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伦霍尔姆并不是一开始就拍那些悲惨的人与绝望的事，他是在“巴黎专科学校”学习制图艺术之后，才开始以制图手法走入摄影的。他加入了一个名叫FOTOFORM的摄影团体，作品曾登在即物主义的刊物中，如Subjektive Fotografie、Art d’Aujour d’Hui等书。这是他最早的面貌，也是当时典型的品位——形体构成、物体外在与内在的描绘：如一面白墙的细部组合啦，光与暗的对比啦……
这些在当时蔚成风尚的路子并不能使他满足，很快地他就继续追求自己在当导演时偶尔尝试的拍摄题材，那就是“人与存在”的关系。
斯特伦霍尔姆一直拍得很杂，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在巴黎的PLACE BLANCHE酒吧碰到了变性人之后，才把精神全部投入到这个单一的主题上。
斯特伦霍尔姆在这个题材上充分显示了他艺术家执着的个性。他可以经年累月每天晚上都泡在变性人聚会的酒吧里，与他们打成一片。他往往是在对象还是正常男性时就开始拍摄，而一直到他们完完全全变成女性为止。一拍就是十多年之久。
斯特伦霍尔姆的第一次个展是在四十七岁那年（1965），于故乡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以《给我自己的回忆》为题展示，并以同名出书。
次年他又举行了第二次个展——《死亡之照》。之后他在摄影界消失了有十年之久，整个20世纪70年代他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东西，没有展出半张作品，摄影界对他几乎不闻不问，好像从来就没有这个人存在过一样。
到目前为止斯特伦霍尔姆所发表的作品只是他所拍摄的极少极少的一小部分。他在自己的住所设了一个庞大的档案室，除了少数几位知己之外，没人有缘目睹他那可观的档案照片。据他亲近的友人说，光是斯特伦霍尔姆一个人，就有足够的能力开一个像《人类一家》的展览（注：该展览为20世纪50年代纽约现代美术馆摄影部主管——摄影家斯泰肯从六十八个国家的二百七十三位摄影家的作品中，选出五百零三幅，而举行的全世界巡回展）。
在这些极少部分的照片里，斯特伦霍尔姆被讨论最多的主题，除了“变性人”单元之外，就是“儿童”。
斯特伦霍尔姆在重新被肯定之后，才从档案中拿出了二十多张没发表过的广岛原子弹悲剧下的儿童旧照片，立刻又给了摄影界震惊的一击。
他拍的儿童很少是微笑的，通常是在哭泣，有些则浮现着极为特别的神情——“一种大人般的严肃表情”。
评论家彼得·维斯说：
摄影对斯特伦霍尔姆而言，就像写日记一样，是他的自我披露。斯特伦霍尔姆从不愿提起他的童年，也许是有太多的不愉快与忧伤吧！可是从照片上，他把自己的情愫反映了出来，就像自我分析般地充满痛苦。
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馆长奥勒·格兰瑟对斯特伦霍尔姆凝住的儿童表情曾如此评述：
孩子的脸上写着：“因为大人们错待了下一代，而造成无意义的伤害。”而这种被错待的表情是成人无法接受的。斯特伦霍尔姆的儿童照片给人的就是这股痛苦之极的感受。
斯特伦霍尔姆将一张原子弹受害者的女童照片及一张柴堆覆盖下的男童照片并排在一起。女童的脸颊溃烂、双眼全盲，那双不见瞳仁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面对着镜头，好像意识到自己被人所猎取。男童因得了传染病，即将活活被烧死，然而他却毫不知情，只是在烈日下淌着汗，不安地望着镜头。
这两张并排的照片，令人感到锥心而无法出声的痛楚。他表达出事物中所存在的“残酷之极限”，而这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了的。
斯特伦霍尔姆的日记本里，每页都是“存在的阴影”，他那成排成排的档案照片，正是日记本里梦魇的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