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种战争……
在这种战争里，没有人能在地图上指出哪里是中间地带，哪里是战斗前沿，也没有人能数得清战士和武器的数目。人们用高射炮、用机关枪，甚至用猎枪，还有沙俄时期的老套筒枪作战。这里没有战斗间隙，也没有大规模的进攻，许多人都在孤独地战斗，孤独地牺牲。和敌人殊死打拼的不是正规军，不是整师整营或步兵连，而是人民，是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是男人、老人、妇女和儿童。托尔斯泰把这种多面孔的抗战热情地称为“人民战争的大棒”和“潜在的爱国主义热能”，而步拿破仑后尘的希特勒，则向他的将军们抱怨说：“俄国人打仗太不讲章法。”
在这种战争中，单纯的死亡，并不是最痛苦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比死亡痛苦得多。我们想象一下吧：你是一个前线的士兵，却被自己的家人所包围：孩子、妻子和年迈的父母。每时每刻你都要准备着，有亲人替自己献身，是你使他们做了牺牲品。在这种时候，勇气就和背叛一样，从来没有目击证人。
胜利日那天，在我们许许多多的村落里，人们并不是欢天喜地，而是放声哭号。在痛哭中，很多人仍然受着煎熬：“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埋葬了所有的家人，同时把自己的灵魂也一起埋葬在了战争中。”（安德罗西克，女地下工作者）
刚开始的时候，她们都是悄声细语地说话，但是到了最后，几乎都大声喊出来。
“我就是见证人……
“我给你讲讲我们游击队长的故事……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还有亲人活着。他们读到这些会很痛苦……
“联络员向游击队报告说：队长的家人被盖世太保抓到了——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女儿和老母亲。每条街道上都贴满了通告，还有人在街市派发传单，说如果游击队长不投降，就会吊死他的家人。只给他两天时间考虑。伪警察一个村又一个村地在民众中煽动说：红军政委们都是毫无人性的怪物，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珍贵的。敌人从飞机上往森林里撒传单……我们游击队长也想过放弃，甚至想过自杀。在那段时间，大家从来不敢让队长单独待着，我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生怕他自杀……
“我们跟莫斯科取得联系，向上级反映了这种情况。在收到上级指示的那一天，我们召开了游击队党员会议，对游击队长宣布了上级的决定：决不屈从于德寇的挑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服从了党纪……
“两天之后，我们派到城里去的侦察员，带回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队长全家人都被吊死了。就在紧接着这件事之后打响的那场战斗中，我们队长也牺牲了……没人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很出人意料。但我觉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只能用眼泪代替语言……我怎么能让自己确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又怎么能让别人相信我的话呢？人人都想安静地、好好地生活，都不想听我说话，都不想难过……”（克罗塔耶娃，女游击队员）
至于我自己，就唯有更加坚信，必须继续采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