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我已经收集了七年——有剪报，还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也有各种数据，这些全都可以给你采用。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议题了，可是我无法写作。我知道如何抗争——组织游行、监督、取得药物、探望病童——但我无法写作。我有太多感受，我无法承担这一切，这会让我无所适从。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已经有许多狂热分子和专属作家写了。我不想成为另一个滥用此题材的人。
如果要我据实记录？（思考着）那温暖的四月雨，七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场雨。雨滴像水银般汇集在一起。人们说辐射是没有颜色的，但是那天的积水却是绿色和亮黄色的。
我的邻居悄悄告诉我，自由电台报道了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意外。我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我相信，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我们一定会收到通知。他们有各式各样特殊的器材——比如特殊的警示灯、防空洞——他们一定会警告我们的。我们非常肯定！我们都上过民防教育课程，我甚至还当过民防课程的教师。
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带了些药粉给我。那些粉末是她亲戚给的，她还讲解了使用方法。她亲戚在核能研究所上班，叮咛她一定要保密，要她守口如瓶！要她像块不会说话的石头！那位亲戚还特别担心电话被窃听。
我侄子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他还很小，而我呢，我依然不信。我们家没有任何人喝下这些粉末。我们对国家都充满信心——不只是老一辈人，年轻人也一样。
现在我回想那些第一印象，还有那些初次听到的传言，我回想从当时到现在形势的转变，我曾这样想，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令人煎熬的，就像我体内住着两个人，一个活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另一个活在之后。现在要确切地回忆那个之前的我很不容易，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最初几天，我开始往隔离区跑。我还记得，在一些村庄停留时，让我感到很诧异的是，那里竟然如此安静。没有鸟儿，什么都没有。走在路上，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寂静无声。我的意思是说，房子空了，人也都走了，所有东西都像是被按下了开关，连只鸟儿都没有。
我们来到朱迪亚尼村——这里的辐射量是一百四十九居里。马林诺夫卡村——五十九居里。这里的居民受到的辐射剂量，是巡逻核弹试爆地的士兵的一百多倍，也是核弹试爆地的一百多倍！
辐射剂量计在摇晃着，早已达到极限，而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却立起了告示牌，声称：当地辐射学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葱、西红柿、小黄瓜——统统可以吃。地里种的东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现在辐射学者是怎么说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我们在村里遇到不少喝醉的人。他们随处都能喝起酒来，连女人也不例外，尤其是那些挤牛奶的女工。
我们在一个村庄参观了幼儿园。小孩们跑来跑去，在沙堆里玩耍。主任告诉我们，这些沙每个月都会换新的，沙子是从别处运来的。你大概可以猜得到是哪里来的了。孩子们都很悲伤，我们讲笑话，他们却没有一丝笑容。孩子们的老师说：“别再试了，这些孩子不会笑的。”孩子们睡着时却会哭泣。
我们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刚生产完的妇人。“谁允许你在这里生产的？”我说，“外面有五十居里的辐射量。”
“是放射诊断科的医生，她叫我不要把孩子的衣物晾在外面。”
他们试图说服人民留下来。就算他们把村里的人撤离，他们还是会带人回来种田，采收那些马铃薯。那些地方委员会的书记，他们现在又怎么说？他们是怎么为自己辩解的？他们把过错归给谁了？
我留下了很多指令——最高机密的指令，这些全部都给你，你一定要写一本诚实的书。这里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的指令。你需要穿戴防护装备，橡皮手套、橡皮外套、靴子等，就像处理其他辐射物品一样。如果居里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要把鸡放在盐水中煮沸，用过的水要倒进马桶，肉拿来做成馅饼或萨拉米香肠。如果居里数太高的话，就把鸡裹上骨粉，拿去喂牲畜。这就是他们对肉类生产的规划。这些肉从“污染区”廉价地卖到“干净区”。负责运送的驾驶员告诉我，这些小牛很古怪，它们的皮都拖到地上了，而且饿得什么都吃，包括破布和纸。它们很好养，全都是要卖到集体农场的。如果驾驶员想要的话，也可以带一头回去。这真是罪恶！罪恶！
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卡车。这辆车开得很慢，像是装着尸体的丧车。我们把车拦下来，我本来以为驾驶员喝醉了，结果看到是一个年轻人在开车。
“你还好吗？”我问。
“很好，我在运被污染的土。”
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漫天飞尘里？！
“你疯了吗？你还得结婚生子啊！”
“那你让我去哪儿找这种拉一趟赚五十卢布的工作呢？”
当年的五十卢布可以买一套高级西装。这些人竟然只是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冒险。至少跟生命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
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爱列娜·基谢廖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