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政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政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说发生的事实。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几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罗夫亚，那些地方仅与核电厂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带着整套测量环境辐射的装备去了。环境辐射测出来的结果是：布拉金，每小时三万毫伦琴；那罗夫亚，每小时两万八千。但是人们仍在田里播种和除草，准备庆祝复活节。他们把蛋涂上色彩，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会说：什么辐射？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上头只对我们说收成如何，进度如何。他们以为我疯了：“教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这听来像是外星人说的话。”
然后我们回到明斯克。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照常卖着馅饼、冰激凌、三明治、酥皮点心，而辐射云就在他们头顶。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发生的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上八点，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区。我想见他，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半。这时，有个知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刚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讨论白俄罗斯文化。”
我气炸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把民众从切尔诺贝利撤离，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以后就没有白俄罗斯文化了！也没有人读你的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最终见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诉他前天的所见所闻，我们需要救救这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早就开始撤离人民了。
他说：“为什么你的人员（研究所员工）拿着辐射剂量计在镇内到处走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请教过了，他是苏联辐射防护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员会也到了核电厂，检察官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已派出军队，用上全部的军事装备来处理漏洞。”
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石墨铀反应炉，这类反应炉可以制造出适用于核弹的钚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三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或早或晚，一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工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们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教授，为什么你要这样到处吓人？你认为你是唯一关心白俄罗斯人民的人吗？更何况，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难免因为吸烟、车祸或自杀而死一样。”
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状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
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想想这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有一千五百、两千、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
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们不用。”
“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
“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慌。大家都会逃跑，他们会离开这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教授，这些事你说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丢了饭碗，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而我该怎么办？”
这是何等的权力！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
我们开车沿皮里亚特河走的时候，看到人们在河边搭起了帐篷，他们与家人在一起露营。他们游泳、晒太阳，全然不知这些天来他们都处于辐射云之下。与他们交谈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我看到了小孩，于是我上前跟他们解释。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电视和广播都没说？”
一个地方党支部的人随时陪同在我们身边——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猜到他的想法：我应不应该向上级报告呢？
但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正常人。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会向上级汇报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漫长的沉默）
我们知道这些真相又能如何？我们该如何面对？
如果核电厂又发生爆炸了，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
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人们还活在斯大林的统治下。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