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赵老先生交谈过后，我开始调查陈梦家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材料不多：市面上没有他的传记，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绝版。他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部分完全是个谜；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细节记录。在中国，文革仍然是一个阴影笼罩的记忆。对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写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不过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调查追究不能太深入。也没什么人会保留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日记和书信。
陈梦家早年的生平事迹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发表文章。他1911年在南京出生，他的父亲是个教师，也是长老会的牧师。陈家有10个兄弟姐妹长大成人：5个是男的，5个是女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这样高的教育程度非比寻常。陈梦家在家里排行第7，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18岁发表了第一首诗，2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他就出名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按照传统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漫哉”。
他成了新月社里最年轻的诗人，新月社是一群浪漫派诗人成立的，他们不再遵守中国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1932年，当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城外激战，陈梦家加入了抵抗的行列。这个年轻的诗人从战场上发回了他的诗句：
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
他的诗歌风格简洁而富有韵律；评论家把他和阿尔佛来德·爱德华·霍斯曼以及托马斯·哈代相提并论。陈梦家长大以后不再信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他有一种神秘感，他对此的描述几乎接近宗教体验。他有一首早期的诗歌，描绘了一幅千年的女性雕像：
在她高贵的外表下
我窥见了她的侧脸
冷淡的，沉默着
一抹笑角的细微
艺术品自有其能量；书写的文字嗅到了远古的生命气息。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凝视着一座古老的城堡：
高高的塔楼庄严，傲然耸立。
谛听着流水声，
谛听着风声，
而塔楼在一片云上，
划下了3000年的笔迹。
它们让我懂得，
对古物心存欢喜、满怀尊敬。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陈梦家在南京上大学时，所学的是法律；但毕业以后，他就转了方向。1932年，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随后致力于宗教，最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字。过去越来越近；诗歌渐行渐远。对陈梦家来说，写诗似乎总是满怀痛苦，在一首诗中，他写道：“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提到自己在23岁时就已经不再迷恋诗歌了。后来，他写道：
“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约束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都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
（注：节选自《梦家存诗自序》）
到他三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写诗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甲骨和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他渐渐沉迷在考古中，那些早期的诗歌似乎成了一种回忆，提醒他已经逝去的一段人生：
你是真正想知道我故事的那个人吗？
尴尬而脸红的，
我轻轻翻过了20页的空白。
我只想写下一行字：
我是牧师的好儿子。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赵露西也是牧师的孩子，也是一个奇才。25岁的时候，她发表了T.S.艾略特那首《荒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7年以前，她都在燕京大学教英文；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很多中国人逃离了北京。很多年以后，露西在自传里回忆道：
我们去了南方，我的爸爸和我的哥哥赵景心（也就是赵老先生）留在了北京……我们搬到了浙江省德清县的一栋老房子里。我和陈梦家就在那时候结婚了。那个地方的东西很便宜，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每天都吃鱼和虾。那时我们不需要学习，于是我们常常去看鸭子，看它们慢慢游过水面……
这对夫妇和许多其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最后搬到了昆明，昆明位于云南省——中国边远的西南一角。几所主要的中国大学在昆明重组，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梦家就在那儿教书。由于大学有规定，禁止一对夫妇同时在学校里任教，露西无法成为教员。
我做了8年的家庭主妇。我还是传统观念，认为妻子该为丈夫做出牺牲。不过我确实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做饭的时候，膝头上总摊着一本狄更斯的小说。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给了这对夫妇一笔联合的人文学科奖学金，资助他们去美国做研究。他们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代人：尽管国家遭遇了日本侵略和国内混战，一群很有潜质的年轻中国人却和西方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很多人去了美国和欧洲学习，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打算学成后带着新的技能回国。
陈梦家和赵露西出发了，首先是从昆明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市。这段“最困难的旅程”激发了陈梦家的创作灵感，几年来他头一回写下了诗篇：
我看不见喜马拉雅山脉
云朵垒得山一般高……
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孤独
这是天堂的沙漠。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在芝加哥大学，露西做起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好些年来，她都在遥远的地方学习着英文；如今，英语世界的文学忽然就近在咫尺。她去了哈佛一趟，期间和T.S.艾略特见了面，艾略特把自己的一本题了字诗集送给了她。
露西研究文学，而陈梦家则到处搜寻青铜器。在乱糟糟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很多文物被带到了国外，其中极少数有经过人们细致的研究。陈梦家想就这个主题，写出一部权威著作，用中西方结合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研究。除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以外，他还接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1945年5月28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这周或者下周末我会到堪萨斯城来。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方便去参观博物馆……
这个笔名叫“漫哉”的漫游者名副其实。他游历了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纽黑文市、波士顿、普罗维登斯、普林斯顿和三藩市。他甚至去了檀香山。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和当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研究他们的中国文物。有两年时间，他不断徘徊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美国现代文明之间。
1945年6月14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我在堪萨斯城过得很愉快。再次感谢你的热情款待。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之前与我的妻子一道再去拜访你……我在堪萨斯城的最后一晚去了市中心，终于看了一场电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旅程都非常愉快……
在美国以外，陈梦家游历了多伦多、巴黎、伦敦和牛津。1947年，他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以后，就给洛克菲勒组织发了一封信：
已加冕的瑞典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到了我，让我看了他的收藏。我很荣幸地和他交谈了两个小时。
那一年，陈梦家完成了那本书的草稿，里面有850件青铜器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他回中国以前，把手稿和照片都寄给了哈佛；以后他要通过邮寄来编辑他的书了。一个哈佛的教授兰登·华纳写了封信给陈梦家：“今日，一个来自亚洲男人需有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来自政治和财政双方的困难。你选择这个时候回国，我对此表示崇敬。”
露西则继续留在芝加哥，以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当她终于踏上横渡太平洋的旅途时，已经是1948年末了，中国的内战此时正是转折点：
当我乘船前往上海时，我从广播里听到清华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已经解放了。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军队遇到了麻烦……
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了，我必须想法子到北京去……幸运的是，有一架替傅作义运输粮食的飞机要飞往北京，于是我坐了那趟飞机。当飞机途经天津时，人民解放军从地面朝我们开火。没有梯子让我们走下去……我们只好跳到地上的一叠棉被上……
首都被分隔了，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地区，其他部分则仍然掌控在国民党手中。陈梦家所在的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叫人给我的丈夫捎信，告诉他我回到中国来了，我想叫他在城门打开的时候来见我。3周以后，城门打开了。北京解放。
城门又几乎马上关闭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的交流结束。在剑桥，哈佛的教授们等待着陈梦家的消息，等待着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在北京，陈梦家等待着政治气氛的缓和。他一直忙于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殷墟”指的是安阳地区，这些年来，安阳出土了许多件甲骨和龟壳。从这些碎片里，陈梦家重构了商朝的世界，书法、文理、地理、天文。战争和祭祀，神怪和皇族。北京出版社付了版税给陈梦家，他用这笔钱在市中心附近买了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大门上方，他挂了个牌匾，上面写着“一书院”。这个题字成了令人伤感的预言：不到两年，中国国内就禁止陈梦家出版书籍了。而在美国，他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也从此没了下文。
尽管禁止陈梦家出书，考古研究所还是印了这本书，这一版本用的是陈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笔记。书的编辑很马虎，有不少的错漏之处；很多照片仍留在哈佛，无法收入书中。此外，这个中文版本里还包括了一个书的简介，内容是专门批评陈梦家的。陈梦家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书名下面，由洛克菲勒基金赞助而写成的书里面，没有一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实录
如今，全世界仅有约30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在美国，最德高望重的专家是戴维·N·凯特利，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教授。凯特利从来没有见过陈梦家，对于陈个人的经历也所知甚少。但这个美国人却是沿着那个中国学者的轨迹进行研究，而且他仍然用着陈梦家那本侥幸出版的书——书里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朝世界。凯特利的家在伯克利山上，我去拜访过他好几次；有一回，他对我说：“这本书极其重要。这是本了不起的书。他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了：种种的仪式和祭祀，还有时间的范围。这是本很旧的书，但仍然是着手研究甲骨文的好助手。”
像陈梦家一样，凯特利的学术研究生涯，也是着力于拼凑碎片。凯特利把甲骨上刻的文字比作乐谱上的音符：这是一种密码，用适当的方式解读，就变成了音乐。这儿有不同的乐段，还有各种的旋律。主旋律：一定的主题不停重复，产生了一种和谐感。凯特利仔细研究了1千300次关于下雨的占卜，这些占卜记录全部出自商朝皇帝武丁统治的时期，大约是公园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这一段时期。
本月有大雨。
今日国王狩猎，整日无雨。
我们没有降雨；意味此次协议让商朝某些力量正形成灾难。
甲骨形成了音乐，也讲述着故事。商朝沉迷于死者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逝去的祖先拥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受到了怠慢，祖先们就会通过疾病、厄运和自然灾难惩罚活着的人。如果某个皇帝生了病，或者天气出了什么问题，朝廷就会进行占卜，希望从中发现是哪个生气的祖先需要祭祀。有时候，朝廷会和死者讨价还价：一片出土甲骨的刻文显示，朝廷提议为某个祖先献上3个人犯。但那一次的占卜肯定结果不好，因为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二行的刻文：5个人犯。然后占卜记录就结束了。那位祖先应该对5个死者表示满意。
“另一个范例就是关于牙痛的占卜。”凯特利边说着，边打开了他自己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商朝历史起源》。他翻开了其中一页，上面是一片甲骨的黑白拓印，那片甲骨也出自武丁统治时期。拓印上展示了一片龟腹甲的背面，椭圆形的表面布满裂痕，有很多钻出来的小坑和刻文。有些商朝的文字很难理解，凯特利的书重造了这片龟腹甲，用更为清晰的现代文字取代了商朝文字：
凯特利翻开了这一页，然后向我介绍里面的内容。“国王要参加一场战役，但他的一颗牙坏了。”他解释道。“他想知道该拿这只坏牙怎么办，还有是哪个祖先造成的。”
龟腹甲上刻了四个名字：甲父、庚父、辛父、乙父。他们都是一代人，是皇帝武丁的父亲和三个叔叔，占卜时他们都已经去世。
“是甲父，不是甲父，”凯特利手指着那些文字，用中文大声地念出来：“是庚父，不是庚父。是辛父，不是辛父。是乙父，不是乙父。”
朝廷为每个祖先都做了多次的占卜，龟腹甲上满是裂痕。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3000年历史的侦探笔记，把各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地排除掉。
“随后我们看到了另一条刻文：‘向庚父献上一条狗，劈开一只羊。’凯特利说。“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庚父引起了这次牙痛。”
凯特利停下来，从书中抬起头。他今年69岁，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灰蓝色的眼睛，眼神敏锐。“那就是音符，”他说：“我们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旋律。”
在古代中国，似乎总有人安排好一个个音符。次序，规律，系统——这些特征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商朝出现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部平原的墓地就有着令人吃惊的规律性。那些早期的文明有一种叫做“二次葬礼”的习惯。死的人被埋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骨头被重新挖掘出来，清洗干净，然后按照某种形式摆放起来。有时候，这些骨头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头骨摆在最上面。在其他的一些坟墓里，则小心地拼出了一副副完整的骨骼，头骨全都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次序，规律，系统。
凯特利看着那些坟墓组成的图案，对他来说，那是艺术和文字。他认为一切都有关联：本能就是劳作，还有掌控世界的欲望。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
“这些不是自然图景，而是高度结构化、经过编排的设计。图案和次序是最基本的。看起来这像蕴含了某种密码。里头有一种文化共识，对该做的事情和思维的方式，人们达成一致。我的印象是，这一点是中国特色。你什么时候看过第一幅中国皇帝的画像？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回答这问题。在埃及，你可以看见早期的国王以及高级官员的画像。在中国，没有这种东西。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
三星堆的青铜器则不一样；虽然它们有自己固定的风格，但它们仍然描绘是描绘人的形式。凯特利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中国那些中部平原，那是商朝起源和发展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寻根之处。这片地区孕育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也是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的特征。而在凯特利看来，祖先崇拜对官僚组织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观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凯特利说。“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对来说去世较久的则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权力愈大。我认为这是安排组织事物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们负责不同的事。我把这叫做世代性：权力随着年龄增长。”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实质上是官员。他负责管理和组织事务；在战场上，他因擅长谋略而非骁勇善战著称。早期的中国经典作品从不着重于描画战争，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迹，比如乱糟糟的战场。“你不会看到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细节。”凯特利说。“中国经典作品里全是关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才能。全都是非常实在的。”
凯特利根据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他把希腊的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化中最为与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较，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紧随商之后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哲学传统，包括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诗经》、《尚书》、《左传》。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后一位皇帝垮台两个世纪以后；而孔子把周朝视为理想，认为它的文化习俗该被视为社会的典范。
与古希腊文学相比，中国经典里的道德世界条理分明得令人惊讶。在古代的中国世界，好人好事受嘉奖，坏人坏事受惩罚。天上的神不会来到人世作恶。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悲剧。死者的世界实质上与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点：死者具有更大的权力。次序，规律，系统。
“在荷马的史诗中，死者的问题是他们一无所知，”凯特利说。“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来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对话，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和中国作品里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年代越久远就越有权力。古希腊的作品不这么写。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这和祖先崇拜是相抵触的。家族世袭的国家由一些有权力的家族治理整个国家，其政策为这些家族服务；而古希腊人试图缔造的是一个城邦，这和家族世袭的国家相抵触。古希腊人不鼓励祖先崇拜。”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问凯特利，为何中国和西方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观，他谈到了景观。在古代中国的中部平原，气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要更为规律。中国的两大河系——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往东流。两条河流分别固定的模块，在纬度上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贸易的动机，中国古代文明天然就是农业文明。较少迁徙的人们改变想法和技术的可能性会更低。
“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说。“我相信中国古代气候的非常优越，这刺激了我们在中国文明中所看到的那种乐观因子。是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传说，不过祖先禹成功处理了它。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干的祖先，他解决了问题。而且，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邪恶的行为。没有原罪意识的存在。没有人对自然神学感兴趣，没有人想要解释邪恶在世间的存在。”
“你看看地中海、中东和苏美尔，这些地方有沙暴、有各种灾害——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读读《吉尔伽美什》；那就是一个典型。那人要死了，他对此感到愤怒。他想要一个对死亡的解释。中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你死了，你成了一个祖先。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一样的：你曾经是一个国王，你就永远是一个国王；你曾经是一个农奴，你就永远是一个农奴。我认为有祖先崇拜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文明。你不会被任何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因为新事物对祖先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这样的文明里，容不得怀疑论者的存在。”
我问凯特利，为什么这种乐观的观念和我们所认识的现代中国如此不同，这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有的是饥荒、洪水、自然灾难和战争。如今，则是超过1亿人口的大迁徙。
“这属于一种高度平衡制约。”他说道。“高度平衡制约”这个短语出自历史学家马可。艾文的经典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艾文研究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其早期的成功和后期的衰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地域是较为与世隔绝的。中国四周被沙漠、群山和海洋包围，相对来说外来威胁较少，不过这也限制了其与外来新鲜事物的接触。同时，政治上的稳定性与早期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让人口增长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中国过去的几百年一直在榨取其自然资源。”凯特利说。“他们太成功了，以至于把事物推到了临界点。在我看来，那片土地已经被耗尽了。”
想象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种制约。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一部人口过于稠密的历史，世间的无限循环往复。中国人倾向于回溯过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时期里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来。在西方人看来，甚至远古的事情也是为现代的进步所服务的。启蒙运动时期，政治体系产生了变化，那时候欧洲人颂扬的是古希腊的民主。1800年代后期，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则反映了帝制的价值观，也就是要求精英既要受过良好教育，也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却限制了这种重新定义历史的现象。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过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国人转向了西方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一路可磕磕绊绊、痛苦不堪；仍然无法避免的，他们陷入了一些最糟糕的西方观念中（例如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人仍继续为如何把西方传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挣扎。凯特利认为，1993年中国人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时表现得如此灰心失望，试图融入西方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一文中，凯特利写道：
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或者是之后的学生异见分子呼唤民主的时期，西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的希腊和罗马。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如同中国人希望能争得主办权的奥运会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传承，传承的是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所举办的运动会……这就是其中一些例证， 证明中国试图在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加入部分的西方经典，这些西方经典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遗产。
像陈梦家一样，大卫·N·凯特利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成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的。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是做一个作家：
“那时我签了个合同，写一本关于股票市场的书。最后我放弃了，当时还特别开心。我写了一本小说，幸好它没有出版。不过我钻研了一下小说杂志上的所有短篇故事，找到了其中的写作敲门，就坐下来写了个短篇，寄给了《星期六晚邮报》。小说果然发表了，他们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我，我觉得我可以每周都这么做。但那个杂志社还没发表我的小说，就倒闭掉了。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那时候感到有点心力交瘁。我靠给《时代》杂志写书评支付房租，《时代》付给我的稿费很不错，不过我意识到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只干这些。我想让自己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新领域。我想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自由作家，于是我觉得该去学中文，所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被博士研究项目困住了。读博第三年，我的思考回到了19世纪。我想做些关于抽鸦片烟的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中有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人沉迷上了这种来自英国的恶习？后来我忽然想通了，我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遥远的古代。我想要研究儒家盛行时的经典著作，于是我把研究领域又往前推了1000年。这是个新领域。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等着人们去做。那是1962年，我30岁；这时开始做研究岁数是有点大了。不过这是个很新的研究领域，你不用担心什么结构主义或者新批评主义——真是感谢上帝。”
“我去了台湾两年，1965年到1967年。在回美国之前，我在日本呆了6个星期，有一天我走进了东京的一家书店。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一本关于甲骨文拓印的书。第一页上面是符号，看起来像举高的两只手：
“举起手的两个男人。下面有70到80行刻文，全都是关于调动劳动力的。国王正在做一系列的占卜：他应该增加人数吗？增加人数，3000；增加人数，5000。攻击这儿；攻击那儿。这是一本具有创新意义的书。书名叫做Inkyo Bokoji Sorui，作者是Shima Kunio。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献给他的。他用了十年写这本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次偶然的发现，一本寻获的书；然后是35年时间研读那些甲骨。凯特利发表了两本关于商朝的书，他的作品也给他带来了荣誉。1986年，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奖。回溯过往，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合理。
当然，故事总是在结尾的时候更容易讲。中国古代历史也是一样：次序，规律，系统。凯特利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另外的一面，可能我们只是没有看到那些“肮脏”的细节，那些日常生活的杂乱和缺点。
“没有出现肮脏细节的原因，我认为部分的原因，和我们所发现的文物有关联，那些文物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凯特利说。“在中国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肮脏’的细节描写。但我会说，这种低俗的文学其实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精英阶层所记录下来。精英们想要构建一个更为井井有条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中，美德受到嘉奖，祖先令人尊敬。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实际图景。”
在和凯特利的另一次对话中，他告诉我，他仍然想要写小说。“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商朝的小说。”他说。“但我有的只是这些结构化的指南，这些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我必须自己去编造那些‘肮脏’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整体的构造和框架；有书写的文字。但我们缺乏那些情感上的冲击力。我们必须自行想象。”
凯特利在伯克利山庄的家里存放了两块牛的肩胛骨。其中一块骨头不到两英尺长，却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骨头表面刻了十个字：
归海烧裂占卜：王十日无灾。
一个叫彼得·布伯的人把这块甲骨给了凯特利·布伯是从俄罗斯流亡来美的，他也在伯克利任教。在中国，这些文物仍然可以自由买卖的年代里，布伯从一个古董商手里买了这块甲骨。无疑，这成了伯克利山庄上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凯特利用棉布包着这块甲骨，把它存放在一个胶卷筒里。他打算以后把这块甲骨捐赠给大学。
他的第二块骨头大约源自1978年。那时候，凯特利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他打算以商朝的方式烧裂一块骨头。据他所说，现代学者还没有谁成功进行过这个实验的。他去了一家卖肉的店，买了一个东西，如今人们大概只知道这东西叫T骨牛排。
“一个材料科学系的教授说，这个实验很容易做。“凯特利说。“他叫我把骨头带过去，然后我们煮了它。两个小时后，房间里臭气熏天。这次比赛的得分：商朝1分，现代科学0分。”
今天，这个数字仍然保持着。学者破译了那么多的商朝“音乐”，包括皇族家庭、战争的模式、还有对天气的恐惧；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其中最简单的问题：怎么用传统的办法烧裂一块甲骨。
“高岛（Ken Takashima）和一些研究生也试过，”凯特利说道，他提及的高岛是任教于温哥华大学的一个学者。“他们想用烙铁重现商朝的烧裂占卜，但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把烧热的火钳放到骨头上，骨头却会那些热量都吸收了。可能商朝的人是直接把骨头扔到炉子里加热。我搞不清楚。”
凯特利收藏的第二块骨头是白色的，比旧象牙的颜色还白。骨头的表面有三处烧焦的痕迹，但并没有裂纹。它的表面什么也没有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