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麦田里，弟弟和我永远地定格成了两个为自由而战的孩子。与六千万死难者相比，我们是如此幸运。
太阳还没完全升起，但月台已经热气腾腾，四百名韦尔纳集中营的犯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圣米迦勒监狱的一百五十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列车后面连上了几节运载货物的车厢，这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恶贯满盈的德国人将在我们这些人的“护送”下回国。盖世太保及其家人们陆续登上列车。德国士兵脚蹬皮靴，脚边放着冲锋枪。本次列车的指挥官舒斯特中尉在车头位置发号施令。车尾处拖着的平台上放置了一盏巨大的探照灯和一挺机关枪。德国兵不停地推搡我们。一位狱友怒气冲冲地看着一名士兵。这个浑蛋二话不说，便对着他的肚子打去。狱友被打倒在地，挣扎了好久才捂着肚子站起来。如牲畜笼般的货车厢打开了。我转过身去，最后望了一眼天空的色彩。一片云也没有。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我被押上了开往德国的列车。
月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犯人们在车厢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奇怪的是，我竟然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克劳德在我耳边说：
“这次是最后一程了。”
“闭嘴！”
“你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撑多久？”
“撑到能活着走出来。我不许你死！”
克劳德耸耸肩。轮到他上车了，他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进了车厢。身后，车门已经紧锁。
过了好一阵，我的眼睛才适应了车厢里的黑暗。车窗被钉上了缠满铁丝的木板。小小的空间里挤了七十来个人，大家只能轮流躺下休息。
中午就快到了，车厢里非常热，列车还没有启动。要是开车的话，可能会有点风飘进来，但现在好像一点空气都没有。一位意大利狱友渴得实在受不了，用手接了点自己的尿喝。有人站不稳晕了过去。我们将他抬到窗边，让他呼吸从细缝中透进来的一丝空气。但这边还没醒，另一头又有人倒下了。
“快听！”弟弟小声说。
我们全体竖起耳朵，疑惑地看着他。
“嘘！”
外面传来了电闪雷鸣的声音，大雨拍打在车厢顶上。梅耶尔快步跑到窗边，将手伸向铁丝网。手掌被剐得鲜血直流，但他无暇理会，只是欣喜地舔着接到的雨水。很快他便被其他人挤开，大家争先恐后地抢雨水喝。饥渴、疲惫、恐惧，我们正在被一步步逼成牲口。这又能怪谁呢？丧失理智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的确被关在这猪圈般的车厢里。
列车摇晃了几下，开出几米，又不动了。
我支持不住，一屁股坐了下来。克劳德坐到我身边，蜷着膝盖，尽量少占些地方。车里起码有四十度，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好像躺在滚烫石板上的一条狗。
车厢很安静。偶尔会传来咳嗽声，接着便会看到又有人昏倒。将我们关在这样的地方，我真想知道开列车的人在想些什么，那些吃喝不愁、舒舒服服地坐在乘客车厢里的德国人又是怎么想的。他们中会不会有人想到几节车厢后的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这些年轻的囚犯在被屠杀之前，还要受到如此这般非人的虐待和羞辱？
“让诺，我们得从这里逃出去，不然就晚了。”
“怎么逃？”
“我不知道，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吧。”
我不知道克劳德是真的觉得有逃脱的可能，还是不想看着我继续失望下去。母亲曾经对我们说过，只要不放弃，人生时时都充满希望。我多想再闻闻她身上的香水味，听听她的声音。数月前，我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妈妈的笑容僵在脸上，她在对我说着什么，但我什么都听不到。“救救弟弟，”我看她的嘴唇这样动着，“别放弃，雷蒙，别放弃！”
“妈妈？”
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
“让诺？”
我晃了晃脑袋，泪眼婆娑地看着弟弟写满疑惑的脸。
“我以为你快不行了。”他抱歉地说。
“别再叫我让诺了，已经没意义了！”
“战争一天没赢，我都会叫你让诺！”
“随你的便吧。”
天黑了，列车还是没有动。第二天，车在不同的轨道上换来换去，但始终没离开车站。在士兵们的大喊大叫中，车厢一会儿被挂到这个车头上，一会儿又被调到那个车头上。晚上，德国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块水果饼、一团黑麦面包，这是我们未来三天的伙食。依然没有水。
列车终于启动了。我们完全没力气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阿尔瓦雷斯站了起来。他呆呆地看着阳光透过车窗木板缝隙照进车厢里的影子。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看了看我们，然后径直向前，伸手去拔窗上的铁丝。
“你在做什么？”一位狱友害怕地问。
“你觉得呢？”
“你不是想逃跑吧？”
“关你什么事？”阿尔瓦雷斯一边回答，一边吸着手上被剐出的血。
“你被抓的话，就关我事了。他们每发现一次就会枪毙十个人。你没听到他们在火车站是怎么说的吗？”
“要是你决定留在这里，又被他们挑中的话，那真应该感谢我。我帮你缩短了遭罪的时间。你认为这趟列车是去哪里的？”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上前去抓阿尔瓦雷斯的衣服。
“去死亡集中营！到了那边，所有在车上没被闷死的人，都会被整死在里面。你明白吗？”阿尔瓦雷斯怒吼着。
“快逃吧，别理他！”雅克上前去帮着他一起拆木板。
阿尔瓦雷斯已经筋疲力尽。十九岁的他现在既绝望又愤怒。
板条被拆下来了。空气终于得以进入车厢，即使那些怕受牵连的人，也贪婪地享受着这短暂的新鲜气息。
“快看，月亮！”阿尔瓦雷斯大叫着，“看外面多亮啊！就像白天一样！”
雅克从窗口望出去，远处可以看到森林的轮廓。
“快！要走就现在！”
“谁跟我一起跳？”
“我。”蒂托内尔说。
“还有我。”瓦尔特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好，你们先跳，我们随后再看情况。”雅克命令道，“爬吧，踩到我身上。”
在被关进来两天后，终于有伙伴决定逃跑了。两天两夜的非人生活，长得像无边的地狱。
阿尔瓦雷斯爬到窗边，将双腿伸出窗外，然后转过身抓住窗棂，身子贴着车体滑下去。风打在脸上，让他增加了几分力气和希望。他小心翼翼地攀住车窗，不能让车尾机关枪旁的士兵发现，也无法往前看。列车渐渐接近小树林。幸运的话，他跳下去时不会落在铁轨旁边的石子上，也不会伤到头颈，而是掉进树丛中。几秒后，阿尔瓦雷斯松手跳了下去。几乎是同时，机关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我说过了！”之前那位狱友叫道，“这样做简直是疯了！”
“闭嘴！”雅克说。
阿尔瓦雷斯在地上滚了几圈，子弹在他四周炸开。他的肋骨断了几根，但还有力气，还活着。飞快地跑进树林后，他听到背后响起了火车急刹车的声音。一队士兵在后面紧紧追赶，身边的树木在枪声中不断飞出木屑。
树林一直延伸到加龙河畔。河流如一条长长的带子，盘绕着黑夜。
八个月食不果腹的监狱生活和列车上这几日的非人折磨并没有令阿尔瓦雷斯放弃，他有一颗斗士的心，对自由的渴望让他充满了力量。他一边往河里跳，一边想着，要是我成功了，其他人便会效仿。一定不能淹死，要给伙伴们树立一个好榜样。阿尔瓦雷斯这一晚并没有死。
游了四百米之后，他爬上了树林对面的堤岸。眼前出现了一道光亮，他蹒跚着向前走去。光亮是从河边一户人家的窗户照出来的。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扶他走进屋里。虽然听到了刚才的枪声，但男人和他的女儿还是热情地接待了阿尔瓦雷斯。
空手而归的德国兵气急败坏，对着车厢外壁拳打脚踢，让大家通通闭嘴。他们可能会枪毙几个人来杀鸡儆猴，但不会马上。舒斯特中尉下令列车重新启动，因为抵抗分子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这一地区，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否则很可能遭到袭击。士兵们回到车上，我们继续往前走。
农西奥·蒂托内尔本来打算紧接在阿尔瓦雷斯之后跳下去，但现在只能放弃了。他说，下次有机会一定第一个跳。马克在他面前低下了头，因为农西奥是达米拉的哥哥。被捕之后，马克和达米拉就分开了，从问讯至今，她一点消息都没有。在圣米迦勒监狱里，他天天盼着有她的消息，脑子里没有一刻不在想念着她。农西奥看着他，叹了口气，坐到了他的身边。如果可以自由相爱的话，他俩会因为达米拉的关系而成为至亲的兄弟。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们在一起过？”
“因为她不许我说。”
“这是什么话！”
“她担心你会不同意。农西奥，我不是意大利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哪里人，只要你真正爱她、尊重她。我们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外国人。”
“是的，我们都是外国人。”
“不过从你们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是她回到家时的神情。那天你们一定第一次拥吻了对方。每次她要跟你一起去执行任务时，都会花很长时间打扮自己。要猜出你们的关系并不难。”
“农西奥，我求你，在谈到她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她已经不在人世的语气。”
“马克，你也清楚，她现在应该在德国。我对她的前景不抱什么幻想。”
“为什么现在跟我提起她？”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们可以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不希望你放弃。”
“如果你要跳下去的话，我跟你一起！”
农西奥看着马克，伸手紧紧握住了他的双肩。
“唯一让我有些放心的是，奥斯娜、索菲和玛丽安娜都和她在一起。她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奥斯娜是个永不言弃的人，她会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的，这点你可以相信我！”
“你说，阿尔瓦雷斯有没有成功逃掉？”农西奥插了一句。
我们无法知晓阿尔瓦雷斯是否还活着，但至少他成功地逃过了士兵的追捕，这让我们又燃起了希望。
几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波尔多。
第二天清晨，车厢门打开了，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水喝。大家喝的时候得先润一润嘴唇，再轻轻咽下几口，因为嗓子已经干得张不开了。舒斯特中尉允许我们四五人一组，轮流下车走动。下车的人都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有的手里还拿着手榴弹，以防几个人突然集体逃跑。这已经不算什么羞辱了，我们早已习惯。弟弟看着我，表情凄凉。我只能冲他苦涩地笑笑。
7月4日
车门再次关了起来，车厢内温度骤然上升。列车启动了。两边有人躺在地上，我们兵团的人则靠隔板坐着。乍一看，我们好像他们的孩子，然而……
大家讨论着火车的路线。雅克认为我们快到昂古莱姆了，克劳德觉得是巴黎，马克颇为肯定地说是普瓦捷，而大部分伙伴认为是贡比涅，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过境的集中营作为火车中转站。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诺曼底激战正酣，主要战场好像在图尔地区。盟军正在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但我们正走向死亡。
“我觉得我们不像犯人，倒像是人质。”弟弟说，“也许他们会在边境上把我们放了。这些德国人只是想回家而已。要是到不了德国，舒斯特和他的手下就会被俘虏。他们担心抵抗组织还会再炸铁路，所以之前才迟迟不敢开车。舒斯特现在是进退两难，既怕游击队的炸弹，又怕英国空军的轰炸。”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他坦白地说，“是刚才我们去撒尿的时候，梅耶尔听见两个士兵说的。”
“梅耶尔懂德语？”雅克问。
“他会意第绪语。”
“他现在在哪儿？”
“隔壁车厢。”
克劳德话音刚落，车子又停了下来。他起身望向窗外，远远地看见一个小火车站，上面的牌子上写着“帕尔库勒-梅第拉克”。
现在是上午十点，站台上没有一个乘客，也没有铁路工人。旁边的村落一片寂静。阳光下热浪一阵阵袭来，让人喘不过气。为了让大家提起精神，雅克开始讲故事，弗朗索瓦坐在他旁边，一边听一边想着别的事情。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呻吟，有人晕了过去。我们三人将他拖到窗户前，让他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突然他好像疯了一样，大声叫喊起来，凄惨的声音深深刺痛着我们的心。接着，他倒了下去。就这样，7月4日，我们在帕尔古尔梅第拉克，在离某个小火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雅克口干舌燥，不再说话了。几声低语掺杂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
“你是对的，我们得想办法逃走。”我坐到克劳德身旁。
“我们必须想个所有人都能成功逃脱的方法，然后才能行动。”雅克说。
“嘘！”弟弟小声说。
“什么事？”
“别说话！听着！”
我和克劳德一起站起来。他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他又先于大家听到了暴风雨声？
德国人走下列车，向田边跑去，带头的是舒斯特。盖世太保及其家人也迅速往防空洞里钻。士兵在防空洞外架起机关枪，对准我们，以防再有人逃跑。克劳德抬头看天，伸长耳朵听着。
“有飞机！快往后退，趴下！”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
年轻的空军中尉昨天刚刚在英国南部的一处基地食堂里庆祝了自己二十三岁的生日，今天，他就在法国上空飞翔了。他手握操纵杆，拇指准备按下炮弹发射的按钮。眼前，一辆火车停在铁路上，很容易打到。他命令身后的飞机排好队形，在空中待命，准备攻击，自己则驾着飞机慢慢靠近地面。火车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很明显这是一辆为前线提供补给的德军货车。目标明确了，要将列车全部炸毁。飞机在蓝蓝的天上列成一条线，随时待命。列车还没有熄火，中尉在驾驶舱里都能感觉到热度，他将手轻放在按钮上。
开炮！机翼发出轰鸣声，炮弹如一支支利箭射向列车。德国士兵开枪还击。
我们车厢里的木隔板在炮声中四处飞散，轰鸣声不绝于耳。有人大叫一声后倒地不起，有人按着自己被炸开的腹部，有人的腿不见了，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大家纷纷躲在自己小小的行李包袱后面，心里残存着一丝活下去的希望。雅克扑到弗朗索瓦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四架英国飞机不断在我们上空盘旋，引擎声把耳膜都震破了。过了一阵，从车窗看出去，飞机已渐渐远去，升上高空。
我把克劳德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他出事。他的脸早已一片惨白。
“你没事吧？”
“没事。你的脖子流血了。”弟弟摸着我的伤口。
只是点皮外伤而已。我们俩坐在一片废墟中，车厢里已有六人被炸死，数不清的人受伤。雅克、查理和弗朗索瓦都安然无恙。防空洞前，一名德国士兵倒在血泊中。
远处传来了越来越近的飞机引擎声。
“他们又回来了。”克劳德说。
他满脸抱歉地向我微笑，似乎在说他不能遵守我们的约定了，他的生命就要在这里结束。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一心只记得妈妈在梦中对我说的话：“救救弟弟。”
“把你的衬衫给我！”我对克劳德叫道。
“什么？”
“快点！给我！”
我也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弟弟的灰白衬衫、我的蓝衬衫，再加上地上一件沾满鲜血的衣服。
拿着这三块布，我迅速走到车窗前，踩在克劳德身上爬上去，将手伸出窗外。望着再次准备攻击我们的飞机，我使劲挥动着手里这面决定命运的旗帜。
年轻的空军中尉在驾驶舱里被太阳照得有些难受。他将头稍稍往侧面转了一下，手指放在发射按钮上。还没进入火车的袭击范围，但几秒后他就要下令了。远处，火车正在冒烟，刚才的一番轰炸已经摧毁了它的锅炉。
这列火车不可能再启动了。
从左翼看出去，他的空军中队就在身后，新一轮打击一触即发。再次向目标看去时，他惊呆了：车窗外有色彩在飞舞。是坦克闪出的光芒吗？他对这样的光亮很熟悉。在云层中穿梭的时候，他曾无数次看过这样的五颜六色。
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手握操纵杆的中尉看着那红蓝相间的颜色在不停跳动。颜色是不会自己动的，而且加上中间的白色，不是正好构成法国国旗了吗？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布条末端的车厢内部，按钮上面的手不动了。
“停！停！停！”他在对讲机里大叫，唯恐后面的队伍听不到。拉动操纵杆，飞机重新升上高空。
身后的飞机编队跟着他一起爬上云霄，渐渐远去。
透过车窗，我看到这一切。尽管感到弟弟的肩头在颤抖，但我仍然趴在窗边，默默看着空中的飞机。
我多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今晚，他们就要飞回英国了。
“怎么样？”克劳德问。
“我想，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了。他们已经走了。”
飞机编队在空中重新集合。年轻的中尉告诉其他飞行员，他们刚才袭击的列车并不是一辆货车，里面装的是被囚禁的人，因为他看到有人在向天空挥动旗帜。
这位飞行员拉动操纵杆，机翼倾斜了一下，再次开向列车。下方，让诺看着他在空中掉了个方向，折回来确定了一下列车的位置。这次他的机翼不再有响声，靠列车最近时，飞机离地面似乎只有几米。
站在防空洞前的德国士兵没人敢动一下。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车窗处挥动着的那面命运的旗帜。快接近地面时，他放慢速度，转头望了过来。几秒时间里，两双湛蓝的眼睛互相对望：一边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年轻的英国中尉，另一边则是将被押送去德国的、年轻的犹太囚犯。飞行员举起手来，向犯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最后，飞机上升，飞回天空。
“他们走了？”克劳德问。
“是的，今晚他们就会回到英国了。”
“你一定会有机会开飞机的，雷蒙，我肯定！”
“你不是说战争没结束之前都要叫我让诺吗？”
“哥，我们差不多已经胜利了。看看天上飞机留下的痕迹吧。春天已经回来了。雅克是对的。”
1944年7月4日下午四点十分，他们的眼神在激战中交会了，尽管只有几秒的时间，但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这一刻便是永恒。
德国人从杂草中爬出来，走回列车。舒斯特快步走向车头，查看损失情况。四名犯人趁着轰炸的当口向旁边的火车站墙根逃跑，冲锋枪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打倒在地。躺在血泊中的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仿佛在对我们说，他们的地狱之旅今天就在这铁路边画上了句号。
打开我们的车厢门，一名士兵当即退了一步，呕吐不止。另外两名士兵也捂住嘴巴，难以忍受里面的空气。车厢里掺杂着尿味、粪便味和被炸开肚子的巴斯蒂安身上发出的恶臭。
一名翻译告诉我们，死尸将在几小时内被拖出去。我们知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随时都有死掉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把刚刚那四位被射杀的犯人埋葬。
旁边车厢有许多人过来帮忙。在我们这些犯人当中，几乎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工人、公证人、工匠、工程师、教师等等。一名医生也被允许进来救治伤员。他叫范·迪克，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外科医生，被强迫在韦尔纳集中营工作了三年。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但于事无补。这里什么器材都没有，再加上难以忍受的热度，受伤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有人央求先通知他们的家人。一些人微笑着离开了，终于可以不再痛苦下去。夜幕降临时，又有数十人死去了。
火车头彻底报废。今晚无法出发。舒斯特通知了另一辆列车，晚上就会到。
铁路工人故意将列车的水箱搞坏了，这样它在运行过程中会慢慢向外漏水，车子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补给。
夜里一片沉寂。我们本应该借机反抗一番，但都没了力气。酷热像一个沉重的盖子压在我们身上，令每个人都昏昏沉沉。大家的舌头都肿得厉害，呼吸困难。阿尔瓦雷斯选择逃走是完全正确的。
“你说他有没有成功逃掉？”雅克问。
阿尔瓦雷斯的确值得命运女神如此垂青。收留他的那对父女建议他待到解放后再离开。但已基本伤愈的他谢绝了这番好意，他要回去继续加入战斗。对方也没有坚持，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于是男人撕下游击队用的地图，拿起一把小刀，走到阿尔瓦雷斯面前递给了他，并且建议他前往圣巴泽耶，那里的火车站站长也加入了抵抗运动。阿尔瓦雷斯来到指定地点，坐在月台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站长一眼就认出了他，马上让他进办公室。站长对他说，德国兵还在到处找他。他在站长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放着工具和铁路工衣服的小房间。他穿上灰色外套，戴上头盔，站长递给他一把不太重的铁锤。站长仔细将他打量一番后，让他跟着自己回家。路上他们碰到了两名德国士兵，一个没理他们，另一个则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家时已是傍晚。迎接阿尔瓦雷斯的是站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户巴斯克人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在那里的三天，他感受到的只有无私的爱。第三天清晨，一辆黑色汽车来到这座小屋前。三名游击队员来接已经复原的阿尔瓦雷斯回去一起并肩作战。
7月6日
黎明时分，列车重新上路。我们前方马上就要到达的村子有个很好笑的名字，叫“魅力”。看看眼下的情形，这名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突然，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在车厢里就快要窒息了。舒斯特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耽搁，考虑走一条新路线。往北是不可能了，盟军的攻势有增无减，抵抗组织随时都有可能炸毁铁路来延迟我们的押送时间。
突然，车门猛地被打开了。大家疑惑地看着门口大声喊叫的德国兵。克劳德茫然地望着我。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现在得去站台取只桶来。”一位充当翻译的狱友向我们说道。
雅克决定派我去。我跳下车，膝盖着地。那个德国兵显然看不惯我的红头发，在我们眼神相交的一刹那，他抬手对着我的脸就是一下。我往后退了几步，跌倒在地，伸手去摸被打掉的眼镜。我找到眼镜，迅速捡起掉落的东西，塞回口袋，然后昏昏沉沉地紧跟着德国兵来到一处树丛后面。他用枪指着，命令我取一桶水和一箱黑面包。红十字会的物资就以这种方式分给了我们，德国人是不会让他们与我们碰面的。
回到车门前，雅克和查理赶忙跑过来帮我搬东西。我眼前笼罩着一片布满血迹的雾气。查理帮我把脸擦干净了，但我的视野还是模糊不清。眼镜被打碎了。我对你说过，上天不但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还让我变成了一个大近视。没有了眼镜，我的世界就是一团糨糊，除了知道白天黑夜，以及大概分辨出周围活动物体的形状外，我跟瞎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幸好我还能看到弟弟就在身旁。
“那个浑蛋下手真狠！”
我手里拿着碎掉的眼镜，右边只剩一小块玻璃，左边有一大块吊在镜架上。克劳德也许是太累了，连我鼻梁上少了那么大一副眼镜都没有发觉。他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我不能和他一起逃走了；带上一个瞎子，是不可能逃掉的。雅克看出了我的忧虑。他支开克劳德，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千万别放弃！”他小声说。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雅克，我知道你一直很乐观。但这次，你太乐观了！”
克劳德硬要加入我们。他拼命往里挤，让我空出点位置给他。
“我想到了一个帮你修眼镜的法子。水桶是要还回去的，对吧？”
“那又怎么样？”
“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跟红十字会的人接触，那我们就把眼镜放在空桶里，放回树丛后面。”
原来克劳德早就明白了我现在的处境，而且正在积极地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甚至怀疑现在他才是哥哥。
“我还是不懂你想怎么做。”
“你两边的眼镜框上都还剩了点镜片，光凭这点，眼镜商就能知道你的度数。”
我正用一截树枝和一段从衬衫上拆下来的线拼命修补着眼镜。克劳德抓住我的手：
“别做这些无用功了！听我的。靠现在这副眼镜，你是不可能翻出窗口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桶里，让它被带出去，也许会有人明白我们的意思，会帮我们的。”
我承认自己的眼睛已经湿润了。这并不是因为弟弟的话语里充满了爱，而是因为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时候，他也依然满怀希望。这一天，我对拥有这样的弟弟感到无比自豪。我是那么爱他，但只怕没有时间再对他说了。
“这主意行得通。”雅克说。
“是的，很不错。”弗朗索瓦接着说，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
其实我根本就不信这办法有丝毫成功的可能。想想看，水桶逃过检查，回到红十字会的人手里，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渺茫。再想想，就算某人发现了我的眼镜碎片，又能怎么样呢？谁会为一个正被押送去德国的囚犯费心。奇怪的是，连查理都觉得弟弟的办法可行。
于是我只好放下自己的疑虑和悲观，同意交出这唯一能帮助我看清车厢栏杆的眼镜。
为了让如此关心自己的伙伴们保留一丝希望，更为了让弟弟能够放心，我在傍晚时将眼镜放进了空桶。车厢门又关了起来。我看着红十字会护士的身影渐渐远去，死亡开始向我袭来。
这天晚上，夏尔芒的上空电闪雷鸣。雨水穿过被英国空军打得千疮百孔的车厢顶滴落下来。还剩点力气的人都纷纷起身，仰起头，张大嘴巴迎接这难得的恩赐。
7月8日
该死，列车要重新出发了，这下我再也不可能有眼镜了。
清晨我们到达了昂古莱姆。眼前是一片废墟。火车站已经被盟军炸毁了。列车放慢速度，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窗外：大楼被劈成两半；站台边的列车车厢横七竖八地倒成一团；火车头有的停在轨道上，有的已经被炸翻；起重机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一根根支架。几个工人手拿工具站在断开的铁轨前，默默看着向他们驶来的列车，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此刻，七百条冤魂正身处一片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中。
刹车声响起，列车停了下来。德国人不准铁路工人接近列车。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车厢里面的恐怖。舒斯特对袭击的恐惧与日俱增，一想起游击队便让他毛骨悚然。而且，自从遭到空袭，列车每天连五十公里都开不到，抵抗组织的前沿部队已经向我们一步步靠近了。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交流是绝对禁止的，但我们还是能让消息流传开来，特别是有关战争和盟军的消息。每当勇敢的铁路工或者善良的村民在夜里冒险接近列车时，我们就会得到一点物资和一些消息。每到这时，我们就会重新燃起希望，认为舒斯特绝不可能成功跨越国界。
我们是最后一批被押往德国的犯人，这是最后一班列车。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我们会在途中被美国人或者抵抗运动者救出来。幸亏有抵抗组织，铁路才会不停地被炸毁，我们才能赢得宝贵的时间。远处，德国兵赶走了两个想走近我们的铁路工。对于现在的德国人来说，到处都是敌人。任何一个想帮助我们的工人、市民，在纳粹眼中都是恐怖分子。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正是这帮手握枪支、腰别炸弹、专门欺负老弱病残的大浑蛋。
今天，火车一直没有动静。车厢由德国兵严密监视着。不断上升的温度在慢慢吞噬我们的生命。外面大概有三十五度，至于车厢里面，没人知道，我们全都处于半昏迷状态。身处这样的人间地狱，唯一的安慰就是感到周围还有伙伴们陪伴着。抬起头来，我看到查理脸上挂着浅笑；雅克一直在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弗朗索瓦紧贴在雅克身旁，像儿子依偎着父亲一样。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索菲和玛丽安娜，南部运河边的长凳就在眼前，我们从前就是坐在那上面交接情报的。对面，马克的表情很是哀伤。其实，他是最幸运的人，因为他在思念达米拉时，我肯定，达米拉也正想着他。没有任何牢笼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所有情愫都可以穿越栏杆飞向远方。这样的感情没有语言阻碍，也无关宗教信仰，更不怕人为施加的束缚。
马克就拥有这种感情的自由。而我，我幻想着索菲此刻也在想念我，哪怕只是几秒也好，哪怕是单纯思念一位曾经的朋友也好……
我们今天没面包吃，也没水喝。有些人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们一点力气都没了。克劳德和我始终坐在一起，互相关注着对方，以防昏倒或死去。有时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只是为了确认还活着……
7月9日
舒斯特决定折回一段路，因为抵抗组织将前方的桥梁炸毁了。我们回头往波尔多开。当列车离开昂古莱姆破败的车站时，我又一次想起了自己放在水桶里的眼镜，那是我重见光明的希望。我的双眼已经模糊了两天，跟瞎子差不多。
午后，我们回到了波尔多。农西奥和瓦尔特一心只想着逃跑。晚上，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衬衫和裤子里到处都是，要想全部掸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边刚消灭掉，那边又出现了。另外，车厢空间狭小，我们只好轮流休息。一些人躺下时，另一些人便只能蜷成一团。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几个奇怪的问题：要是真能幸存下来，我们有可能忘记这段地狱般的日子吗？我们真的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吗？有可能将不愉快的记忆完全抹去吗？
克劳德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你在想什么？”
“沙辛。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现在怎么会想起他？”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样子。”
“让诺，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到底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活着。”
“原因就在你面前！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而且我保证过，一定让你当上飞行员，你忘了吗？”
“那你呢？战后想做什么？”
“我要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一起骑摩托车环游科西嘉。”
他凑到我面前，好看清我的表情。
“我一定能做到！你为什么冷笑？难道你觉得我不可能有女孩子喜欢，不可能带一个女人去旅行？”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弟弟显得更生气了。查理跟着笑了起来，马克也是。
“你们到底笑什么？”克劳德气急败坏地问。
“你知道自己有多臭吗？看看你现在的脸吧。就现在这个样子，蟑螂都不会跟着你走的！”
克劳德凑过来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然后和大家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7月10日
就算是大清早，车厢里也已热得受不了。这该死的火车还是一动不动。天上连一丝云都没有，看来是不会有雨水再来垂青这帮可怜的囚犯了。旁边车厢的西班牙狱友每当支持不住时，便会唱歌，动听的旋律伴随着优美的加泰罗尼亚语传遍整列火车。
“快看！”克劳德指着窗外。
“你看到了什么？”雅克问。
“德国兵在路边发脾气呢。红十字会的卡车来了，下来一群女护士，她们提着水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护士们刚走到站台就被德国兵拦住，让她们放下桶，退回去，说等她们走了以后犯人就会来取的，绝对不准跟那帮“恐怖分子”有任何接触！
护士长上前推了士兵一把：
“哪里有什么恐怖分子？是那些老人、妇女和被关在车厢里快饿死的人吗？”
她把士兵痛骂了一顿，还告诉他们，她已经受够了这该死的规定，她要让自己的护士亲手将水送到车厢去。“不要以为你们穿着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
舒斯特中尉拔出枪来指着她，让她老实一点。护士长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番：“您要是真敢向一个女人开枪的话，那请您一定对准我衣服上红十字的中心，因为它目标足够大，就算像您这样的白痴也能打准。打死一名红十字会成员，您回去一定会受到‘嘉奖’的。当然，要是被美国人或者抵抗分子们逮到，您的待遇会‘更好’。”
趁舒斯特愣在一旁的时候，护士长命令她的队伍提上水桶向列车走去。站台上的士兵们似乎都被她的威严震慑住了，又或者，他们很乐意看到有人逼着中尉做出了带点人性的决定。
护士长第一个打开车厢门，其他护士也照做了。
这位来自波尔多红十字会的护士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照料过无数命悬一线的伤员，她本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场景令自己感到惊讶了。但打开车门看到我们的一刹那，她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恶心的感觉翻滚而来，“天哪！”这个词不由自主地从嘴里蹦了出来。
其他护士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显然我们的样子让她们反胃。在她们到来前，我们已经尽量穿戴整齐了，但瘦骨嶙峋的脸颊藏也藏不住。
护士们给每节车厢一桶水，发放饼干，还和犯人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但回过神来的舒斯特冲着她们大喊大叫，让她们赶紧离开。护士长无法再要求什么。车门再次关了起来。
“让诺，快来看！”负责分发食物、保证人人都有水喝的雅克好像发现了什么。
“什么？”
“快点啊！”
站起来得费很大的力气，更何况我现在跟盲人差不多。但我感到大家都急切地等着我过去。克劳德扶着我的肩膀。
“快看！”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除了自己的鼻子以外，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眼前有些身影在晃动，我能认出查理，能猜到马克和弗朗索瓦站在他身后。
雅克把桶拿起来凑到我眼前，突然，我在桶里看到了一副新眼镜！我赶紧伸出手去抓住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伙伴们都屏住了呼吸，等着我将眼镜戴在鼻梁上。弟弟的脸瞬间清晰起来，还有查理满含深情的眼睛和雅克堆满笑容的脸。马克和弗朗索瓦高兴得紧紧抓住我的肩膀。
是谁在帮我？是谁猜出桶底那副碎眼镜与一个囚犯命运之间的关系？是谁好心地配了一副新眼镜给我？谁又能在几天以后准确无误地将它送到我们这节车厢？
“当然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还会有谁。”克劳德回答说。
我要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现在我的眼睛不再一片模糊了。望望四周，大家的脸上还是有无尽的哀伤。于是克劳德将我拉到窗边：
“看，外面多漂亮。”
“是的，你是对的，外面真的很漂亮。”
“你说她漂亮吗？”
“谁？”克劳德问。
“那个护士啊！”
这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命运算是定下了。索菲、达米拉，还有兵团里的其他女孩子，通通拒绝了我。但没关系，我现在终于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女人了，是她拯救了我的双眼。
当她发现桶底的眼镜时，第一时间读懂了我那来自地狱的呼救。她将眼镜框藏在手绢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上面的碎片，然后把它送到城里一位支持抵抗运动的眼镜商手里。修理眼镜的人马不停蹄地去找合适的镜片，重新将其装好。她接过新眼镜，骑上自行车快速回到车站，沿着铁轨寻找之前的那辆列车。看着列车返回波尔多，她松了口气：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得到护士长的指示后，她大步迈向那节被子弹打穿侧壁的车厢。于是，我的眼镜回来了。
这该是一个多么善良、勇敢而又热心的女孩啊！我发誓，要是这次能活下来，那么战争一结束我就去找她，向她求婚。我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开着一辆克莱斯勒，自行车也行，驰骋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头发随风飞扬。轻轻敲开她家的门，一见到她的脸我便会说：“是你救了我的命，现在，它是你的了。”我们一起在壁炉边吃饭，一起畅谈这些年的辛酸，感叹上天终于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将过去抛诸脑后，共同书写美好的未来。我们至少要有三个孩子，再多点也没关系，只要她喜欢。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按照克劳德的意思，报了飞行员培训班，毕业后我每周日都带上她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你看，现在一切都变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的生命终于开始有意义了。
由于克劳德在这次拯救眼镜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跟我们的关系那么亲近，所以我打算请他做证婚人。
克劳德看着我，干咳了几声：
“听着，老兄，我非常愿意做你的证婚人，这是我的荣幸。但在你决定结婚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
“那个把眼镜送还给你的护士，比你近视得更厉害，看她戴的镜片有多厚就知道了。当然，你肯定会说这个无所谓。但我还要告诉你，因为直到她走的时候，你的眼睛都还看不清东西：她起码比你大四十岁，肯定已经结婚，而且至少有一打孩子了。虽说就我们现在这副样子，不应该要求那么多，但是……”
我们在波尔多车站已经停留了三天。车厢里一点空气都没有，大家都快被闷死了。
人类对什么环境都能慢慢适应，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看到有人趴在地上也不再担心他们的死活。饿的感觉也不存在了，只有渴还是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舌头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嗓子干得冒烟，吞咽越来越困难。身体的所有不适我们都已经习惯，好像缺了什么都可以似的，睡眠仿佛也可有可无。还有一样令我们不安的，便是人在死前的癫狂。他们站起身，大声号叫，有时还会痛哭流涕，最后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还有点力气的人，只得时不时地安慰身边的伙伴。
旁边车厢里，瓦尔特对大家说，纳粹没机会把我们押到德国去，美国人一定会在这之前解救我们。在我们车厢，为了打发时间，雅克讲故事讲到筋疲力尽。但只要他一停下来，空气便又凝重起来。
不断有伙伴静静地死去，我却在找回眼镜后变得生龙活虎，真是罪过。
7月12日
凌晨两点半，车门突然被打开。波尔多车站上到处都是盖世太保的身影。士兵冲我们大声发令：带上自己那点东西。然后一阵拳打脚踢将我们赶下车，在站台上集合。犯人们有的怕得要死，有的则很高兴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排成五列纵队，向黑漆漆、静悄悄的市中心走去。天上一点星光都没有。
石子路上不断响起我们的脚步声。大家一边走，一边传递着消息。有人说我们会被带去哈堡，也有人肯定我们要被关进监狱。懂德语的人跟我们说，从德国兵的谈话中听到，全市的监狱都满了。
“那我们这是去哪儿？”一位狱友小声说。
“快点！快点！”一个德国兵一拳打在他背上。
队伍在黑暗中默默行进着，最后来到拉里巴街的一座教堂前。这是我和弟弟第一次走进犹太教堂。
教堂里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些稻草，德国人将水桶排成一排。我们六百多名囚犯要被分配在三间大殿里。所有圣米迦勒监狱的人被安排在一起，待在靠近祭台的位置。我们一路都没留意到的女犯人们，则在栅栏的另一边。
几对夫妇隔着栅栏找到了彼此。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当两双手再次紧握时，有的人忍不住泪流满面，有的人则只是默默注视着对方。此时此刻，眼神是最好的传情方式。他们嘴里都在轻声说着，无论内容是什么，这样非人的生活都只能让关心自己的人难过。
天亮了，德国兵无情地将一对对夫妇分开，因为他们要把所有女人带去城里的兵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天都一样。晚上，我们会得到一碗热汤、几片菜叶，有时还有点面条。这已经算是盛宴了。德国兵隔三岔五地将一些狱友抓走，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传言说他们被抓去当人质了。只要抵抗分子在城里搞一次行动，他们就杀害几名人质。
又有人在考虑逃跑了。看着我们这么年轻，韦尔纳集中营的犯人们又是惊讶，又是同情。小家伙也能参加战斗？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7月14日
我们想到办法来庆祝国庆日了。每个人都用小纸片做成国旗的样子，别在胸前。大家高唱《马赛曲》。看守们没有前来干涉：此刻来训斥我们似乎太过分了。
7月20日
今天有三名抵抗分子准备从这里逃出去。他们在栅栏后面翻稻草时被一名看守发现，刚满二十岁的凯内尔和达米安没被注意到。
但罗克莫雷尔被看守的皮靴一脚踢飞。好在审讯时他坚称自己当时好像在稻草里看到了香烟，所以才去翻找。德国人相信了他的话，没有拉他去枪毙。罗克莫雷尔是比尔哈凯姆游击队的创立者之一，他们主要在朗格多克和塞文山脉一带活动。达米安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俩在被捕时都已被判处死刑。
伤口基本愈合后，罗克莫雷尔他们开始重新计划逃跑。对未来，他们充满信心。
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列车上好不到哪里去，脓疮在犯人们中间肆虐。寄生虫的繁殖速度快得惊人。于是我们一起发明了个游戏。每天早上，大家从身上抓一把跳蚤和虱子，放进一只只小盒子里。德国兵过来清点人数时，我们再偷偷打开盒子，让这些脏东西都跳到他们身上去。
就算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没有放弃。这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游戏是我们的抵抗方式。即使手无寸铁，我们也可以用身上唯一的武器来抗争。
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只能孤军奋战。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无数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从来没有向现实屈服，也绝不接受侮辱。在这座教堂里，到处都是勇敢的人。勇气有时甚至战胜了孤独，在寂静的夜里，它让我们感到充满希望，帮我们赶走了一切灰暗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经过两周的观察，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每当看守的德国兵到院子里去拿大锅时，一对住在附近的老夫妇便会将前线和周围的情况通过唱歌的方式告知我们。还有一位住在对面公寓的老太太，每晚都用粗体字把盟军前进的位置写在石板上，放在窗前给我们看。
罗克莫雷尔下定决心展开新一轮逃亡行动。德国人让几个犯人上楼去拿点厕所用品（它们和我们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堆放在一起），他和三个伙伴赶紧上前去。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在教堂大厅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小屋，他的计划虽然有风险，但并非毫无可能：这个房间靠近一扇彩色装饰玻璃窗，只要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敲碎玻璃，就可以逃到房顶上去。于是他们几个人藏在小屋里等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希望越来越大。突然，他听到皮靴的声音朝自己这个方向来了。德国人刚刚点过名，发现人数不对。脚步在一点点逼近，手电的灯光照进了他们藏身的角落。士兵的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意，接下来便是一顿凶猛的拳打脚踢。罗克莫雷尔倒在血泊里，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刚恢复神志的他被拖到看守的中尉面前。克里斯蒂安，这是罗克莫雷尔的名字，他对未来不再抱任何幻想。
但命运自有安排。
询问他的中尉大约三十岁。他跨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静静地打量着罗克莫雷尔。然后他深吸一口气，用相当标准的法语说道：
“我也曾是个囚犯。那是在俄国战场上。我也选择了逃亡。在长达几百公里的路途中，我尝尽了一切苦难，这种罪我不想让任何人再受，我不是个虐待狂。”
克里斯蒂安没有出声，默默聆听着年轻中尉的话语。一时间，他感觉自己可能会被拯救。
“我们都明白，”中尉接着说，“而且我想你没机会把我要说的话告诉其他人了。我认为，作为一名士兵，逃跑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你想得跟我一样，你也觉得对于一个因为在敌人眼中做了错事而备受煎熬的囚犯来说，逃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你的敌人，就是我！”
克里斯蒂安得到的处罚是：一整天面对墙壁站立，不准动弹一下，绝不可以有任何支撑。他只能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任凭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自己身上。
动一下，便会吃上一拳。要是晕倒的话，将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可以看出，遭受过苦难的人通常会多一些人性的关怀，因为这会令他们产生与敌人同病相怜的感觉。正是因为这一点，克里斯蒂安躲过了被枪毙的厄运。然而，不得不说，这样的关怀是有限度的。
四名试图逃跑的犯人面向墙壁，一字排开。经过一个早晨，太阳已经爬到了头顶。难以忍受的炎热让他们双腿发抖，手臂像灌了铅一样，背部完全僵硬。
从他们背后走过的看守们在想些什么呢？
午后，克里斯蒂安支持不住晃了一下。几乎同时，一只拳头向他背上飞去。他一头撞到墙上，下巴颏儿裂开了，但他咬紧牙关站了起来，以免遭到更严厉的处罚。
这个殴打他的士兵到底有没有良心？看着眼前的人如此痛苦，他怎么可以这样无动于衷？
他们全身肌肉都收紧了，抽搐个不停，痛苦得无以复加。
当中尉看到这样的场景时，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会在夜里出现，扰得我无法入眠。他们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他们在太阳下快要燃烧的身体，常常会在我的记忆中出现。
终于到晚上了，他们被带回教堂里。我们将迎接胜利者的欢呼声送给了他们。但我想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听见，只是筋疲力尽地瘫倒在稻草堆上。
7月24日
抵抗组织的各种行动让德国人的神经越来越紧张。他们常常歇斯底里，没来由地殴打我们，一点小错也不放过。中午，我们被叫到教堂大厅集合。一名在街边站岗的德国兵报告说听到教堂里有锉刀的声音。德国人宣称，如果十分钟内那个手握锉刀企图越狱的人不自己站出来的话，他们就会随意拖十名犯人去枪毙。一挺机关枪架在中尉身边，瞄准我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站在枪后面的士兵不停地摆弄着扳机，随时准备朝我们射击。十分钟到了，任凭德国兵怎么叫嚣和恐吓，始终没人说话。中尉抓过一个犯人，掏出手枪指着他的太阳穴，大声对我们下达最后通牒。
一名囚犯往前站了一步，颤抖着伸出手。他手里拿的是一把修剪指甲的小锉刀，这玩意儿连在教堂墙壁上划个印迹都不可能。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削尖小木片，好用来切发给我们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面包。这种小技巧每个被关过监狱的人都会，也许自从有牢房的那天开始，人们就发明了它。
所有犯人此刻都很害怕，中尉很可能觉得我们在嘲笑他。“罪魁祸首”被拉到墙边，一发子弹将他的头颅打成了两半。
我们被罚站一整夜，只有探照灯和机关枪做伴。幸好还有这臭气熏天的空气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
8月7日
我们待在教堂已差不多二十八天了。克劳德、查理、雅克、弗朗索瓦、马克和我围坐在祭台旁。
雅克像往常一样给我们讲故事。除了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安抚大家的情绪。
“你和你哥哥之前真的从来没进过犹太教堂？”马克问。
克劳德低下头，一副很惭愧的样子。我于是代他回答：
“是的，这是第一次。”
“这就奇怪了，你们的姓是典型的犹太姓氏。我没有批评的意思，”马克赶紧解释，“只是我以为……”
“那你就错了。我们在家也不祷告。不是所有姓杜邦和迪朗的人都得每个周日去教堂的。”
“那你们什么都不做？重大节日的时候也不做？”查理问。
“每个周五，我们的爸爸都会庆祝安息日。”
“那他都做些什么？”弗朗索瓦好奇地问。
“跟平常晚上没什么不同，只是他会用希伯来语背诵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全家共同喝下一杯酒。”
“同一杯？”弗朗索瓦问。
“是的，同一杯。”
克劳德笑了，显然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他推了我一把：
“快点，把那个故事说给他们听。不说就没机会了。”
“什么故事？”雅克问。
“没什么！”
已经无聊了将近一个月的伙伴们怎么可能就此罢休，都催着我赶紧说。
“好吧。每周五晚饭前，爸爸都会用希伯来语向我们诵读经文。他是家里唯一懂这门语言的人，我们其他人全都不会说。家里庆祝安息日的传统延续了很多年。一天，姐姐艾丽斯向我们宣布说，她认识了一个男孩，打算跟他结婚。爸爸妈妈很高兴，让她请他来家里吃晚饭，把他介绍给大家。艾丽斯马上问可不可以下周五带他来，让他跟我们一起庆祝安息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爸爸听到这个建议好像并不开心。他说，安息日应该只有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他任何晚上他都可以来。”
“但妈妈强调说，如果这个人已经征服了女儿的心，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是家里的一分子了。不过爸爸还是不同意，始终觉得周一到周四随便哪个晚上都比周五好。我们几个孩子选择跟妈妈站在一边，坚持认为安息日晚上才是最合适的，因为那晚的菜最丰盛，桌子也布置得最漂亮。爸爸举起双手埋怨道，为什么全家人总是联合起来对付他。他最爱扮无辜了。”
“他补充说，为什么大家要拒绝他这么合理、这么无可指摘（而且还相当开明）的建议：除了周五，我们家的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这位陌生人（要带走他女儿的陌生人）打开。”
“妈妈也不甘示弱，追根究底地问，为什么周五不可以。”
“‘不为什么！’爸爸彻底认输了。”
“爸爸向来无法拒绝妈妈的任何请求。因为他爱她胜过爱全世界，我想应该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妈妈的所有愿望，他都会竭力达成。总之，接下来的一周里，爸爸一言不发，而且周五越临近，他就越紧张。”
“在大家翘首以盼的客人到来的前一晚，他把姐姐拉到一边，小声问她的未婚夫是不是犹太人。当艾丽斯说出‘当然是’的时候，他又一次把手举到半空抱怨：‘我就知道是！’”
“你们应该能想到，姐姐看到他那副不高兴的样子是多么惊讶，她赶紧问出了什么问题。”
“‘没事，亲爱的，’他故作镇定地回答说，‘你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姐姐的个性像极了妈妈，看到爸爸准备往饭厅走，她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对不起，爸爸，我对你的反应感到很吃惊！我本来以为，你听到他不是犹太人，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现在是怎么回事？’”
“爸爸让她不要那么敏感，不要胡思乱想，还保证说他对出身、宗教信仰、皮肤颜色这一类的问题一点都不在乎，只要这个人够绅士，对她能像他对妈妈一样就可以了。艾丽斯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但爸爸很快转移了话题。”
“周五晚上终于到来了，我们从来没见过爸爸如此紧张。他不断幻想着自己要感冒了、发烧了，甚至在女儿出嫁前就要死了。妈妈只好一个劲地安慰他说，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艾丽斯从此将过上幸福的生活，一切都很美好，没什么好担心的。爸爸根本听不进妈妈讲的任何话。”
“艾丽斯和她的未婚夫乔治七点整敲响了家门。爸爸猛地跳了起来，妈妈白了他一眼，快步上前去迎接他们。”
“乔治是一个帅小伙，举止自然而优雅，看上去像个英国绅士。艾丽斯和他看起来般配极了，所以他一进门，就已经赢得了我们全家人的欢心。爸爸好像也慢慢放松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们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大家围坐到桌旁，严肃地等待着爸爸背诵安息日的经文。只见他深吸一口气，喉头动了动，但并没发出任何声音。再试一次，深呼吸，又泄了气。第三次尝试的时候，他突然看向乔治：‘为什么我们不让客人来替我诵经呢？我看得出大家都很喜欢他。作为一个父亲，当孩子们感到高兴的时候，他就应该功成身退了。’”
“‘你说什么？’妈妈问，‘什么时候？再说，谁让你功成身退了？二十年来，每个周五都是由你来诵经的，你是唯一明白其中含义的人。我们其他人都不会说希伯来语。别告诉我一见到女儿的朋友，你就害怕了。’”
“‘我一点也不害怕。’爸爸一边卷着衣角一边说。”
“乔治没有说话。但我们都发现当爸爸让他代替诵经时，他的脸色有些难看；而妈妈来解围之后，他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好啦，好啦。那至少请乔治跟我一起诵经吧。’”
“于是爸爸开始背诵，乔治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重复。”
“诵经结束，他俩坐了下来。接下来的晚餐氛围很好，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饭后，妈妈请乔治到餐具室坐坐，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他。”
“艾丽斯微笑着让乔治不用紧张，一切进展得很顺利。乔治收起桌上的餐具，跟妈妈来到了小房间。妈妈接过他手中的东西，请他坐下。”
“‘乔治，你根本不是犹太教徒！’”
“乔治的脸红了起来，咳个不停：‘我想是的，我爸爸或者他兄弟中的一个可能是犹太教徒。我妈妈以前是新教徒。’”
“‘以前是？’”
“‘她去年过世了。’”
“‘我很抱歉。’妈妈真诚地说。”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是犹太教徒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妈妈笑着说，‘我和我的先生完全不介意。相反，我们一直认为不同的人会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俩真的愿意共度一生，永远都不会厌倦对方。厌倦是夫妻关系的大敌，它会让爱情消失。只要你能让艾丽斯开心，让她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只要你希望跟她一同分享即使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也可以肯定，无论你的出身如何，你们都会幸福得让人嫉妒。’”
“妈妈双手扶起乔治，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去吧，去找艾丽斯吧。’妈妈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妈妈一直质问她的未婚夫，她会不高兴的。而且要是让她知道我说出了未婚夫三个字，她会杀了我的！’”
“在走回饭厅之前，乔治转身问妈妈是怎么知道他不是犹太教徒的。”
“‘哈！’妈妈笑出了声，‘我的先生已经用他自己发明的语言诵了二十年经。他根本就不懂希伯来语！但他非常在乎这个每周对着全家人发言的时刻。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传统。尽管他说的话没有任何意思，但我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对我们全家的爱。所以当我听到你刚才几乎一模一样地模仿他的话时，便猜到你一定不是犹太教徒。请你保守这个秘密。我的先生一直以为他的经文编得无懈可击，但我爱了他那么长时间，还有什么能瞒过我呢。’”
“刚回到饭厅，乔治又被爸爸拉到了一边。”
“‘刚才的事，谢谢你。’爸爸小声说。”
“‘什么事？’”
“‘感谢你没说出真相。你真是个善良的人。我想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小人。但说实话，我没想过要说谎，只是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现在让我怎么跟他们说呢？是的，我是不会希伯来语，但庆祝安息日是为了保留传统，传统是不能丢的，你明白吗？’”
“‘我不是犹太人。刚才我只是重复你说的话而已，完全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是我要感谢你没有说出真相。’”
“‘啊！’爸爸彻底放松了下来。”
“两个男人对视了几秒，然后爸爸将手搭在乔治肩上：‘听着，我想咱们之间的事就不要向第三个人说了。我会用希伯来语诵经，而你，就是犹太人！’”
“‘完全同意。’”
“‘好，好，好。下周四晚上来我的工作室一趟，我们得好好练练第二天要诵读的经文，因为从今以后，我们要两个人一起诵经了。’”
“晚饭后，艾丽斯把乔治送到路口。在大门外，她挽起未婚夫的手臂：‘今晚真是太顺利了。亲爱的，你应付得太好了。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爸爸一点都没看出来，他完全不知道你不是犹太人。’”
“‘是的，我想我们都做得很好。’乔治微笑着离开了。”
“所以，是的，克劳德和我在被关进来之前，从来没进过犹太教堂。”
这天晚上，德国兵叫嚷着让我们通通收拾好行李，去教堂的大走廊集合。于是在皮靴和拳头的催促下，大家很快凑到了一起。没人知道这次是要去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拉我们去枪毙，被拖去行刑的人是不需要拿行李的。
傍晚的时候，之前被关进哈堡的女囚们回到了教堂，被单独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凌晨两点，教堂门打开了，我们排好队伍走出门口，穿过空空如也的市区街道，按来时的路返回火车站。
这一次，关在哈堡的女囚和最近几周逮到的抵抗分子加入了我们死亡列车的队伍。
前两节车厢安排给女囚，列车朝着图卢兹方向开去。有人幻想着我们可以回家了。舒斯特可不这么认为。不管盟军如何逼近，炮弹如何密集，抵抗组织采取多少行动，他拼死也要将我们押去达豪集中营。
快驶到蒙托邦的时候，瓦尔特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他发现以前用来钉窗户的四颗钉子换成了一枚螺钉，于是将仅有的一点口水吐在手上，使尽全力拧着。但嘴里太干了，最后帮助他润滑螺钉的，是满手的鲜血。忍痛努力了好几个小时，螺钉终于松动了。瓦尔特看到了希望。
他的手指完全被血粘住了，分都分不开。现在要做的便是推开栏杆，窗户上空出来的地方足以让人逃脱。车厢角落里，三名第三十五兵团的伙伴——利诺、皮波和让，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其中一个哭出了声，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就快要疯了。车厢里的温度前所未有地高，所有人都在窒息边缘，空气中只有大家的埋怨声。让哀求瓦尔特帮他们一起逃。瓦尔特很是为难，但怎么可能对他们不闻不问，怎么可能撇下与自己情同手足的伙伴？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抱住他们，答应带他们一起走。只要天一黑，便开始行动，他先跳，其他人跟在后面。他们小声地讨论着细节：爬上窗沿，将整个身子吊在外面，跳下后不顾一切地往远处跑。如果德国人开枪，他们就各自逃命；如果没被发现，那么等列车的红色指示灯消失后，他们就重新回到铁轨处会合。
天色渐渐暗下来，逃亡的时刻越来越近了，但命运似乎不想这样安排。列车在蒙托邦火车站放慢速度，进入了一条停车线。德国人的机关枪架到了站台上。希望仿佛瞬间破灭了。他们四人瘫倒在车厢里，陷入沉默。
瓦尔特本想睡一觉，恢复些体力，但双手的疼痛实在难以忍受。哀号声又一次响起。
凌晨两点，列车重新启动。瓦尔特不再理会剧痛难忍的手，他的心在胸膛里剧烈跳动着。他叫醒另外三名伙伴，等待时机，随时准备越狱。这一晚的夜空没有一丝云朵，满月将四周照得透亮，就这样跳下去实在太危险了。瓦尔特望着窗外，火车正全速前进，远处出现了一片树林。
瓦尔特和两名伙伴跳下了列车。掉进铁轨边的深沟后，他在里面趴了很久。火车的红色指示灯消失在夜幕中，他举起双臂高呼了一声：“妈妈！”他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在来到田边时，竟然撞到了一个出来小便的德国兵，那人身上还背着一把带刺刀的步枪。他立刻躲进身旁的玉米地，看准时机，飞身跃起，扑到那名德国兵背上。到底是哪里来的力气，让他还能做出这样的动作？刺刀插进了士兵的身体。瓦尔特接着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他感觉自己在飞，如同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
火车没在图卢兹停留，我们也不可能回家了。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卡尔卡松、贝济耶和蒙彼利埃。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家口渴得难受。每次经过村庄时，村民们都想尽办法帮助我们。一位叫博斯卡的狱友在小纸片上写了几句话，然后扔出窗外。一位妇女在铁轨边将纸片捡起来，交给了博斯卡太太。上面写着：8月10日，火车途经阿让，他一切都好，不必担心。然而，这位太太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
到尼姆附近的一处车站时，我们得到了一点水、干面包和过期果酱。这些东西实在难以下咽。车厢内，一些人已经开始精神错乱。他们口吐白沫，站起身来不停转圈，大声喊叫，最后倒地，全身痉挛而死。整个过程看上去就像发狂的疯狗在横冲直撞一样。纳粹想让我们通通这样悲惨地死去。依然勉强保持着清醒的人，根本不敢朝他们看。于是我们只好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蜷缩成一团。
“他们真的会一直发狂下去吗？”克劳德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快让他们别叫了。”弗朗索瓦哀求道。
远处，炸弹落到了尼姆，我们的火车在勒穆兰停了下来。
8月15日
列车好几天都没动静了。一位饿死的狱友被拖下车去。一些病得很严重的人获准下车去活动活动筋骨。他们沿途采了些草回来分给大家吃。饿得发慌的犯人们为了这不算食物的东西争得不可开交。
美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在圣马克西姆登陆。舒斯特绞尽脑汁，拼命想办法从盟军的包围圈中突围。怎样才能通过罗讷河河谷呢？河上的桥已经全部被盟军炸断了。
8月18日
也许是找到解决办法了，火车重新启动。来到某个道岔的时候，铁道工人打开了一个车厢的插栓。三名狱友成功地从隧道逃脱。还有一些人在距罗克莫雷尔逃跑几公里的地方如法炮制，离开了这座人间地狱。舒斯特让列车开进岩洞来躲避轰炸。这几天里，英、美的飞机好几次从我们头上飞过。躲在这个地方，抵抗组织也找不到我们。不会有其他列车出现在我们周围，整个国家的铁路运输都已经瘫痪了。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抵抗组织也在一天天不断扩大中。由于横跨罗讷河的铁路桥已被摧毁，舒斯特竟命令我们步行。对他来说，我们不过是七百五十个奴隶，得为那些盖世太保的家人以及德国士兵们效劳，将他们的行李驮过去。
8月18日这一天，毒辣的太阳照在我们已被跳蚤和虱子摧残得一塌糊涂的皮肤上。大家被编排成一列一列，艰难地提着德国人的行李和他们从波尔多偷来的一箱箱葡萄酒，慢慢往前走着。让饥渴难忍的我们面对如此美味的酒，简直胜过酷刑。有的人累得瘫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德国人对准他们的脑袋就是一枪，像杀掉一匹老马一般随便。于是还有点力气的人纷纷对体弱者伸出援手。只要有人倒下，旁边的人就赶紧将他团团围住，务求在被德国人发现之前把他扶起来。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藤枝上结满了夏季早熟的果实。我们多么想摘些下来润润自己干得冒烟的喉咙啊。然而，德国士兵对我们大声喝令，让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却在我们面前不断往头盔和嘴里塞着这可口的葡萄。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着葡萄藤边的这些魔鬼。
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红色的山冈》的歌词。你还记得吗？“饮这里的葡萄酒，便是饮伙伴们的鲜血。”
已经走了十公里。有多少伙伴倒在了这段路途上？当我们路过村庄时，村民们都用惊愕的眼光望向这支奇怪的队伍。有人想上前来帮助我们，想给我们送些水喝，但纳粹粗暴地将他们推到一边。如果有人家打开窗户，士兵就会向里面射击。
一名狱友快速往前面赶，因为他知道队伍前面有他被关在前几节车厢里的妻子。脚已经跑出血来了，但他终于赶上了妻子，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从她手里拿过行李，背到自己肩上。
他们俩重逢了，终于可以一起往前走了，却不敢说出对彼此的感情。唯一能做的便是交换一个微笑，这笑中有对失去生命的恐惧。他们的生命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到达另一个村庄时，有一家人的房门虚掩着。看到德国兵也被太阳晒得没了脾气，这位狱友抓住妻子的手，示意她溜到门里去，他来掩护她。
“快走。”他用颤抖的声音轻轻说。
“我要和你在一起。这么辛苦地一路走来，我不会在现在离开你。我们要么一起活着，要么一起去死。”
后来，这对夫妻在达豪集中营不幸身亡。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索尔格。数以百计的当地居民看着我们横穿街区，来到火车站。舒斯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走出来帮助我们。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士兵们没了主意。站台上，人们不断向我们递送着食品和酒。趁着这场慌乱，有人想办法帮助犯人逃走。犯人被套上铁路工或农民的衣服，他们接过一筐水果，佯装送给一位前来接应的人，然后一步步慢慢地远离火车站，藏到了好心人的家里。
收到消息的抵抗分子原本计划了一场拯救我们的行动，但德国士兵的数量太多了，可能会酿成大屠杀的惨剧。于是，他们只好万分沮丧地目送我们再次登上死亡列车。大约一周以后，美国军队来了，索尔格解放了……
借着夜色，列车开动了。外面，狂风大作，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凉爽和几滴雨水。雨滴聚集在车厢顶上，一点点地流下来。我们争先恐后地享受着眼前的甘霖。
8月19日
火车全速前进，突然发出紧急刹车的声响，车轮向前滑动，带出点点火星。德国兵跳下车，迅速往低洼处跑去。一群美军战斗机在天空盘旋，炸弹如雨点般砸在列车上，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我们赶紧跑到窗口，奋力挥动手中的布条，但飞行员的位置太高了，根本看不见我们。飞机引擎声越来越大，炸弹声此起彼伏。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什么也听不见。所有人的动作好像突然被放慢了。克劳德和查理都看着我。对面，雅克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他吐出一口血，随即缓缓地跪在地上。弗朗索瓦快步上前扶起他。雅克的后背中弹了，他想要对我们说点什么，但已发不出任何声音。弗朗索瓦用力托住他的头，但他再也支持不住，闭上了双眼。雅克死了。
弗朗索瓦的脸上沾满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鲜血。在这漫长的死亡之旅中，雅克从未离开过他。“不！”一声绝望的惨叫响彻云霄。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冲向窗口，赤手去拔上面的栅栏。德国兵的子弹打掉了他一只耳朵，他的脸上顿时血流不止。但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了。攀住窗沿，他跳到了车厢外，还没站稳便朝着车门奔去。他要取下插销，把大家都放出来。
现在，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弗朗索瓦在阳光下的身影。在他身后，飞机在天空盘旋，准备对我们进行新一轮袭击。一名德国兵向他开了枪。他的身体向前飞出去，半边脸颊扑到了我的衬衫上。最后颤动了一下，弗朗索瓦追随雅克而去。
8月19日，在皮埃尔拉特，众多遇难者中，有两位我们亲密的朋友。
火车头处烟雾弥漫，蒸汽从千疮百孔的铁皮上四散开去。列车被炸得无法再前进了。德国兵从附近村子找来一名医生。但他又能帮上什么忙呢？囚犯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内脏都被炸了出来，伤口触目惊心。飞机又飞了回来。趁德国兵乱作一团的时候，蒂托内尔撒腿开溜。枪声在身后响起，一颗子弹扫到了他，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一路朝田里飞奔而去。一位农民将他救起，送到了蒙特利马尔医院。
周遭安静下来。铁轨边，那位医生央求舒斯特将还能救活的伤员交给他，但中尉无情地拒绝了。晚上，他们把伤员抬回车厢，又来了一个新的火车头。
在近一周的时间里，法国军队内外夹击，纳粹节节败退，开始了大规模撤离。铁路线，比如国道七线，成了战斗的主要场地。美国军队以及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的装甲部队在普罗旺斯登陆，正向北进发。罗讷河河谷是舒斯特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国军队返回来支援格勒诺布尔的美军。队伍已经到达锡斯特龙。直到昨天，我们还完全没可能通过河谷。但今天，法国军队似乎放松了警惕，他们乘坐的列车经过我们身旁，但一刻不停地向南开走了。中尉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首先要尽快处理尸体，将它们丢给红十字会。
蒙特利马尔市的盖世太保头子里希特来了。红十字会负责人要求他把伤员也留下，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于是这位红十字会的女士转身就走。他叫住她，问她为什么就这么走了。
“要是不让我带走伤员，那你们也别想处理尸体。”
里希特和舒斯特商量了一下，最后终于妥协，答应留下伤员，但一再强调只要他们痊愈，就得马上被接走。
我们从窗户目送受伤的伙伴被抬上担架，他们有的发出痛苦的呻吟，有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尸体被一排排地摆放在候车厅。一群铁路工人哀伤地望着他们，默默摘下头盔，致以最后的敬礼。红十字会打算快速将伤员们送往医院，为了不让城里的纳粹再来骚扰，负责人谎称他们都染上了斑疹伤寒，极易传染。
红十字会的车开走了。尸体也被送往墓地。
深沟里，一铲铲泥土盖到了尸体身上，雅克和弗朗索瓦的脸消失在里面。
8月20日
列车往瓦朗斯方向开去，中途停在一处隧道里躲避空袭。车厢里氧气越来越稀薄，我们几乎都丧失了意识。到达火车站时，趁德国兵不注意，一位太太在自家窗户前举起牌子，上面写着：“巴黎被围，请你们坚持下去！”
8月21日
列车经过里昂。几小时后，法国陆军烧毁了布龙机场的战备燃料。德军参谋部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法军前沿部队向我们逼近，但列车照旧向前行驶。到沙隆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火车站已被炸毁。一队往东撤离的德军走了过来，其中的上校先生差点就可以拯救我们中的一些人了，他向舒斯特要求借两节车厢。在他看来，士兵和装备比中尉押送的犯人重要多了。两人争执不下，但舒斯特态度强硬，一定要将这些犹太人、外国佬和“恐怖分子”押到达豪集中营。谁都没能被放出来，列车很快就会重新启动。
我所在的车厢门打开了，三个陌生面孔的年轻德国兵递了些奶酪给我们，随即立刻把门关上。我们没吃没喝已经三十六个小时了。大家迅速将食物平分了。
到达博讷时，当地人和红十字会都前来帮助我们，给我们送来维系生命的物品。但德国兵把东西通通抢走了。他们像醉鬼一样，在列车开动时，向着铁道边的民房疯狂扫射。
开出三十公里后，我们来到了第戎。火车站内一片混乱。没有任何车辆可以北上。争夺铁轨的战斗已经白热化。铁路工们竭尽全力阻止火车离开。轰炸也没有断过。可舒斯特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不顾法国铁路工人的一再阻拦，执意命令列车启动。麻烦就此出现了。
刚开出不久，他们就发现前方的铁轨被移位了。于是士兵命令我们下车去将它们归位。我们从囚犯变成了苦力。在炙热的太阳下，我们被德国兵用枪指着，将抵抗分子破坏掉的铁轨一根根地恢复正常。舒斯特站在火车头处大声宣布，列车什么时候能启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水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