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仇，这两个字眼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这……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为了解放、为了让人们不再遭受苦难而进行的斗争。
雅克让我跟达米拉在市区碰头，向她传达一项新命令。我们约在一家兵团成员常去的小酒馆见面。后来詹禁止我们再到这个地点会面，因为一群人频繁出现在同一地点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第一次见到达米拉时有种惊艳的感觉。我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白白的脸蛋上长满雀斑，戴着眼镜的眼睛看东西时总是眯成一条缝。达米拉是意大利人，用我这双近视的眼睛里看去，她的头发竟然也是红棕色的。单凭这一点，我就敢肯定，我们俩之间一定会发展出不同寻常的关系。不过，鉴于我之前对游击队储备武器的目的已经有过错误的认识，这次对达米拉的判断估计也不能算数。
我们一起坐了下来，面前摆着一碟豌豆。我想我们看起来应该很像一对情侣，虽然达米拉对我没兴趣，但我已经有点被她迷住了。我呆呆地看着她，觉得在十八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跟我一样有着一头胡萝卜色头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异性，这在我看来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达米拉问。
“不为什么！”
“有人盯上我们了？”
“没有，绝对没有！”
“你确定？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在告诉我危险就在附近。”
“达米拉，我向你保证，我们是安全的！”
“那你为什么满头大汗？”
“这里面太热了。”
“我不觉得。”
“你是意大利人，而我是从巴黎来的，所以你当然比我耐热。”
“那我们出去走走？”
就算达米拉让我去运河里游泳，我也会马上答应的。所以还没等她说完，我就已经起身，并且帮她拉开了椅子。
“很好，你是一个很绅士的男人。”她笑着说。
我体内的温度还在不断升高，脸色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看上去那么红润。
我们俩朝着运河方向走去。我幻想着在运河里可以跟我美丽的意大利红发女郎一起亲密地玩水嬉戏。这个想法实在是荒谬透顶，因为运河里有两辆起重机和三艘装满碳氢化合物的驳船，在这些东西当中玩耍，根本没有浪漫可言。不过什么都影响不了我现在做白日梦的心情。在我们穿过埃斯基罗尔广场时，我正梦想着自己将“喷火”战斗机（它的引擎在一次空中翻转时熄火了）停在机场上，旁边就是我和达米拉在英国居住的温馨小屋。达米拉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可能会跟我们的大女儿一样，也是红棕色的头发）。下午茶时间到了，在这间充满幸福的小屋里，达米拉上前来迎接我，在她那条红绿格子围裙的口袋里藏着刚刚出炉的油酥饼。面对这么美味的茶点，我自然是要先大快朵颐，再去修理飞机。达米拉做的糕点美味至极，她全心全意地付出都是为了我一个人。此时此刻，我忘记了自己的军官角色，只想向她致敬。我们两人坐在屋前，达米拉靠在我肩上喃喃自语，享受着这简单的幸福。
“让诺，你睡着了吗？”
“什么？”我跳了起来。
“你的头靠在我肩膀上了！”
我满脸通红地直起身来。“喷火”战斗机、小屋、下午茶和糕点瞬间消失了，眼前只剩下运河淡淡的波光和我们坐着的长凳。
我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只好假装咳嗽，不敢再抬眼看她。可我还想了解她更多一点：
“你是怎么加入兵团的？”
“你不是应该有新的任务要交代给我吗？”达米拉冷冷地问。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时间嘛。”
“你可能有，但我很忙。”
“那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保证开始谈任务的事情。”
达米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同意了我的请求。她肯定已经看出我对她一见钟情了，女孩子对这种事都很敏感，有时甚至在我们男人自己都还没弄清楚之前就有所察觉了。其实她加入兵团的故事并没有多少新意，我想她知道孤独是每个兵团成员必须忍耐和承受的痛苦，所以才愿意讲一点自己的故事让我得到一丝慰藉。已经是傍晚了，不过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离宵禁还有几个小时。两个年轻人坐在运河旁边的长凳上，在国家被占领的时期，我们应该好好享受这短暂的平静时光。谁都不知道我们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以前并不相信战争会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达米拉说，“但它就在某天晚上到来了。在我家门前的小路上，一位穿着跟爸爸一样的工人装的先生出现了。爸爸出去跟他谈了好一阵。然后那位先生走了，爸爸回到厨房不知跟妈妈说了些什么。我看到妈妈哭了，她对爸爸说：‘这一切我们还没受够吗？’原来她弟弟在意大利遭到了黑衫党的严刑拷打。我们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称作黑衫党，就像这里的保安队一样。”
虽然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通过高中会考，但我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黑衫党。不过，此时此刻，我不想打断达米拉。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个人要在花园里跟爸爸谈话，而爸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和我的哥哥们都要加入战斗了。虽然看到妈妈哭得很伤心，但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我被带进房间，不许出声。在我的家里，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爸爸总是最大，然后是我那几个愚蠢的哥哥，最后才是妈妈和我。我对男孩子很了解，我们家就有四个。”
听了达米拉这话，再回想我们刚刚在小酒馆里见面的情形，我肯定她一早就看出来我对她的迷恋了。我不敢打断她的话，只能继续听她说下去：
“我的性格不像妈妈，却很像爸爸，而且我知道爸爸也很希望我像他。我跟他一样具有反叛的个性。我不能接受不公平的事情。妈妈总是希望我闭嘴，但爸爸恰恰相反，他鼓励我抗争、不妥协。当然，他说这些的时候都是趁哥哥们不在的时候，否则就违反了我们家庭的伦理。”
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一艘驳船开始松开缆绳。达米拉停了下来，好像怕船夫听到我们说话似的。其实运河上风这么大，船上的人是不可能听到我们说话的。但我还是没有吭声。等到驳船缓缓离开之后，达米拉接着说：
“你认识罗西娜吗？”
我当然认识，罗西娜也是意大利人，说话略带口音，声音颤抖得厉害，约一米七的个头，长长的棕色头发，蓝眼睛，非常迷人。
为保险起见，我只是羞涩地回答：
“是的，我想我们见过一两次面。”
“她从没跟我提过你。”
我耸了耸肩，这点我倒并不吃惊。面对必然的事情时，我们通常只能笨拙地耸耸肩膀。
“你为什么会说到罗西娜？”
“因为是她把我带进兵团的。有一天晚上，她来我家开会。我跟她说我们应该休息了，她回答说她不是来睡觉的，是来参加会议的。我告诉过你我很讨厌不公平吧？”
“是的，是的，你五分钟前刚说过，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问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参加会议。爸爸说我年纪还太小。可是罗西娜跟我一样大。于是，我决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最后一次听了爸爸的话，回房去了。但当罗西娜开完会来到我房间睡觉时，我正等着和她谈话。我们聊了一晚上。我对她说，我想成为跟她、跟我的哥哥们一样的战士。我哀求她带我去见兵团的指挥官。她笑了起来，对我说，指挥官正在我家客厅里睡觉呢。他就是那天晚上来找爸爸的那个人。”
达米拉停了停，看看我是不是跟得上她的故事。其实她根本不用担心，此时此刻，不管她要我去哪里，我都会跟着她，甚至就算她没要求，我也会紧紧地跟着她。
“第二天，我趁爸爸妈妈都在忙活的时候，去见了指挥官。他听了我的请求，对我说，兵团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他说首先会派给我一些不太难的任务，视我的完成情况再说。好了，我全都告诉你了，你现在可以把任务交代给我了吧？”
“你的爸爸呢？他说了什么？”
“一开始，他并没有对我产生怀疑，慢慢地，他猜出了端倪。我想他去跟指挥官谈了一次，两人应该还狠狠地吵了一架。爸爸这么做只是出于对父权的维护而已，最终我还是留在了兵团里。从此以后，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我感觉到跟他的距离更近了。好了，让诺，你快把任务告诉我吧，我真的要走了。”
“达米拉？”
“什么事？”
“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让诺，我在地下情报处工作，所以你要是有什么秘密要对人说的话，最理想的对象就是我！”
“我把任务的内容彻底忘光了……”
“你真是笨死了，让诺。”
这也不能怪我。我的两只手一小时以前就汗淋淋的了，嘴里含着口水，膝盖还在不停地颤抖。我拼命帮自己找借口：
“我肯定这只是暂时的，但现在脑袋里确实是一片空白。”
“好吧，那我回去了。你今晚回去好好回忆回忆，最迟明天早上，我一定得知道任务的内容。该死的，让诺，我们正在打仗，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扔了好几次炸弹，破坏了许多起重机，毁掉了德国人的一个电话交换站和一些相关设施；我每晚都会看到那个在小便池外头被杀死的敌军军官在冲我傻笑；没人比我更清楚我们的事业有多么严肃。但眼下，我实在没法控制自己这短暂的失忆。我向达米拉提议再一起走走，说不定我会想起来。
于是我们一起走回了埃斯基罗尔广场，可我还是什么都没记起来。达米拉站在我面前：
“听着，让诺，在这儿是不能有男女之情的，你应该知道。”
“可你说过自己一向反叛！”
“我不是说我们家，笨蛋！我是说兵团。在兵团里是禁止恋爱的，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我们以后见面只谈任务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去想，好吗？”
她说得很清楚，也很直接。我想，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现在我不再胡思乱想了，记忆也突然恢复了：
“任务是这样的，你去法老街监视一个姓玛的人，他是保安队的头头。”
“谁负责行动？”
“因为牵涉到保安队的人，所以很有可能是鲍里斯去执行这次行动。但目前还没有确定。”
“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我想应该是8月中旬。”
“那没几天了。时间紧迫。我得去找罗西娜帮忙。”
“达米拉？”
“什么事？”
“如果我们不是……我是说，如果不考虑兵团的规定……”
“别说了，让诺。看看我们头发的颜色，我们更像姐弟。再说……”
她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准备离开。我站在原地，无奈地甩了甩手。突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
“让诺，你有一双很漂亮的蓝眼睛，迷离的眼神从眼镜后面透出来，很讨女孩子喜欢。所以，努力奋斗吧，把女孩子们都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我肯定你会拥有幸福的爱情。晚安，让诺。”
“晚安，达米拉。”
后来我才知道，达米拉深爱着一个叫马克的兵团成员。他们一直在秘密交往着，甚至一起参观了许多博物馆。马克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常常带达米拉去教堂，给她讲解绘画艺术。在我们见面的几个月后，马克和达米拉遭到逮捕。达米拉被押送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在达米拉负责打探保安队队长玛的同时，詹还命令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跟踪莱斯皮纳斯。奇怪的是，詹居然在黄页上轻松地找到了莱斯皮纳斯的住址。代理检察长先生住在图卢兹近郊的一栋豪宅里，花园大门上甚至还有刻着他名字的牌子。我们的两位女同伴看到这幅场景都吓了一跳：莱斯皮纳斯一点安保措施都没有，他进出都是独自一人，没有随从，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要知道，报纸曾大篇幅报道过他处死恐怖分子的事情，连伦敦电台都将马塞尔的死算到了他头上。那次事件以后，他已经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照理说，他应该时刻警惕抵抗组织的打击报复才对。经过几天的跟踪观察，她们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完全被骄傲和虚荣蒙蔽了双眼的人，他根本不相信有人胆敢袭击他，甚至敢要他的命。
监视任务其实并不容易。莱斯皮纳斯所住的街道非常清静，这对采取袭击行动当然很有利，但两个女人频繁出现，就难免令人起疑了。所以她们常常用情报处的惯用方法，在一棵树背后待上一整天，静静地监视目标。
一周后，她们发现莱斯皮纳斯在个人的时间安排上没有任何规律，而且他一出门就会坐上他那辆黑色的标致202离去，让她们根本无法再继续跟下去。唯一发现的线索是：他会在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出门，所以两个女孩子在调查报告中建议在这一时间动手。除此之外，报告并没能涉及其他内容：由于对方有车，她们没办法跟踪；在法院附近也很难查到他的蛛丝马迹，而且随时有被发现的危险。
马里乌斯在一个周五早上进行了最后的路线和行动规划，行动被安排在接下来的周一进行。一定要迅速。詹认为莱斯皮纳斯之所以看起来什么都不怕，很可能是因为有警察在暗中保护。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都认为不可能，但詹始终持怀疑态度。要抓紧时间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夏季到了，我们的代理检察长先生随时都可能动身去度假。
一个接一个的任务令人筋疲力尽，肚子更是饿到极点。我只想周日可以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如果可能的话，去见见弟弟，两人一起去运河边散散步，就像两个普通的年轻人那样享受夏日的悠闲；不用担心饥饿和恐惧，只是像一般的男孩子那样不着痕迹地嗅一嗅少女身上的香水味；要是傍晚的风刮得稍大些，我们或许还能看到女孩们的裙角飞扬，只需一点微微露出的膝盖，便足以让我们在回到各自的凄凉小屋后有所慰藉。
当然，在詹眼里，现在还不是享受这种惬意生活的时候。敲门声打破了我的希望，明天早上睡懒觉的计划泡汤了。雅克摊开一张市区地图，给我指了指一处十字路口的位置。明天我得先去查理那里取一个包裹，然后在下午五点整，去这个地点跟埃米尔接头，把东西交给他。我只知道这么多。明天晚上，他们会跟一个新招进来的叫居伊的兵团成员一起去执行任务。居伊负责撤退时的安全，他虽然只有十七岁，但骑自行车技术一流。此时，我们还不知道，明晚的行动并不容易，伙伴们将会遍体鳞伤地回来。
周六早晨，天气晴朗，空中飘着几朵白云。要是生活能如我所愿，我现在应该一边闻着英国草坪的芬芳，一边检查飞机轮胎的胶皮。机械师示意一切就绪，于是我爬进机舱，关好舱门，起飞，开始巡逻。可惜，杜布朗太太走入厨房的脚步声吵醒了我的美梦。我穿上衣服，看看时间，已经七点了，我得出发去查理家取包裹了。到达城郊后，我又一次走上了那条铁轨。已经很久没有火车经过这里了。风不断灌进脖子里，我立了立衣领，吹起《红色的山冈》一首在一战后广为流传的反战歌曲。的调子来。那个旧火车站就在眼前，我敲了敲门，查理示意我进去。
“来一杯咖啡吧？”查理依旧操着带有怪异口音的法语。
我差不多都能听懂了。夹杂一点波兰语、意第绪语和西班牙语，再配以法语的音调，查理的语言就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语言是他在逃亡路上学会的。
“包裹在凳子下面。你告诉雅克我放了一包的量，爆炸声可以传到十公里远的地方。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点火之后立刻撤退，炸药引线只有两分钟的燃烧时间，甚至更短。”
完全听明白查理的话后，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两分钟，也就是说，引线只有两厘米长；这两分钟将决定他们几个人的生死。只有两分钟，他们要点燃炸弹，放置好，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查理好像看出了我的担忧。
“我已经考虑过安全问题了。”他的微笑让人很安心。
查理的微笑很有趣。他在一次飞机爆炸任务中被炸飞了几乎所有前排的牙齿，不过这一点也没改变他的语音语调。尽管穿戴邋遢，说话也很难懂，但他是所有兵团成员中最能给我带来安全感的一个。他的聪明、坚定、活力和乐观是与生俱来的吗？他这么年轻，怎么会具备这么成熟的心智？查理的故事颇为传奇。他在波兰被逮捕，因为他的父亲是工人，而他本人是共产党员。经历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后，被释放的他同几个伙伴加入了马塞尔·朗杰的队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从罗兹波兰第二大城市。到比利牛斯地区，这一路查理走得非常艰难，因为他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钱。我最喜欢听的，是他经过纳粹德国时的那一段。我已经不止一次让查理讲他的故事了。虽然他也知道我听过，但还是愿意再讲一次，一来练习法语，二来不让我失望。于是他坐在椅子上，用自己独特的口音，向我娓娓道来。
当时他没有票，却大着胆子上了火车，而且坐进了一等车厢。一路上，他和车厢里的军官们有说有笑，大家都觉得他很有意思，检票员也不敢随便进去查票。火车到达柏林以后，军官们还告诉他怎么穿过市区去另一处火车站乘坐前往艾克斯拉沙佩勒即德国城市亚琛。的列车。接着他到了巴黎，然后坐大客车到了佩皮尼昂，最后徒步穿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境内后，他坐上自愿接送战士的车辆到达了阿尔瓦塞特，随后便加入波兰兵团参与了马德里战役。
战败后，他同数以千计的难民一起再次穿过比利牛斯山，逃出西班牙。刚刚通过法国边境，他就被宪兵抓获，关进了韦尔纳集中营。
“我在里面给每个人做饭，每人每天都是定量供给的。”查理略带自豪地说。
三年后，他成功越狱，然后步行两百公里来到了图卢兹。
查理的故事很能鼓舞人，这里面充满了希望，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希望能够拥有他那样的勇气。试问，面对那样的困境，多少人会选择放弃？但查理从来不曾认命，即使前面危机四伏，他也可以很冷静地思考出路。
“你该走了。现在是午饭时间，路上人少。”
他从楼梯下的小房间里取出包裹，放到桌上。居然用报纸包炸弹，查理真是有意思。那张报纸正好报道了鲍里斯之前进行的一次破坏行动，文章把它说成是一次恐怖活动，并且说我们都是扰乱公共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保安队队员被当成受害者，我们却变成了刽子手：这座城市的历史被描写得千奇百怪。
有人敲门，查理没有动，我也屏住了呼吸。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查理立刻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我的法语老师来了。”
小女孩跑过来抱了抱他。她的名字叫卡米尔，是她的妈妈米歇尔收留了查理，让他在这个旧火车站住下来。卡米尔的爸爸从战争一开始就被关进了德国监狱，但小女孩从来没有问过有关爸爸的任何问题。米歇尔装作不知道查理是抵抗分子。她和周围所有人一样，把他当成为大家提供新鲜蔬菜的园丁。她们有时会在周六来查理家，每次他都会杀掉一只兔子，为她们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餐。我也很想吃到这么美味的菜肴，但没办法，我必须走了。查理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向母女俩告别，把包裹夹在腋下，走出了房门。幸好世界上不只有保安队队员和投敌分子，还有很多像米歇尔这样的人，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们敢于冒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走出木门，我还能听到查理不断重复着他五岁的法语老师所教的生词：奶牛、小鸡、西红柿。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五点整。我在雅克指定的地点跟埃米尔接上了头。我把包裹交给他，里面除了炸弹以外，查理还多加了两枚手榴弹。埃米尔并没有马上离开。我本来想对他说“晚上见”，但出于迷信的考虑，我想自己最好什么都不说。
“你有烟吗？”埃米尔问。
“你抽烟？”
“点引线用的。”
我翻了翻裤袋，递给他一包高卢牌香烟，里面还有两支。埃米尔向我告别，然后从街角消失了。
夜幕开始降临，天空下起了小雨，街道看上去油光发亮。埃米尔很镇定，因为查理制造的炸弹从来没有出过错。其实炸弹的结构很简单，三十厘米的铸铁管、偷来的一截支架、两头用螺栓固定住的塞子、一个孔，外加一段伸入火药的引线。他们会将炸弹放在指定的饭店门口，然后往窗户里扔手榴弹，从里面逃出来的人就会被炸得稀烂。
今晚执行任务的有三个人：雅克、埃米尔和那个负责撤退的新人。新来的家伙佩一把手枪站在路边，如果看到有行人经过，便向空中开枪警告；要是有纳粹出现，就要直接击毙。饭店里灯火通明，德国军官正在举行酒会。这次任务很重要，我们可以一次性消灭里面的三十几个军官。
三十，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埃米尔走近饭店，第一次从玻璃门前经过。他小心翼翼地向后看了看，没有人跟踪。透过玻璃门，他看到了里面的女服务员，得想办法在行动中保护她。不过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制伏那两个站岗放哨的警察。雅克很快便锁住了其中一个的喉咙，把他拖到了旁边一条小路上，让他赶紧滚蛋。吓得浑身发抖的警察飞快地逃走了。埃米尔一个肘击打倒了另外一个，再用枪托将他砸晕，拉到一处死胡同。等他醒过来时，会发现自己额头上满是血，而且头痛欲裂。只剩下那名女服务员了。雅克一下没了主意。埃米尔建议从窗口向她做个手势，这样做有些冒险：她可能向军官们报告，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我早就说过，我们是从来不伤害无辜的，即使是个为纳粹军官送上美味菜肴的服务员。所以，我们一定得救她。
雅克向饭店窗口走去。在里面的人看来，他一定像极了一个馋嘴的穷人，里面那些丰盛的食物让他“馋涎欲滴”。一名上尉看到了他，还微笑着向他举了举酒杯。雅克回了一个微笑，然后目光落到了服务员身上。这位年轻的姑娘体态圆润，看来饭店的食物把她养得很好，说不定她的整个家庭都因此得益。其实这无可厚非，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人人都必须想尽办法活下去。
埃米尔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在街道的另一头，年轻的居伊一动不动地扶着自行车，掌心里已经满是汗水。终于，女服务员看到了雅克，看到了他的手势。迟疑片刻之后，她转身离开。看来她明白了雅克的意思，因为就在饭店老板走进大厅时，她拽着他的手臂，硬生生地将他拉进了厨房。此后，一切都进展得很迅速。雅克向埃米尔发出信号；引线被点燃；炸弹滚入街沟；窗玻璃被砸碎；手榴弹已经扔进了饭店。埃米尔忍不住想抬头看看德国鬼子四下逃窜的场景。
“手榴弹！快跑！”雅克高声喊道。
手榴弹的冲击波将埃米尔推倒在地。他的耳朵里一阵轰鸣，但他不断告诉自己不能昏倒。巨大的火药味呛得他不停地咳嗽，双手也一直有血流出。不过还好，他的脚还在，也就是说，还有一线生机。雅克一把抓起他，奔向居伊和那三辆自行车。埃米尔和雅克拼命踩着踏板，同时又得加倍小心，因为雨后的路面实在太滑了。身后是一片嘈杂声。雅克回头看了看，居伊好像没有跟上来。十秒后，炸弹爆炸了，天空被彻底点亮。居伊被从自行车上震了下来。雅克刚想转身去救他，却发现宪兵已经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其中两个把居伊抓住了。
“雅克，该死的，看前面！”埃米尔吼了起来。
在街道的一头，警察们筑起了路障。刚刚被雅克放掉的那个警察去找了后援。雅克拿出手枪，扣动扳机，却只听到一声轻响。他一边保持平衡，瞄准目标，一边取下弹夹检查。这样的情况下居然没有摔倒，真是奇迹。他拿手枪往自行车车把上狠狠敲了几下，然后将弹夹放回原位。连开三枪之后，警察们逃走了，为他们留下了一条出路。雅克飞快地赶上了埃米尔。
“你一直在流血！”
“我的头快要炸开了。”
“那个小家伙被抓住了。”
“那我们回去救他吧？”埃米尔打算刹车。
“不行，快走！”雅克命令道，“他已经被带走了，而且我只剩下两颗子弹了。”
警车从各个角落开上街道。埃米尔低着头，使劲往前骑。本来夜晚逃脱并不算困难，但脸上的鲜血让他很怕被认出来。此刻，他只能一门心思地踩踏板，根本无心顾及那钻心的疼痛。刚刚被逮捕的居伊将承受更大的痛苦，他会被上刑、被暴打，相比之下，埃米尔的伤就不算什么了。
他感觉有一片金属从脸颊刺入舌头。被自己扔的手榴弹伤到，真是讽刺。这也难怪，为了能够精确命中目标，他靠得太近了。
任务顺利完成，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无所谓。埃米尔这样想着，突然眼前一阵模糊。看着快要倒地的自行车，雅克赶紧上前去抓住埃米尔的手臂：
“坚持住！我们就快逃脱了！”
许多警察与他们擦肩而过，奔向冒着浓烟的饭店。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穿过一条马路，他们终于脱险，逐渐放慢了速度。
听到有人敲门，我起身开了门。埃米尔满脸是血地站在我面前，雅克扶着他。
“你这里有椅子吗？”雅克问。埃米尔看上去很累。
直到雅克关上门，我才发现少了一个伙伴。
“得把他脸上的手榴弹片取出来。”雅克说。
他用打火机烤热刀片，然后割开了埃米尔嵌着弹片的脸。这样的疼痛实在是太剧烈，所以我死死地按住埃米尔的头，以免它左右晃动。埃米尔一直在咬牙坚持着，他不想昏迷；他想着未来的日子，想着被逮捕的伙伴们可能遭受的折磨，他告诉自己，不能失去意识，不能倒下。就在雅克取出弹片的同时，埃米尔似乎看到了一个德国军官躺在路中央，身体被他放的炸弹撕得粉碎。
周日来临了。我见到了弟弟。他瘦了很多，却不再提肚子饿了。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叫他弟弟了，短短几天，他好像完全长大了。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是不可以谈论各自执行过的任务的，但从弟弟的眼睛里，我看得出他的日子过得多么艰辛。我们坐在运河旁边聊家庭，聊从前的日子，但这些好像都不能提起他的兴趣，于是我们陷入了沉默。不远处，一辆起重机因为支架受损，倒在了水里，看上去“行将就木”。也许是克劳德干的，但我无权过问。他笑着猜道：
“是你炸掉那辆起重机的吗？”
“不是我，我以为是你……”
“我负责的是靠近上游的闸门，现在它已经彻底废掉了。不过炸起重机可不是我的强项。”
我们只在凳子上坐了几分钟，只是彼此聊了几句，他就变回了我那个熟悉的弟弟。听着他天真的口气，好像对炸毁闸门感到很抱歉似的。
德国军队是通过运河把重型武器从大西洋运往地中海的，因此，毁掉一个闸门会大大影响他们的速度。克劳德笑了，我伸手帮他理了理头发，也跟着笑起来。有时候，亲兄弟之间总会合谋做些越轨的事情。天气很好，可我们的肚子还空空如也。反正都已经违反规定了，不如再做得彻底点：
“我们去贞德广场转转吧？”
“去干什么？”克劳德调皮地问。
“吃顿小扁豆。”
“贞德广场？”克劳德又问了一遍。
“你知道别的地方吗？”
“不知道。要是被詹发现了，你想会有什么后果？”
我本想摆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但他马上咕哝着说道：
“让我告诉你吧，我们的周日就泡汤了！”
所有兵团成员都曾被詹严厉地训斥过，起因就是贞德广场上的这家小饭馆。好像是埃米尔最先发现这里的。这家饭馆价格便宜，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吃饱。饱足的感觉可比世界上任何山珍海味都来得更加珍贵。于是埃米尔把这里介绍给了伙伴们，渐渐地，这家饭馆就被我们的人坐满了。
有一天詹刚好经过这里，透过窗户，他惊讶地发现差不多所有的兵团成员都坐在里面。要是警察突然来一次大搜捕，我们会被轻而易举地一网打尽。当天晚上，我们全体人员在查理家召开了紧急会议，每人都被降了一级。从此以后，我们被明令禁止去这家叫“野豌豆”的饭馆。如果发现有人再去，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
“我觉得，”克劳德小声说道，“要是大家都不被允许去那里的话，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去了，也没人会发现？”
他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所以我让他继续说下去：
“那么，要是没人会发现的话，我们俩去了也不会对兵团造成任何影响吧？”
最后，他总结道：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没有人会知道，詹也不会骂我们。”
你看，当一个人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时，会产生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我一把抓起弟弟，两人快步向贞德广场走去，将运河完全抛在脑后。
走进饭馆的一瞬间，我们俩惊呆了。看来伙伴们的想法都跟我们一样：饭馆里坐得满满当当，只剩下两个空位。大家都在埋头吃午饭，包括面对面亲密地坐在一起的詹和卡特琳娜。詹的脸拉得长长的，所有人都努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饭馆老板一定很纳闷：为什么所有顾客都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但他们看上去又好像彼此并不相识。
我是第一个收起笑容的：不是觉得这场景不够有趣，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在角落里面对面坐着的达米拉和马克。既然詹都可以和卡特琳娜在一起，那么马克当然也不能被剥夺与爱人共进午餐的权利。我看到他和达米拉的手紧紧扣在一起。
我的爱情梦想破灭了。就在我们埋头吃扁豆时，其他人都低着头，在擦笑出的眼泪。卡特琳娜用围巾遮着脸，但还是忍不住爆发出笑声。整个饭馆的气氛变得愉悦起来，连詹和老板都受到了感染。
傍晚，我送克劳德回家。在乘电车离开前，我转身想再看一眼他的脸，因为之后，我又要回归孤独了。但他没有回头，其实这样更好。回到住处的他不再是我的弟弟，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这一晚，我感到非常沮丧。
周末横跨了七、八两月。今天是1943年8月2日，周一。就在今天，我们要为马塞尔报仇。我们将在下午三点半，在莱斯皮纳斯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对他下手，因为这是他唯一有规律的作息，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卡特琳娜早上一起床就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老是觉得执行任务的伙伴会出事。会不会漏掉了什么细节？会不会有一群警察驻守在莱斯皮纳斯家门前的人行道上，而她没有留意？她将自己之前监视的那一周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回放。她在那条路上来回走过多少次？一百次？还是更多？玛丽安娜也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那么担心呢？为了不再胡思乱想，她决定前往法院，因为在那里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行动的消息。
法院上方的大钟指向两点四十五分，再过四十五分钟，她的同伴就要开枪了。为了不引起注意，她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佯装阅读墙上贴出的公告。但她一个字也读不进去，一直在重复看着同一行。一个男人从她身边走过，路面上回响着他的脚步声。他的脸上带着怪异的微笑。另外两个人走来向他打招呼：
“代理检察长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一位朋友。”
卡特琳娜吃了一惊，转身看着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向微笑着的那位先生伸出手去，另一个继续介绍道：
“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先生，这是我的好朋友迪皮伊先生。”
卡特琳娜的脸僵住了，这个面带奇特微笑的男人根本就不是她盯梢的那个。可是，是詹把地址告诉她的，而且他家花园大门的牌子上的确写着“莱斯皮纳斯”。她的头快要爆炸了，心跳变得越来越快。她慢慢理出了点头绪：住在城郊富人区的那位莱斯皮纳斯只是跟我们的代理检察长同名同姓而已！詹怎么会那么蠢！一个如此重要的代理检察长的地址怎么可能出现在黄页上？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三点整，三十分钟以后，一个无辜的人将会被她的同伴击毙，而他唯一的罪过，只是和另一个人同名同姓罢了。卡特琳娜告诉自己要冷静，要赶快恢复理智。首先，她要若无其事地离开，不让任何人发现她的异常。一旦走出法院来到街道上，她必须快速偷到一辆自行车，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赶去通知同伴。只剩下二十九分钟了，但愿那位她之前想置其于死地、现在却要去营救的人不要提前出门。
她在路上飞奔，发现前面墙边停着一辆自行车，它的主人正在报亭买报纸。
她来不及多想就冲了上去，骑上自行车，全力往前骑。身后并没有传来“有小偷”的叫喊声，大概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被偷了东西。她闯过一个红灯，围巾在慌乱中散开了。一辆小轿车冲了过来，响了一声喇叭。她的大腿擦伤了，腰也被车门把手剐蹭到。摇晃了几下后，她找回平衡，顾不上疼痛，继续加速前进。车轮不停飞转着，不时因吓到行人而受到责骂，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时间道歉，更没有时间停下来。在穿过电车轨道时她稍微留意了一下，因为要是以这个速度滑倒在铁轨上的话，她会痛得无法站起来。两边的建筑物迅速后退，人行道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灰线。她感觉肺都要炸开了，胸口如火烧般难受，但这些跟五颗子弹穿透一个无辜者的身体相比，通通不算什么。现在几点了？三点一刻？三点二十？终于来到了她执行监视任务时每天都要经过的那个小坡。
她生气的是詹的愚蠢，但更气自己的大意：她怎么可能笨到相信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会像她监视的那个人那样对自己的安全完全不在乎？那段时间，她整天嘲笑这个蠢蛋，一直认为这次的猎物很容易就能被干掉。其实，真正应该被嘲笑的，是她自己。这位莱斯皮纳斯先生当然有理由自由自在地出入，因为他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成为抵抗组织或者其他任何人攻击的对象。虽然感觉腿快断了，但她没有松懈。骑下小坡了，只剩最后一个十字路口，时间还来得及。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了，她应该可以听到枪声，幸好到目前为止，耳边只有嗡鸣声。这是她的太阳穴绷得太紧的结果，还没有枪声响起。
到达目的地了。只见无辜的莱斯皮纳斯关上房门，穿过自家花园。罗伯特走上街道，衣服口袋里的手已经握紧了枪，马上就要射击了。一秒也不能再耽搁。卡特琳娜一个急刹车，自行车滑倒在一旁。她快步冲上去按住了罗伯特的手。
“你疯了吗！这是干什么！”
她喘得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但抓住同伴的手始终没有放下。她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看着满脸疑惑的罗伯特，她终于挤出了三个字：
“不是他！”
无辜的莱斯皮纳斯坐进自己黑色的标致202，静静地开走了。在经过这对看似相互拥抱着的情侣时，他朝着他们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望着反光镜里渐渐远去的两个人，他心想：“相爱的人，总是那么美好。”
今天是令人愤怒的一天。德国人闯进了大学。十个年轻人被抓到大厅里进行质询。他们被枪托击打着往前走，被一步步拉下楼梯，最后被带走了。所以，我们绝不能放弃。即使常常饿得头晕目眩，即使每晚都得担惊受怕，即使不断有伙伴被逮捕，我们也决不能退缩，我们要抵抗到底。
卡特琳娜用尽所有力气挽救了一个无辜的人。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会杀害任何无辜者，即使他是被迫为德国人工作的人。代理检察长还活着，我们得重新开始侦察工作。由于不知道他的住址，所以得从他离开法院时开始盯起。整个过程很困难。莱斯皮纳斯通常坐一辆大型的黑色霍奇基斯出行，有时是一辆雷诺，都由司机驾驶。为了不引起怀疑，卡特琳娜制订了一个跟踪计划。第一天由一名同伴从他出法院门开始跟起，几分钟后便停下来。第二天，由另一名伙伴骑上不同的自行车从前一天结束的地方继续跟。如此这般接力下去，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住处。卡特琳娜重新开始了她的监视任务，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知道代理检察长的所有生活习惯了。
在我们眼中，有一类敌人比纳粹还可恨，那就是保安队。如果说德国人是我们在战场上公开的敌人的话，那么保安队就是国家内部比法西斯还可恶的败类。
保安队队员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只知道对人民滥用权力。无数妇女受到了他们的凌辱，只因为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因此幸免于难；无数老人在空荡荡的店铺门口排起长队，他们只有不断地给钱，才能不被殴打；无法偿清债务的人被押进监狱，他们的住所随后便被洗劫一空。如果没有这群畜生的帮忙，纳粹绝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将如此多的人送往集中营，死去的人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十分之一。
我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每天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而这帮穿着黑衬衫的浑蛋，天天在饭店里大吃大喝。无数次我经过饭店橱窗时，都会看到他们酒足饭饱后得意地舔着手指那副令人作呕的样子。恐惧与饥饿，这是一直藏在我们肚子里的一杯可怕的鸡尾酒。
我们会报仇的，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就立刻热血沸腾起来。报仇，这两个字眼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这件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为了解放，为了让人们不再遭受苦难而进行的斗争。
恐惧与饥饿，这是一杯深藏在我们心中随时都会爆炸的鸡尾酒。“鸡蛋敲击桌面的细微声响也是可怕的。”普雷韦尔雅克·普雷韦尔（1900—1977），法国诗人、剧作家。在解放后的某一天这样写道。而我，一个死里逃生的囚犯，在当时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8月14日夜里，鲍里斯与几名同伴从查理家出来，那时已是宵禁时间，他们正好在马路上与一队保安队队员狭路相逢。
鲍里斯曾亲手干掉过好几个保安队队员，因此对他们的内部组织结构了如指掌。只需要透过昏黄的路灯，他便能轻易地辨认出科斯特那张臭名昭著的脸。为什么科斯特特别突出？因为他在这支血腥的走狗队伍里担任总书记。
正当这帮浑蛋大摇大摆地向他们走来时，鲍里斯和同伴掏出了手枪。科斯特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今晚鲍里斯要做的不止这些，他还奉命干掉保安队队长玛。
这次行动几乎是自杀式的。玛此刻正待在自己位于法老街的家中，周围有许多保镖。鲍里斯先放倒了守在别墅门口的人，然后溜进一楼，在楼梯口又击倒了一个。他冲进客厅，干净利索地连开数枪。保镖们应声倒地，大部分人只是受了伤，无法再爬起来，鲍里斯并没打算要他们的命。玛颤抖着躲在办公桌下，头深深地埋进椅子底部。这个败类再也不可能杀人放火、残害民众了。
报纸照例把这次事件称为恐怖行动。恐怖分子，这个德国人发明的词被一次又一次地用在我们抵抗运动者身上。但我们从不伤害无辜的人，只对付德国人和通敌卖国的法西斯分子。再说回鲍里斯。悲剧发生在行动完成之后。当他在一楼执行任务时，负责撤退的两名同伴在底楼遭遇了赶来支援的保安队队员，于是一场楼梯上的枪战开始了。鲍里斯重新将手枪装满子弹，然后冲上楼梯平台准备射击。寡不敌众的三个人被迫边打边撤。敌人的枪口对准他们就是一阵扫射。
就在他们快要冲出别墅时，从楼上又冲下来一批身穿黑衬衫的保安队队员。鲍里斯被打倒在地。面对眼前这个杀死他们的头目、打伤他们好几个同事的人，这帮家伙一定会想办法好好报复。两名同伴成功地逃脱了，其中一个胯部中了一枪，但鲍里斯无法帮他治疗了。
1943年8月，我们又迎来了昏暗的一天，又有一名同伴被抓走了。这位医学专业三年级的大学生从小只有一个梦想，那便是治病救人。但现在，他被关进了圣米迦勒监狱，命运堪忧。莱斯皮纳斯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在政府面前邀功的机会，他一定会亲自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保安队队长玛报仇。
9月一晃而过，栗子树上泛黄的树叶宣告着秋天的到来。
我们虽然仍旧被饥饿和疲惫包围，但行动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也日渐壮大起来。9月初，我们摧毁了斯特拉斯堡大街的一处德军车库，直接影响到了德国国防军的卡法雷利兵营；后来我们还袭击了一列从图卢兹到卡尔卡松的军用列车。炸火车这天，运气出奇地好：我们只是将炸药放在装有坦克的列车车厢下方，谁知其他载着炮弹的车厢也被一起点燃，于是整列火车都被炸飞了。9月中旬时，我们打算提前庆祝瓦尔密战役胜利，所以袭击了一处弹药制造厂，他们以后都别想再造出子弹来了。埃米尔还跑去市图书馆查资料，希望能找到更多战役胜利的时间，这样我们每次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庆祝一番了。
不过今晚我们没有任何行动。本来安排的袭击舒穆兹将军的行动也往后推了。因为今晚我们都被邀请去查理家吃煎蛋：他养的母鸡这一周特别多产。
于是傍晚时分，大家又一次聚集到鲁贝尔那个废弃的火车站里。
餐布铺好了，大家围坐在餐桌旁。查理算了算人数，鸡蛋好像不够，所以他决定用鹅肝油将煎蛋撑大些。工作间里的那只锅除了做饭外，他还常常用它来改良炸弹的防水性，以及给手枪的弹簧上油。
情报处的女孩们也来了，我们大家很高兴能聚在一起。这样的聚会显然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原则，但詹表示理解，因为他明白偶尔的欢聚对于向来孤独的我们是多么珍贵。我们虽然没有被德国人或者保安队队员的子弹击中，却被孤独的感觉一刻不停地伤害着。在差不多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就算无法填饱肚子，也希望有伙伴们来温暖心灵。
达米拉和马克始终深情地望着对方，旁若无人。而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索菲。查理从工作间拿着盛有鹅肝油的锅子走了出来。索菲向我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微笑之一。此刻的我兴奋极了，想鼓起勇气向她提出交往，明天就请她一起吃饭，没什么好犹豫的。就在查理煎鸡蛋的时候，我琢磨着今晚在离开这里之前就去向她发出邀请。当然，这不能让詹听到。不过让他听到了也无妨，自从他和卡特琳娜一起在野豌豆饭馆吃饭被发现，兵团的恋爱条例就好像松动了一些。我想好了，就算索菲明天没空也没关系，我会再定个日子。正当我准备行动时，詹宣布索菲将加入监视莱斯皮纳斯的工作。
勇敢的索菲一口答应。詹强调说，她负责监视的时段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这个该死的代理检察长真是可恨！
不过这一晚依然是美好的。我还有煎蛋可以吃。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索菲是那么美丽。再说，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像母亲一样看管着情报处的女孩们，我不会轻易得手的。所以，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查理把鹅肝油倒进煎锅里搅了搅，然后过来跟我们坐在了一起：“现在就等它熟了。”
话音刚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们全体趴到了地上。詹紧握武器，怒不可遏。我们一定是被跟踪了，德国人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两名带枪的伙伴顶着枪声跑到了窗前。我跟在他们后面。虽然没有武器，但万一他们倒下来，我可以拿过武器继续战斗。奇怪的是，虽然屋子里不断有枪声，木屑四处飞扬，墙壁上也不断被打出小洞，但我们眼前的村子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下来，四下无声。我们互相看着，不知所措。查理第一个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口齿更加不清了。只见他眼里含着笑出的眼泪不停地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
原来外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是查理忘记了他的鹅肝油里还放着防氧化的7.65毫米子弹……子弹在煎锅里被加热后炸开了。
幸好没有人受伤。我们挑出了剩下的煎蛋，检查了一下里面是不是还有剩余的子弹。然后大家重新坐回餐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查理制造武器的能力显然比他的厨艺好得多，但我们收获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明天就是10月了，战争在继续，我们的抵抗也不会停止。
流氓都是很难对付的。在女孩们重新掌握了莱斯皮纳斯的行踪之后，詹还是把刺杀任务交给了罗伯特。对鲍里斯的审判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只要大法官们敢处死抵抗者，他们自己就得陪葬。好几个月以来，只要德国人在图卢兹街头张贴出处决抵抗者的告示，我们就会立马干掉他们的一个军官，并且每次都会散发传单将真相告诉民众。所以最近几周，他们执行的枪决明显减少了，德国士兵们晚上也不敢一个人回家。你看到了吗？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抵抗组织的队伍也在逐渐强大起来。
行动本来应该在周一早上进行。我们约好在12路电车终点站碰头。但当罗伯特出现时，我们可以看出，行动并没有如期展开。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詹非常气愤。
这个周一是法院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有法官都会去法院报到。要是能在这样的时刻发布代理检察长被刺杀的消息，影响可想而知。我们采取行动的时间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务必达到最佳效果。罗伯特默默地等着，希望詹可以平静下来。
他生气的不只是我们错过了法院的第一个工作日，还因为现在离马塞尔被斩首已经有两个月时间了。伦敦电台已经好几次宣告说处死马塞尔的人必须付出代价，但我们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行动！罗伯特说他在准备行动时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他干掉莱斯皮纳斯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不知为什么，今天他就是做不到！他发誓说自己完全忘记了詹选择今天的重要性。罗伯特此前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过，以他的沉着冷静，本应该很果断地出手。
他在早上九点左右到达莱斯皮纳斯居住的街道。据情报处姑娘们搜集到的消息，莱斯皮纳斯每天早上十点整出门。马里乌斯负责接应工作，上次袭击那位假莱斯皮纳斯的时候，也是他和罗伯特搭档的。
罗伯特身着一件大外套，左边口袋里装了两枚手榴弹，一枚用来袭击，一枚用以撤退，右边口袋里则放着一把手枪。十点了，没人出现。十点一刻，还是不见莱斯皮纳斯的身影。十五分钟对于一个口袋里装着手榴弹的人来说是漫长的，特别是每走一步，它们还会互相撞击。
一名骑着自行车的警察从他身边擦过。大概只是凑巧吧。可目标怎么还不出现呢？
时间在慢慢流逝，路上鸦雀无声。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迟早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不远处推着三辆自行车负责接应的同伴也很难长时间不被人怀疑。
一辆满载德国士兵的卡车出现在街角。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两次巧合，太多了吧！罗伯特感到很不安。马里乌斯远远地向他做了个手势，罗伯特同样用身体语言告诉他，目前一切顺利，行动照常进行。可莱斯皮纳斯始终没有出现。德国人的卡车从身边开了过去，没有停顿，但速度缓慢，罗伯特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街道又恢复了平静。莱斯皮纳斯家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穿过花园。罗伯特把手放进口袋里，握紧枪。直到那人走近小轿车的那一刻，他都还没能看清来人的脸。要是不是他怎么办？如果这人只是来为代理检察长先生看流感的医生怎么办？难道要上前去问：“您好，请问您就是我要枪杀的那个家伙吗？”
罗伯特走上前去，打算向那人询问时间。他希望颤抖的手和满头的汗不至于让自己露出马脚。
还好那人没有怀疑，只是抬起手礼貌地回答：“十点半。”罗伯特松开了握住枪的手，他没办法开枪。莱斯皮纳斯向他道别，然后坐上自己的小轿车，扬长而去。
詹什么话也没说。罗伯特清楚地解释了一切，没人能责怪他些什么。我们只能说，流氓都是很难对付的。在大家互相告别的时候，詹小声说，要尽快再次采取行动。
整整一周，罗伯特都在痛苦中煎熬，什么人也不想见。到了周日，他很早便起身了。房东太太煮的咖啡飘来阵阵浓香。烤面包的气味通常会让他肚子疼，但周一之后，他剩下的只有心痛。他平静地穿上衣服，从床底拿出手枪插进皮带里，套上外衣，戴上帽子，独自走出了家门，没有通知任何人。让罗伯特感到难受的并不是失败。我们在炸毁火车头、铁路、电线杆、起重机这些敌人的物资时毫不犹豫，但是杀人，没人会喜欢杀人的。我们总是梦想着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生活的世界。我们想成为医生、工人、手工业者、老师……而即使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也没有马上拿起武器。只有当他们将孩子关进集中营、将我们的伙伴枪毙时，我们才会忍无可忍地出手。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永远无法忘记被我们枪杀的那些人的脸，即使是像莱斯皮纳斯那样的浑蛋。杀人，是一件艰难的事。
卡特琳娜曾告诉过罗伯特，莱斯皮纳斯每周日早上十点整都会去做弥撒。于是罗伯特决定克服心理障碍，骑上自行车，独自去完成任务。再说，我们必须救鲍里斯，刻不容缓。
罗伯特到达时正好十点。莱斯皮纳斯刚刚关上花园的大门，正和太太、女儿一起走上马路。罗伯特握着手枪向三人走去，与他们擦肩而过。然后，只见他掏出手枪，转身，瞄准。由于不能从背后射击，他喊了声：“莱斯皮纳斯！”一家人有些吃惊地转过身来。罗伯特干脆地朝莱斯皮纳斯开了两枪。代理检察长双手捂着肚子，跪倒在地上。他两眼圆睁，盯着罗伯特，然后颤抖着站了起来，靠在一棵树上。流氓真是难对付啊！
罗伯特走了过去，莱斯皮纳斯弯曲成一团，轻声哀求着“饶命”。罗伯特的眼前浮现出马塞尔的样子，他身首异处，头静静地躺在棺材里。还有所有被杀害的同伴，代理检察长先生何曾饶过他们的性命，何曾给过他们怜悯？莱斯皮纳斯的太太和女儿吓得大声喊叫，一个过路人本想上前帮忙，但看到罗伯特举起的手枪，又被吓退了。
呼救声不绝于耳，罗伯特骑上自行车平静地离开了。
当他中午回到家中时，代理检察长被杀的消息已经传遍整座城市。警察封锁了街区，并询问莱斯皮纳斯太太是否可以认出凶手。太太回答说，她应该能认出来，但不想这么做，因为死的人已经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