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五月底，差不多是意外发生的一个月后，我们收到周围三十公里处生产的产品，开始按照要求检验。我们这个研究所全天运作，就像军事单位一样。当时我们是白俄罗斯唯一有专家和设备来做检验工作的地方。
我们收到了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内脏器官。我们检查了乳汁。经过首次检验，这些送来的东西显然不能称为肉类，而应该说是辐射的副产品。隔离区的牲畜都在轮班管理之中——畜牧人来来去去，挤奶工人只有需要挤奶时才会来。乳制品工厂依照政府的计划运作。
我们检验了牛奶。那些东西不是牛奶，是辐射的副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使用罗加契夫乳制品工厂的炼乳和浓缩牛奶，来作为课堂上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还在市面上售卖。当人们开始拒绝购买罗加契夫的乳制品时，市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堆没有标识的牛奶。我不认为是他们忽然缺包装纸了。
第一次去隔离区时，我测出森林的环境辐射值，是道路和田地的五六倍。各地的辐射量都偏高，但牵引机没有停止运作，农夫们也继续种田。
在少数几个村庄，我们测量了当地成人与孩童的甲状腺机能。得出的结果是：超出正常范围的一百倍，甚至超出两三百倍。我们一行人中，有位女性放射学者，看到儿童在沙地里玩耍，顿时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检验了母乳，同样具有放射性。我们到店里，正如大部分小镇商店一般，衣服和食物摆放在一起，西装和洋装摆在萨拉米香肠和牛油旁边。这些商品就这样暴露在外，都没用玻璃纸盖起来。我们测量了萨拉米香肠和蛋——我们拍了X光照片——这些东西不是食物，是辐射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她家门口的长椅上哺乳，她就像切尔诺贝利的圣母，但她的母乳里却含有铯元素。
我们向主管询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是好？”
他们说：“做好检验工作，然后回家看电视。”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里安抚民众：“我们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
我相信了。我当了二十年工程师，我熟知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生物都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就算只是短期离开也好。
我们尽职尽责地检验，然后守着电视。我们已经习惯笃信不疑了。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带着信心和信仰成长。这些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获胜了。当时全世界都对我们心怀感激。
所以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知道实情，却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去广场上大声说出来？我们汇编了检测报告，写好附注，但我们却保守秘密，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因为我们遵守党的纪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记得有任何同志拒绝前往隔离区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党员身份，而是因为我们对党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准则。在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得了心脏病，甚至自杀，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样，朝自己的心脏开枪。一旦你失去对党的信心，你就不再是党的一部分了，只是一个失败者，失去了活着的目的。这是我对他自杀行为的理解，他的行为是一种征兆。
——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