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完成了一项任务，不能继续留在村里，就投奔了游击队。几天后，盖世太保进村抓捕我的家人。虽然弟弟侥幸逃脱，但母亲被他们抓住了。敌人残酷地折磨我的母亲，向她拷问我的行踪。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每次搜索行动，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妇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所以总是逼着当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被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两年，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了，我们正要打伏击开火，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德国人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又看见自己的亲人都在里头。这时大家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游击队长下令开枪，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
射击命令一旦下达，你就必须开枪。在那个关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儿开枪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看看妈妈是活着，还是倒下了？那块白头巾很显眼……只要枪声一响，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也就会有人被击中倒下。如果我没有弄清楚妈妈是否还活着，就会一连数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在，我才又恢复正常。就是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再经历一回。这种事要是搁在今天，我是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的。可当时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这种仇恨，支撑我挺了下来……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哪里听到过那种声音啊？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像是从地狱里，像是从阴曹地府传出来的声音。那已经不是孩子的喊叫声，甚至不是人的声音了……还有，谁看到过一个年轻小伙子被钢锯活活锯成几段？……那是我们的游击队战友……从那儿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杀敌报仇，有多少杀多少，用最无情的方法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活活掐死他几个。用我的双手掐死他们，用我的牙齿咬死他们。我都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在临死前还在为我们祝福：
“坚持下去，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妈妈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她说的只是普普通通女人的话。就是想我们能活下去，并且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顾我的孩子们！”
所以，待战争过后，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也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爸爸从前线回来时，满身的伤、满身的病，没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这么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母亲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后，变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她们后，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就跑过去用双手挖了起来，找出了好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看到这枚戒指，我大叫一声，就不省人事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摆脱愧疚：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为我……如果我因为担心自己的亲人而不去抗敌，如果另一个人也这样想，如果第三个、第四个人也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决意让自己忘记，忘记妈妈向我们走来时的情景，忘记听到命令的那个瞬间……可是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我忘不掉她的白色头巾……您绝不能想到，这种感受是怎样让人痛不欲生。时间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都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喘不过气来，一团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甜丝丝的味道。我如今在区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儿着了火，就必须赶到现场搬走文件。可是如果听说是农场失火，有牲畜烧死了，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我不能够去，因为那会使我回忆起过去……那种味道，就像被烧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时深夜醒来，也会跑去取香水，因为我觉得空气中也有这种气味，到处都是……
我很长时间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因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发战争，我还是要上前线，那我的孩子怎么办？现在我喜欢阅读有关人死之后的书籍，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在那边会与谁相遇？我是多么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见到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怕，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
（贝托施地区游击旅侦察员）
我最强烈的体会是，一看到德国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殴打，整个身体都难以忍受地疼，每一个细胞都感到痛苦：他们凭什么到我的家乡来？那种仇恨十分强烈，超过对自己亲人的担忧，甚至比对死亡的恐惧都要强烈得多。我们当然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亲人们，但我们却别无选择。敌人穷凶极恶地侵犯了我们的土地，用火和剑杀了进来……
那一次，我在得知敌人要来抓我时，就逃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一个人走了，把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了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让妈妈装作又聋又瞎，以为这样，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都是我在自我安慰。
就在我逃离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门而入。按照我们说好的，妈妈假装她是既看不到又听不到。但敌人还是残酷地毒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长期卧床不起……
——雅德维佳·米哈伊洛夫娜·萨维茨卡雅
（地下工作者）
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到生命结束……是的，那时我们多么天真，多么浪漫。虽然现在我们白发苍苍了……但是我依然不变！
我有一个女友叫卡佳·西玛柯娃，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她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常常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记下哪儿有敌人的军事设施。敌人岗哨喊住质问她，她就张着嘴巴，装出痴呆的样子。就这样极度危险地工作了好几年……作为母亲，她是把自己的女儿奉献了出去……
我们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战友，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七岁。有一次，需要炸掉敌人的一座饭堂，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烤炉里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药带进敌营。这位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带进去。她把炸药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一个毛绒玩具、二十个鸡蛋，还有一些黄油。就这样，硬是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人们都说，最强大的力量是母亲保护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认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女儿，如果她们不敢这样带炸弹进入敌营，我们根本就不会胜利。是的，生命诚然宝贵！但还有更加贵重的东西……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
（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在自己家的村子里中了埋伏，被堵在一个谷仓里，敌人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又放火围攻，他们一直坚持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最后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辨认他们是谁家的人。希望有人会出卖他们……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但谁也不吐露一个字。做母亲的要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不至于喊出声来呀……但没有任何应声。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来，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敌人不仅会杀死她一个人，全村乡亲都会被杀害。为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德寇是会烧掉整个村子来报仇的！她知道这一点。任何功绩都能受勋，但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么啊……就是为了她的沉默……
——波琳娜·卡斯贝洛维奇
（游击队员）
我和母亲一同参加了游击队……妈妈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需要的时候，她还站岗。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几天我回到了营地，她看到我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连几个钟头，好像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必须忍受的痛苦……
曾经，我们在路上救起过一位妇女，当时她已经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自己已经死了。尽管感觉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断定自己是在阴间，已经不是在人间了。我们使劲摇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志，对我们讲述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孩子枪毙了，一边开枪，还一边狞笑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画着说，放下你的孩子，我要开枪了。这位母亲使劲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在人间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阴间。她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我的悲伤在说话……
——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必定胜利……
后来，人们都以为是上级把父亲留下来执行区党委的任务。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没有什么任务。是我们自己决定留下来战斗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人完全没有害怕和惊慌，有的只是愤怒与痛苦。是的，绝没有惊慌，大家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就在德国人入侵我们村庄的那天傍晚，父亲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悲愤地拉着小提琴，表达自己抗争的意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或者，更多时间过去了……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犹太男孩……一个德国人把他拴在自行车上，他就像狗一样跟在德国人车后面紧跑。“快跑！快跑！”德国人一边骑车一边大笑着。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等他玩累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比画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样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捡回来！犹太男孩站起身，跑过去把棍子拿在手里跑回来。德国人大怒，气势汹汹地打他骂他，比画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样跳着跑过去，用牙齿衔起木棒。最后，男孩是用牙齿咬着木棒回来的……
那个德国青年这样耍弄了犹太男孩两个多小时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车后面，转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样跑着……朝犹太人隔离区那边……
听到这个故事，您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为什么要学会射击吗？……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
（游击队员）
我怎么忘得掉伤员们用汤匙只能吃盐的情景啊……还有集合列队点名时，士兵刚应声出来，就和步枪一起倒在地上——饿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们。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援，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虽然有时他们会流泪，但毕竟还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都贡献了出来：“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胜利。”
他们把粮食都给了我们，连最后一点点土豆仔也拿出来，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里交给我们。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夜里只要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种粮食时被打死的，死的时候种子还紧紧攥在手里，掰都掰不开。他们对粮食永远不放手……
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因为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他们会被敌人杀死。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家家人都会被枪毙。一个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
（戈麦尔州二二五团游击队政委）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我收到一批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后来她也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虽然从马匹上卸完东西就走，但您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也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他们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指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战争期间，我真的太喜欢那些邻居了，对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减少……
解放以后，我走在大街上总要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已经不能不害怕了，已经不能心情平静地通过街道了。走路必须注意汽车，在火车站要注意火车……好久都不能放弃这种心态……
——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
（地下工作者）
我当时忍不住哭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屋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哪里还能裹住脚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蹒跚着走到圣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了游击队员：“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
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
（游击队员）
在最初几天，我在村外找到两个伤员……一个是头部受伤，另一个士兵是腿上中了弹片。我自己把那个弹片拔了出来，再往伤口里倒煤油冲洗，那时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处理好这两个伤员，我扶着他们站起来。先扶着一个走进树林，然后是第二个。这个伤员离开时，突然跪在我的脚下，想亲吻我的脚：“亲爱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个时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没有任何事情。只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间，村里的女人们就聚集在我家茅屋里议论时局：“德国人说他们拿下了莫斯科。”
“他们永远别想！”
解放之后，同样是这些妇女，我们一起建立了集体农庄，她们选我做农庄主席。我们农庄里还有四个老爷爷和五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这就是我农庄的全体成员。我们有二十匹马，但它们已经是浑身生疮，必须治疗，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马匹，妇女们就自己一铲一铲地翻地，赶着牛耙地，拽着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们就起不来了。几个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绳子从身上解开。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样的：野菜饼。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种子碾碎揉成面后烤成的……没有听说过吧？这是一种草，三叶草挤压磨碎，再完全捣成粉，就能做成烤饼。这种饼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发来了派工单：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谁能做到啊？我就带上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和十岁的女儿干。其他妇女也学着我干，我们就这样砍倒了一片森林……
——薇拉·米特罗凡诺夫娜·托尔卡切娃
（游击队联络员）
下面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游击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为了胜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贡献出去了……最亲的家人。我的儿子们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活活烧死在家里的茅屋中……当时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像一根蜡烛，直到被火焰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会感觉那是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还要记下车上是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运的是坦克，有时运的是士兵。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走出我们住的村子，游击队在树林里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从爸爸身边拽走……
可我还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过林子。虽然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但说实话，我很怕黑。最后，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开始黎明。怎样才能避开德国人的巡逻队？我在树林里绕啊绕啊，结果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从冰窟窿里钻出来……在雪地上光着脚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双腿麻木。那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用黏土敷在我头上……
战后才把我送去看医生，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全身瘫痪了，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坐起身来，但是时间不能久，只能躺着看电影……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战争……
——玛丽亚
我把她抱在怀里，过了四十年，还是像小孩子那样……我妻子两年前去世，临终前，她原谅了我的一切。年轻时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玛丽亚仍不肯原谅我，从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来……我现在很怕死去，因为那样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世界上了。谁还能这样把她抱在怀里？谁还会在夜间为她祈祷？还有谁能为她祈求上帝呢……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