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是自由之身。这种感受你是无法理解的，只有经历过战事的人才会懂。我亲眼见过那些人——他们一喝醉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提及往事，他们很怀念自由奔放的感觉。这些特种部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从不退缩！你会去打仗，你会活下来，然后领到一百克廉价烟草。你也可能会有上千种不同的死法，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如果你够努力，你可以骗过所有人——死神、长官、战争、伤员，甚至是全能的神——你可以骗过他们然后活下来！
自由总伴随着寂寞。我明白这一点，所有去过反应炉的人也同样明白，就好比战场前线的壕沟一般。恐惧和自由！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这不是过着平凡生活的人可以理解的。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训练我们，让我们随时备战的吗？结果我们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没准备好。两位军方人士到工厂里叫我出来：“你可以分辨汽油和柴油吗？”
我问：“你们要派我去哪里？”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自愿去切尔诺贝利的。”
我的军事专长是火箭燃料，这是一项机密的专长。他们从工厂直接带我过去，我身上只穿着T恤，他们甚至不让我回家。
我说：“我要先告诉我妻子。”
“我们会告诉她。”
不算军官，巴士上约有十五人。我很欣赏这些人。如果要我们去，我们就去；要我们做工，我们就做；如果他们要我们去反应炉，我们就会爬上反应炉的屋顶。
在已撤离的村庄外，他们立起了守望台，士兵们拿着来复枪驻守其中。周围有障碍物，还有标示写着：“这条路已受到污染，严禁通过及停留。”
四周都是灰色的树木，上面洒着辐射去污液。这简直让人发疯！刚开始几天，我们都不敢坐在地上或草地上，我们都是快步跑动，而不是走。如果有车经过，我们会立刻戴上防毒面具来抵挡尘土。轮班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帐篷内。哈！几个月过后，一切都正常了，就像平常生活一样。我们从树上摘梅子，去抓鱼，那里的梭子鱼大得惊人。还有鲷鱼——晒干后可以拿来下酒。大概有人跟你说过这些了吧？我们还踢足球，我们还下水游泳！哈。（又笑了起来）我们相信命运，我们的内心只相信宿命，我们不懂医学，我们并不理性，这就是苏联人的心态。我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
现在我是二级伤兵。我很快就病倒了，是辐射污染。我去看门诊的时候，甚至没有医疗卡。啊，不管这么多了，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把别人的空房子封起来。这是什么感受呢……看着那些不能播种的田，奶牛用头不断撞门，但是闸门和房屋都被封了起来，任凭牛奶滴到地上。就是这样的感受！
在尚未撤离的村庄里，农民们会酿制伏特加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用：工作的薪水是之前的三倍，军队每天发放的补贴也是之前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一项命令：平时喝酒的人，第二期任务时可以选择留下。
喝伏特加到底有没有效呢？至少有心理作用。我们选择相信，正如我们对其他事也深信不疑一样。
农民的生活过得很顺利：他们播种，等作物成熟，然后收割，听任一切自然发展。他们不需要跟沙皇，或是政府交涉——航天飞机与核电厂也与他们无关，首都的会谈也一样，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他们从未离开此地。
开始有人中风死亡了，他们静静地打包种子和西红柿。
炉子上的玻璃杯炸开了，他们就再摆一个回去。
你说应该要销毁、掩埋所有东西？我们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禁止他们劳动，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传统意义。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
我想要自愿去反应炉。“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每个人在解除动员前的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派去反应炉屋顶。”
我们会在这里待六个月。和预先指定的一样，在居民撤离五个月后，我们便被派到反应炉了。知道我们将去反应炉屋顶工作后，有人开着玩笑，也有人严肃地讨论着。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有五年可活，说不定还有七到十年可活。但是不知为何，大多数人都说只有五年。这数字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很冷静地说着这样的话，没有一丝恐慌。
“志愿者，向前走一步！”
我们整队人都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官有一台监视器，他打开屏幕，把反应炉的屋顶展示给我们看：上面散落着石墨碎片和熔化的沥青。
“小伙子们，看清楚那些碎片了吗？你们要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然后到这里，你们要在这个区域挖洞。”
根据指示，上去作业的时间应该是四十到五十五秒。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要上到屋顶，再下来，然后再爬上去，把东西丢下来—一个人负责把手推车装满，其他人负责把东西扔到坑里。你必须把东西丢了就走，不能往下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大家还是看了。
报纸上写着：“反应炉周围的空气很干净。”我们读了之后都笑了，还咒骂了几句。空气很干净，没错，但上面的辐射剂量很高。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辐射剂量计，有的上限是五伦琴，一用就立刻到达极限了。有的上限较高，可以测量至两百伦琴，同样也达到上限。
他们说，你还可以活五年，而且不能生育。如果五年后你还没死的话……（笑了起来）当时流传着各种笑话。我们都很平静，没有惊慌失措。五年啊……我已经活过十年了。看吧！（笑了起来）他们还颁发奖章给我们。我得到了两个。奖章上有各种图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红旗。
有个人消失了。我们以为他逃命去了，但两天后发现他在树林上吊自杀了。每个人都曾这样想过，你懂吗……但我们的长官却说，这个人收到一封信，信里说他妻子对他不忠。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解除动员了，他竟然还去树林里上吊。
我们当中有一位厨师，他很害怕，不敢睡在帐篷里。他住在仓库，在奶油桶和肉罐头底下挖了个坑，带着自备的床单、枕头睡在地底下。这时我们接到命令：“再召集一批人上屋顶。”
大家都去过了，但他们还是很缺人！最后他被挑上了。他只上过一次屋顶，现在他也是二级伤兵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们一直有联络，我们互相扶持，有着共同的回忆，这些回忆一生难忘。这才是你应该要写的东西。
报纸上写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们自己缝补防护用具、铅衣、内裤，这些都没有写到。我们穿着含铅的橡皮衣服，但我们另外还做了含铅的内裤。我们很注重这一点。
在一个村庄，他们带我们来到两家妓院。我们这群男人六个月没回家了，六个月没碰女人了。我们统统进去了，反正当地的女孩也会在路边站街卖淫，虽然她们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哭着说自己快要死了。我们就这样穿着铅制内裤，就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个写下来。
我们之间还流传着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一个美国机器人上屋顶作业五分钟，然后就发生故障了。日本机器人也上去作业了五分钟，然后也发生故障了。俄罗斯机器人来了，一上去就是两个小时！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命令：“二等兵伊凡诺夫！再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下来休息，抽根烟了。”哈哈！（大笑）
在我们上屋顶之前，指挥官会下达指令，我们这些人都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提出抗议：“我们已经去过了，应该让我们回家才对。”
就我而言，我的专长是燃料，但他们还是派我上屋顶。我什么话都没说，是我想要上去的，我没有抗议。指挥官说：“只有志愿者需要上屋顶。其他人可以到一旁去，军事检察官会找你们谈话。”
大家站着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都同意了。我们都立过誓了，就必须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太相信抗命真的会被关进牢里。他们放出风声，说可能会关一到两年。但如果有士兵受到超过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他的上级长官将会因为使部属中毒而被送去坐牢，所以没人受到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每个人的辐射量都会低于这个值。这样讲你懂吗？
这些士兵都是好孩子。其中有两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人便说：“让我来。”他当天已经上过一次屋顶了。他的行为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他也领到了奖金：五百卢布。
另一个人在上面挖洞，他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对他挥手：“快下来。”但他仍跪着不停地挖。他必须在上头挖出一个洞，好让我们丢废弃物下去。等到洞挖好了，他才肯起来。他的奖金是一千卢布，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两部摩托车。现在他是一级伤兵。冒险的代价就是能马上领到很多钱。
解除动员的时候到了，我们都上了车。
在离开隔离区的路上，警铃一直响着。
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我都有某种感觉，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史诗般的”，“神奇的”，这类字眼都不足以形容。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连在爱情里也找不到相似的感受。
——亚历山大·库卓亚金，清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