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21日
我坐进这辆出租车时，司机朝我微笑了一下，并用英语对我说了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3时30分。他那张窄窄的黑脸上长了双小眼睛，一笑起来就露出了黄黄的牙齿。他还知道怎么说“Hello”和“OK”。每次他说英语时，这门语言就具备了有形的维度：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握方向盘，噘起嘴，说话的音调提高了，还有些颤抖。他用英语说了两次“早上好”，然后继续说中文。我们一路往北去，寻找“奥运会”。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那一周呆在北京是件好事。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来了北京，要在这儿呆4天参观考察，评估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这是奥委会最后一次评估；半年以后，他们会在北京和另外几个候选城市中选出举办地点，另外几个城市包括巴黎、多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每一天，出租车里的电台都会收到特别公告广播，提醒司机们要礼貌对待外国乘客。司机们还得到了两盘免费的卡带，里面是特别为了这次考察而设计的英语课程。课程的内容里有一些英语的实际用语，包括“现在阳光灿烂”，“这座城市举办奥运会时，会变得更加漂亮”，还有“漆工艺品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每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孟景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去年一个来自《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跟记者说了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那篇见报的文章只有335个字，不过他却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注意，原因很可能是文章里引用了孟说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来谈论人权问题的体育场。”孟景山还提到，如果北京1993年申请成功的话，他家那一带就要被拆掉，以建造新的体育场所。那家美国报纸引用了他说的话：“我保住了我的房子，但我真的很想搬走；所以我们申请失败时，我可是加倍的失望。”
外国记者都很关注人权问题和保护胡同的事情，而北京政府嘉奖了孟景山，授予他为首都的“百佳出租车司机”之一。他获得了几百美元的奖金，北京的报纸把他描述成一个模范的普通人（据报道，他把一些奖金捐给了慈善机构）。当局的信息很明确：每个公民都必须为奥运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是随波逐流吧。整个星期，我都告诉每一个碰到的人，我正在写关于奥运会的报道，而此时整座城市就像突然笼罩在柔光之中了。人们的对话更为亲切友好；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当我请求采访政府官员时，他们同意了，而且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在中国的日子，我已经学会了要极为谨慎地使用笔记本，然而现在我却肆无忌惮地在上面书写记录。
我坐到这辆出租车里，拿出笔和便笺本，告诉司机我是个记者，想要去看看一些奥运会的举办地。司机向我保证说，我们会在通往长城的公路边上找到那些地方。他不断地瞥着我空白的便笺纸。“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妥当，不过显然奥运会将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杨书林（音），他说我可以管他叫杨司机。他告诉我，两天之前他在机场接了个乘客，那是个空姐，她亲眼看到了奥委会考察团的到来。
“她看着那些人走下了飞机。”杨司机说。“她当时就在机场的大门那里。”
“他们长什么样？”
“她没有告诉我别的。”杨司机说。“但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诉杨司机，我计划大后天去陪同奥委会考察团，做最后一站的参观考察，杨司机赞许地点点头。这男人还是老一辈的形象：他穿着布鞋，戴着驾车用的白色棉布手套，身上穿着橄榄绿的涤纶军装，军装上还有黄铜的扣子。他今年53岁。一个毛泽东像的小装饰挂在他车里的后视镜上。毛泽东的照片底下有两行字：
一路顺风
百无禁忌
我们的车缓缓行驶在二环路上，以前旧北京的城墙就屹立在这儿。人行道上竖着一排颜色鲜艳的旗子，专门向来访的考察团致敬。根据北京奥申委的数据，首都内已经竖起了两万面这样的旗帜。旗帜上的英文写着：新的北京，伟大的奥运（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中文则这样宣告：
新北京，新奥运
翻译中稍稍改动了一个形容词。我采访了北京的副市长刘敬民，他向我解释，中文的“新”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很难翻译出来。“我们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的‘伟大’（great），因为奥运会有其传统的内涵，”他说：“翻译成‘新’（new）不太合适。”但当我和另一位中国的体育官员说起这个问题时，他的解释则更为坦率，不过他叫我报道时隐去他的姓名。“如果他们把英文说成是‘新奥运’，看起来就像是中国想要改变这个运动会一样。”他说。“国际奥委会肯定不喜欢。他们会这么想：这个共产党人的国家想要控制奥运会。”
对于每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这句话倒过来说似乎才是真实情况：奥运会——或至少是举办奥运会这个主意，控制了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都被调动起来清扫街道，而政府则开始展开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计划。这个计划里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们把公路的护栏涂成了白色，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草染成了绿色。他们把属于古代世界的颜色泼洒在美丽新世界的住宅区里。就在考察团到达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区就像经过了意大利调色板的洗礼：鲜亮的绿色，夺目的红褐色，柔和的淡蓝色。在工人体育场路上，一栋栋旧楼本来都是苏维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却呈现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栋矮矮的六层住宅楼，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红色中。楼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却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喜好数据，据其公布，他们已经油漆翻新了142栋桥，5,560座楼，11,505面墙，翻新的总面积达到了两千六百万平方米。他们油漆的面积比整个新泽西州还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连空气都是可以被清洁干净的——至少是在短期内变干净。我有个朋友工作的写字楼管理处贴出了一张欢乐的告示：
由于下周奥委会考察团的代表来到北京参观，三环路周围的一些楼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减少烟尘的排放。因此，请你下周来上班时，记得穿多几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车的头一个小时里，杨司机不时停车和别人交谈，其中包括两个其他的司机，六个路人，两个警察；他还用手机问讯，拿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奥申委的电话一直占线，于是他又打电话给出租车通讯电台，问那些接线员是知不知道任何奥运会场馆的选址。人们说场馆在北面，但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地址。杨司机叫我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来却担心得不行。车走到沙河时，已经往北走了20英里，杨司机问能不能停一停车，他想要抽根烟。有两个警察刚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掉头，往市郊一个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车里抽烟啊。”我说。
“抽烟会让车里面有股难闻的味道。”他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家炼煤厂附近停了下来，杨司机一边往尘土中撒尿，一边抽着北京牌的烟。之后他看起来稍平静了一些。路的那头，有一个褪色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加强公路管理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儿没有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旗子，风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们吹到了马路的对面。杨司机走向他的出租车，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他说。
“当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脱下了那双驾驶用的手套，我们闲聊起来。30年前，杨司机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内蒙古服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屯，我们经过了一家麦当劳，一家大力水手专卖店，还有一家罗杰斯烧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慧忠路交界，有两个警察正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罚单。杨司机停了车，在警察还没来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飞快地说了一堆话。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的事情。”他宣布。“我们正在找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一个警察本来正在写罚单，但现在他的笔僵在了半空中。被开罚单的司机满怀期待的抬起了头。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尼龙夹克；写罚单的警察则是个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编号是007786。太阳像一个黯淡的红色薄饼，低低地挂在空中。感觉就像是一幅画里的场景，每个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为把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细节上：轻轻的一笔，承载着整个世界的意义。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那个警察展开了笑容。
“请你稍等一会儿。”他说。他朝着他的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再次朝对讲机呼叫：“我们这儿来了个美国记者，他正在写关于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事情，他想要参观大屯的奥运会选址！”
停了一会儿，警察抬起头来：“他们正在打电话叫我的上级。”
每个人都在等待。被开罚单的司机建议我们往西开过几条街，他说那儿清空了一片地，准备建奥运会的场馆。警察叫他闭嘴。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串杂音。
“往西走，有一片地周围都竖着旗子，那就是了。”警察跟杨司机说，然后他转向了我。“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建体育场再合适不过了。足球赛、羽毛球赛和网球赛都会在那儿举行。”
他举起手向我们俩敬礼，先是朝我敬的，然后向杨司机也敬了一个。被开罚单的司机祝我们好运，这次警察倒没有叫他闭嘴。我们上车往西走。
在古代，有些中国的贵族会玩一种叫蹴鞠的游戏，这游戏和足球有那么一点相似。明朝的古籍里描画了妇女们在玩捶丸的游戏——有棍子，有球，还有洞。中国的历史学家形容捶丸是中国古代的高尔夫。还有其它的出土文物，其他的游戏。在一幅康熙南巡的清朝画像里，角落里画着三个男孩，正在玩一种类似手球的游戏。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幅唐明皇的画像，画着他和一些宫女正在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
不过这都只是古人的消遣，实在只是游戏而已。古代中国运动传统的核心，应该是武术——“尚武的艺术”。19世纪时，武术中的一些因素推动了调整呼吸练习的发展，人们管这种练习叫气功。武术和气功的活动，既是身体上的行为，也是精神和审美范畴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武术和气功的要旨是艺术展示和自我提升，而非获胜。传统的中国运动所具备的这些元素，西方人大概会形容为哲学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当然，气功后来引发了法轮功的产生。）竞技比赛不是中国传统运动的主要目标，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过大型体育场。
“运动”的现代措辞“体育”，直到19世纪才产生。和那段时期引进的其他词汇一样，“体育”是从日文来的。古代的日本引入中国的文字，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和西方的往来更为密切频繁，日文里发展出很多新的词汇。中国后来试图要赶上日本，于是中文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发明的词汇：例如“民主”和“民族”。有时，一个人们业已熟悉的中文词汇重新出现时，却增加了崭新的含义。考古原来的意思是“考察研究古代的事物”，到了20世纪，它重新从日本传入时就有了“考古学”这一新定义。词还是原来的词，但却用新的方式定义了原来的事物。从古代起，人们总是会收藏文物，但从没有用过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挖掘和研究文物。中国人里头总是有着不同的少数民族，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少数民族”这个称呼。体育也从未被分成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
语言在变，因为世界在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和其他的外国人引入了体育竞赛这一西方观念，引入的场合通常是在基督教学校里。20世纪初，中国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兴趣，1932年的奥运会，中国派出了唯一的一个运动员参加男子短跑项目。4年以后，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武术表演队的成员，这些成员里有男有女，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表演了武术。
那时，中国人已经成了奥运会的忠实成员，他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了一种复仇手段：这个国家在过去那一个世纪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要通过体育运动来复仇。中国的目标是在外国人的运动中把他们打败。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他们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建立了体育培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1952年夏季的奥运会，但下一届的奥运会他们却拒绝参加，因为奥委会承认了来自台湾的运动员。
直到1979年，中国大陆才终于重返奥运会的赛场。奥委会仍然允许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只是禁止台湾国旗的出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代表队四十年来首次出现在了赛场上。最后他们取得了奖牌总数排名第六的成绩。不过那一年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拒绝参加奥运，从而削弱了比赛的竞争性；而中国队在好些比赛中大大落后于其他的对手，例如游泳和田径。
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急剧增长，这些奖牌主要是通过赢得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比赛而获得的。中国的女运动员表现出色；中国人特别擅长一些以常规训练为基础的运动，例如跳水、体操和花样滑冰。这些运动由政府出钱培养人才：运动员通过精心的组织训练培养而成，而不像西方运动员一样，依靠的是本身的能力、参与一系列的重要比赛和服用提高水平的药品。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队总排名第四。到了悉尼奥运会，他们上升到了第三名。到雅典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取得第二名，只排在美国之后。
尽管中国队不断取得成功，中国运动员的主要内驱力仍然是耻辱感。表面上看来，他们有足够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这样的骄傲就如同涂在那栋旧楼上的粉红色一样浅显，经不起推敲。
1993年，奥委会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悉尼而非北京，《中国日报》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把奥委会的这个决定和西方历史那“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联系起来。
在北京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个月里，我参观了中国体育博物馆，那儿的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现代体育起源于1840年，那一年英国人派了一支完备的海军舰队来到中国，标志着鸦片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奥委会准备了一本书，书里这样用英文描绘这个中国体育史上的重大时刻：
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起彼伏的社会暴动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影响，体育就在此时引入中国；此后体育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与国家动荡不安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运动是残酷的。这一点常常能体现在中国运动员的脸上：很多人看起来表情僵硬而紧张。在向足球和篮球这样竞争性很强的运动项目中，到了比赛关键时刻，他们就几乎要窒息过去。绝少看见一个中国运动员真正快乐地享受着比赛，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都是从幼时起，就在流水线般的体育学校进行训练。他们的粉丝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观看中国体育比赛的一般观众并不在意是否了解一项运动，也不会尊重个人的努力；胜利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粉丝对失败者残酷无情；他们的体育精神向来很糟糕，当外国运动员队伍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他们甚至会暴力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自己的运动传统到西方体育的大幅度转变，却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无论从自身传统还是从西方观点而言。他们从西方接受了竞技精神和爱国主义，这是西方体育中最为显著的特色；但却错过了其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这些微妙之处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小的时候，我参加的体育活动与我的父亲有关，和体育学校无关；我父亲教给我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是与直觉相悖的：例如宁愿输得精彩，也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例如最终的目标并非胜利，而是自我提升。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体育只是全面教育和健康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观念不会出现在好看的电视节目或者公共运动项目中，那些活动注重的是竞技性。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体育的这一因素在中国最为深入人心，中国人如同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着自身的传统。像武术这种体育运动，其精神性、非竞技性的特色，对于竞技性过分激烈的西方运动来说，本应被看作一种健康的替代之选；然而它却被看成是中国迈向奥运荣耀之路的早期阶段。北京奥申委的标志是五个相互连接的环，五环形成一个人在练习太极的样子，而太极这项运动是特别没有竞技性的。与奥运会相比，法轮功与太极接近多了。
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这种民族体育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找问题的阶段。比赛的失败困扰着他们，有时人们会把它归咎于哲学或心理学上的原因。在我的奥运会调查中，我遇到了好些中国人，他们被一套有关球网的理论所迷惑：中国人在兵乓球、羽毛球和排球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和对手直接的身体接触。
“中国人在直接竞技的比赛中表现不好。”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副主席何慧娴对我说。“那些有网把运动员相隔开的比赛，我们更为擅长。”她用“小巧”来形容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灵巧而动作协调，而不是身体强壮的。不过，她还补充道，精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思想让人们变得更为保守。”她说。“看看美国吧，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独立、要有创造力。在中国就都围着纪律性打转。人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如果你没有创造力，你就不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你只是按照旧有的模式去做事，没有任何改进。在体育上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国人也相信，奥运会凸显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北京和徐济成见了面，徐以前是篮球运动员，现在成了一名电视节目的评论员。从1988年开始，徐济成就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了每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发达国家把奥运会看成是一种生意。”他说：“好像他们说，‘我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各种极好的家具摆设，我想在里面办个派对，叫大伙儿一起来参加。’他们还卖门票。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的。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外观，最重要的是，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
我问徐济成，关于中国接受西方的体育观念这一点，他有没有任何的保留意见。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并向我解释，这个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而非文化范畴。“1988年我去了汉城。”他说。“韩国人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没有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个什么概念。在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法西方，把体育做成一项生意。他说，中国体育实际上要比中国经济落后20年。因为体育与国家主义联系紧密，目前它还未能转向市场化，其处境就像一家发展迟缓的国有企业。不过，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最近，希尔顿香烟资助了中国国家篮球队，而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中国足球队。“50年以后，我们就会和西方国家一样了。”徐济成预言说：“到时奥运会也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意。大家会这么说，‘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想请你们过来玩，也好趁机卖弄一下。’”
下午5时30分，杨司机终于找到了一处奥运会场馆的选址。我们下了车，走到了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上。这片地大概有四条街那么大，恰好位于北京城北部的中间地带；所有房子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在“拆那”，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刚刚被拆毁掉了。土地的周围都插着旗杆，上面飘着粉红色的旗帜；这些旗划出了这片土地的范围。
“他们会在这儿举办足球比赛和网球赛。”杨司机说。
“还有羽毛球赛，是吗？”我说。
“是的。”
我们站在那儿，望着空荡荡的土地。
“嗯，”我说：“我该回去吃晚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上了堵车。出租车里的计程表走了有三个小时，而现在上面显示的数字大概正好计算出此刻的扫兴心情。杨司机再次感到了压力。最后，他问我晚饭有什么安排。
“我还没计划呢。”我说。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就挺好。”
他说这里离他通州的家不远，我们很快就能到；通州在北京东面的郊区。我们在四环路上往东走，杨司机又说起了体育。他告诉我，迈克·泰森是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原因是泰森的手臂纹上了毛主席的脸。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泰森呢？”杨司机语气夸张地问。“因为他喜欢中国。如果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
杨司机说：“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他会弄一个这样的纹身在手臂上呢？”
这问题问得真妙，让我哑口无言。杨司机笑了。“泰森在监狱的时候，读了四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关于美国运动员为何在赛场上占优势，杨司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美国人都是大块头。”他说。“从出生的时候起，他们就吃得很好；而且美国人更讲究科学。如果你把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拿出来，那就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健康很重要。看看泰森吧。要是他没有那么壮，怎么会赢得比赛呢？”
杨司机还欣赏网球运动员张德培。“张德培在美国长大，不过他是中国血统。”他说。“很明显，中国血统对他没什么害处。这表示是我们这儿的制度有问题。”
我们7点到了通州。杨司机说他想吃蒙古火锅。公路旁的霓虹灯宣告：“北京2008，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在通州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还有一家叫“物美大卖场”的大型百货公司。
奥委会考察团呆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加入了媒体记者团，跟随考察团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代表了外媒：三个电视台的记者，一个摄影师，还有我。我提交的新闻报告会发给北京城里的其他记者，他们会用在对考察团的相关报道里。
为了加入媒体记者团， 我必须同意三条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奥委会指定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不能问问题。我可以跟着考察团的成员到处去，我可以引用他们在考察期间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有考察团的成员跟我说话，我可以回应。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能采取主动，不能向任何一个考察团成员直接发问。如果我被发现问了问题，就会立即从记者团中开除。奥委会还通知我们，有些会议只允许我们参加开始的部分。
这些规则很见效，至少从创造戏剧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无论考察人员走到哪里，记者们都紧紧跟随着，笔记本和摄像机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一片沉默中移动，似乎被这重大的时刻吓住了，一时哑口无言。早上的行程结束后，我发送了第一份新闻简讯：
联合新闻报告：中国代表和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今天早上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媒体成员被带到大厅后排位置，一条红色的天鹅绒绳子把我们和前排分隔开。穿着旗袍的小姐在大厅门口欢迎考察团代表。代表们鱼贯而入。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彼此之间亲切地问候。奥委会考察团的成员们互相飞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做。那些小姐的旗袍是红色丝绸做的。
一位媒体公关说，今天早上的采访机会非常有限。“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她说。“我们走了，他们就会说话了。”
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她叫我不要写她的名字。
这天早上唯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奥委会其中一名代表罗伯特·麦库洛夫走到了桌子的另一边，请中国体操运动员刘璇在她的照片上签名，那张照片登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增刊上……增刊的最后一页是刘璇跳下鞍马那一瞬间的照片，刘璇就在那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媒体记者团里有一个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摄影记者，他兴奋地告诉我们，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但麦库洛夫没有叫这个摄影记者签名，他仍然和其他记者一起，呆在红绳子后面。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北京的酒店和医疗服务，第一位发言人是朱宗涵博士，他是北京卫生局局长，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当他开始发言时，媒体人员就全部被护送离开了。
饭店外面，一些人正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这是“1000名自行车手支持北京申奥活动”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红、白、黑相间的运动服，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自行车挂着旗子，上面用英文写着：“申办奥运会是我的梦想”。
这是晴朗的一天，天空一片蔚蓝，北方刮来了猛烈的风。
国际奥委会是个奇怪的组织。它的成员由自身选举产生；过去，这个组织很少会考虑成员多样化的问题。代表团在北京考察的时候，奥委会一共有123名可以投票的成员，其中接近一半都是欧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名成员。这和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纳哥的皇室家族成员加起来一样多，这三个国家各有1名奥委会成员。在123名奥委会成员中，只有13名是女性。其中两名女性是王妃，还有1名是西班牙皇室的公主。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美国或中国都没有任何实质政治权力的，可谓寥寥可数；而奥委会是其中一个。奥委会有将近70%的运作资金由美国的赞助者提供，但它的成员只有4名美国人。
北京申奥期间，我和人类学家约翰·马卡农（John MacAloon）说过话，他擅长体育方面的研究。我问他，美国对哪个城市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影响力有多大。“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奥委会的人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进来了，这时所有人都微笑着说：‘啊，有你的帮助太棒了’；然后这人一走，大家都在他背后嘲笑他。这就跟殖民关系一样。欧洲人拿走了美国人的钱。而美国人在组织里却几乎没什么份量。”
奥委会的历史上，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也有过不少麻烦。196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创办了它们自己的奥运会，名叫“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组织者为他们的运动做出如下说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962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次运动会的大部分基金。奥委会的反应是禁止所有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国家参加以后举办的奥运会，而这场初出茅庐的运动会再没有举办过第二届。
1968年夏天，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在墨西哥城正要开始各项比赛之前，几千名学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他们抗议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认为国家不应该把钱花在这样的运动会上，这种活动对几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墨西哥人没什么帮助。当局政府派出了军队，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按计划举行。人们并不知道这次屠杀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且从那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奥林匹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西方媒体上绝少提到这次事件，而此后的三十年，奥运会都没有再回到发展中国家举办。
然而到了2001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国际奥委会正试图改善和相对比较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委会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帮助他们建立体育中心；并且增加了成员的人数，让组织里有了更多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代表。不过，奥委会朝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可能由于1998年盐湖城的丑闻事件而延缓了进展。1998年，盐湖城为取得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花费了超过1百万美元，用现金和礼物贿赂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来自贫困国家的代表轻易就成了贿赂的目标：10个由于收受贿赂而辞职或被开除的奥委会成员里面，有9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这9个人中大部分来自几乎没有冬天的国家：马里、苏丹、刚果、斯威士兰、利比亚、 喀麦隆。你很容易就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来自刚果的代表，你真的会在乎谁赢得大型障碍滑雪比赛的主办权吗？这次丑闻毫不留情地提醒世人：尽管奥运会宣称自己是国际化的，它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从那以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了申请城市向代表赠送礼物。第一次落实这个新规则，就是这次寻找2008年主办城市的过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向国际委会献殷勤，这也很可能是史上最后一次，我和阿尔佛雷德·森交谈过，他是一个历史教授，曾经在苏联呆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了国际奥委会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国际奥委会和列宁的共产党有相似的组织规则。”森教授说。“列宁以一系列的中心集团组织共产党；而顾拜旦（现代奥运会的创办者）则说，这有培育人们的沃土，以便他们最终可以加入到组织内部的核心。两者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人们并非从外围边缘开始民主投票，并开始各党派之争；你必须先进入内部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先加入执行委员会里去，才有投票资格。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过程，不会有黑马的产生。”
考察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天气好极了。蓝蓝的天，明媚的阳光，“新北京、新奥运”的旗子迎风飘扬。我们一共五辆车，组成了一个车队，由警察护送着，穿过这个城市。清洁工沿路排成了一行，手里拿着扫帚；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在路口聚集，望着我们。一天之前，代表们去了北京的交通控制指挥中心，那儿的中国人演示了如何远程控制交通信号。今天，我们每遇到一处红绿灯，灯就马上变成了绿色，就像变魔术一样。
“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在这庄严的场合中感到敬畏。在全然的静默中，一国之君缓缓走来，献上他的祭品。为避免一列远处驶来的火车破坏了这样威严的寂静，从而亵渎了整个仪式，甚至在皇上离开宫殿那一刻起，北京城就禁止火车出入，一直到皇帝回到宫中为止。”
1920年出版的《北京》一书中，裴丽珠描绘了皇帝一年一度去天坛拜祭的情形。81年后，我们的队伍几乎具备了同样的庄严气氛，而从这个仪式中的可能得到的好处则更为实在。北京奥申委承诺，如果北京赢得了这次奥运会的主办权，就会花20亿美元进行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的建设。最近的一次盖普洛民意测验显示，94.9%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奥；而这一次，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异见分子也宣布支持主办奥运会。在香港，法轮功的践行者告诉媒体，北京的信徒不会在考察团在北京的时候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穿行在这座城市里，逐一查看奥运会场馆的选址：足球、垒球、举重、水球、现代五项全能运动。在每个地方，我们平均花费5分钟的时间，奥委会成员会问一两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而那些细节如今并不存在，还在设想之中。现代五项的游泳池会有至少2.2米深吗？是的，会有3米深。你可以从水球馆走到打垒球的地点吗？当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崭新的大型体育馆正在建设之中。这项体育设施原来计划用做排球馆，不过如果北京要举办2008奥运会，它就会转做举重的场馆。我们戴上了安全帽，经济学者刘列励带着大家参观。我和其他的记者一起疾步走着，到处寻找可以引用到新闻里的信息。
“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个可爱的飞碟。”我们站在体育馆外面时，刘教授说。他的英语口语很糟糕，但这句话却说得很好，他把最后一个词的尾音拖得很长，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刚把杠铃举过头顶。另一名官员把新体育馆的宣传册发给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一个可爱的飞碟正飞过天空。”
我们走到体育馆里，站在未来的观众席上。下面有两个工人，正在摆弄着一大片土上的防水帆布：那就是未来的举重赛台。一个澳大利亚的考察团代表说话了，他的名字叫鲍勃·埃费斯通。
“那是热身的地方吗？”他指着另一堆土问道。我和其他记者都拥到前面，想看清楚。
“那儿才是热身的地方。”刘教授指着又一堆土说。
埃费斯通凝视着那片阴影，问道：“运动员可以直接从那儿走到赛台上吗？”
刘教授笑了。如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毫无疑问，举重运动员可以直接从热身的地方走到赛台上。埃费斯通点点头，感到满意。刘教授向考察团说了一番话。这座新的体育馆，他说，将以“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特色。他话锋一转，抖擞精神做言语上的最后一次挺举。他说：“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只可爱的飞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中华世纪坛。世纪坛位于北京的西面，1999年末建成，是为了歌颂中国历史的辉煌和迎接新世纪而建的。入口处是长明不熄的圣火台，上面有一行说明：
“广场中央这永久不灭的火焰是‘中华圣火’。火种取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圣火采用天然气。它象征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永不停息。”
圣火后面，是一条长长的青铜甬道，由几百块镌刻了文字的青铜板组成。这些青铜板构建了长长的时间轴，第一块的年份是“3百万年以前”，上面的注解是：“中国的古人开始使用火。”
250万年过去以后，事物开始成形：“人们开始具备黄种人的特色。”公元前六百年：“商朝首都位于河南郑州。”朝代更迭：周朝，秦朝，西汉。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1912年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1937年日本屠杀了3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改革开放。最后，时间轴到达了2000年，历史在这儿分解成一串随机的数字：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人类三号染色体……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国家统计局宣布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7届亚运会上获得了28枚金牌。
国际奥委会的考察成员们走过时间轴，进入世纪坛里。整个世纪坛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日晷仪。这些外国人在里面看了8分钟的申奥宣传片，这部片子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拍的。现代化的场景一幕幕掠过：飞机、地铁、汽车。电脑模拟的画面展示了拟建的体育场和新的公路；立体交叉的道路环绕着一片片鲜亮的绿地。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了。
杨司机的家在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内，房子只有一层。除了一个烧煤的炉子以外，屋子里没有暖气，大门旁边搭建了一个厕所。我和杨司机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太太在里面准备火锅。杨司机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并很骄傲地告诉我说，他的女儿英语说得很好。
我问起了那些出租车司机的语言培训课程，杨司机把申奥教材递给我。我翻了翻那本书，杨司机放了那盒录音带。录音机里传出了“特别英语”的声音：
1、你好
2、早上好
3、下午好
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杨司机让我坐在主宾席上——在乡下，这个位子就是看电视最清楚的地方。今晚，电视上放的是一场中国职业篮球赛，比赛双方是北京奥神队和上海大鲨鱼队。大鲨鱼队里有一个22岁的中锋，名字叫姚明。
桌子的正中央是一个环状的大铜锅，由燃烧的酒精加热，锅里倒了食用油。当锅里的液体沸腾开来时，我们就把一卷卷粉红色的羊肉放进去。杨司机说，这样的火锅让他想起了部队。他参军的时间是1969年到1973年，在内蒙古的边境地区。由苏联控制的蒙古就在不远的地方，那儿的局势有时会变得很紧张。
“你没法想象那儿有多冷。”杨司机说。“你能看到的全是草地。最难受的是我们要在户外扎营的时候。当地人会把一整只羊串在烤扦上烧。那种烤羊吃起来味道没有这火锅好，不过总比他们那边的谷类好吃。”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羊肉变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间里暖了起来。杨司机和他的太太开心地吃着晚餐，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外国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压力。在中国，和领导干部们一起吃的晚宴总是非常别扭，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无疑在招待外来者方面表现得最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是出色的主人，他们热情礼貌而不拘礼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过于简单，而不会出现在像“出租车司机英语培训教材”的东西上。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部分，标题是“更多实用的表达方法”：
33、这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36、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