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我当时有许多新感受——像来到了未知领域所感受的恐惧，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样。我来自库斯克。一九六九年时，库尔恰托夫镇附近建起了一座核电厂。我们常去那里购买食物——供应给核电厂工作人员的食物质量是最好的。我们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就在反应炉旁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接到一则通知，我是一个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军方的募集办公室报到。他们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我们正需要化学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营地待二十五天吗？”我心想：为什么不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大包行李，还有一支牙刷，来到了集合点。和平时期的任务，来了那么多人，我感到很讶异。我开始想起那些战争电影的画面——六月二十二日，多么特别的一天啊，这一天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在重复着集合、解散的动作，终于在天黑时搭上了巴士。
有个人在车上宣布：“如果你带了酒，现在就打开来喝。今晚我们就会搭上火车，明天一早就要编入部队。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黄瓜一般新鲜有力，不要带着多余的行李。”好的，没问题，我们狂欢了一整夜。
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在森林里。我们又排好队形，然后按字母顺序点名出列。每个人都拿到了防护装备。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又发了一套，然后再发一套。我心想，这事应该非同小可。他们还给了我们大衣、帽子、床垫和枕头——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备。可当时是夏天，而且他们说过我们二十五天后就能回家了。
“你在开玩笑吗？”与我们一起前来的上尉笑着说，“二十五天？你们要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六个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后开始感到愤怒。他们开始说服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应炉周围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钱。
有一个人开始估算，半年后他就可以开着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要离开，但他已经身在军中不由己了。辐射是什么？没人知道。尽管我刚上过民防教育课程，但他们教的是三十年前的旧东西，例如五十伦琴是致死的剂量。他们教导如何在核爆时扑倒在地，以避开冲击波。他们还教有关放射线和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最危险的辐射污染，他们却只字未提。
带领我们前往切尔诺贝利的长官也不太机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喝酒。我观察着酒瓶上的标签，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开始喝一些古怪的东西，像是各类玻璃清洁剂。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对此很感兴趣。喝了清洁剂之后，你会觉得脚软，但头脑很清醒，你告诉自己要“站起来”，却会跌倒在地。
我是个有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实验室的主管。而他们竟然叫我做什么呢？他们拿了一把铲子给我——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口号：“用铲子对抗原子！”
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没人会戴上这些东西，不然会热死。我们都签收了这些物品，就像领取备用弹药一样，随后就置之不理。
他们带着我们从巴士转搭火车。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人，所以我们轮流休息。
到底有什么在切尔诺贝利等着我们？一大堆军事装备和士兵，还有清洁站。这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们被安置在帐篷内，十个人一间。我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有待产的妻子，还有已缴了房租没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义无反顾。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帐篷周围有堆积如山的空罐子。战争时，军方后勤单位会提供特别的补给。有肉罐头、荞麦薏仁，还有鲱鱼罐头吃剩后的空罐。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猫，像苍蝇一样。村庄里空无一人——当你听到开门声，转头一看，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一只猫。
我们负责挖起受污染的表层泥土，将挖起的泥土放上车，然后载到废物掩埋场。我以为废物掩埋场会是一个复杂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实际上却仅是一个大坑。我们将挖起的土地表层卷起来，像一张大地毯。整片绿色的大地都被我们挖了起来，上面有花草和根须，还有小虫、蜘蛛和蚯蚓。
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只挖起表层泥土且将活物分离开来。若不是我们每晚疯狂喝酒，我们可能会无法承受这一切，大概会崩溃吧。我们将方圆好几百公里的地都翻了过来。房屋、谷仓、树木、道路，还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时，你知道该刮胡子了，但你却不敢去看镜中自己的面貌，因为这会使你胡思乱想。很难想象这里的居民会回来居住，但我们仍然更换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顶。我们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每天起床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对我们说：“啊呀，年轻人，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来这里坐，跟我们一起吃饭。”
风不停地吹，云也跟着流动，反应炉没有关闭。我们挖起一层泥土，下周回来又得重新来过。但已经没什么可挖了——只剩被风吹来的沙土。这些任务里，只有一件我觉得有意义：有一次，直升机洒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松动的底层土地上制造出一层聚合物薄膜，让土地不再松动。这我可以理解。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虽然村民都要求被撤离，但还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走进老农民的小屋坐下来吃饭——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让我在这半小时内，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里的任何东西，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还是很渴望能走到老农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们的工作结束后，唯一剩下要处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们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将坑封住，然后再用铁丝网围起来。他们将那些使用过的倾卸车、货车，还有挖土机留在原地，因为金属也会吸收辐射。我听说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换句话说，是被偷了。我相信这个说法。这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我们都惊慌起来：辐射检测人员发现，我们餐厅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点还高。我们当时已经在那里用餐两个月了，但别无他法。所谓的餐厅，不过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组成的。我们站着用餐，在水桶里洗澡，厕所是空地里挖出的大坑。我们手里都拿着铲子，反应炉就在不远处。
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有点清楚情况了。大家开始说：“这不是自杀任务。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已经够了。他们现在应该换其他人来。”
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他很诚实：“对我们来说，带新的人员换班并没有好处。我们已经发了三套衣服给你们，而且你们对这里也很习惯了。带新人来，不但花钱，还很麻烦。”他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
这里的村庄空无一人——只剩下猫和鸡。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发现里面堆满了鸡蛋。我们会把蛋煎来吃。身在军中，什么都要能吃得下肚。我们还会抓鸡烤来吃，一边喝着自制的伏特加。
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影，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厨师会因此睡过头，导致荞麦都没煮熟。他们会带报纸给我们看——在报纸里，我们都被写成英雄，写成志愿者！报上还有一些照片。我们都很想见见那位摄影师……
联邦支援部队也在附近。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军法审判。一个人跑在部队前方，如果他停下脚步或走偏了，就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个人负责清洁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来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过了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反抗，要求回国。
有一次，我们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无一人的城镇，清洁某栋房子。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明天要在那里拍摄婚礼。”
我们拿着水管喷洒屋顶、树木，冲洗地面。我们还把马铃薯园、花园和庭院的草都收拾干净，一处不漏。第二天，来了新郎和新娘，还有一整车的宴客。他们放起了音乐。这一对是真的新郎新娘，并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撤离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来举行婚礼，过程将被拍摄下来作为历史纪录。这是我国政治宣传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成为专门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我出现在这里，也算是证明了关于我们的神话：看吧，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就算是去过死亡之地也一样。
就在我快要回家时，指挥官把我叫去：“你在写些什么？”
“写信给我年轻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点。”
过去那段日子，留给我怎样的回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们挖了又挖，铲了又铲。我曾在日记里写下我的感悟，我刚来的前几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回归尘土竟是如此简单。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柯夫，化学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