说他最早的“钢笔”是他自个儿用子弹壳做的，他还跟房东大娘要块小布条，缝个小笔套，用根小绳把笔挂在脖子上，行军时候不会丢。哦！于是，我剪毛线手套的一手指，挂在胸前，走起来，手指飘荡，越来越短，因为毛线一圈圈地脱开。
写作，岂止是苦活儿，要人命，毁人仕途，毁人家，爸不少老战友写着被迫着离开“革命队伍”。而我居然也写作的时候，和爸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假如”，爸爸会忍不住地对我的构思插嘴。
“不许说！不许说！不听不听！”
在家中过道上，我绕着他快快地逃。
不能忍受爸的建议，不能忍受构思空间被抢占，不能忍受写作者支配另一个写作者的笔，那些字，那些字形成的结构，都要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字也不能被指挥！
和爸更多的是战争。爆发时间和地点，是大学念书回家时候的饭桌。能吃上好饭好菜的时刻，刚拿起筷子，争战爆发，于是，放下筷子，提上书包回学院。
不同笔法，不同思路，爸，军队御笔，红色。我的笔，黑灰蓝。
“你的文体，”一次狭路相逢，爸突然说，“属于翻译体。”我看看他，难道世上只有一种中文体？不过，我有新战略，我以沉默对抗。但爸爸继续进攻，“其实，你的文笔也很有力。”（居然夸我？）“写小说是不是‘说小’了？你还不如写历史。”
历史？我心说，烦的就是“历史”！
我反骨看爸（们）写的所有历史及文体。
但是，只要有机会，爸爸会继续跟我说。而我和他的机会，是一个主题，一个地方，是爸的老家。坐在空饭桌旁，听爸讲旧日细节，我注意他的叙述，白描的口述，有着运笔的长期训练。我的作品，唯一让爸“感动的”是《回老家》。他说了句“写得好”，眼中泛泪。我赶紧走开了，不想直面流泪的爸，怕自己不好意思，觉得稍微偷了爸，爸把句子和积存让给我了。
爸换了笔。七十岁时候换电脑。他过去学的是老拼音，树杈似的那种，山东人他发音不准，拼音输入一定够呛吧。不知道他新笔怎么个用法，但是，我深知，爸是一支作家笔，他有长期“独家采访”，有他的近距离接触，有他的战争前线。当埋藏的记忆唤醒，自有他的揭秘。我相信。十分相信。我给爸找外国作家写的战争，美国的，英国的，一战的，二战的，从国外提回来。以及战争碟片。“爸，这么多老战友落马了，去世了，痴呆了，就剩你了，写出你的当代中国大历史吧。”
爸眼中明亮，甚至燃烧，我俩说一些片段，讨论实质，从哪里开始，在哪些环节重点下功夫，网上揭秘看似惊人之语，可能有眼球效果，可能并不在要点，当代“中国革命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什么角度？哪些人？哪些事件？
护士刚来给爸打过针，爸谢了护士，顺脚坐在客厅和饭厅之间角落一张小凳子上。他的身体没有靠墙壁，微微地向前倾斜，凝视着前方，在常人看来，他的前方是空茫的墙壁。
只有我和爸。换个时代，这类讨论属于“反动”，而在这个经济飞升历史空茫的时代角落的策划，可能会成一部巨著？我和爸会突然地直切他的书。
只有一次，爸爸无力地叹息，“写，可我在生病啊……”
“等好一点……不写的历史和人都是不存在的！”
我真的督促病中的爸写吗？
但是，我深知，创作激情能支撑生命燃烧。
“真的，”爸小声说，“一天输液这么多个小时，躺不住也坐不住的时候，我专心想小时候的故事……”爸微笑着，进入幻想，一定是带文字修饰的玄想小时候，是文字工匠精神自我疗慰的独特的专利方式。
而爸一定对这个落魄的文字女儿还有着某种期待。爸偷看过我写了多年的长篇稿。虽然一个字没有说。爸进医院，爸回家，我飞回来，守着爸，关着门，继续改长篇。
爸敲门。我打开门，爸送水果给我，但是他没走，反而坐了下来，似乎有话要说。我看他。爸提起几年前我在《收获》发表的一段文字，描述我在美国刷洗厕所，打工养活文字。
“还能写下去吧？”爸问。
是微笑地，迟迟地，宁静地问。
“爸！我再也没有编辑了！没编辑能理解我要写的了！我！走到头了……”这么多年唯一跟爸流露沮丧的一次。
爸在生病。我顿住了。
“就是不能做编辑，老朋友还是老朋友，不要把自己全关起来。”爸温和地说。
我不说话。
爸不走，果然他有话要说。
他说，遗嘱写好了，把这房子里一小片空间留给我，“以后你回来还有地方住并写下去……”
我不说话。爸一直体贴落魄文字老友，反胡风，反右派，“文革”，一次次打下去的老友，悄悄去看望，送点东西，钱，还有送葬。我不说话。这个时刻，我看爸，不是爸，是一个老文字匠体贴一个文字匠。
爸病了两年，我不敢到世界别的地方旅行，在美国半夜一听电话铃立刻惊跳。当又一次接到爸病危，又一次飞机往回赶的时候，在天空中被钢铁大鸟运输着，全不知爸在不在，不知爸最后时刻想什么，身边坐着位年轻的神父，我无须形象提示思绪。
在被运送向同一目的地的生灵之中独自默想，爸的灵魂在归于安详吗？我的爸，倾听过那么多秘密，参与过那么多搏斗，血，红，黑与灰烬，眼见过那么多生死，在自我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向谁诉说一下内心世界？躺在那个军队最高等病房的严密的笼中，共产党员爸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想什么？
我在爸爸留下的电脑中寻找，代替找解密的历史，我凝视着这篇文字：
留住童年的记忆
耄耋之年，当天的事当天忘，记忆里的人和事，往往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童年的事，总是历历在目。一棵树，一间房，一位老师，一位同学，甚至连一只小狗的模样和叫声，都记得真真切切……
两棵石榴树
记不得谁说的，他家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有人说，是在说“废话”，你说有两棵枣树不就完了；有人讲那叫文学用语，是艺术哩。我喜欢那“废话”。因为我记忆中老家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树，另一棵也是石榴树。只不过两棵石榴树不一样，一棵结甜石榴，另一棵是结酸酸的石榴。
常听母亲讲，这树、这院家的主人，原来姓杨，石榴树是杨家人把院子卖给我们家时留下的。原来不只是两棵树。母亲说，卖宅院的契约上，原来明明白白写的是：宅中三棵树，两棵石榴树，一棵元枣树，等我们家进住后不几天，那元枣树死了。两棵石榴树，蔫蔫巴巴一阵子后，也半死不活了，最后却没有死，活起来了。那棵枯死的元枣树，和死而复生的两棵石榴树，都是受害者。有人说是卖宅的杨家女人离开家头一天晚上，烧了一锅开水，给泼到了三棵树根上，最后咬牙切齿又流泪离开了她舍不得的宅子。其实，杨家和张家无仇恨，那女人恨的是穷命。娘说，石榴树是神女变的，不怕雷轰雨打。石榴树根八尺三，能活千儿八百年。
我生来命不济，从娘肚里落地十八天就逃难。西托村原来不是我们的老家，老家离这里有二十来里路，叫西仓村。那里才是我的出生地方。
“……那年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母亲话一开口讲往事，泪水就要流下来。她说：我爷爷辈是佃户，佃户就是一亩地没有的庄稼人，一年四季给地主老财种地。我爹娶娘过来的第二年，是个大旱年，颗粒不收，交不上地租，娘生下我第十八天，父母带着我离开老家逃荒。娘说十八天的我，骨头嫩嫩头不会直，大人抱也不敢抱，怕把小嫩骨头闪坏了。上路时，爹用肩膀担着我和家当，一头是包着卧在竹篮子里的我，另一头是个小铺盖卷。一头沉一头轻，沉的是行李，轻的是我。
一路上爹小步子慢走，挑着担子，手上还提个铁锅，小心地慢悠悠蹭着，生怕摔倒会伤了孩子，打破了唯一的吃饭家伙。娘跟随在俺爹的身后，一个“坐月子”人，包着头捂住脸，艰难地迈着两只小脚，怀里还抱上两个黑碗。那年份，穷人连只白瓷碗都没有，只有原始人就有的一种黑碗。爹和娘走走停停，不时放下担子，掀开竹篮子上蒙着的一条旧花布，看看我这个小生命，是活还是死。正是深秋，微风阵阵卷起黄沙。一条破布盖着我的头，蒙严怕给闷死了，把脸露着了又怕十八天的小眼受不了。可怜的父母，就这样走了多半天，终于到了一个叫东托村的我的一个姥姥家。
我有两个姥姥家。一个姓汪，在这个西托村；一个姓李，在东托村。汪家的姑娘嫁给我父亲不久病死了，不知媒人是怎么说合的，东托村的李家姑娘（也就是我娘），嫁给了我父亲。父亲人颇精明能干，虽说只上过几年的私塾，却会写信，会打算盘。那个岁月，乡里人能写会算，是人才呢。
父亲得力有两个老丈人家，我也庆幸有两个姥姥家，李家的姥姥给了二亩地，作为母亲的陪嫁；汪家姥姥也给了些钱粮。两个姥姥家帮助我的爹娘，几年后买下了杨家这个有两棵石榴树、两间破茅草屋的院子。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有两棵石榴树的家。在我刚明白事理的年纪，就爱着我们家的那两棵石榴树。我长它也长，好像亲兄弟。
乡间有句话“打了春的萝卜，立了秋的瓜，死了媳妇到丈人家”，那都是没有味道的了。父亲的第一个丈人家对他却不薄，他也没有因为前妻死了就不当亲戚。我记事的时候，常走两个姥姥家，也分不清哪家近，哪家远。小小年纪，有好吃的就亲近。汪家姥姥家有个小园子，一个三舅，一个四舅，他们家有棵核桃树，我去了姥姥或舅舅、妗子，会给几个核桃，砸不开捧着回家；李家姥姥老爷还有妗子、舅舅，也有个菜园子，靠着一条河，园子里有棵葡萄树，秋天葡萄熟了，我一去能吃大串的葡萄，回家还给带上几串。小心眼里觉得，有两个姥姥家真好！
别家的小孩子眼馋，我有核桃和葡萄吃。更让小伙伴们嘴馋的，还是我们家的那两棵石榴树。每年春暖花开，我家的两棵石榴树，先是抽出红嫩嫩油溜溜的新芽，婀娜多姿，入夏两棵石榴树争相花开，红艳似火，一个个倒挂着的小嘴里，吐出来的花谁看谁喜欢。特别是女孩子，来到我们院子里，常从地下拣个落下的石榴花，卡在耳朵上。有的女孩子拣不着花朵，胆大的，硬是生法子从树上弄一朵石榴花下来。我母亲从不打骂孩子，对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心肝宝贝地叫。见有的女孩子从树上弄石榴花下来，心疼地咂咂嘴巴，说：“我的乖乖，到了秋天，那一个大石榴就没有了！”
母亲不识字，花绣得好，针线活也好，一辈子也没有个名字，红白事若由她出面，登记册里只写“张李氏”。她却和乡间许多妇女一样，会背些唐诗，像“春眠不觉晓”之类的五言绝句，我就是从母亲那里第一次学得的。母亲常给我们讲，石榴树是女神变的，说石榴好吃，石榴花好看，石榴叶能当茶，石榴树根能入药，石榴皮能染布……每年八月石榴到了下树季节，最先把甜石榴摘下来，送亲戚两个，送左邻右舍两个。扒开一个石榴，我兄弟们，每天一粒粒数着吃，一个石榴能吃好几天。母亲说，吃石榴不要吐掉籽，那籽能化食！
甜石榴吃光后，那酸石榴还留在树上。日子长了，一个个裂开了缝，露出闪亮发红的玉粒粒，母亲说像红宝石一样喜人。其实宝石什么样，她绝没有见过，也是听人说罢了。因为那酸石榴太酸，吃一粒会让小孩子挤眉弄眼叫娘，所以那棵酸石榴树总是留满枝头上。我常见到有的女人来向我母亲低声细语，随后摘走个酸石榴，还偷偷捂在衣服里。为什么女人们来求个酸石榴，母亲没有给说过。我长大后才知道：乡下女人怀上了孩子，想吃酸的，没有地方买酸果子，才悄悄跟我母亲讨要个酸石榴。吃了我家酸石榴的媳妇，喜得贵子后，会给我们家送两个红鸡蛋来，母亲说那是喜鸡蛋。说不清我吃过人家送来的多少喜蛋呢。
从小我就爱家里的石榴树。常向小伙伴说我家有两棵石榴树，一棵结的是甜石榴，一棵结的是酸石榴。母亲却总不忘杨家那女人用烧开的水烫石榴树和元枣树的老故事。她常说：“幸亏石榴树是女神变的，命大不会死！”酸甜石榴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都是女神变成的。
十七岁上，我离开了那原来不属于我们的家，参加了八路军。南征北战的岁月，没有机会回老家，新中国成立后也少回去。但只要回到老家，就是黑夜，也走到那两棵酸甜石榴树下，摸摸她的枝叶。七十多岁后一次回老家，只见院子荒芜，一片绿荫也没有了。当年长石榴树的地方，是枯萎的杂草。老家真的和我一样也老了，老得找不出它的模样，老得没有个认识的童年伙伴。村里人都纷纷迁移到外沿，盖起了二层小楼房，村子西边正修高速公路和京沪快速铁路，枣庄市委市政府也要迁移到村东边来了，当年的农村姓“市”了，当年的老屋都将被拆除。对新发生的一切，让我欣慰，又有几分留恋，我难忘这老家的两棵石榴树。在它原先生长的地方，用脚扒拉几下杂草，想要从地下把心中的石榴树扒出来。听老人说过，石榴树即便枝叶没有了，根是不死的。还说根的年岁越老，发出枝叶来，结的石榴树越好。也许这个说法不灵验呢。我问侄儿：那两棵树是什么年代死的？他这个快三十岁的人，说不清道不明了，向我说：“枣庄那边，有个万亩石榴树园，花开时那才叫好看呢……”
我爱品尝石榴，也爱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
半含笑里清冰齿，忽绽吟边古锦囊，
露壳作房珠作骨，水晶为粒玉为浆。
老家老了，石榴树没有了。真希望母亲说的那话是真：“石榴树是女神变的。”有一天突然从地下钻出个新苗，长成新的石榴树。它这“女神”，会是历史的见证呢！
我的“大学”
《大学》是四书五经中的一本。我这个没有机遇读大学的人，想说说念私塾的岁月。
我读过近六年的私塾后，才得进入“洋学堂”。说来难忘，读书不多，却有过五位老师（私塾称先生）调养。一位是缺了两个指头的铁匠；一位是喝花酒的和尚；一位是个装着一条假腿的瘸子；一位是爱唱圣母马利亚的天主教徒；还有一位当了日伪军的警察。
私塾没有校长，“洋学堂”有过二位校长，却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文盲能当校长，是因为他们是伪乡长、伪村长。有钱，有权在手，自然就不会放过乡村任何一个有名望的位置。在这群说来可笑的老师和校长训导下，我读了“人之初”和“四书·五经”，也是他们使一群乡村小童，步入了知识的阶梯。
我刚六岁那年，父亲给母亲说，送“小二”去念书吧。母亲说，穿着开裆裤的孩子，能上学？过两年吧。父亲说，把开裆裤缝上就不开裆哩。母亲说，“小二”还不会扎裤带呀。父亲说，没事，尿两次裤子就学会了。父亲没进学堂念过书，自学成才，会记个账，打打加减乘除的算盘。也许他懂得没有文化的苦，说什么也要我早上学堂念书。
兄弟排行，我本属老大。父母却叫我是“小二”。原来我有过一个姐姐，什么样，什么名，都没有留下。只听母亲说，姐姐从小特乖巧，生得模样很俊，细皮嫩肉，就是胆小，一到晚上不敢出屋，上茅房也得娘拉着手去。她死时八岁，我五岁。一天，我叫饿，母亲让姐姐带我去门外看看，爹赶集回来没有。我们都盼着爹回来给带个烧饼、麻花什么的。小小年纪嘴馋，一年能吃到两次烧饼、麻花，那是最大的心愿了。
那是个秋天，还不算冷，我们姐弟俩出了家门，走着走着，一直到了村子边。左等右等也不见爹的影子。姐姐看起风了，拉着我回家，我硬是不肯走，哭喊着要等爹来。父亲突然出现了，听我在哭，也不问怎么回事，便用拿着的一张报纸卷打了姐姐头，还责怪说天这么冷，她不应该带我出来。姐姐没有说我的不是，回到家向娘哭泣着直打哆嗦。当天晚上，她发了烧，好几天烧不退。过不几天夜里，我睡梦中听母亲哭喊，姐姐死了……
母亲最不原谅的，是父亲用报纸卷给了姐姐那一下，说把孩子的魂给打掉了。母亲却原谅了我这个淘气鬼！母亲还怪罪自己，不该让姐姐领我出去，又怪罪自己当时知道姐姐被打过，应该想到是吓掉魂了，应该领她到村口去“叫魂”回来。
乡里女人都迷信“叫魂”。我小的时候，常看到老人给孩子们“叫魂”，我也不止一次被母亲叫过魂。若是被什么惊吓哭了，母亲就领着我到那个地方，手摸下地，沿着我的身子向上轻柔走，还念叨着：“小二，小二，魂来了……”叫上几遍，还拉拉我的耳朵，让蹲在原地尿个尿。说来都好笑！可是乡下人相信人有魂。还记得，有女人上吊了，救下来，马上叫个壮男人来，爬上房顶“叫魂”，用条帚敲着簸箕大声呼叫：“某某——快回来！某某——快回来！”声嘶力竭，全村人都心惊肉跳，那悲惨声，我小时不知听过多少回。
姐姐死后，母亲又生过三个孩子，一个叫小三，一个叫小四，最后一个小五，生下几天死了。我这个“小二”的头上空个号，那就是我的姐姐！母亲常说，她是没有闺女的命，要是我姐姐活着，去念书，准会比个男孩儿强。姐姐三岁就会背好多首唐诗。其实，那岁月女孩子念书的很少。全村我的同龄人，只有赵家一个女子进了临城天主教堂“洋学堂”，从小学念到中学。
村子里只有私塾，没有“洋学堂”。我开始念私塾，第一眼看到的朱老师，留着胡子，在孩子眼里留胡子的都是老头。其实他还没有成家呢，是东托村一个铁匠家出来的后生。他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都没了，听说是从小跟他爹打铁，爹老眼昏花，一不小心铁锤砸掉了儿子两个指头。乡里人说，别看少了两个指头，他却写着一手好字。每到过年，村里村外乡亲们都请他给写个对联和福字贴到门上。就是这位私塾老师，开始给我们入学孩子起了大号，还用毛笔给写到每个学生的书本皮上。从那时起，我这个“小二”才有了大号——张裕文。
第一个私塾学堂设在地主李孝文家柴院里。七八个男孩子，围坐在三张四方桌子前，板凳是从自家扛去的，有高也有低，父亲给我做的小板凳，比别人的都低，说高了怕我坐不上去，使得我坐上去，下巴壳都够不着桌面。
“热桌子，冷板凳，晚睡早起熬功名”，这是老人教上了学孩子的话。小小年纪，不懂得什么是“功名”，只知道在我们邻近的兴仁庄有一个大户的人家，那门上横着一块“功名”匾，上面有四个大金字：“恩进士第”。听老人们说，那是皇上“恩”的。怎么“恩”的呢？传说是这样的：那家公子多次进京赶考不中，胡子眉毛都熬白了，最后一次赶考，碰巧皇上巡考，发现这个熬白了胡子眉毛的举子，说也难为他了，给他个“举人”吧。谁知道呢，说不定那匾是花银子捐来的呢。乡里人教育孩子，就是“热桌子，冷板凳”，就是白了头，也能熬块匾挂到大门上，那可是光宗耀祖啊！
我们这帮民国年代的乡下穷孩子，再怎么苦熬，也不会有“功名”可取了。可是，那位铁匠出身的私塾朱老先生，却还把熬“功名”当经念，先教我们《百家姓》，再教《三字经》。私塾没有上课下课的规矩，进了学堂不是高声念书，就是描红模子。闷了，有尿没有尿，去茅房转一转，那是偷懒的机会。年龄大点的学生们还得轮流给老师生炉子、烧火做饭。老师也没有菜好做，每顿饭不是煎饼卷大葱，就是煎饼卷咸菜，最好的菜算是辣椒炒鸡蛋了。每当看到朱先生吃辣椒炒鸡蛋，卷的又是麦子煎饼，小同学们都馋得咽口水。要知道，我们在家顿顿吃的是高粱煎饼啊！只有过年了，才能吃上几顿饺子、麦子煎饼。也从这时起，我心中有着一个愿望：长大当个教书先生，天天吃麦子煎饼卷辣椒炒鸡蛋！
私塾先生，看着哪个学生读书不上心，或是背书背不下来，拿着戒尺劈头就打，再不就叫“转过来”，一转身先生就叫伸出手，手心朝上，手背贴着书本。先生的戒尺啪啪就打下来，少则十几板子，多时几十板。打手板还算轻的，有时还罚跪在地上，捧着书本念，念会了，才能起来。挨打手板和罚跪的多是比我大的“学长”。学生挨过打板子，回家也不敢向大人说。你要是在外边挨了同学打，母亲会去找那家父母说理；若是挨了先生的打，父母会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戒尺底下出秀才！父母眼里的好先生，就是有规矩，常打学生。百姓中还有这样的话“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还说什么“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
我在学堂算是年纪最小的，上学开始一年多没挨过打板子，也没有单独罚跪过。只有一回，被集体罚跪了。原来，我们学堂前边棋盘街头上也有个私塾，先生姓杨，学生十几个。两个学堂的学生，每次放学碰上，孩子们相互叫骂，他们骂我们是“猪羔子”，我们就骂他们是“羊羔子”。小孩子越骂话越难听。过了几天，他们碰到我们就喊：“杀猪羔子！”我们也对他们喊：“宰羊羔！”这些举动，被双双学堂的老师知道了，两个学堂学生同时罚跪了半天！我也在劫难逃了。
同学们跪着，还都挤眉弄眼，好像这不是什么处罚，是一场游艺。不过，从这次集体罚跪后，两个学堂学生碰面后再也不敢对骂了，只是动动眉眼，吐吐口水。
我跟朱德先生寒窗两年，一部《论语》没有读完，不知什么原因，他走了。一说他嫌这个“孩子王”难当，一说他又回去当了铁匠。李家柴院的私塾，算是我的母校。那位少了两个指头铁匠家出身的朱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第一个教会了我要认字，第一个手把手教我拿毛笔描红模子，又是他亲手把我的姓名第一个写到我的《百家姓》书皮上。
我就读的第二个私塾学堂，是前村一个大庙里。
没有考察过西托这个村名的来历，只知道它是我的故乡。这个西托又分为前中后三个庄子。乡下人虽然穷，信教的却还不少。西托前中后三个庄，庙和教堂就有三四个。记得，我们后托村有一座天主教堂，坐北朝南是一个很起眼的建筑，一年四季晚上钟声不断，常年进去念经的男女不下几十人。我们村东边路旁和村后还各有个小土地庙，供奉土地爷的人不多，只在过年时有人送去一点供品，无非是胡萝卜之类的东西；离村东边土地庙不远有座大庙，和尚害着大麻风病，乡亲们都不大敢去。前村又有两座庙，一座在村西头，一座在前托村。这两个庙里都办过私塾学堂。我进的第二个私塾学堂，就是前村那个无名的大庙。
这座庙里有位外号“四和尚”的先生，乡里人背地都称他“花和尚”。这位和尚，秃顶大高个，手上不离水烟袋，每顿饭离不开酒和肉，这不说，这庙里还有个常来常往的女人，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其实是个相好的。据说，这个庙曾经有良田几十亩，很富有，都让一代代“花和尚”给败落了。“四和尚”为着生存，便揽下一群子弟，做起了教书先生。
“四和尚”一手好书法，每到过年，乡亲们都三五成群来到庙里，送瓶小酒或几个鸡蛋，请他写对联。他写对联也不都是老话，常常自己编词，让许多乡亲喜欢。我们向他交的学费，没有给过钱，送些米面、粮食，也有鸡蛋和花生米。“四和尚”也不让学生为他生火做饭，他的相好女人代替了学生的劳动。他也没打学生的戒尺，也从不罚跪学生。常在酒足饭饱后，手捧着水烟袋，戴着个老花镜，摇头晃膀的领我们念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朗诵“阿房宫赋”、“吊古战场文”，或唱“五言·七言”千家诗。
在“四和尚”门下死背硬记读书不到两年，这位先生一命呜呼，上了西天。不是巧合，是命运，就在“四和尚”死去那一年，我的父亲也病归黄泉。日军的铁蹄此时已踏遍了山东全省，我失学、跟着逃难，一度成了放牛娃。
每天和一头老牛为伴，约上三五个小伙伴，爬上村庄背后的“大山”。孩童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其实，我们背后山不高，没有名，没有树木，没有景观，更没有奇石和流水，是最普通的一座小山。但我却觉得那山好高大。我喜欢这山，登到山顶，把牛一放，让其自由自在找草吃，我和小伙伴一边割草，一边唱几句“二黄”。也不知道跟什么人学的，几乎所有的孩子和男人都会哼哼几句京戏，无师自通的南腔北调。我们还常常对着北边远处的孤山大声喊叫：“孤山，孤山，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都，都都娘娘都没出，出了一窝箍漏锅。”这歌谣有个传说：从前来了个南蛮子看风水，认准了孤山下那庄子会出大贵人，不出娘娘也出都都。他想把这风水给破了，走到一个倭瓜地里，指着一个瓜跟看瓜的老汉说：让它长够一百天，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到了日子，那南蛮子来了，摘了瓜，朝山上一摔，一时山崩地裂，风水破了，却又没有全破，原来算错了日子，那倭瓜只长了九十九天。于是便有了歌谣的后边一句，有了那山下村庄出了一窝会箍漏锅的匠人。他们挑着担走村串巷，高声叫着：“箍漏锅，箍漏锅……”
南蛮子中国人破孤山风水的事没有谁见证过，东洋的小日本打来了，烧杀奸淫，令老百姓日夜惶惶不安。鬼子的据点临城距离我们村不过八华里，日伪军抬腿就来到了。女人们躲上北山，不敢回家，村里一窝孩子和老头儿应付着，口称鬼子“太君”，为他们抓鸡又捧几个鸡蛋。铁道游击队在枣庄起家，也常在我们村落脚。他们教会了我们一首歌谣：“说东洋，道东洋，从东洋来了一群狼，杀人又放火，还找大姑娘。”打从村上有了维持会长，乡里有了维持乡长，我们再不敢公开唱那歌谣了。
也不知道维持会长是奉了日本人的命，还是奉了天主教神父的令，村上的小教堂开起了“中心学校”。村维持会长又摇身一变，成了中心学校的校长。这个平日说话都磕磕巴巴、总歪着脖子的人，大字不认一个，常爬火车跑个小买卖，居然摆出个校长的架势，指指点点，在开学大会上，直着脖子讲了一顿粗话。
学校的先生也来了三位。领头的一位是走路一瘸一歪的渐怀钧，是临城天主教堂派出的，另两位一姓张，一姓王，听说都是天主教徒。这几位先生的到来，打破了西托村的宁静，结束了这里只有私塾、没有学堂的历史。原来只在农闲时钟声不绝的小教堂，一下子变得天天钟声不断了。那是上下课的钟声。晚上，“圣母马利亚”赞美诗也从小教堂传出。是这些先生们带给乡下人的一种文明。
这学堂，就设在我家前边二三百米的天主教堂里。我这个放牛娃，从此有了进“洋学”的机会。为着省学费，我和许多孩子们都接受了神父亲手洗礼，居然成了梦想天堂美景的天主教徒！
这学堂，不再读四书五经，课程有了语文、算术之类，书本全是上海土山湾天主教机构印刷的。我这个六年私塾寒窗的学子，读半文言文课本和古诗词，比有的先生还强，算术却得从1十1=2学起。
那位瘸腿的渐怀钧先生，让我深深记忆在心。他大约三十来岁的样子，上嘴唇留着一小撇胡须，头戴一顶黑礼帽，学生们向他行礼，他便用拇指和中指手捏着礼帽前的两个小窝窝，让帽子离开一点头皮，点点头。他和谐，又有点严肃的样子。只是，他走起路，腿一歪一歪，还有咯叽叽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家住在离火车路不远的洪家洼，家境不好，从小爬火车偷煤，一次让火车把左腿给轧断了。被送到临城天主教堂医院里，小命保住，左腿从膝盖下给锯掉了。那仁慈的医院为他安装了半条木头假肢。教堂又供他读书，从小学上到中学。天主教是渐先生的恩家，他是我的恩师。
他热心辅导我的算术，很快让我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他还把自己学过的中学课本给我，抽空指点我学习中学的语文、地理和自然课。也是他，引进我加入了天主教。放寒暑假，我还用家里的小毛驴送他回家。他骑在毛驴上还不忘给辅导课题，告别时，他用拇指和中指手捏着礼帽前的两个小窝窝，让帽子离开一点头皮，点点头说声：“再会！”
村里的“洋学堂”成了领先的文化场所。又是土洋并举。课文有天主教的赞美诗，又有日本人让学的日文拼音。记得有那么一篇课文“一老者扶杖徐行，大风突至，去其冠，童子急趋直前，拾冠以奉老人。老人曰谢。童子曰，敬奉长者，乃晚辈之道矣。”像这一类半文半白的语句，我这有些四书底子的学生还可以领略其中的意思，那些从来没有进过私塾的娃娃，简直是一头雾水。
“洋学堂”是天主教支持的，村里的百姓大多不信这个人当外国神父的洋教，就在堂旁不远，有个佛堂，一些年青人晚上去那里烧香，喝黄裱水，打坐练壮身本领，说是壮身了，会刀枪不入。不过，入了天主教的信徒，是不准去佛堂的，说那里都是魔鬼。“洋学堂”里还有体育课、音乐课，所谓的体育课，就是让学生们跑步，音乐课，就是学唱天主教的赞美诗。乡长兼校长又是维持会长，白天维持日军来找“花姑娘”，晚上接待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
小小的乡村，像个万花筒，是个什么课程都有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我读了五年。最后一年是学生兼先生，为一年级代课。
入洋学堂开课第三年，我们的渐老师结婚了。这桩婚姻，是由村里一个媒婆促成的。新娘是随她母亲从外乡逃难流落到我们村的，小小的个子，长得不俊也不算丑，姓什么，多大岁，谁也说不出。也不知道媒婆是怎么说合的。结婚那天，也没有吹吹打打热闹的仪式，渐老师换了新的长大褂，嘴唇上那小撇胡须也剃了，一眼看上去年轻了好多岁。村上派出两头小毛驴，一头是我们家的，一头是乡长家的。我拉一头，乡长的儿子拉一头，送两位新人去临城天主教堂，让神父给证婚和祝福。路上，他们一前一后骑在小驴上，没有说一句话。从教堂回来，就在学校旁边张家炮楼下入了洞房。听说，新婚第一个晚上，新娘上床才看出男人少条腿，哭了半夜。也不知我们的渐老师用的什么招，后来那女人有了笑脸……一年后，还生了个孩子。后来，我随铁道游击队走了，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先生和新娘。渐先生是我学年中的最后一位老师。这位天主教的宠儿有一句话我记得：“圣母马利亚最仁慈，她爱所有的人。”
邻居有个“三奶奶”
邻居有许多家，大爷、大娘、婶子、大姐、二姐、大哥、二哥、三妹、四妹……数不清。每个人都有故事。我记得最真切的故事是一位“三奶奶”。
俺家的小院坐落在四面邻居的包围中。南边一墙之隔是张震前家，这个吃得白胖的小地主，信奉天主教，常常喝醉酒光着膀子骂大街；北面屋后是宋曰堂、宋曰祥兄弟们家，一个会针灸拔火罐，给邻居们治点儿头痛脑热病，一个会厨师手艺做大菜，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常请他，他老婆经常装神弄鬼“下大神”；西面墙外有一条南北小胡同，胡同外是宋思庆家，两个孤苦零丁的小兄弟，哥弟俩七、八岁就没有了爹娘；东面也是条南北小胡同，我们家出入大门，得走那条胡同。
那胡同尽北头住着个“三奶奶”。她自称“老于婆”，她婆家姓宋，娘家姓王，那“于婆”是“愚”的意思。常说自己糊糊，丢三拉四。我记事时，就看她孤寡一人，一间小屋住人又做饭。有张大床，床上堆着被子和衣物，床前放着锅碗瓢盆和几口大缸小缸，上床睡觉，下床做饭，大缸有水，小缸有粮。她从来也不炒个菜，不是吃自己腌的咸菜，就是拿蒜窝捣头蒜，卷上个煎饼，喝碗凉水就算一顿。冬天烧一锅糊糊，能喝两三天。不论大人和孩子，都叫她“三奶奶”。
我懂事时就看见三奶奶是一个人过日子。常看她扭着两只小脚，肩上扛把锄头，还背个拾粪的筐下地去。她自家有二亩多地，那块地也不远，就在村后边小沙河沟旁。春种秋收时节，才见到一个男子来帮忙，说那是她的闺女婿。
听母亲说，三奶奶二十几岁生下一个闺女，男人就死了。她把闺女拉扯成人，打发出了门子，一个人仍守着那间小屋过日子。从年轻守寡，守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她省吃俭用，嘴上省，肚里攒，还搭上一亩地，为自己置下一口薄皮棺材。那白棺材，停放在她的小屋外，靠着胡同的西墙根，棺材的头上还挂着一条红布，外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喜木”，棺材的主人还活着。三奶奶不说棺材，只说是她的“木头”。那木头上有高粱秆和麦秸编的一个小屋，为的是给棺材遮风挡雨。棺材真像是三奶奶的宝贝孩子，出门时看几眼，回家来也扫几眼。刮大风了，她会给棺材顶上多压几块砖头，下雪了，她会顶着纷飞的雪花，把棺材顶上的积雪扫掉。日子过的是清苦，可从来没有看她流过泪，却也没有见她笑过。只听她叹着气给我母亲说过：“她婶子，有一天你看俺断气了，喊几个人把俺抬进那木头里，也是多年咱邻居一场……”母亲总说：“三奶奶，你腰板硬朗着呢，会长命百岁呢。”这时候她满是皱纹的脸才会有点笑意。
我十一岁那年，日本人打来了。中央军住满了村村户户，在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台儿庄拉开了战线。百姓也不知道枪炮声从哪来，纷纷跑上北山，各家各户挖起洞，把一些粮食藏进洞里，说万一打仗了，好有口饭吃。三奶奶也不去挖山洞，她每天向我母亲念叨的是她的那口“木头”怎么藏！也不知她是听谁讲的，说是一打仗会死好多兵，兵死了，挖个坑就埋了，当官的死后得找口棺材。说不定会找到村里来。三奶奶怕极了，找我母亲说：“他婶子，要是真把俺的木头给占去了，那可怎么好？”我母亲也不是个明白人，她跟三奶奶一样怕。只是怕的不像三奶奶怕丢了那口棺材，怕的是整个一家人。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跟三奶奶说，上山挖个洞洞，把那木头藏到山里去。三奶奶虽说有些“愚”，还是懂得个事理，她说一个老婆子哪能上山挖洞哟，再说把“木头”抬出家，那不像是出殡呀，又上哪找人抬呀，抬到山上没有人看着也不放心啊！
门对门的老邻居三奶奶，有想不开的事好到我们家说叨叨。她常听火车叫，从来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样。有一次端个饭碗，走到我们家大门口，喝着稀饭跟我母亲讲，她昨晚上听那火车叫得惨啊，一声又一声嚎啊，会不会让日本追的啊，火车会不会跑到咱们这儿来？我们村离火车道六七里路，是常常会听火车“拉鼻”声，连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去临城赶集，都看过火车头冒黑烟。三奶奶只听到火车叫，却没看见过火车会冒黑烟。我小孩子偏能，给三奶奶说，那火车来不了俺们这里，没铁路它走不了。三奶奶好像明白过来，说：嘿，火车路是铁的呀。说着说着，又说起她的那口棺材木。说叫女婿来，给它请进屋里，那样不怕风吹雨淋，兵来了关上门他们也见不着，万一当兵的要抬走，她就先躺进去……
过不几天，我看到三奶奶的那个女婿来了，又看到他找了几个人，硬是把那口棺材抬进了三奶奶小屋里，放在了她的床上。为把那棺材请进屋去，还把门框扒了又重垒好。小孩子好奇，总爱看个热闹，我溜进了三奶奶小屋，一看那棺材占满了床，就问三奶奶睡哪里？三奶奶说，晚上床前铺上把麦穰，怎么也能过一夜。还说人老了，觉也少了，怎么也对付个晚上。
可怜的老三奶奶，从那以后，晚上就像我们家的老黑狗，窝在床前锅门口睡觉。我听她给我母亲说，这下安心了，要是当兵的来抢她的棺材，不等他们进门来，她就扛开棺材盖，一头撞进去先死给当兵的看。我母亲也只好劝解几句，兵荒马乱的年头很快就过去呢。三奶奶又是那话：“要是有兵来抢我的木头，我就一头撞进死给他们看！”明明是口棺材，三奶奶却说“木头”。
记得，等我长大起来，离家跟铁道游击队走时，三奶奶那棺材——她说的“木头”，还停在她的小屋里床上，她每晚上还蜷缩在床前……
张麟2002年一个春夜脱稿
在爸的电脑旁，手能够得到的地方，有一部老式字典，古板的暗黄色，封面翻破了，用胶条贴在一起，贴了又贴。有一个暗红色硬纸壳大本子，唤回某种五十年代甚至战争年代的记忆。爸是高度节约的一代，能用的老东西都用着。我翻开来，一页一页，铅笔写满各种字怎么拼音，上网号码，军队网修理号码。铅笔也在够得着的地方，旧笔筒里好多铅笔头。什么都不丢。红色风油精小铁盒，写着——敲打着键盘，不时在太阳穴两边涂一点。敲打着他想，在儿女看来，写的是垃圾吧，他这样想，因为在电脑里他这样明确地写出来，但是，他同样写道：一个写作者是幸福的……
爸留在我眼前的文字，的确揭开一些秘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和爸最后一次一起回老家的时候，他非要去看荒草中倒塌的老院子。为什么，在旧日小城的天主教堂，他会站在那儿，跟躺在蚊帐深处的生病老神父，隔着一道门，长时间地聊闲天。为什么，到美国旅游在纽约的时候，他每天会到恰好在饭店隔壁的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台阶上安静地坐着……
下飞机我直奔爸住的301“高干区”，门口警卫重重，绝对不让无特别证件的人进。我恳求说，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一眼吧……上岗战士居高临下，口气悠然，“说什么呢你？你说什么呢？”
夜色冷灯下，年轻战士脸清晰，迷彩服上面一张稚嫩土气的脸。也许跟爸一样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在守卫人们厌恨甚至有报复的瞬间快感也说不定。
终于，被两个战士押着，过了半夜，我看到爸。爸还在，在呼吸机下，不说话，不睁眼，心里可能是清楚的。
爸在等我？这日傍晚时分，爸走了。
老家叔的孩子们来奔丧，饭席上说起，老家房子摧毁了。老家的村落全部被平掉了，修建高速公路，而摧毁的时候，恰是爸走的同一天。
我没吱声，在席间默想，当推土机隆隆压过老家破房子的时候，爸一定感知到了，爸彻底伤心了，再无依靠了，于是，他走了。
然后，我又想，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魂魄开始获得自由，爸，也许一下子想开了，彻底地想开了，家园和灵魂在一起了。
灵魂，离开躯体束缚的爸的灵魂，不再在三维空间世界了，家，实体消失的家，也不必在三维世界，爸凝视思念的根，可以自由自在地凝视了，可以舒展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有时，我凝视我的美国书房里爸的照片。微笑的爸，是妈妈拍的。我有时和爸出声说话，有时只是凝视。更多时候，我不看爸，完全不看。因为，凝视太多，会影响思维空间的辽阔，爸，你知道，现在更知道，我躲你，绕开你，求更大的内视，也独自这多年了。
2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