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好处。
地铁咔嗒咔嗒地转换轨道，呼啸前行，岁月仿佛被印刻进承载地铁疾行的铁轨中。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对面座位上方的地图上——这样，我就不会迷失自我，不会迷失在混乱的大迷宫中，也不会迷失在时间里。我要记住我在做什么。我要记住为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我一定不能忘记这两件事。
我在伦敦，我在找凯特琳。
散步时，我考虑过，我去解救凯特琳的远行可能都没办法到达马路对面。我像个刚学会开车的新手，随时要看好到底去哪儿。任何注意力的分散，都可能让我突然转向，迷失在某个冒险中，而我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试图在一些生活技能开始丢失前，重新学习，这就好像搭下行电梯往上走。如果能够保持注意力集中，就算万幸了。至少比往下走好。
我很高兴，我还知道只剩下两站了。可是，我看到自己映在对面车窗上的影子，空洞而透明，一个女人正渐渐消失。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能像影子那般就好了——随着疾病的恶化，我也渐渐变得透明，直到最后，成为一个鬼影。如果我的身体能够跟着思想一起融化，对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都会更好过些吧。那时，无论是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哪儿。我不知道那个想法是否行得通，但能记得“象征意义”这个词，我也很高兴。
妈妈坐在靠近我“鬼影”的那边。她在看报纸，小心地靠着我的手臂。她假装不去碰我，其实却跟我紧挨着。在我另一边，坐着一个女孩，上唇戴了许多唇钉。我转过身直视她，看到那五个唇钉，呆滞的金属钉穿透她洁白的皮肤，衬托出她弯弯的嘴唇。她外穿人造毛的白夹克，套着深红色衬衫，衬衫没系扣，露出胸前的疤痕，大概是做过心脏手术，在针脚留下的小褶皱处，她都用亮晶晶的小宝石做点缀。看到这，我笑了。
即便她真的感觉到我在看她，也肯定直接忽视了。她正戴着耳机，看着一本破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地铁继续往前开——咔嗒，咔嗒，咔嗒。我忍不住看她，好奇她怎么判断美丑，或所谓的美丑。也许，那是她自己的平衡观。
妈妈很明智地拍了一下我的膝盖。“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盯着那可怜的女孩了，你会让她很难堪。”她高声对我耳语。
“她不在意，”我说着，指了指那个女孩，她转过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看吧，她喜欢被注视。我想，被关注是件好事。”
“也许吧，但不是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妈妈发嘘声反对我，地铁上很吵，女孩耳机里的声音很大很重。也许，她跟凯特琳喜欢同样的乐队。也许，她认识凯特琳。
“你在听谁的音乐？”我拍拍她的手腕，她摘掉了耳机。
“很抱歉。”妈妈说着，但她还没说我得病的事。
“没关系，”女孩笑了，“我不介意。我在听‘暗物质’，你知道他们吗？”
我心血来潮地伸出手，把一个手指放在最上面的钉子上。
“克莱尔！”妈妈伸过手，也许是要阻拦我，或只是不让我说话。我摆脱了她。“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你什么时候做的手术？”
女孩又笑了。“四年前了。”
“我喜欢你疤痕上的宝石，”我告诉她，“不过，我不喜欢你嘴唇上的钉子。你非常漂亮，唇钉把你毁了。”
她点点头。“我妈妈也那么说。”
“我很抱歉，”妈妈又说了一遍，“我们下一站下车。”
“没关系，”女孩咯咯笑了，看了看我，“现在不是我煎熬的阶段。这是我的脸，我的身体。我剩下的这段日子，这是我对生活的诠释，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你这么想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妈妈努努嘴，“看到那边的女人了吗？她以前是嬉皮士，嗑完药光着身子在舞场跳舞。现在，她穿提臀紧身衣，听‘弓箭手’乐队的歌。”
女孩瞪大双眼，然后哈哈大笑。
“她得了早发型阿尔兹海默病。”妈妈回击了，我得接受事实，这是一张王牌。当地铁在我们那站停下来时，妈妈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下了地铁。地铁开走时，我朝女孩摆手，她也朝我摆手，她上唇的钉子闪闪发光。我也想在我的疤痕上装饰宝石。可是，我的疤痕在脑袋里。也许，我可以装饰我的意志：疤痕把我拆散后，也许还会变成钻石。
妈妈认识路，至少，她身上有地图。显然，学校离地铁站不远，所以，我让她牵着我的手，像个小女孩一样跟她去学校。我们在蒙蒙细雨中前行，快到的时候，身上慢慢湿透了。妈妈告诉我，那地方是位于高尔街的伦敦大学学院英语系办公室。
“我们进去后，我来说。”她的话，把我逗乐了。
“我还有说话的能力。”我告诉她。
“我知道，但你不会从该说的话中，过滤掉你的想法。”她眉梢一扬，“还有，我想，你从来没做到过。”
“谢谢你在这儿，”我说，“为我做这些。”
“我想，有时，你会忘记我为你做的一切。”妈妈的笑容温柔起来，她伸过冰凉的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你还是我的宝贝，知道吧。”
“我不知道。不过，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该用勺子喂我流食了。”我还没弄清自己在说什么，就回答了。妈妈把手伸回口袋，再次收起了表情。我跟她往楼里走。负罪感向我袭来。妈妈花了很长时间，照顾一个得了这种病的爱人，看他过早死去。现在，同样的事她要再做一遍。我想告诉她，不要烦恼。我想说，我可以住在疗养院，让陌生人照顾。但是，我没有说。因为，她是我妈妈，我需要她。我知道，即使到了我不知道自己需要她时，我还是会需要她。
看到我们靠近，前台的胖女人也没有恼怒。说起来，她似乎又臃肿了点，活像只在整理羽毛的母鸡。她机灵地动了一下，把目光从我们身边挪开，开始直盯着电脑屏幕，好像在做非常重要的事。
“你好。”我礼貌地说，她没有抬头，我又重复了一遍，“你好。”
女人只竖起一根手指问候我。她在键盘上打着什么，打了两个节拍，总算注意到我了。最近以来，我不知道，我对事物的感觉，是我真正的感觉，还是因为这病使然。但是，在这种稀罕的场合，我很肯定，我——病痛下仅存的我——不喜欢这个女人。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我还是宁愿自己喜欢她。
“我能为你做什么？”她问。让她干活，她明显很不高兴。
“我女儿在这里读大三，我想知道她的地址，”我开心地说，“家里有急事。”
“我们不会泄露个人信息，”女人亲切地笑了，“我说，不能你说是谁母亲你就是。要我说，你还可以当女王呢。”
“噢，不，如果我是女王，你肯定认识我，”我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政策，但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我很着急联系她，真的很急。她需要我。”
女人怀疑地看了看。“你说，你是这个人的母亲。可是，你不知道她在哪儿？”
“是的，”我说，“是的，我是个糟糕的母亲。”
女人要做出被挑衅的表情，但她还没来得及，我母亲就插进来了。“请原谅我女儿，”她说，“她得了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
我很清楚母亲的策略：她打算用我的病蒙混过关，直接打出同情牌，不让我的新对手浪费时间。但是，这还是让我痛苦。我想以智取胜，我又不是没有智慧。
女人嘟起粉色的小嘴，做出一个无声的“O”字口形，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非常简单，你看到了，”妈妈接着说，“我们需要您做的，就是联系上凯特琳。别管她在学校哪个地方，告诉她妈妈和姥姥……只要告诉她我们来了。家里有急事。”
“凯特琳？”女人坐直了一点，“凯特琳什么？”
“阿姆斯特朗，”我说，“你认识她吗？”
“凯特琳·阿姆斯特朗是这位可怜女士的女儿？”接待员不再直视我，也不跟我讲话，“噢，她不是这里的学生了。她暑假结束就退学了。”她放低声音，举起一只手，不让我读懂她的唇语，知道她在说什么，“也许这位女士忘了。”她小声说。
我和妈妈震惊地交换了眼神。我看得出来，这也震撼了我的接待员小朋友。
“退学了？你确定吗？”我稍带威胁地伏在桌子上。作为一个痴呆症患者，不懂个人界限也很正常。“我的凯特琳？她很高，跟我一样，但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一头浓密的长发……她是……她是个文字学生(1)。她是学文字的。我的凯特琳？”
“对不起，亲爱的，”接待员滑下了座椅，朝我母亲笑了笑，“你在照顾她吗？她已经很糊涂了吗？你一定很不容易。”
“我不糊涂。”我告诉她，虽然她还看着我母亲。
“你肯定是同一个女孩吗？”我妈妈问。她把我的手放在桌子下，离开接待员的视线，并握紧我的手指。她又在告诉我，让她来说。
“非常肯定。”女人点点头。作为坏消息的发布者，她咬住嘴唇，表情中同时掺杂着同情和暗喜。“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她来见主任时，我在这里。我从没见过哪个女孩哭得那么伤心。她期末考试考砸了。跟一个男孩有关，我想——通常都是这样。她来说补考的事。但是，她没有注册。我以为，她回家疗伤，从爸妈的账户中取钱去了。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告诉你们。”她的声音又变小了。“没必要再让她失望了。”
“我在这儿站着，我还有耳朵，”我说，“我不是聋子。”
女人急忙看了我一眼，但还是没有直接跟我对话。有一会儿，我怀疑，我是不是变成地铁上那个“鬼影”——没人愿意再正眼看的那个人，可能并不真实的那个人。
“你可以试着找找她最好的朋友，”她说着，来了灵感，“上学期，凯特琳来这里时，都是她陪着。她叫贝基·弗思。不过，我没法给你地址。我说过，这不符合我们的数据保护政策。但是，她今天应该在学校。你可以去食堂，问问旁边的人，大概能找到她。她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
“谢谢你。”妈妈依然握着我的手说。
我转过头，最后瞥了一眼接待员。我知道，这会儿说出一句机智伤人的俏皮话，绝对不是最佳时机。因为，她会觉得，我不仅生病，还很可怜。但是，我什么也没想起来，这更清楚地提醒了我，我不仅病了，还很可怜。
结果，食堂里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太多了。我都怀疑，如果我们一个个地接近，会不会被礼貌地送出门。
我第一次觉得身为四十多岁的女人其实是好事——当然这很罕见，因为，没人会觉得我们有不良企图。不过，我们也遭遇了几次困惑、烦恼和轻蔑的“不知道”。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一个梳马尾的金发女孩，最重要的是，她知道贝基·弗思在哪儿。
“她今天不在，”女孩说她叫爱玛，“今天是文学批评课。但凡有点办法的人，就不去上那课。不过，她可能在家。”
“你知道她家在哪儿吗？”我问她，松了口气。爱玛显然不太介意贝基的隐私，因为，她开心地为我们写下了贝基的地址和号码。
我从她手里夺过纸条，感觉有了目标：我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凯特琳。我要找到她，救下她，带她回家。我一直是她母亲。那一会儿——那几秒，也许有十几秒——我感觉到强大和自由。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完全不知道要去哪儿。
幸运的是，我们赶到时，贝基还在家。我们坐了一段痛苦的公交，但我勉强地熬过去了，因为，很显然公交车上比我疯狂的大有人在。傍晚时，天气渐渐变得黑暗潮湿。因为水汽的缘故，街道变成脏兮兮的镜子，映出这个世界。也许，世界本来就那样，各种颜色融合成另一种颜色——一个流动的世界，总是要被冲走。那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像是在脏镜子的另一面，想擦掉泥泞看清影像，理解影像。
“鬼天气。”妈妈说。我试图回忆不下雨的时光。贝基穿着T恤和内裤开了门。我想让她穿件外套。她看起来愣住了。她光着的长脚趾，在瓷砖地板上卷起来，那样子足够让我发抖。
“我不信教。”她说着，目光从妈妈身上，转移到我身上。
“我也不信，”我告诉她，“至少，如果我信上帝，现在我想对他说的，全是骂人话，而跟传播《福音书》毫不相关。”
贝基开始关门。
“是凯特琳的事。你认识她，对吧？”我妈妈用脚挡住门，下定决心要问出个所以然来。我想，只有伦敦东区警察和上门的推销员，才有这样的决心。贝基看了看妈妈固执的脚，又小心地打开门。
“我是凯特琳的姥姥，”妈妈说，“拜托了，要是她跟你在一起，要是你知道她在哪儿，请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她不再去学校了。我们知道，她怀孕了。”
“发生了他妈——”贝基瞪大了双眼，狠狠咬住嘴唇，没说出脏字。显然，她是个好女孩，不想在别人的妈妈和姥姥面前骂人。贝基不知道凯特琳怀孕了。也许，那表示，她没怀孕。“噢，我的上帝。我以为她……”
“她怎么了？紧急避孕药？避孕套？接受过性安全教育？”
“你很好说话，”妈妈说，“我们认为，她可能怀孕了，但我们不太肯定。我应该这么说。她不在家，我们担心她。拜托了，贝基，我们不想她现在一个人。”
贝基点点头，把门又打开一点，她光着的双脚原本一动不动，现在退后了几步。“进来吧，别淋雨了。”
她屋里有一股咖喱和衣服没晾干的潮湿气味混合的味道。我们站在走廊里。在客厅一张低矮的小桌子上，我看到凯特琳湿乎乎的背包。我心跳加速，闭上了双眼，等待泪水泛滥。我不知道，她可能在经历着什么，但我终于确定，她是安全的。
然后，我生气了。她舍得让我们这么担心，当然已经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她在这儿，”我说着，转身看了看贝基，“她的东西在这儿。”
“不，我是说没错，她是住在这儿。但她现在在上班。”贝基看起来心神不宁。她从栏杆上抓起一件套头衫穿上，把她浑身都包裹起来。“她说，她只是需要个地方待着，直到想清楚，找到解决方法。她说有一些……麻烦。她没跟我说很多，或者什么都没说。她一直在上班，所以……”贝基瞥了瞥前屋，我看见里面有个睡袋，地毯上乱放了几件衣服。“她没跟我提怀孕的事。好吧，她来这儿两周了……她什么都跟我说了。”
“她在哪儿工作？”我问她。她跟我说话，而不是跟我妈妈。我从这一点上猜到，凯特琳不是什么都跟她说了。
“噢。”贝基双肩下垂，显然，她不想把这点信息泄露给朋友的妈妈和姥姥，“呃，噢，在那个……”
她最后两个字说得很轻，我不确定有没有听错，直到我妈妈重复了一遍：
“脱衣舞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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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即为words student，此处应为克莱尔因阿尔茨海默病导致的词语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