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知道有关那些日子的事实与细节，还是只想听听我的故事？我并不是摄影师，我在那里摄影是因为刚好有照相机在手里。我本来是拍给自己看的，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我的职业了。我总是忘不了那里带给我的崭新感受。这样讲你懂吗？
（他边说边将照片在桌上摊开：有椅子、窗台、车轮般大小的向日葵、无人村庄里的鸟巢；空荡墓园里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高度辐射，禁止进入”，废弃空屋庭院中的婴儿车，窗户被封了起来，一只乌鸦站在婴儿车上，似乎在保护鸟巢；常见的鹤群，飞越荒地。）
人们问我：“你怎么不拍彩色照片？要有颜色的！”但切尔诺贝利是个黑暗的事件，这里不应该有其他颜色。而我的故事呢？我只能为这些作注解（指着照片）。但是没关系，我尽量试试看，其实故事就在里面了。（再次指向照片）
当时我在工厂里工作，同时函授进修大学历史学位。我在工厂的职位是二级水电工。他们将我们召集起来，急忙派我们出发，像是要送去战场前线一样。
“我们要到哪里？”
“他们告诉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我们要做什么？”
“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可是我们只是建筑工人。”
“那就去四处盖东西吧。”
我们盖了许多辅助用的建筑：洗衣间、仓库、帐篷。我负责卸载水泥。没人知道这些水泥是哪种水泥，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运过来，我们就将水泥卸下。一整天都在卸这个，到最后全身都包裹在灰色的水泥里，连身上穿的特殊防护衣也不例外，只看得到牙齿。晚上我们把水泥清理干净，第二天又沾了一身。
他们为我们举办了政治会谈——他们称我们为英雄，在前线立功，用的都是军用语言。但到底什么是贝克？什么是居里？什么是毫伦琴？我们向指挥官发问，他也无法回答，军校里没有教过。毫、微之类的用语，听来就像中文一样难懂。
“你们知道那么多做什么？奉命行事就对了。在这里你们都是军人。”
没错，我们是军人，但不是囚犯。
一位委员前来巡视。“听好，”他对我们说，“这里一切都很正常。环境辐射值是正常的。大约离这里四公里处是有危险的，那边的居民将会被撤离。但这里是安全的。”
他们当中有辐射检测人员，他肩上挂着小盒子一样的仪器，然后拿着一根长杆子在我们的靴子附近挥动，然后他吓得往旁边一跳——这是他不由自主的反射动作，他不是故意的。
接下来就是像你这样的作家会感兴趣的地方了。你觉得，这件事我们会记得多久？过不了几天就忘了。我们俄国人是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不会只为自己的生命考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的政治家不会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也不会。这样讲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和你们不同。
在隔离区，我们的确喝了很多酒，真的喝了很多。一到晚上，没人是清醒的。前几杯时，会有人开始感到寂寞，想起他们的老婆小孩，谈起之前的工作，抱怨以前的老板。没多久，喝了一两瓶之后——我们唯一的话题，只剩下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我们会谈起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还有斯大林。俄国是不是伟大的国家？我们会不会胜过美国人？当时是一九八六年——我们比的是谁的飞机更好，谁的航天飞机更可靠。
好吧，虽然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但是我们有第一位上太空的人！你能理解吗？我们重复着这些话题，直到喉咙沙哑，直到天亮。为什么我们没有辐射剂量计，也没有领到任何药粉以防万一？为什么我们没有洗衣机可以每天洗防护衣，只能一个月洗两次？这些话题总是最后才被提起，或是穿插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该死，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
伏特加比黄金还珍贵，想买也买不到。村里所有东西都被喝干了：伏特加、私酿酒、化妆水、指甲油和喷雾剂。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我们拿着三升装的私酿酒，或是一罐古龙水，就开始没天没地地聊起来。我们当中有教师和工程师，有完整的联邦团队：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乌克兰人。
我们开始辩论哲理，谈起我们都是物质的奴隶，使得我们成为这世上众多物件之一，而切尔诺贝利为我们开启了进入永恒的大门。我还记得我们讨论到俄国文化的命运，结论总是悲观的。没有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无法理解这些事。只有在俄国文化的背景下，这场灾难才有意义，也只有俄国文化做好了准备。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害怕核弹，害怕蘑菇云，但结果发生的却是这种事；我们知道火柴或保险丝走火可以烧掉一间房子，但这次的事件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听过切尔诺贝利的传言，听说那里的火焰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火焰。那是一道光，是闪亮的，不是蓝色，和天空的颜色很相近，也没有冒出烟雾。
那些科学家本来都是神，现在却成了堕落的天使，甚至是恶魔。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然的奥秘，至今仍然如此。我是来自布兰特金的俄罗斯人。我们那里有个老头喜欢坐在门廊前，他的房子朝一边倾斜，就快倒了，但他仍不停地谈着世界的命运。每个工厂，每间啤酒屋里都会有亚里士多德。而现在我们就坐在反应炉旁，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大谈哲学的人会有多少。
报社的人来找我们拍照。他们会制造出虚构的场景：他们要拍废弃空屋的窗户，就拿了一架小提琴摆在窗前，然后将照片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但其实你不用虚构任何事，你只需要回忆就可以了：学校里的地球仪被牵引机压碎；阳台上晒干的衣服挂了一年，变成黑色；废弃的军人公墓里，草长得和军人雕像一样高，雕像手里的自动步枪上筑起了鸟窝；房屋的门被破坏了，里面被洗劫一空，但窗帘仍旧是拉上的状态；人们离去了，屋内仍摆有他们的照片，就好像是他们留下的灵魂一样。
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我想要清楚详细地记住每件事：当时的时间，天空的颜色，我的感受。你懂吗？人类永远遗弃了这片土地，而我们是第一批能体验这种“永远”的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那些老农夫的面孔——他们看起来仿佛雕像。他们是最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恋爱，用汗水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期待孙子孙女的到来。在结束了一生之后，他们将离开人世，入土为安，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发生在白俄罗斯的农舍中！对我们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家只是一种居住的工具；对他们而言，家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每当经过这些空荡荡的村庄时，你总希望能看见人影。地方教堂早被洗劫一空——里面满是蜡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祈祷。
我想要牢记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开始摄影。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们安葬了一个去过那里的朋友。他死于血癌。我们为他守夜，按苏联的传统喝酒，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聊到午夜。
刚开始，我们谈论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后来呢？我们又谈起了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
俄国军队会不会离开车臣？
会不会有第二次高加索战争，还是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里诺夫斯基有没有可能当上总理？叶利钦会不会再次连任？
我们还谈起了英国皇室的戴安娜王妃、俄国的君主政体，谈起了切尔诺贝利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推测。有人声称外星人知道发生灾难后，会前来帮助；有人说这其实是一场实验，接下来出生的小孩会有过人的天分；有人说白俄罗斯人或许会灭绝，就像斯基泰人一样。
我们都是玄学家，早已脱离这个俗世。我们只生活在梦中，活在高谈阔论里。你一定要在这平凡的生命里增添些什么，才能使一切变得合理，就算在死亡的边缘也一样。
——维克多·拉图，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