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匹马的出现是旅途中临时改向的结果。在穿越中国西北部的长途旅行中，我决定在甘肃省一个叫武威的小城逗留一会儿。武威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这次停留也没有预先做计划，但这也属于我的常规路线。有时，如果经过一个由于某种重大考古发现而闻名的地方，我会停下来，问一些关于当地考古的问题。当然，我对那些文物的认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武威是飞马的发源地。飞马如今陈列在甘肃省省会兰州里，但它最初是在武威发现的。在武威的一个坟墓里，出土了一系列的青铜器：38匹马，28个仆人，17个武士，14辆马车和推车，还有一只大公牛。那个坟墓的年代要追溯到3世纪，也就是东汉末年之际。
在所有的青铜雕像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匹不到两英尺高的马，造型却丰富动人：它正撒开四蹄飞奔，鼻孔张大，尾巴在飞中高高扬起。三蹄腾空，第四只蹄轻轻地踏在一只龙雀身上。这件雕像就是著名的飞马(注:马踏飞燕)。《中国旅游报》把飞马作为其全国的标志；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象征。当我来到武威市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它的形象。
武威市博物馆的馆长名叫田志诚（音译）。我们在博物馆里见面，那个博物馆位于一座建造于15世纪的巨型文庙里。它的宏伟体积证实，这座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前非常重要。但河西走廊贸易繁荣的日子早已逝去，武威也已衰落：落满灰尘，偏僻，遥远，被人遗忘。文庙内的建筑正在腐坏，木头上出现了裂痕，油漆剥落。田至诚伤感地解释道，武威市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护这些建筑。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说起了飞马的故事。飞马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发现的。
“他们在1969年9月13日发现了飞马。”他说。“那时候，林彪元帅告诉中国人民，叫他们挖一些防空洞，以防中国被苏维埃或者美国攻击。”
田至诚说，当地农民在一座道庙底下铲土时，被那座坟墓绊了一跤。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状态，基本是没有考古事业的，农民们自行展开挖掘工作。随后，他们把挖出来的青铜器放在自己家里，直到武威市文物局终于派人来收集文物。最后，这些文物被运到兰州省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文物的价值。”田志诚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文物，直到19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甘肃旅行。他们参观了省博物馆，后来郭沫若说想看看储藏室。他一看到飞马，就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说，这是他看到的博物馆内最好的藏品。飞马就是这么开始出名的。”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甲骨文学者，历史学家，投靠共产党。西哈努克亲王：被放逐的国王，中国的朋友，其喜怒多变的性格世人皆知。他们似乎成了最理想的组合，文革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博物馆里游荡。
和田至诚谈话后，我参观了那座空的坟墓，它已经重新修复，开放给旅客参观。我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原来参与挖掘的农民现在还住在这儿附近，那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姓：王。
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那只是一个简陋的窑洞，是挖开干燥的甘肃泥土而建的。实质上，那就是一个装有门窗的洞穴。王先生的太太堵在家门口。
“他不能和你说话。”那太太说。
在农村，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常常会变得强硬起来，就像是吸收了土地的厚实一样。在这些地方，一个外国人通常会引来一群人围观。越多的人围过来，王太太就变得越强硬。她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她说那次挖掘未经过正式许可的，她不想引来什么麻烦。我试着打消她的疑虑：这没有风险；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我只需要一分钟。
“他喝得太醉了，没法子和你说话。”最后那女人说。
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笑声。正是下午三点，在5000多英尺的海拔上，沙漠的阳光就像铁锤般敲打下来。很明显，这女人已经是在做最后的逃避了，于是我继续恳求：我是大老远从北京过来的；我不会逗留很久；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围观的人们低声讨论，表示对我的支持，最后那女人耸耸肩：“进去吧。”
屋子里面：像坟墓那样潮湿，像垃圾堆一样脏。一个敞开衣襟的男人伸开四肢躺在一把木椅上，皮包骨似的手臂悬挂着，垂着头，一头白发。王先生，这个业余考古人员、失落宝藏的发现者、青铜军队的解放者，现在正打着鼻鼾。窑洞里散发出浓烈的白酒味道，就像是在酿酒厂一样。当我离开武威时，这就是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景象。
198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维托·H·麦尔带了一队史密斯森学会的人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自治区博物馆，麦尔偶然走进了一间密室，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三具人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孩。他们的鼻子很长，眼窝深陷，头发是金色的。它们保存得非常好，是麦尔所见过的最完整的古尸。馆长告诉他，最近新疆发现了几十具这样的人体。
它们是意外的木乃伊：因环境而非技术得以保存。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离海最远的地方，极少有降雨；冬季严寒。埋在盐碱地里的人体可以保存好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之久；有几具在新疆出土的尸体已经有3000多年了。他们的衣服完好得令人惊叹。他们穿着毛皮大衣、毡靴和长袜；身上的毛料衣服是格子的图案。他们有一头金色或红色的头发，胡须浓密，体型看起来像欧洲人。在中国西部的沙漠里，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
这些尸体和很多文物一样，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挖掘出来的。1980年代，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政府在新疆做了大量投资。投资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官员们希望生活标准的提高能安抚维吾尔族人，与此同时当局也鼓励汉人移居新疆。新疆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大量移民涌入的原因是为了务农。有时，人们开垦一块新田，或是开展某项建筑工程时，一具古尸就出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此地，就有越来越多外国人相貌的人体从地里挖掘出来。这背后的象征也许会让人不安：现代新疆越来越汉化的同时，它古老的过去却显得更为陌生。但起初没有人重视这些文物。外界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存在，直到维托·H·麦尔参观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
在1990年代中期，麦尔陪同者国外的专家，一次次回到新疆。他们和汉族及维吾尔族的考古学家们合作，收集了一些样品，结果发现这些尸体身上的衣服传递了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斜纹的织物是设计成蓝、白、棕三色格子的图案，与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的古墓里发现的纺织品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些衣物似乎证明了麦尔最初的印象：这些人是印欧语系的人。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陆块的中心。就像中亚的很多地方，这儿的历史稀少而零落，过去如同这儿的风景一样空旷。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随后，人类的想象力就开始填满所有的空间。
1994年，《发现》杂志（Discovery）里刊登了这些木乃伊的专题报道，随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转载了报道。其他的刊物随后也刊登了做了报道，并由此推断，这些尸体是中西方早期交流的证据。电视台的人来到了新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把他们的节目命名为“沙漠木乃伊的摇篮”。美国公共广播事务局拍摄的纪录片由阿伦·阿尔达（Alan Alda）主持，阿尔达是电视剧《野战医院》（M*A*S*H）的演员之一。维吾尔族人开始把这些尸体叫做“维吾尔族木乃伊”；在他们看来，这些尸体是证明汉人没有权利呆在新疆的最好证据。事实上，据麦尔和其他学者的推测，这些尸体可能是吐火罗人的祖先，他们消失于公元9世纪左右，而那正是维吾尔族人的土耳其语系祖先大量涌入新疆之时。这些说土耳其语的定居者甚至可能彻底消灭了吐火罗人，期间吸收了他们的一些遗传特质：维吾尔族人之所以具有较为强壮的体格，这可以算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这些理论都不受共产党的欢迎。随着这些木乃伊日渐出名，当局开始限制接触它们的途径；不久，麦尔和他的同事就不能再把更多的标本带到国外去了。外国记者被驱逐；摄影师受到种种限制。《野战医院》的演员阿伦·阿尔达表示，他的摄像人员在一家博物馆被逐。然而，中国人想要控制木乃伊的意义已经太迟了，这时候，越少的研究只意味着越多的想象。如今，有几千种关于木乃伊的理论，为几千种不同的政题服务。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喜爱这些古尸的程度跟维吾尔族人一样。你如果上网，就可以找到像博特兰·L·孔帕雷牧师这样的人，孔帕雷在写了一篇标题叫做“该隐发生了什么？”的文章里，揭示了这些木乃伊的由来。这个牧师是加州本地人，也是斯坦福的校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基督徒，一个忠贞爱国的美国人，并坚信美国是宪政政府治理下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还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就逃到伊甸园的东边，去了新疆；在阳光灿烂的沙漠天空之下，夏娃生了两个男孩。
维托·H·麦尔：“马友友读了一些这种东西，又读了一些关于木乃伊的相关文章，然后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是他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还有谁为新疆木乃伊着迷吗？比尔·盖茨。他度蜜月时就去看了那些木乃伊。他来到北京，租用了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坐着它来到乌鲁木齐。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他的父亲——反正是一堆人。他们在乌鲁木齐逗留了6个小时。你猜猜他们那6个小时用来做什么？他们和热比娅·卡德尔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又和木乃伊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有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研究，盖茨从那些文章里知道了木乃伊的事。他们这次旅途有一张特别棒的照片。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箱子里有一个木乃伊。这是比尔·盖茨，正盯着木乃伊看。这是比尔·盖茨的父亲。这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她的手掩住了嘴。看起来她像是害怕会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
维托·H·麦尔属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健谈者，他说起考古学总是滔滔不绝。这一段过去的报道就很有代表性：有新疆木乃伊、马友友、比尔·盖茨，还有维吾尔族的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这女商人后来成了政治犯。她的丈夫西迪克·阿吉·蹂之是“美国之音”的通讯记者，住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他，激励了波拉特和其他的维吾尔族逃亡者穿越了大平原，来到美国。这一切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至少在和麦尔的交谈中是如此。
麦尔教授的专长是古汉语。他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还把《庄子》翻译成漂亮脱俗的英文（我在写中美撞机口水战那篇文章中，用了麦尔翻译《庄子》的英文版——《路上徘徊》）。《庄子》是一篇特别的、“不成文”的文章，几个明显无关的部分凑在一起，有时候，麦尔的头脑似乎也是这么运转的。在谈话中，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奇闻轶事上，又从奇闻轶事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他的研究也是如此无法预测：他翻译古代的文章，研究新疆木乃伊，还编纂中文字典。《汉语大辞典》共有12册，基本相当于《牛津英语词典》的容量，它的音序索引就是由麦尔编写的。其他学者有时会抱怨，说麦尔把网撒得太大；麦尔还很擅长宣扬一些不太学术的事物。不过，更为广阔的视野却让事物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联系。如果麦尔没有对那一次偶然的博物馆之旅做出反应，那些新疆木乃伊可能就永远不会为外界所得知。
他常常旅行经过北京，我们就一起见面吃晚饭。他也是一个以前参加过和平队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出生于俄亥俄州坎顿市，1960年代中期在尼泊尔当和平队志愿者。在那以前，他是达特茅斯大学篮球代表队的队长，如今他仍然有着篮球前锋那高大健壮的体型。在我们谈及古代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狄龙体育馆比赛，他在中场从比尔·布拉德利手里偷走了球。他提到了梅琳达和木乃伊以后，关于另一个比尔的即兴插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知道吗，1996年我们编写的第一部辞典出来后，微软公司曾和我们联系，问能不能把辞典买下来。辞典里有7万4千个词，全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微软给我的价格是4万美金。我说，低于20万我都不会考虑。
上一年，我们编写了汉语大辞典的音序索引，里面有37万个中文词汇。编这个索引我用了10年时间，还用了自己差不多5万美金。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现在，微软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拿到这个索引表。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微软却想不花一分钱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他们至少要给我1百万。一旦他们拿到这个音序索引表，他们的软件就可以有突破性的变革。索引表里一共有两万三千个不同的字体。现有的中文软件只有两万个字体，所以我们必须定制另外的三千个字体。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我回到美国时，有些学者开始来问：我能用一下你的那张磁盘吗？我知道这些人和微软有联系。”
回到马的话题上吧。麦尔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史前中国的马：角力文化和‘野蛮人’的管理控制”。根据考古记录，中国中部平原的人们——也就是最终成为“中国人”的人，他们相对来说较晚才开始骑马。他们的邻人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北方的部落开始用骑马的弓箭手打仗。根据传统的历史观，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这些游牧民族的武士对中国中部从事农耕的人们造成了最大的威胁。直到18世纪，欧洲人大批涌入，中华帝国才遇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
在安阳，考古挖掘发现了马最早出现在中部平原的证据：马的骨架，以及作为埋葬品的战车上的‘幽灵’。（译者注：根据前面的章节，此处的幽灵指驱马者的骨架。）他们找到的马和战车寥寥可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商朝在战争中确实使用过马车。它们可能只是用于展览而已，还有些蛛丝马迹显示，商朝曾经尝试用羊来拉车。甚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也不怎么擅长呆在马背上。统治者担心一旦吸收了这些中亚的发明——骑马作战、马裤的样式等，中国人就可能被这些“野蛮民族”同化而堕落。麦尔在他的论文里，形容中国人“不愿对马产生依赖之情”。
不过他相信，这种动物起到一个关键的文化作用，因为它们激发了中国人和其他部落交换物品。在麦尔看来，传统的历史观过于强调北方“野蛮人”所造成的威胁：中国人以长城为荣，他们的记录中常常指出，好些朝代在北方定都，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略者。麦尔就是用这一点极为巧妙地打破了传统：也许防范没有贸易来得重要。可能中国文化在北方中部平原扎根的原因，是因为和外来者的接触交流。他还写道，在20世纪，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忽然改变了，领导者们开始来自南方的地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南方成为新的对外交流点的反映？
某个在北京的晚上，我们的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及，麦尔告诉了关于马的另一个理论：在汉字的起源中，马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品中，马的旁边几乎总是站了一个外国的马夫。你看看那些画作，那个马夫通常是古索格代亚纳人，或是个维吾尔族人，或是个其他部落的人。古索格代亚纳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中国人必须和所有这些部落进行贸易，以换取马匹。有一段时间他们和维吾尔族人进行贸易，有时用茶换取马匹。维吾尔族人疯狂地要买茶。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贸易量极大，由于不断地从维吾尔族人手里买马，宋朝开始走向破产。宋朝人用丝绸和茶换马。以后我要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我会把标题定为‘茶的真正历史’。
我边听着，边翻起了剪报员的目录：
学生 （students）
风格 （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 （Superstition）
茶 （Tea）
麦尔教授继续说道：“人们对茶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他说。“直到唐朝，中国人还认为茶是一种野蛮人的饮品，是南方的野蛮人所喝的东西。是佛教徒率先正统化了茶。中唐到晚唐时期，由于和维吾尔族人的贸易关系，茶也拥有了经济上的合法地位。然而在更早的时期，茶只是野蛮人的东西。那时候有中国人的文章把它和尿相比。”
“我写完《中国文字起源》一书后，很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我相信，中国文字是作为整批交易中的一部分所出现的。马匹，战车，青铜技术，文字——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这些东西都出现在商朝，前后大约400年时间内。如果你再加以严格限制，只算这些事物开始有实际用途的时间，那就是200年左右。这其中有两种事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外面传入的：马和战车。现在甚至有一些中国的考古学家，他们正在写论文，说青铜技术有可能是西方传入的。”
在我和众多学者的所有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假设中国文字不是由本土起源的。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我问麦尔，这个领域的学者对他的理论有什么反应。
“我甚至不愿意谈到这个。”他说。“文字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极容易引起争议，需要小心翼翼的处理。1987年，我分析了部分的甲骨文，写了300页的研究手稿，不过我觉得还没有写完。我想要把它放到考古学的背景来写。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但我的研究由于木乃伊和词典的事情而中断了。
我相信，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曾经有很多人往来。我认为伊朗人在中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未被赏识的英雄。也就是那些古索格代亚纳人。我相信，我们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近的那一批木乃伊，其中一个就是古索格代亚纳人。一个高大的家伙，有六尺四呢。但在历史记载里，他们全都没有踪迹。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中有那么多基本的元素，仍不为人所知。”
我写了一篇关于武威的青铜马的短文，《纽约客》杂志对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他们深夜里往丝绸之路打了几通电话。在博物馆贮藏室里的郭沫若和西哈努克亲王——那个偶然间重新发现飞马的故事，由兰州和武威的官员口中分别得到了证实。事事顺利，随后，杂志刚出版，却收到了来自泰国的消息：
亲爱的《纽约客》：
谢谢你的来信。
在我的研究调查中，我发现没有西哈努克国王陛下和郭沫若见面的资料。我把你的信呈交给陛下，他答复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事。
我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你忠诚的，
夏利奥·A·杰利斯 （Julio A.Jeldres）
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柬埔寨之父官方传记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