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2日
9.11恐怖袭击过后的那天早上，我坐上了南下前往安阳的火车。这样的旅程很熟悉，路两旁的风景就像墙纸一样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不断重复的感觉与昨晚电视上的图象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趟旅程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没有理由取消它；而考古学家们总在初秋工作。他们白天呆在田里，一步一步地为地下之城绘制地图。到了晚上，我们就一起看电视新闻。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对恐怖袭击的最初报道，很难找到更多的信息。我的旅馆里网络连接的信号也不太好。
过了好几天，我仍然没办法得到什么消息，最后我打了波拉特的手机。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正常，不过他现在暂时放弃了找工作。他在中国还有些存款，他说他可能会叫一个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我些现金，让我帮他把现金转到支票里。我告诉波拉特，由于另一个采访计划，我大概很快就会到新疆去了。那年秋天，我不断地旅行；安阳之旅后，我打算到温州去。
我问波拉特华盛顿特区的气氛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外面的人怎么样了。”他说。“我不常出门，特别是晚上。如果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我很难用英语解释清楚。这就是我担心的事情。”
“你见过其他的维吾尔族人吗？”
“当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过人们都说要小心为妙。”
我离开安阳，乘飞机前往温州。感觉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从考古学家慢悠悠的世界到一座新兴的城市。在温州，经济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你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就能感到它的威力，如同一到热带国度就感受到那种潮湿的高温一样。在温州机场，取行李的地方有八间鞋厂的广告。我走出航站楼，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幅巨型广告牌：嘉来顿活塞。我叫的出租车从一面英语标志牌下开过，那个标志是温州政府竖立的：
全力以赴建设轻工业城
（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
我往乐清去，威利和南希住在那一座温州的卫星城里。一路上，出租车经过了一片片工业区：生产廉价西装的白象，低电压电器的产地柳市。公路旁都是广告牌：兄弟牌打包机，庭宇集团计量器，通达电线。很多广告牌设计得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样，是新兴城市加上田园风光混合的风格：一片洒满阳光的绿地上，一个令人费解的商品。轮胎，变压器，减震器，电源插座。每件商品都是要出口的，每件商品都是一大批的。商品的品牌是中英文的混合：巨邦（Jubang）、Gelhorn、夏蒙（Shar Moon）、奥德康（Odkon）、多尔康（Dorkan）——中国真皮鞋王。
乐清的音像店里出售9.11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几天，我就沉迷于此：每次经过一家店铺，我就进去搜寻相关的影碟。那些店主告诉我，第一张关于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袭击发生后仅仅3天就上架了。
店家把这些关于9.11的影碟放在好莱坞电影那一排架子里。这些9.11影碟通常位于价钱比较便宜的那一区，旁边是几十部我不知道的美国电影。这些面目模糊的电影大部分肯定是没有上映而直接制成影碟的；其注明的出处很陌生，封面上的简介通常有性和恐怖的成分。有家店里，一部叫《初次相见》的电影用中文介绍了一件难事：“他找到一个途径和美女一起赚大钱”，旁边紧挨的那部电影是关于爬虫的：“小虫子引发了残酷的人类大屠杀”。然后就是9.11的影碟：
多家飞机袭击美国！
世界贸易中心完全倒塌
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庄受到飞机袭击
白宫国会山庄持续爆炸
谁是凶手？答案仍然是谜。
包装的背面写道：
巴勒斯坦人：“美国人活该！”
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制造了太多敌人
美国陷入全面恐慌
所有9/11影碟都包装得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我找到了一张标题为“本世纪最大灾难”的影碟，封面上的照片有奥萨玛·本·拉登和乔治·布什，还有燃烧的双子塔。影碟的背面有一个小标志，表明影碟的暴力级别和语言级别为R级。用英语写的片子出处乱七八糟的：
试金石影业 呈现 杰里
布鲁克埃梅
出演 大卫 汤姆 汉克斯 丝林 蘈尼斯 大卫
莫尔斯 培
布谢米 文 让斯
中国的盗版碟总是把出处写得很混乱，其他的文字和标志不知所云。他们只注重影片标题和照片，只要这些基本元素是准确的，其他的英文介绍只是用来填补空白而已。我发现有两张不同的9.11碟片抄袭了《巴顿将军》这部电影的出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上演乔治·C·斯科特……”出于某种原因，这个介绍成了中国最为普遍使用的模板，在各种盗版影碟上都会看到一模一样的话。有一次，我在一部关于高中拉拉队的影片上看到了《巴顿将军》的这几句介绍。
9.11影碟的盒子上还复制了一些其他电影的简介片断。那上面有一张照片，是第二架冲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爆炸的场景，随后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
在BOOTMEN这部充满活力的电影里，两兄弟性格坚强，是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那儿的钢铁厂工人；影片展示了他们最终如何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两兄弟中的肖恩离开了家乡，追寻踢踏舞的职业生涯……
另一个9.11影片的包装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一个惊恐的妇女手指向天空；另一张是冒着黑烟的曼哈顿景观；然后就是这么一段话：
此外，尽管经济现代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古老的规范和习俗，但它并没有真正“解放”男女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也没能摆脱忠诚和背叛这种古老的感受和限制 。
9.11袭击以后，中国政府比平常要反应迅速。几个小时之内，江泽民总书记就给布什总统发去了慰问的信息；9月12日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已经加派了中国警察。那天，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这清楚表明了支持美国的态度，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中国本身对待新疆的态度。就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在袭击过后最初的几天里，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一点儿也没透露出“美国人活该”这种信息。
然而普通的老百姓会这么说，甚至就当着你的面。在安阳，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现在美国人知道中国的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时中国人是什么心情了。在北京，有天早晨我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有个以前偶然认识的男人和我打招呼。“噢，你在这儿！”他说，然后就开起了玩笑：“我以为你被杀掉了。”这样的坦白让我吓了一跳，我可以想象没有外国人时人们会怎么说。
在温州的卫星城乐清，我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起去买9.11的影碟。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为这次袭击感到开心。
“有一个老师特别的高兴。”威利说。“9.11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整晚都睡不着，因为他太兴奋、太高兴了。”
“他为什么感到高兴呢？”
“他不喜欢美国。”威利说。“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看这种画面。”
“喜欢看什么？”
“大楼倒塌的情形。”威利说。“他觉得这很有趣。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说这就像在看电影一样。有个老师对我说：‘美国总是制造出这么多电影，但现在他们终于弄了一部特别棒的了！’”
我问威利，听了那些话他作何反应。
“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9.11发生第二天，我在学校里就很不开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哈哈大笑。事实上，有大概一周的时间，我都避免和他们呆在一起。那个老师告诉我他高兴得睡不着时，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很恶心。我只想一个人呆着，或者是和南希在一起。我们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迈耶先生，因为他就住在华盛顿特区，又为政府工作。我很担心他，直到你告诉我他没事，我才松了口气。”
我们来到了一家音像店，找到了另外一张9.11的影碟。 店主告诉我说，和普通的电影相比，对9.11影碟的控制可能更严。他说，像《珍珠港》这样的大片，通常在美国发行两天以后就有盗版卖了，然后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但9.11的影碟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了。他觉得政府正在切断分销的渠道。
我们离开了音像店，我问威利，我的印象是否正确——国有的新闻业并没有趁这次袭击借机批评美国。
“是的，你说得对。”威利说。“很多人相信，政府其实对这次美国遭受袭击感到很高兴，不过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人们说江泽民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他们说，现在有太多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边了，中国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
“不然他们觉得中国该怎么做呢？”我说。“支持恐怖份子吗？”
“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威利说。“人们就是那么说说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大概成了个习惯；政府那么多年的反美宣传，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不过，这种反应也和新闻之外的某种东西有关联。过去，中国媒体上绝少报道新疆的紧张局势。就像西藏一样，新疆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地方，那儿住着勤劳的人民，他们很满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少中国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政府正为伊斯兰教在西方的蔓延而担心。我问威利，人们怎么看本·拉登。
“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威利说：“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却给美国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听到人们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更出名了。”
“那么，他们喜欢本·拉登？”
“也不是。”威利说。“他们只是说本·拉登很出名。”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怎么用“厉害”这个词，厉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凶猛的”。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厉害”：一次洪水、一场战争、一个英雄、一个罪犯、一个得胜的将军、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并且你可以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形容成“伟大”：毛泽东、圣雄甘地、阿道夫·希特勒、乔治·华盛顿——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伟大这个词完全与道德无关，如同这个世界是由重大事件和人物所推动前进，而这些事件和人物是那么遥远而陌生，以致普通人无法评价它们。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退到一边，静静观看。
我们走进了另一家音像店。“你知道吗，”我说：“本·拉登其实并非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他来自沙特阿拉伯。他的家里很有钱。”
威利站住了。“我以为他来自阿富汗。”
“他现在住在哪儿，不过他出生在沙特阿拉伯。”
“我不知道这个。”威利说：“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印象如此。他们相信他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如今他让美国注意到他了。”
这家店里没有9.11的影碟，但他们有一套海湾战争的影碟，里面有八张光盘。包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一张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和一段中文的简介：
全世界第一次高科技现代战争！
海湾地区会再起冲突吗？
“这不是新出的。”威利说。“它们上架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来想买，我对这个感兴趣。但南希不让。”
“为什么呢？”
“太贵了。”他说。
我拿了一套——8块美金。那天晚上，我们在威利和南希家看了一些9.11的影碟。
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一栋公寓的4楼。那座楼是新建的，但还没有完工，这是新兴城市的风格：楼梯还没有扶手，水泥地上布满了干了的油漆斑点。威利和南希的家只有一间房，漆成了白色；里面的家具有一张床，一台彩电和一张书桌。几十本书排列在木架子上：《朗文英语语法辞典》、《英美历史选读》、《英语委婉语辞典》。一册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摆在南希的一本硬皮包装的旧书旁边，那本书是亚当·麦耶送给南希的，书名是《南希·德鲁和哈代男孩：超级侦探》。威利那三部已经散了架的字典放在架子的中间，就像骄傲的老兵一样。
在涪陵，这一对年轻人坐在我的课堂里听课，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威利坐在最后一排，鼻子快埋到字典里；南希认真地听着课，希望我不会叫她回答问题。在涪陵的时候，她是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但这些年离开家乡的经历改变了她。现在我们说话时，她直视我的眼睛。她管着威利——这是最大的变化。在涪陵，南希看起来总像是被威利的聪明吓着了，活在他的阴影里，然而如今他们成了一对轻松的、爱开玩笑的情侣，亲密的玩笑让两人的差距缩短了。
威利说南希批评他太傲慢，我问南希是不是这样。
“当然。”南希说，黑色的眼睛闪着光。“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这样。”
南希试着忍受威利对英语的痴迷。那一年初，温州电视台开始放中央九台的节目，这个台的节目都是英语。每天晚上，威利总是很晚都不睡，一直呆在电视机前，记下新的单词。南希的睡眠质量恶化，成了一片朦胧的闪光和一串串的“慢速英语”。后来，她考虑两人可能需要另一个房间时，电视台就停止播放这些节目了。
有那么几天，威利以为是电视台的技术故障。过了一周，他打电话给乐清的广播电视局咨询，那儿的人告诉他说已经取消了中央九台的节目，因为当地人都不感兴趣。又过了一周，威利又开始打电话到广播电视局去，还用京腔说话。他声称自己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那儿有好些外国人常常要出差来乐清，他们现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乐清有很多投资，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当地开播，他们会特别高兴。好几个星期，威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戏。南希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巧妙地没有泄露这种心情。
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她对钱看得很紧。威利喜欢随便花钱，但南希管他管得很严。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态度很强硬：在没存够10万元以前，她不会考虑怀孕（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存了8万元了）。严格说来，他们算是新婚夫妇——那一年五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了。但他们还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因为他们离家乡四川太远了。两人经过多年的讨论，终于决定不搞结婚典礼，只拍一些婚纱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们独自去了温州市中心的一间婚纱影楼。
他们回来乐清时带着一个巨大的相框，里面是他们俩的照片，这成了他们家里唯一的装饰品：这张用软性镜头拍出的照片里，威利穿着晚礼服，南希穿着淡黄色的婚纱，戴着一串珍珠。他们还买了一本很贵的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两人都穿着不同的服装，背景也不同。看起来就像他们举行了12次不同的婚礼，而非压根儿就没办婚礼。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温州的公园里，出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们不断换着服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风格中变化着。有一张照片里，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
“人人都会穿那种服装照相，”她向我解释道。“大家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很善良。日本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老公。”
照片的边沿用一些英文词语作为装饰（“温柔、高雅、迷人、聪敏”），还有几句像流行歌歌词一样的诗：
“我不爱那晶莹剔透的钻石
我要你抱着我，要你的忠实……”
另一张照片上，威廉·杰佛逊·佛斯特穿得像个明朝的君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宝贝，我想告诉你我所经历的改变。还有一张照片上，南希·德鲁穿着一件美丽的丝质旗袍。想着你念着你。有一张照片是田园风格的，这对年轻人穿着现代的礼服，伸开四肢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非你回到我的身边。
那些9.11的影碟很难看懂。它们是匆忙中编制出来的，也不可能找到发行者；所有用中文写的出处都是假的。那张叫《世纪大灾难》的影碟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ABC的新闻。影碟里面间或会混入了一些美国电影的配音；有一个地方，配音是《夺宝奇兵》的主题曲。电影的枪声和爆炸声，伴随着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形出现。北塔缓缓倒塌，背景音乐来自电影《大白鲨》。
另一张9.11影碟的名字叫做“对美发动突然袭击”，片子的开头用的是一种纪录片的口吻。解说者介绍了曼哈顿和世界贸易中心，电视上出现了纽约日常生活的场景。西装革履的生意人穿过马路；一排排商人紧盯着电脑屏幕。忽然，一个画面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个银行家急匆匆地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手里抱着一叠纸。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会不会是我大学里认识的某个同学呢？
我转向威利：“你能不能把影碟回放一下？”他按了几下遥控器，那个银行家又出现。他只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5秒，不过我马上想起来了：这个镜头是从电影《华尔街》剪接过来的。
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出现在《对美发动忽然袭击》的影碟里。有时候剪接过来的电影片断很短，我看不出来是来自哪部影片，这让我不得安宁：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
其他切入的镜头就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了。双子塔倒塌以后，出现了电影《哥斯拉》的一个短暂的画面，那个怪物正在摧毁曼哈顿。中国的评论员用庄重的语调说：“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我们才能看见这种毁灭性的场景……”突然，镜头切换：一脸严肃的布什总统正在召开新闻简报会。他所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在配音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评论员的声音：“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式民主是否安全？’”然后，画面变成了电影《珍珠港》里一系列的爆炸镜头。
这张影碟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恐怖主义的历史。解说员引述了过去发生的事件，从塞尔维亚人暗杀佛朗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种种场景一闪而过：一排排纳粹士兵齐步前进；俄克拉荷马市被炸毁的联邦办公大楼，台湾的某次游行。解说员声称，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恐怖分子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心怀不满。”解说员说。“他们的不满又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那些强国把自己的信条强加到其他国家那儿。”影片介绍了1998年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后果。美国的报复是在阿富汗境内的爆炸袭击，那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影片里出现的是导弹嗖嗖飞过旧金山湾的场面：这是《绝地任务》的一幕。
9.11恐怖袭击后，凤凰卫视台删除了广告，连续36小时做直播节目。凤凰台是中国内地一家私营的中文新闻台，也是唯一一家如此密切关注和报道此次事件的广播公司。鲁波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凤凰台40%的股份，凤凰台的总部在香港，但目标受众是内地的有线电视用户。凤凰台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凭借的是它和共产党良好的关系，有时这家私营电视台的新闻报导甚至比政府电视台的更富有国家主义的色彩。由于其更为优质的节目摄制，以及其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凤凰台已经在众多电视台中脱颖而出，覆盖了内地将近四千两百万的家庭用户。
我在乐清找到的其中一张9.11影碟，里面大部分内容都编选自凤凰台。虽然政府传媒的新闻报导里避免对美国做出任何批评，凤凰台的口吻却截然不同。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凤凰台里出现了一个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标注着“政治评论员”。曹景行说：“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憎恨美国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他评论劫机事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扣下了人质呢？美国人的荣耀几秒钟内荡然无存。”
这张影碟剪辑粗糙，时不时地，影片就在中国评论员和美国新闻镜头之间突然转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了一句话：“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然后他就消失了。接着是科林·鲍威尔发言的只言片语：“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这些人竟相信杀害别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现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这一段重复播放了三遍，然后凤凰台的评论员又出现了。
这家中文台用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镜头，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让人迷惑。福克斯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一角，画面也和美国观众看的一样，然而这些镜头却伴随着反美的中文评论员出现。我想起了威利的评论：中国政府无法表达它的真正感受。那属于政治，但这个却是商业；媒体带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新闻警察用一样的镜头，在中美两国贩卖爱国主义，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
威利的教室里装饰着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一句镶在镜框里的话，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园不大，但很整洁：崭新的六层楼，体育场铺着橡胶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细雨中反射出光泽。走廊里挂着一排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都镶在镜框里。这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事情，公立学校的墙上一般都挂着政治正确的人物画像，那些人物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毛主席、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我问及威利孩子们的这些艺术作品时，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宣传。“校方想要家长们看到这是间好学校。”他说。
一天早上，我旁听了威利7:30开始的课。那是八年级的课堂：30个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制服——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威利站在他们前面，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用英语回答。威利说：“隔壁班的同学，他们的教室就像——”
“猪圈！”男生女生齐声叫喊道，哈哈大笑。
“很好，”威利说：“现在开始上课。”
课本叫做“中国初中英语”，这天的课文是关于新经济情况的。里面有一段用“特别英语”写的一段短短的话：
王伯父拥有一家工厂。他在1989年开了这家工厂。工厂生产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厂里看他……
威利大声地朗读了这段话，然后他往黑板上写了一些单词。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跟着我念……”
没有一个学生听懂了他的暗示，于是他的话就消失在和谐一致的齐声诵读里。威利转向一个男孩问道：“他们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男孩站了起来：“他们在参观那些机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们在工厂里做牙刷吗？”
（注：前面章节里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语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
“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么半个小时，威利的授课分成了两个层次。教科书上的课文内容展开了——王先生，梯子，工厂，出口经济带给人们的欢乐；然而时不时地，威利就会说一些只是我能听懂的话。他丢下一些四川俚语的英文翻译；在种种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岁月的回忆。当课文的另一个部分又提到1989年时，威利再一次停了下来。“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厂是在1989年6月开的吗？”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课文的内容。学生们并不知道，有一条隐秘的英文专用通道越过了他们的头顶，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后面的外国人那儿。
传统来说，中国老师都站在讲台后面，然而威利却在学生们中间自由地走动。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说，但学生们都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们的英语很好。威利叫了几个学生来表演课文的内容，他加了一个简单的道具：蒙眼布。男孩们很快就蒙住了双眼，随后他们就开始表演蒙眼参观王伯父的工厂。教室里回荡着笑声；这节课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威利合上了课本，在一行行学生之间走动。
“你父母做什么？”他问一个女孩。
“他们开了家工厂。”
“他们的工厂生产什么？”
“工厂生产电视机零件。”
其他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关于父母的问题：他们是养鱼的。他们在北京做生意。他们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语言转换回温州话；休息时间的喧闹声从走廊里传来。看着我从前的学生给他的学生上课，是我整个九月感觉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后一天，温州政府测试了空袭警报系统。台湾就在海对面，通常这种测试表示海峡要举行某种军事演习，或者是那座岛上有什么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关系没有什么冲突，下一届台湾选举还有两个月才举行。这次空袭警报可能是当地政府想在9.11发生之后，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在温州城里，我去见了另一个以前的学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经常写很长的信给我和亚当。她在信里描述了她长途跋涉前往东部的种种细节：火车上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她假装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个浙江本地人的谈话。她的英文写得很优美，我总是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来温州前不久，雪莉给我发了封短信，告诉我她结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机公司找了一份国外贸易代理的工作。在温州数不清的打火机制造厂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人民币——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几个学生之一。
她带我参观了那家工厂，我们从她平日工作的经理办公室开始参观。展品柜里陈列着高级产品：镶嵌着假钻石的金色打火机。特制的烧烤用打火机，可以往很难够得着的地方点火。一个金属烟灰缸上镶了一个老虎嘴，你按一下按钮，老虎嘴里就会喷出火来。墙上挂了一幅江泽民的书法作品；江主席2000年5月参观了这家工厂。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公司的出口路线。这幅地图上，温州位于全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箭头成扇状往各个方向散开：美国、英国、印度、巴西、还有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生产车间的门口外面，一个英文标志宣告：
把大虎打造成世界名牌
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大虎
（LET TIGER BRAND CREATE WORLD FAMOUS BRAND
LET THE WORLD FURTHER UNDERSTAND TIGER BRAND）
那天晚上，我和雪莉以及她的丈夫黄旭（音译）一起吃饭。黄旭也是四川人，他为一家浙江当地的公司做软件开发的工作。我们谈到了近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俩都同意威利的观察，认为温州的大部分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同情心。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确实不感到难过，”雪莉：“我承认，我总是对美国有偏见，因为美国这么强大，还总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推行它的霸权。不过，当我开始回想发生的事情，想得越深入，我对那些无辜的人就越感到同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才开始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她的丈夫有上网络聊天室，那儿的人尤其反美。“很多人把这次袭击和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联系起来。”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太多了。”
9.11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总是不停地联想到那些盗版影碟。那些9.11事件的场景触目惊心；看着我的祖国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震惊。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戏剧性的镜头：洪水淹没的城市，尸横遍野的战场。现在我在中国，距离相同，而影像却从陌生的方向传来。我们安全地观看一切，而美国人死了。
而这些影像被当成电影在温州这样的城市出售，是特别反常的。温州和外面的世界有着那么多的贸易关系。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美国文化和产品的传播，自然而然地让世界更好地理解美国。不太需要美国人亲自出门旅行；产品传播更为容易。理论上说，这是成立的；然而现在看来，人性方面的缺乏显而易见。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接触到美国的牌子和商品，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有私交，却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威利是一个例外：他有国外的朋友，而他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部分，则包裹在另一种语言里。
然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抽象的——如同当地工厂发出的那个想象中的箭头最终要抵达的地方。这次袭击只是变成了另一件美国式的产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集了其他的9.11商品：一个“布什对本·拉登”的电子游戏，一条奥萨马·本·拉登的钥匙链。我买了一些大楼的塑料雕像，上面有如同树枝般伸出来的尺寸过大的飞机。一家温州的打火机公司生产了一种打火机模型，火是从奥萨马·本·拉登的头上喷出来的。中国南部的一家公司生产了“怪物糖果”，包装纸上印着本·拉登的头像，这些糖果是推销给小朋友的。
我一遍遍地看着影碟，想要看懂里面的含义。在凤凰台新闻节目的剪辑里，一个叫陈鲁豫的女主持人说：“我们大吃一惊，但我们也习以为常。”她就像其他评论员一样，反复地把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以及其他电影里的场景作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和美国人的表现没什么不同，美国人也容易陷入这种好莱坞式的语言里。有时，布什总统说话就像在演西部片——“生或死”；而报道美军反应的初期新闻标题就非常适合用在温州那些陈列盗版碟的架子上：无限正义，永久自由。
和雪莉、黄旭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这次事件对他们有没有影响。“现在我们对美的出口量不是很大。”雪莉说：“事实上人们都说，如果美元贬值，就会有利于我们出口商品到其他地方。”
她的丈夫补充说，甚至可能遭遇经济衰退的情况，也没有把他的朋友们吓倒。“这都是比较而言。”他说。“中国人常说，只有你呆在富人身边，你才觉得自己很穷。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都衰退，我们也跟着衰退，那么其实还是一样的。”
起初，我很难相信他说的话：我很怀疑，温州的某个人会愿意减少他的收入，只要这意味着美国的人们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不算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中国人目睹着这些遥远的、无法掌控的事件，设想了最糟糕的情况，并在其中寻找慰藉。这是一种消极的、疏离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来自他们艰难的历史，而商品文化大潮中人性的明显缺失，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你寄出了打火机，而收到好莱坞电影作为回报；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可能并不会变小，也不会变得更舒适。
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问雪莉，她觉得一般的美国人会怎么看她。雪莉26岁，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以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班上最棒的学生；但她现在回答我的话就像在描述另一个人一样。
“我敢肯定，他们会说我很穷，很落后，受教育程度很低。”她说：“我觉得美国人都会这么看中国人。他们不会知道温州在哪里——在他们眼中，温州只是中国的某一座城市而已。”
9.11袭击过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更热衷于学英语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往日记本上作记录，追踪着事件的发展，编写着他的单词表：
里程碑 （Milestone）
虐打 （Maul）
休息室 （Lounge）
房客 （Lodger）
耳垂 （Lobe）
肾 （Kidney）
纪念品 （Keepsake）
骑师 （Jockey）
除了记录“美国之音”的节目内容以外，他还把温州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
中东地区的国家是我们这个城市重要的贸易伙伴。温州生产的服装、打火机、皮鞋、小型纪念章，通过海运出口到这些国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根据国际规定，温州出口的商品将要缴纳额外的战时费用。
当他翻译那些来自国家电报的内容时，他很自豪地在下面签字：
新华通讯社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10月11日深夜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萨达姆是个邪恶的人。原因是海湾战争以后，萨达姆就开始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表示，这些天来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但随后不久，这些反恐袭击就会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
布什说，美国人知道萨达姆正集中精力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说萨达姆是个恶魔。同时，布什敦促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检查员进入伊拉克境内。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