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曲艺团后在领导的帮助下取得了些许成绩，团里给了我很多荣誉。那会儿看我哪儿都好，八年没有发展党员，第一个就发展了我；在曲艺团里所有的一等奖、先进者，甚至计划生育奖都给我了，我说我都有两个孩子了哪里符合计划生育啊，他们说我写的关于计划生育的相声不是很好嘛；天安门刚开放发门票也要给我，我说别了。副团长栗丽说的话很精辟，我们哪儿是找个作家呀，我们找了一个好人！
我其实并不愿意当第一。我觉得我在曲艺团写相声是我的业务，业务突出不见得其他事也突出。一个人难免有缺点，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有那么好。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好，再无他好。
如果当了模范，好事都给一个人了，容易造成脱离群众，成为众矢之的。这些奖其实不是我要的，可那时候有什么奖需要评，一开会就简单化，就他吧。得，我整个是一奖状仓库！我要是真的完美无缺，别人羡慕嫉妒恨也白费。问题是我问题多多，有人挑我的毛病伸手一抓一把。其实我就是一个平常人，你硬将我往先进那儿推，别人肯定不服。
比如别人的孩子都没有进曲艺团，我儿子进去了，这不遭恨吗？所以，有人就抓住我的弱点到团长那里告状，说我这个那个，然而，我哪儿知道啊。时间一长，本来对我不错的老团长于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她对我有看法我不知道，我还一如既往该什么样什么样。有一次于真在北太平庄拍戏，我来晚了，一进门于真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我。当着本团的人还好，关键是那天当着哈尔滨曲艺团一大帮人，于真大动肝火，而且不依不饶。她说：“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宠坏了。你现在太不像话了！”我这人天生胆小，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狼狈不堪、无地自容。
第二天我赶紧到她家去检讨，平息她的怒火。快到她家时，我看见她站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脚底下放着一盆花，我觉得我表现的时候到了，赶紧上前搭话，并把那盆花抱起来，十足的一个小丑。大热天的，那辆公共汽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正好有个三轮车夫骑着一辆三轮车过来，我把三轮车拦住，把老太太搀上车，把那盆花放在她脚底下，车夫打听好地址，蹬车就走。我在车后面一路小跑，汗流满面，真正地尝到了卑贱的滋味。
然而，于真团长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批评我，反而变本加厉、毫无休止地，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能攻击我就攻击，好在我唯唯诺诺有一定抗击打能力。也许她觉得收拾我能产生一定快感，权力能让一个人红起来，也能让一个人毁灭。
后来我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平时口无遮拦，信口开河爱说爱逗。他对我说：“我给你算一卦吧，你这人太老实，你本来能出大名，可是你不敢争，你要敢争你绝对在45岁前出一次大名。”我这人从来不信算卦，但是他说出了我的要害，那就是太老实，经常委曲求全。也许他信口开河说完也就忘了，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的话让我反思，我为什么性格这么懦弱呀？我怎么了？我开始恨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心想：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应当振作起来，把那张伪君子的假面具扔掉，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从那天起我不怕了！
在一次有队以上干部的创作会议上，于真团长再一次向我开炮。她说：“我知道为什么演员都爱用你的相声，因为你在搞地下活动，把演员都请你家去吃饭拉拢关系。”她的话说完在场的人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着说：“没有！团长你这是听谁说的？你现在到我家去看看，且不说我会不会做饭，今天早晨我爱人还因为蜂窝煤生不着跟我打架呢，那破火能请大伙儿吃饭吗？”大家一下又把目光转向于真，于真顿时觉得很尴尬，她的嘴嗫嚅了半天把话头转向赵振铎老师：“你们都是党员，总搞哥们儿义气。”赵振铎也反驳说：“春明请客没请客我不知道，但是我声明，他家在哪儿住我不知道，他请客也没请我。我跟他也没有哥们儿义气。”这个会开半截就解散了。
这就是“蔫人出豹子”。我的反抗让老团长下不来台，她没想到我能这样，而且我说得有理、有力、有节。她也没说散会，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觉得不能开了。她出了屋到业务室去，我能听到业务室有人对她说：“不是现在……”就听于真急了：“得了，人家没有这事你们就别说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我也够蠢的。
不久曲艺团接到局里下基层的任务，我们创作室一部分创作人员和演员到延庆演出。于真又开始挑我毛病了。我这次当仁不让了。那天我们争吵是在临时办公室，许多相声演员在院子里坐着聊天，她把我拉到外面对在场的演员说：“你们说我们俩谁对？”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我们两个争吵，你让人家相声演员掺和什么呀？你是一个团长，人家能说不对吗？我是一个作者跟人家也没瓜葛，人家能说什么。这时相声演员殷培田站起来指着老团长于真说：“我看你又该打倒了！”殷培田的话让于真吃了一惊！扔下我回了屋。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
经过几次较量，于真有些收敛，不敢再当着别人的面公开给我难堪。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于真通过这次较量，她认为我威信太高了，将来整她的就是我。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有一次我去于真家办事，团长不在家，她小女儿小北对我说：“廉叔叔，我劝您经常到我们家来吧，有人老在我妈那儿说您，您常来就没人说了。”原来如此。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于真对我说：“我家小北说我了，说妈，小廉叔叔对您多好呀！您干吗这么对人家呀？咱们和好吧。”旁观者明，小北是比较公正的。后来，于真为了缓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事先说明我根本跟她没矛盾），拿出了一封别人给她写的信，满纸都是告我的状。我不恨那些给于真写信的人，我倒觉得她不应该让我看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