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来，蹲在天空中像是无处可去。虽说还不到十点，热浪已经淌进了屋子。一开始从最靠近室外的厨房进来，然后是客厅，从东到西，吞没了一把又一把椅子，所以我刚坐进窗口的靠背椅就险些跳了起来。我依然心神不宁。神父说我这种人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平静，这一点我接受。但今天我觉得特别不对劲，事情和乔西·威尔斯有关。两周后要大选，乔西和彼得·纳萨尔见面，在场的还有美国佬和我从一月就没再见过的古巴佬。但劳动党需要赢得牙买加，他们会付出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个结果。
我认为我知道那代表着什么。乔西在策划他们认为我不再有进取心去做的某些事情。先生们，他们没想错。1976年发生了许多事情。对，那个学童撞上我的子弹，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实话实说，我早就厌倦了鲜血的味道。甚至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但请别弄错，杀人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关心别人死活需要的就更少了。这个城市的有些区域，你让婴儿在街上乱走，随便他在粪水里玩耍。然后他会病得很厉害，整个人只剩下一个疯狂鼓胀的肚皮，你花时间去诊所，但诊所里挤满了人，你排队等叫号的时候婴儿死了，或者昨晚你心生怜悯，自己用枕头捂死婴儿，但无论如何你都只能看着等着，因为死亡是你能给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离大选仅有两周，人们每天忙着放枪。我和警长杀手公开宣布我们要和平，但只需要一颗子弹，来自西班牙镇打手帮这种组织，或者说他们从不签什么血逼和约的王帮。只需要一颗子弹。就算我们想要和平，彼得·纳萨尔这种人只希望他的党派获胜，根本不会关心怎么获胜。通常来说我也不在乎。但一个小国的一场小小选举怎么会变成这么一桩大事呢？美国为什么忽然这么关心我们了呢？事情和地盘无关，也和声明无关。我想到乔西，想到那些美国佬，想到彼得·纳萨尔，想到哥本哈根城和八条巷和金斯敦和牙买加和世界，心想什么样的坏小子声明能让全球瞩目呢？然后我想到了，就像启示录似的。我知道乔西打算干什么了。我从骨头里开始颤抖，橙汁洒在手上，滴到地上。杯子也掉了下去，但落在我脚上，所以没碎。橙汁缓缓淌过地面，仿佛鲜血。
——我的天，老头子，觉得我今天还不够忙的？
没等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就拿着抹布和水桶蹲下了。出去，找点事情做，她说。来到室外，还好我只穿了件网眼衫。乔西。要是橙街公寓楼大火这个声明还不够带劲，连耶稣都会拿起橙汁浇他一头，他们肯定在策划什么阴谋。这个阴谋不能让我参与。有什么事情会足够大又足够黑暗，黑暗得连罗爸爸都受不住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两条腿带着我走向乔西·威尔斯家。见到那个古巴人，想起他操蛋的外号“大爱医生”，我不由有了一些很不妙的念头。上次他来牙买加是一月，他和乔西去下城区的民族党地盘，在港口接连炸毁四辆轿车。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炫耀，没有人受伤，但他在乔西·威尔斯心中种下了某些恶念，这些恶念一直在生长。我的腿在向前走，但我的脑子在向后跑。回到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一个月一个月直到现在。你看着某些事情，它们只是某些事情。但换个角度再看，这些事情加起来就会变成极大极可怕的某种东西，由于你从来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看过，因此就更加可怕了。一月是彼得·纳萨尔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月份。现在他只打给乔西·威尔斯。他打电话给我是为了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来开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群大人物，来自全世界各个富裕国家，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资助牙买加，让牙买加把自己从屎坑里拔出来。这就是彼得·纳萨尔的原话，因为到现在他还觉得他必须将严肃议题解析成小学词汇，否则贫民窟小子就不可能理解。我险些对他说滚远点儿，我知道“招摇”和“健谈”的区别，也知道这两个词都没法描述他，哪怕另有别人替他写演讲稿。接下来还是彼得·纳萨尔的原话：要是迈克尔·曼利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牙买加，那他就会用这些钱将整个国家投入共产主义的黑暗深渊。
大爱医生来这儿向所有人讲述共产主义。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何从伟大领袖巴蒂斯塔手中篡夺权力，登堂入室之后就开始大肆屠杀。他如何拆毁以学校和商店为首的资本主义事物，却保留了大腿舞俱乐部“热带风情”，但风传司令官的小士兵有好几年抬不起头了。他们如何开始围捕反对者将其关进大牢，和民族党搞出的什么紧急状态完全一个样。大爱医生讲述他在监狱里的经历，说有些人毫无理由就被关进大牢，只因为医生、律师或公务员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卡斯特罗甚至抓捕女性和儿童。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翻出监狱高墙，以为十英尺之下就是道路，但实际上有五十英尺，而他还是跳了，以为他能越过陆地掉进大海。那位兄弟没有掉进大海。朋友们，迈克尔·曼利就想把牙买加带往这个方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他这么做。IMF代表着“都是曼利的错”，彼得·纳萨尔说。
一月才刚开始，我们就行动起来了。美国佬带来了满满一箱各种东西，古巴佬教我们如何使用。真希望猪湾那会儿我们就有这些东西，孩子们，他说了许多遍。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乔西了，但我没时间理会这种事情。那些枪不是1966年或1972年的枪。那些枪必须抵在一侧肩膀上，插入弹匣再射击。我们最好的枪能撂倒一个男人，同时撕碎他的心脏。还有能轰碎一面砖墙的火箭筒。我拿起一把M1，没有放回去。乔西抱着他的旧枪不放，他没有告诉美国佬那是一把AK47，不过古巴佬肯定认得。我们带着古巴佬去垃圾场的最西头，让他教孩子们开枪。1月5日，我领军去琼斯镇执行任务，乔西去特伦奇镇。歌手以前在特伦奇镇生活过，他们以为自己因此变得不可触碰，实际上并非如此。
听着吧，善良而体面的人们。第一声枪响过后，大选年就拉开了帷幕。贫民窟永远警醒，琼斯镇却在沉睡，仿佛他们不知道现在是1976年，每个人都必须睁着一只眼睛睡觉。我甚至有点想仅仅为了他们的疏忽而大开杀戒。我们分乘五辆车，这更是锦上添花，因为琼斯镇没有一辆车好得能追上我们。我们没有时间思考，径直冲进镇子，一路撒下无数子弹，再径直冲出去。车厢里还有我们拿火箭筒的同伴。他瞄准一家酒吧，但车恰好开过一个坑，发射时他的手抖了一下，一幢铁皮小屋陡然爆炸。道路为之颤抖。我命令他们停车射击，但重新装弹需要太长时间。琼斯镇醒了过来，用简陋的六响左轮还击，枪声像是AK47。但我们的武器更好，我们的枪能够搜寻并摧毁目标，我们的枪是为托尼·帕瓦罗蒂这种人准备的，他不慌不忙地瞄准、射击，不浪费一颗子弹。我开车，M1放在大腿上。我踩刹车，朝一群逃跑的黑影开火。那群黑影悉数倒地，但更多的子弹哒哒哒地从东方打来，击中了我们当中的一个还是两个人（我不清楚具体数字）。我大喊命令他们撤退，再发射一颗火箭弹就走。白痴又打偏了，但这次击中的是公共汽车站。钢筋和铁皮炸开，飞向四面八方，砸进所有建筑物，就像电视上的龙卷风。我们撤退了。
乔西·威尔斯只带着一个帮手和大爱医生去了特伦奇镇。我朝他嚷嚷说他只带这点人去是发疯，但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我大吼大叫，乔西·威尔斯也不会听我的。他们乘着乔西的白色达桑出发。一天后，却是乔西制造了大新闻。特伦奇镇的两幢公寓楼遭到炸弹袭击，七幢房屋、一家酒吧和一家商店被烧成白地。彼得·纳萨尔打电话给我，念了一篇《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但我笑得没他那么开心，所以他骂了几句。他挂断电话，我知道他接下来会打给谁。我还是不记得乔西·威尔斯是什么时候有电话的。
1月6日，警察突袭王帮，因为他们住在王桑区，这个贫民窟也属于劳动党，但不由我们控制。那些小子有计划，画了图表，准备了爆炸物。他们有两个人认识古巴佬，用“大爱医生”的绰号称呼他，其他人甚至谈起他们如何从美国佬那儿拿到枪支。我不禁暗骂，这些小暴发户无人控制，最后会变成比警长杀手更严重的问题。我能想象警长杀手待在八条巷，和我一样尽量睁大眼睛。
1月7日，我们这儿的六个小子突袭马库斯·加维公路上的一个建筑工地，杀死两名警察。我之所以知道，只是因为他们在回程路上开车经过，我听见了他们的笑声。我当场失去控制。
——哪个血逼养的派你们去破坏建筑工地？我说，但第一个小子对着我哈哈大笑。他还没笑完，我的子弹就打穿他的右眼，从后脑勺飞了出去。
——谁派你们去的？我又问，枪口指着另一个小子。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没有笔用来记录，所以后来我用石子刮花枪身以示纪念。另外几个小子拔出枪指着我。我不敢相信。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一言不发地瞪着我。这时，瞪着我的一个小子突然脑门飙血，倒在地上。剩下几个放下枪开始哭号，像是他们忽然想起自己都还不到十七岁。我转过身，看见托尼·帕瓦罗蒂举着长枪，眼睛盯着瞄准镜，乔西·威尔斯站在他身旁。两人转过身走开。同一天，王帮袭击了马库斯·加维公路上的一个建筑工地，杀死两名警察。第二天，白痴政府颁布新法令：发现任何人携带枪支就判处终身监禁。
彼得·纳萨尔命令我们向民族党社区继续施压，于是我们继续施压。没有了邦廷-班顿和抹布撑腰，警长杀手再也无法控制局势。总理想出一个点子，允许人们雇用家园防卫队保护住处和街道。彼得·纳萨尔之流上电视说，牙买加，我对这种手段的评论只有四个字：背包叔叔。他打电话给我读一份名叫《华尔街日报》的美国报纸上的文章。
——“牙买加不会投奔共产主义，只会投奔精神病院。”哈哈哈，你怎么不笑，朋友？很好笑啊，哥们儿，他血逼的太好笑了。
1月24日，十七人被面粉毒死。
2月10日，乔西、大爱医生和托尼·帕瓦罗蒂出门。琼斯镇和特伦奇镇，多个炸弹爆炸。同一个月，王帮突袭杜哈尼公园的一个青年跳舞俱乐部，五死八伤。
三月。不记得哪一天。警察看见乔西的白色达桑，跟踪他来到哥本哈根城。警察要他下车，因为他们打算扣下这辆车。哥本哈根城的居民像审判日似的扑向警察，酒瓶、石块、棍棒，警察险些像圣经里的妓女似的被打死。我记得两件事。第一，党派领导人不得不亲自来救走警察。第二，乔西现在是这些人的代言人了。
所有善良的体面人啊，我还撒了一个谎。你们以为杀死高中生让我开始讨厌鲜血的味道，但那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我不再喜欢动枪，不等于我会反对乔西和从不浪费子弹的托尼·帕瓦罗蒂动枪。但那个古巴佬，该死的古巴佬大爱医生就是另一码事了。
5月19日。我不会忘记那一天。他和乔西·威尔斯去橙街公寓，鬼鬼祟祟乱转，活像两只老鼠。但这次他们带上了我。也许他们觉得要让我看看某些东西，不只是轰隆一声那么简单。古巴佬只带了些白色软泥和电线。他在院子里找到一个汽油桶，把白色软泥粘在上面。或者说白色泡泡糖更适合，我正在琢磨这白色泡泡糖究竟是什么鬼东西，乔西·威尔斯为什么那么喜欢它，却看见他像个女学生似的蹦蹦跳跳，古巴佬说要炸了快找掩护。他把两段电线插进白色软泥，电线属于一根电缆，他拉着电缆走到围栏的另一侧。
然后那地方就爆炸了，一整面墙被夷为平地，汽油沾在没有炸碎的东西上，随即燃起大火。乔西掏出枪，准备干掉想跑出来的居民和想跑进去的消防员。我听见爆炸声就跑了。从此以后我在某些人眼中大概就变成了懦夫。
五月、六月和七月，兄弟们，姐妹们，许多苦难降临在这座城市。巴比伦的战争蔓延到了西班牙镇。警察得知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未外传，现在是我第一次公之于众。哥本哈根城有自己的医院，而且已经有了好几年。民族党不知道。警长杀手不知道，他只是以为哥本哈根城的汉子天生命硬，我们不可战胜。实情是我们的医院比蒙娜区富人的医院都要好。我不知道是谁捅出去的，但警察在六月找到了它。他们不知道我们比牙买加的任何医生都会治疗枪伤。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是谁捅破了这个秘密，但他最好希望是我先找到他，而不是乔西·威尔斯。至少我会给他六个钟头让他逃命。重点在于这儿居然有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直到该死的报纸告诉我为止。
六月，很久以来第一次，警察冲到我的住处，把我们全抓进监狱。我女人去开门，但警察踹门而入，抡起警棍打在她脸上。我想说动手的人明天就等死吧，但那会给他们理由杀人，他们渴求这个理由已经有好些年了。我只听见门从门框上被踹下来，我女人疼得尖叫。我跑出浴室，看见十五把冲锋枪指着我。每一把枪都在渴求枪手，所以给我们一个理由吧，逼眼儿，其中一个警察说。这些人不是警察，是士兵。
士兵，身穿有许多口袋的棕绿色军服，脚套亮闪闪的黑皮靴。士兵，表现得不像我们是罪犯，他们代表法律；士兵，表现得仿佛我们是敌军，这是战场。他们扫荡每一幢公寓楼和每一户人家，甚至没有放过社区中心，理由是他们不但在哥本哈根城发现了我们的医院，还在雷马发现了两间关人的牢房。据称为我效力的雷马枪手在八条巷绑架两人，扣押和折磨了他们九个小时。警察突袭雷马，发现牢房，他们就是这么告诉警察的。警察于是来突袭我们，把我们拖出家门，我们有些人还穿着短裤，有些人只裹着毛巾。我不在乎雷马是不是搞了个监狱，收拾他们认为是坏种的民族党小子。请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想要名叫共产主义的主义占领这个国家。我不想要民族党小子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宗族主义的旗号来抢夺我们的地盘。但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警察送我们进监狱，关了我们三天，让我们用自己的屎尿和体臭污染牢房。牢房有一扇窗户，我坐在窗口，一言不发，无论是对乔西、哭包还是其他人。我只是看着等着。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两颗炸弹在极乐花园爆炸。
大爱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