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3年二月初六出生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下东河沿。今年73岁，属羊的。我们家是做牙刷的，父亲叫廉经文，叔叔叫廉记文，哥俩开了一个工厂取名叫“文聚祥”，我记得厂里有很多机器，听说最多的时候雇有五十多个工人。买卖不错，生活无忧，家里人还买了一套非常整齐的四合院。据老人说，我们是河北安平人，爷爷家很穷，但因廉家祖辈出秀才，爷爷省吃俭用供我父亲上了六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了，我父亲14岁背个小铺盖卷来北京学徒，学的就是做牙刷。
过去的牙刷是牛骨头把的。牛骨头买来要浸泡，然后把骨头弄干净，用锯劈成一截一截的半成品，然后用手工打眼儿，栽猪鬃。猪鬃栽到眼里叫栽活，栽活多由一些家庭妇女手工完成。附近许多家庭靠妇女栽活养家糊口。
河沿做牙刷的扎堆，说起来都是老乡和师兄弟。另外，除了做牙刷的以外，还有做牛角活的什么梳子、刮舌子、鞋拔子这些东西。总之，无论做牙刷的还是做牛角活的都离不开泡材料。这种泡骨头的水气味难闻无比，那一缸缸的臭水无处排泄就倒在护城河里，这就是做这种生意为什么要住在河边的原因。那年月也不懂环境污染，只记得我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污染很严重。
我家西面不远是北京前门火车站，河对面是城墙，城墙下是火车道，来来往往的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声，初来乍到的人晚上是没法睡觉的，也就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久了的人才能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功夫。
臭味儿加噪音已经够人受的了，那年年的河患更让人苦不堪言。那条护城河在平时不是很深，一下雨水就多了，赶上下大雨，河水汹涌澎湃，经常淹死人。我家西口有个大傻子，有一年发大水，傻子去河边捞漂浮的木头，出溜到河里淹死了，傻子很孝顺，他的死苦了他老妈。
我小时候后河沿有一首儿谣：“后河沿儿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死仨！”
河沿东口还有一个叫街的，叫街的就是喊着要饭的，我还依稀记着她的吆喝声，“谁有剩吃的给我点吃哟—”，很可怜。还有一个没鼻子老太太露宿街头，小孩子们淘气，大人就说没鼻子老太太来了，拿她吓唬孩子。
这条河边上住的没什么有钱人。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能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炮声，老百姓怕炮弹掉下来，家家门口都挖防空壕。壕是一米多深、七八十厘米宽的一个沟，炮弹来的时候在那里蹲下。家里挖防空洞，北京那时候地下水很浅，有的家挖着挖着就能挖出水来。北京水甜，那会儿没有自来水管，喝水都得去东口井里挑水，后来在院里下管子安了个压水机。解放前也没有电灯，点煤油灯照亮，黑天屋子里火苗凄凄，显得可怜巴巴的。
那时候富人也不多，有饭吃就不错了。解放军围城那年，我只有五六岁。城里粮食紧张，老百姓一大早就排大队买粮食。有个卖粮食的是个麻子，当时我家算是有点钱，夜里头让粮店麻掌柜偷偷地把粮食倒在院子里的缸里。
老百姓出城门和进城门都要检查。我记得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到宽街教堂去聚会，刚一进崇文门，就有检查的。我父亲把车支起来，有一个戴礼帽的人走过来，让父亲把胳膊伸平，那个人从腋下摸到腿脖子，主要是查有没有枪藏在身上。然后，他后退一步，向我父亲一鞠躬，伸手放行。
北京解放那一天，天特别亮，年幼无知的我也不懂，喊了一句“解放了—”，家大人赶紧制止：“你懂什么叫解放了吗？你也不怕给你逮起来。”
一队队解放军进城，我们家胡同也来了解放军，战士都靠着墙根儿坐着休息，热情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水、送吃的，解放军不停地唱歌，很快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解放军进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传，派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胡同里、街道两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学唱的大都是一帮孩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好像是“骂了一声蒋介石，出卖中国人”什么的。
因为有战争，那时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后，小时候我姥姥领着我到东口崇文门大街看大汽车，等半天来不了一辆汽车。崇文门门楼下是火车道口，来了火车放下栏杆等火车过去才能走。那时候堵不了多少车，连人都不多。搁在现在，别说八九分钟，有一分钟车就堵到天坛东门去了。
后河沿有许多传说，据老人讲河边原来都是垃圾，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屡见不鲜；打架斗殴、杀人犯罪也司空见惯。有个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儿的流氓打架，动武之前李狗子脱衣服刚把胸口露出来，棒子面儿不按规则，一攮子捅进去，李狗子就这样死在河沿，棒子面儿逃跑了，从此杳无音信。
胡同里贫民孩子冬天没有背心、内裤、绒裤，光挺穿一身棉袄、棉裤；买不起皮腰带，用根布带一系；光脚穿棉鞋；到冬天脸、手，带脚脖子冻得都是皴。
也没什么玩的，冬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把一条腿盘起来玩撞拐；还玩骑马打仗，你背一个孩子，我背一个孩子，看谁把对方的孩子拉下马。要不就找一个墙角挤着玩，这个玩法叫挤狗屎。这些玩法都是为了抗寒。
我家住在崇文门外的四合院里，那会儿家家都是土炕，晚上睡觉炕是热的屋子是冷的。后来拆了土炕，把煤球炉子搬进来，早晨怕冷，大人就先把棉袄、棉裤在小孩子烤褯子用的囫囵上烤热再穿，和我一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度过冬天的。
过年之前家里蒸很多馒头，吃的时候弄点白菜、土豆、粉条一咕嘟，从不炒菜。每年的炮市都建在河边，炮市年年着火，一着火就往河里堆。穷孩子买不起炮仗，就捡没有响的废炮仗，剥开皮把药倒出来，堆成一堆，拿香点着放呲花。
那时候的玩具资源也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 我们那会儿的玩具很简易，推铁圈，弹球，拍三角、洋画，抽陀螺。要想转得好，弄个钢珠铆在尖上抽起来转得快。我们那边管陀螺叫“汉奸”，小孩一边抽一边唱“抽汉奸，打汉奸，杂和面儿，落一千”。那时候，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起，就吃杂和面儿。杂和面主要的成分是糠，很难吃。老百姓恨日本人也恨汉奸，所以编出儿歌来骂他们。其实在我懂事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只是歌还在唱。
因为孩子多，我两岁的时候到姥姥家住。姥姥家离我家不远，每天都是我姥姥背着我到她家。姥姥家的房东是个收洋瓶子的，人家都管他叫洋瓶子李。院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式各样的瓶子。我姥姥在那个堆满洋瓶子的院子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姥爷是练武的，也会摔跤。俗话说“武术加跤，越练越高”。我姥爷江湖名号“罗二”。他身体灵便，再加上那房子矮点，拽步拧腰就能上房。
临解放那会儿北京比较乱，有一天我看到一帮人围着电线杆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钻进人群才发现，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人，这人是我们一个老乡。有位宪兵班长手里拿着手榴弹，用手拉着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险。管片的国民党警察手里拿了一把盒子枪，两个人对峙。我还依稀记得警察对围观的老街坊说：“大家靠边站，我们要见血了！”众人闻听都往后闪，宪兵班长岿然不动。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柜上有个徒弟李满春参加了宪兵队，后来李满春逃跑了，宪兵队班长来找他。开始绑的是我父亲，后来发现与我父亲无关。据说那个老乡是李满春当宪兵的保人，这才把那个老乡绑在电线杆子上要人。一个宪兵班长拿着一颗手榴弹就敢绑人，其实就是讹人来了，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最终还是我们家出了点钱给那个宪兵班长，这事才平息。
我六岁半正式上小学，解放后城市贫民可以上公立学校，不收学费。而我家不行，属于资本家，虽然家里已经没钱了，但是我们也只能上私立学校。那时候我们和我叔叔家没分家，我上面有一个亲哥，两个叔伯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全在普励小学上学，后来叫贾家花园小学了。
刚刚解放老师挣小米，就是工资按小米算，挣多少小米就是挣多少钱。我们家孩子在普励小学上学的多，交不起学费，总被老师催。那时候刚解放，老师还兴打人。我亲眼看见有个同学老迟到，老师气得把棉帽子拿下来往学生脸上抽。可怜的是被打的孩子们不认为老师不对，他会认为老师打他是为他好。可能那会儿对师道尊严就是这么个认识。当然也会遇到反抗的孩子，有的老师打孩子，孩子把老师手咬破了，咬得老师直哭。
我第一年功课很好，班里第八名，到了二年级十九名，三年级三十多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逐年下降。等到我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一门不及格了。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里孩子多，家长管不过来，有时吃饭都吃不上。
虽然六年级成绩不好了，就是这样在我们廉家五个大男孩子中，我仍然是学习最好的。我亲哥哥蹲了两回班，叔伯大哥也蹲了两回班，叔伯二哥蹲了三回班，最后蹲得都和我一班了。而我下面的叔伯弟弟也蹲过一回班。
当时能上普励小学都是比较有钱的，像我家这样的算是破落的。我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是同仁堂的家属；还有同学家是开大瓷器店的；有个同学家是一家制鞋油的大公司，我曾去过这个同学家，深宅大院、建筑讲究，后来改海军司令部了。还有一个叫沈长恩的同学，他家开银行，银行就在打磨厂那儿。有一次学校要学生自己做毽子，做毽用铜钱，他说他家有的是铜钱，让我和他去拿。我们俩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爬上二层楼，往里一看全是麻袋，我心想这得有多少铜钱啊？可打开包一看不是铜钱而是铜子。最后，我们两个裤兜装满铜子，满载而归。现在想起来我这位沈长恩同学乐子多多，那铜子是他们家的，他却引狼入室和我同流合污偷他们家的铜子，真是童趣无忌啊！
还有一次，老师把我们分成两拨，我们趴在操场两头，用手做手枪状，互相射击，玩得很开心。突然，沈长恩滚了几个滚儿死了过去。班主任是个姓吴的女老师，几乎吓哭了，连忙说：“你怎么了？”半天沈长恩才醒来，说：“我被他们打死了！”吴老师听罢继而又笑哭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全国哀悼，普励小学降半旗，女校长满怀无产阶级感情，刚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时就哭了。小孩们一看校长哭了，也都跟着哭。我那时候上三年级，班里一个大嗓门男同学一直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弄得我们都没法上课了，学校就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哭。第二天那个男生来了还哭，两三天后才缓过劲来。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现在想来都是笑话。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社会治安非常好，家家户户睡觉不关大门，真正是夜不闭户。到了夏天为了防止地上的热气上升，号召用凉水泼街。为什么后来说下雨泼街假积极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会儿政府号召消灭四害，公共厕所时常清扫撒白灰，大粪坑都要求盖盖儿，主要是防止苍蝇。到了一定节气，政府组织群众挖蛹，动员大人小孩翻盆倒罐，防止苍蝇、蚊子滋生，不夸张地讲我们下东河沿原来是一个苍蝇、蚊子、臭虫聚集的地方，自从除四害后，胡同比过去干净得多，夏天看不见苍蝇，睡觉都不用蚊帐。
那会儿老百姓革命热情很高，喊口号都联系实际，什么“大粪坑要盖盖儿”！到了三八节还有的口号是“打到男人”之类。那会儿也不觉得怪，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笑！
1955年我考上了北京59中，我们是59中第一届的毕业生。那一届我们六个班，我是一班，这个班的学生年纪最小，大部分都是属羊的或属马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试读生。试读生的意思就是差几分没有考上中学的学生。然而，就这些试读生，后来基本上都很有出息。
直到现在我们59中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感情极深。我在中学就喜欢文艺。九岁的时候喜欢吹笛子，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吹得不错了，但是班里有一个比我吹得还好的同学叫金新源，因为金新源的哥哥是山东军区文工团里的演奏员，所以他懂得怎么吹。我间接受他的影响。喜欢是喜欢但我没有老师教，全凭自学，照着唱片自己练。我自学能力比较强，后来竟进了战友文工团。
1948年解放军围城，我父亲信基督教，怕共产党来了不允许信耶稣，因此就想去台湾。那时候飞机场在东单广场，离我们家很近。形势紧迫，飞机票都买了，准备全家一起走。后因为我母亲是独生女，姥姥、姥爷年纪大了无人照顾，所以就没走了。除了房我父亲把财产都给教会了，我们家没有生活来源了，只能坐吃山空，日子越来越艰难。
我家和叔叔家住在一起，两家人也好分，我家哥几个都长得黑，叔叔家的孩子都白。因为家里穷，全家就一条围脖轮流带。后来这条围脖还丢了。记得学校举行了一次失物招领，当发现这条围脖的时候，是五个男孩一起认领的。
下雨的时候也没有雨伞，一下雨别人家的孩子打伞，我们只好拿块雨布挡雨，那块雨布都是怕小孩尿炕垫屁股的。因此长大后，我对雨伞特别有好感。
由于家里穷，所以11岁时，我就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天桥卖牙刷。
然而，卖牙刷却让年幼的我开始接触了艺术。除了讲相声，我还喜欢看摔跤、练武、变戏法。
我有个堂兄喜欢相声，参加了业余相声队，他常拿回一些唱本，里面刊有相声段子。我从我堂兄那里了解到什么是贯口。因为好奇也跟着他练过《菜单子》。
我从小性格就内向，也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老打架；我身体弱，特别老实，看到哥哥带来的唱本，我就老琢磨，拿起相声小册子，一点一点地背。那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从事写相声的工作，更没有想到这些小册子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到了中学时，我就会编节目了，因此每逢班里联欢会，我都会编一些小节目。除了自己编，我也会演。第一次和于恒业同学一起说的相声是《对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