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犯病是讨厌的更年期。原来我以为女人才会犯更年期，就是男人犯更年期也轮不到自己。因为我脾气好，能忍能让，心里不搁事。谁能想到我能犯更年期。哎，我就犯了。更年期这种病的反应是闹，心里呼呼冒火，情绪烦躁，抑制不住。在我身上还一个表现就是强迫症。老觉得嗓子有痰，就是吐不干净，其实什么都没有，这不闹得慌吗？那年大冬天我怕妻子着急，光着脚在屋里偷着走溜儿，为的是转移注意力。有时候吃饭，我光着脚把脚心放在折叠桌子那个不锈钢架子上冰着，同样是为转移注意力。厉害的时候不能坐公交车，憋得慌。有一次闹起来，有一种想跳下车的感觉。平时我怕家里来人，除了孙子外，别人谁也不容，连儿媳妇来我都嫌烦。再闹得慌就整理自己的书橱，我一向不爱打扫卫生，那会儿为转移注意力，像一个卫生模范，擦这儿弄那儿。
那一年，我家里人要去唐山探亲，我第一次没有跟着去，因为怕坐那么久的车闹心。春节的时候打开电视看录像，录像是牛振华让我看的电视剧样片。牛振华想让我给他写电视剧，这个带子一直放着没看过，我拿上张亚平给自己泡的药酒，喝了一个晕头转向睡着了，里边演的什么根本没印象，感觉反倒好些，然而，过一会儿又回到那种痛苦之中了。
我以为多喝点酒能缓解痛苦，谁知越喝越不行。我到团里和一些老演员说我的这种感觉，才知道大部分老演员，尤其是女演员都犯过更年期。我和他们一起交流经验，谁也没有好办法，大多数的人都是忍着。通过他们我了解到，自己的一个演艺界的朋友莫岐也正犯更年期，于是赶紧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莫岐说：“兄弟，我正难受呢，就盼着有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可以忘了痛苦。”我说：“也不能老打电话呀。”莫岐说：“你想哭不想哭？要哭你就哭出来，哭出来会好些。”我说：“你天天哭叫什么事。”他说：“越哭越想哭。”我一听，连忙说：“那就算了吧。”
后来妻子带我去看中医，那位老中医帮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我喝错酒了。怎么回事呢？
张亚平对我这个老师相当得好，知道我爱喝酒，特意泡了一大瓶子药酒。这个瓶子不是醋瓶子，是那种容量特别大的玻璃瓶，满满的一瓶子。里边泡着人参、长虫、枸杞子、这叶那叶的，反正他认为是补的都往瓶子里放。酒的颜色红澄澄的，相当有诱惑力。我每天都要喝点，没等喝完张亚平又给我泡一大瓶。
大夫号脉、问诊，症结出在药酒上。大夫说：“你55岁，身体正在调解期，不需要补。再说，你知道长虫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大夫说：“你不知道泡它干什么？长虫是排气的，你的气在哪儿呢？你是火上浇油，能不犯病吗？不要再喝药酒了。”我问大夫：“那喝什么？”大夫说：“喝药！”
就这样我连着三个月吃了大夫给我开的汤药，才慢慢缓解。另外，我这人心眼好，在自己犯病期间，岳父岳母来了，我虽然搁不下人，但是也没有拒绝。由于他们年事已高，不久依次犯病住院。我和我的一担挑（我妻妹的丈夫）轮流去看护老人，这么一折腾，就把我自己的病给忘了。过去一心转移注意力都没转成功，这回自然地就转移了，强迫症的症状也消失了。由于我有一颗孝敬老人的心，老天爷怜悯我，叫我渡过了这一难关。这就是张亚平好心送药酒，差点要我命的一段传奇。
刚才提到莫岐，顺便就说说莫岐。莫岐也是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他在《慈禧西行》里演的李莲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演双簧在全国也是头份，还上过春节晚会。他和我原来在一个团，也没少演我的节目，他就像大哥哥一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没得说，我也爱跟他开玩笑。有一次搞晚会，当时请了两个女演员，一个叫甄莹，一个叫武青。甄莹的父亲在首钢和我的妻子一个单位，她管我叫叔，武青是我的干女儿。我跟莫岐闲聊，问他是武青好看还是甄莹好看，他想了想说：“都好看。”我说：“比较起来呢？”他说：“依着我说是甄莹。”我把这事告诉了武青。莫岐不知道，他一走到武青跟前武青就呸他：“瞎！瞎！瞎死你（莫岐是大近视眼）。”莫岐不知所以然，就偷着问我：“这孩子怎么啦，干吗老呸我呀，我没招她呀？”我说：“我把你说的告诉武青啦。”气得莫岐直翻白眼：“有你这样的吗？”我不是坏，是大家都爱跟莫岐开玩笑。武青她们也跟他没大没小。我在犯更年期时，在电话里回忆这事，说笑起来也真减轻了我们的病情，这也是笑的功能吧！
张亚平的确很聪明，一点就破。我写相声有一个套路让他给看出来了，竟然按这个套路写了一段相声由著名演员赵炎、王谦祥、李增瑞演出，我看了录像，效果相当不错。
我从团里退休后，张亚平在团里任主要创作，后来跟电视台的几个导演合作，主要是策划、撰稿、写歌词，也是个高手。虽然再没有时间跟我写剧本了，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每年教师节张亚平都给我发短信，不忘师生的友情。
我和张亚平在稿酬分配上也有故事。当我们写《是非中年》时，按投资方我是六，他是四。剧本稿酬下来，我们是一人一半。张亚平感到很惊讶，说什么也不要那么多。他对我说：“我跟您学写电视剧，人家是冲着您来的。”我看他执意不收，就对他说：“钱是你找的，你应当跟我一样多。”后来张亚平拿着这钱，感激万分。
张亚平与著名导演娄乃明是同学，我和娄导也是通过他认识的。后来我跟娄乃明合作了许多节目，有小品，更多的是情景喜剧。
随着《楼上楼下》的成功，我逐渐闯进喜剧圈。1999年，有朋友请我写了一部《给你拜年啦》的贺岁片电影。这个电影还没放，大街上已经有了盗版光盘了，我家里收藏的那碟光盘就是在公主坟买的盗版的。作家的知识产权受不到保护，随便一个有钱的不法分子，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搞到你的母带，复制出你创作的电影光盘。让人不解的是，母带只有投资方手里有，怎么就流向社会了呢？难道有家贼？反正也没人管。这种事并不是我这一部片子受侵害，可以说火一个盗一个，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成了一个市场，只要有什么大片要放映，有很多观众不乐意花钱到影院看，只等盗版光盘问世。有一次我和一个卖光盘的聊天，告诉他卖的光盘是我编的。对方肃然起敬，他说：“您是挣大钱的。”说得我心里非常别扭，没有解释自己只拿到了很少的稿酬，说了他可能也不信。就拿我和李保元写的三个电影来说吧，北京电影制片厂给作者每个电影的稿酬是4000块钱，上交200多块钱税，只剩下3700多块钱，然后，两个作者分。一个人可得1800块钱。三个电影一共是大约5400块钱。所以，我告诉他，我是挣小钱的，大钱都被你们挣去了。后来卖光盘的说了实话：“老师，跟您说实话吧，您那个《小房东》我们真的赚了点钱，卖得好着呢。”
自从央视六频道改播电影后，一共播放了我写的三部电影，即《岁岁平安》《鸡毛小事》《千万别跟狗较劲》，后来我又写了一部数字电影《三个民工》，荣幸的是《三个民工》主创人员还走了红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