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请你读一读我们的信吧，我们只想对你说，只有真正迎来自由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自己的……牲是多么值得。
鲍里斯来叫我们起床时，天刚蒙蒙亮。我的胃里一阵痉挛，但是没办法，在这里是没有早饭吃的，更何况今天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我想，紧张的感觉要远远多过饥饿吧。鲍里斯坐到桌子旁边，查理已经开始工作了：我的红自行车就在眼前被重新改造了一番。把手上的皮被扒了下来，变成了一边红色一边蓝色的怪模样。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自行车漂不漂亮并不重要，关键是不能被认出是偷的。就在查理检查车的换速叉时，鲍里斯把我拉到跟前：
“计划有点调整。詹不想让你们三个新手单独去完成任务。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的话，有个经验丰富的人在身边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表示兵团对我还没有足够的信任，但我选择沉默，听鲍里斯继续说下去：
“你弟弟就待在家里，不去了。我陪你一起去，负责带你逃跑。现在，好好听清楚我的话：任务的开展是有步骤的，袭击敌人需要严格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进行。你在听我说吗？”
我点了点头：鲍里斯一定察觉到我刚刚有点走神。我在想弟弟，他要是知道自己被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的话，一定会不高兴。其实我倒是安心了不少，因为他不用跟我去冒险了，可以安全地待在这里等我回来。
更让我安心的是，鲍里斯是医学专业三年级的学生，所以要是我在行动中受了伤，他或许有办法救我。当然，这个想法其实很蠢。因为在真实的行动当中，受伤根本不算什么，被逮捕或者直接被干掉才是最常见的事情。
说这么多，只是想承认我确实在鲍里斯说话时走神了。不过我一直就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不专心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当然，说这话的时候，我还没从高中会考的考场被赶回家：由于我那犹太人的姓氏，会考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好了，言归正传。我得好好听鲍里斯的指示，要是连怎么行动都搞不清楚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再给我任务了。
“你在听我说吗？”
“当然，当然。”
“在你确定好袭击目标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检查手枪的保险卡槽有没有打开。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了，有人在开枪时以为哑火了，其实是忘了打开保险卡槽。”
我觉得连这个都要提醒，实在是细致得过了头。但是，当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手脚的确会变得不利索。我不敢打断鲍里斯，必须专心致志地听他讲下去：
“袭击的目标一定要是军官，不能只是个小小的士兵，明白吗？要在合适的距离开枪，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我负责周边的一切，你只管靠近目标，然后开枪。数清楚自己开了多少枪，记得要留一颗子弹在弹夹内，逃跑的时候可能用得上。我会在逃跑过程中掩护你，所以你只管射杀目标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来捣乱，我会确保你的安全。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不要回头。你开完枪后就径直往前走，明白了吗？”
我想说明白了，但口太干，舌头被粘住了，所以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鲍里斯认为我已经懂了，于是继续说下去：
“到远一点的地方之后，你放慢速度，若无其事地骑着自行车转悠。你要见机行事，多转几圈。一定要留意四周，如果发现有人跟踪，绝不能把他带到你的准确住址。你就沿着河边慢慢地骑，不时停下来看看四周是不是有见过不止一次的陌生面孔。不要相信什么巧合，在我们的世界里，永远没有巧合的事情出现。只有等你完全确定周围安全以后，才能往回走。”
鲍里斯的话我一字一句都记在了心里，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没有教我：那就是怎么朝着一个人开枪。
查理推着改装好的自行车进来了。正如他所说，最重要的是保证脚踏板和车链的安全。鲍里斯示意我们该出发了。克劳德还在睡觉，我在想该不该把他叫起来。万一我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可能会恨我，恨我在死之前甚至都没有同他道别。不过最终我还是让他继续睡了，因为他一醒来就会吵着吃东西，而现在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多睡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少挨一个小时饿。我问鲍里斯为什么埃米尔不和我们一起去。“算了吧！”昨晚他的自行车被偷了。这个笨蛋居然把自行车放在楼道里不上锁。而且这辆自行车外形很漂亮，也有皮的把手，就跟我的那辆一模一样。我们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得再去偷一辆。鲍里斯还跟我说，埃米尔因为这件事情气得要死！
整个行动差不多就是按照鲍里斯安排的那样进行的。被我们锁定的那个德国军官从街道旁的楼梯走下来。他正准备去公共小便池（vespasienne）上厕所。Vespasienne是用来称呼城里那种绿色的小便池的。因为外形的关系，我们一般都叫它“茶杯”。由于这种小便池是由一位叫韦斯巴芗韦斯巴芗（9—79），古罗马帝国皇帝，英语名为Vespasian。的罗马皇帝发明的，于是就有了这个名字。你看，要是不在1941年6月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被赶出考场的话，我应该可以顺利通过高中会考的。
鲍里斯示意我可以采取行动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点：街边的一处小角落，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德国军官一点也没对我产生怀疑，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巧也想上厕所的人而已。比起他那身漂亮的绿制服，我的打扮只能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小便池分为两个隔间，我站在他旁边撒尿是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
我会用光所有子弹（当然，按照鲍里斯的指示，我要留一颗在枪里）将身旁的这个德国人杀死。我小心翼翼地取下了保险卡槽，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我加入的是高尚的抵抗组织，怎么可以在这么不光彩的地方，趁别人正在方便的时候干掉对方呢？
没办法去问鲍里斯，因为他正推着两辆自行车在楼梯上面等我呢。此刻，我必须自己想清楚，自己做决定。
我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枪，我不能接受自己以这样的方式打倒第一个敌人。在别人撒尿的时候下手，这算什么英雄。我知道，如果我把这种想法告诉鲍里斯，他一定会回答说，眼前的敌人是凶残的，当他们的军队向儿童扫射时，当他们在死亡集中营里恣意妄为时，何曾有过半点犹豫和怜悯。事实的确如此。但在我的想象中，即使自己成不了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至少也要用同样高尚的方式采取行动。我要等这个军官离开小便池后再动手。他在转身时给了我一个浅浅的微笑，我则跟着他走上楼梯。小便池位于一处死角，回去的路只有一条。
这么久还没听到枪声，鲍里斯一定在想我到底怎么了。军官不停地往前走着，从背后向他开枪也不是我愿意干的事。要让他回过头来，只能叫住他。但我会的德语单词少得可怜，只有两个词：“是的”和“不是”此处原文为德语。。也没其他办法了，再拖下去，他就要回到大街上去，任务就泡汤了。我得让自己等到最后一刻才开枪的行为看上去并不是那么蠢。于是我鼓起勇气，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是的。”此处原文为德语。那个军官听到了我的话，立刻转过身来。我抓住机会向他的胸膛——也就是他的正面——连开了五枪。接下来的事情，我都按照鲍里斯交代的去做了。我把枪插进皮带里，以自己都算不清楚的速度朝楼梯上方冲去。
我飞快地骑上自行车，但枪掉到了地上。就在我打算下地捡枪时，只听见鲍里斯冲我大喊：“快跑！别管它！”人群已经开始向开枪的地方拥来，我赶紧踩上自行车，疾驰而去。
在逃跑的路上，我一边骑一边想着自己丢掉的枪。兵团的武器是很有限的。我们和抗德游击队不同，他们可以获得伦敦空投的武器。我觉得其实这样很不公平。那些抗德游击队的人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他们只是把收到的武器藏起来，等到以后盟军登陆时再用。可登陆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获得武器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敌人那里夺取，有时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可是我呢，我不但没有把那个德国军官的枪拿过来，还丢掉了自己的。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件事情自责，甚至都忘了自己其实已经按照鲍里斯的要求完成了任务：德国军官已经被干掉了。
回到住处后不久，我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克劳德躺在垫子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听音乐。整个房间静悄悄的，我知道他是在生我的气。
为安全起见，鲍里斯先走到窗边，轻轻地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了看。街上很安静。我开了门，罗伯特走了进来。他的真名叫罗朗兹，我们一般都叫他罗伯特，有时也管他叫“长命鬼”。这个外号一点贬义都没有，只是因为在他身上汇集了太多可以令他长命的优点。首先，他的命中率非常高，在兵团里他的差错率几乎为零，没人会愿意被他瞄准的。因为武器短缺，我们在每次完成任务后都要把枪上交给兵团统一管理，但詹却允许罗伯特长期持枪。兵团里还有一件看上去挺奇怪的事，那就是每人都有一周的行动计划，上面会明确写出在某某隧道炸毁吊车、在某处烧掉军用卡车、在哪里制造火车脱轨、突袭某个敌军驻地等等，长长的一堆计划。而且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詹对行动的安排越来越密集，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绷紧神经的。
人们常说射术高超的人通常性格激进，有时甚至令人憎恶，但罗伯特完全不是这样。他为人冷静、稳重，很受大家的喜爱。他对朋友很热情，总能说出一些令人温暖的话，这在战乱时期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而且，跟罗伯特一起执行任务总是能让人安心，他会为伙伴们做最好的掩护，保证把大家安全地带回来。
有一次，我在贞德广场的一家小酒馆里碰到了罗伯特。我们常去那里吃一种长得像小扁豆的、用来喂牲口的野豌豆。人饿的时候真是什么都敢吃啊！
罗伯特正在和索菲一起吃饭。从他们的眼神中，我也同样可以断定他们是相爱的。但正如詹所说的那样，在抵抗分子之间是不能有爱情的，因为这样太危险了。每当我想到许多伙伴在他们行动的前夜可能曾后悔遵从了这条规定时，就感到一阵阵心痛。
晚上，罗伯特坐在床头。克劳德还是一动不动，我想是该找个时间和他谈一谈了。罗伯特并没有感觉到我们兄弟间的异常，他伸出手来祝贺我顺利完成任务。我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我此刻心中的感受相当复杂。大概这就是老师们所说的，是我的天性使然吧，我总会陷入某种沉思中，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些茫然。
就在罗伯特与我握手的同时，我正想着：加入抵抗组织时，我一共有三个愿望——去伦敦加入戴高乐将军的队伍，进入皇家空军，在自己死之前干掉一个敌人。
在前两个愿望显得遥不可及的时候，成功地实现第三个愿望也应该足以让我欣喜。更何况我是在自己还没死的情况下，就杀死了一个德国人。事实上，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那个德国军官是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被杀死的，而且倒地时眼睛看着的竟是街角的公共小便池，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难堪。
鲍里斯冲我咳嗽了两声：罗伯特不是要跟我握手——当然，像他这么热情的人应该也不会拒绝与我握手——其实他是想伸手要回他的枪。我丢掉的那支枪是他的！
我不知道原来詹因为怕我在射击和逃跑方面经验不足，还安排了罗伯特在远处保护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罗伯特总是能安全地将同伴带回家。更让我感动的是，他昨晚把自己的枪给了查理，让查理转交给我。而我居然当时只顾着吃煎蛋，一点都没有留意到他的举动。他在保护我和鲍里斯的同时，竟然还慷慨地把自己那把永远不会出故障的枪给了我。
不过罗伯特应该没有看到行动最后阶段的情形，所以不知道他那把发烫的枪从我的皮带里滑出，掉到了地上，而鲍里斯又命令我赶紧骑车逃跑。
就在罗伯特伸着手看我的同时，鲍里斯站了起来，打开了房间里唯一一件家具的抽屉。他从里面拿出了我掉在楼梯上的那把手枪，然后默不作声地还给了它的主人。
于是我一边看着罗伯特把枪插到正确的位置，一边学习怎么将枪管放进皮带而不会烫伤大腿内侧，更不至于让它滑落。
詹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我们从此被兵团接纳了。新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前一阵子，詹和一个游击队的人喝过一次酒。那人在几杯酒下肚后告诉了詹一个秘密，那就是在一个农场里储存着英国空投来的一些武器。我们兵团的人每天都觉得武器不够用，而他们却把大量的武器放在一边，只为了等待那遥遥无期的盟军登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所以，詹决定将这些武器拿过来为兵团所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错误，我们决定赤手空拳地前往农场。虽说游击队和我们兵团之间多少有点矛盾，但大家毕竟都是抵抗者，绝对不能互相残杀。因此，行动的首要原则便是：拒绝武力。万一被对方发现了什么的话，我们一逃了之就是了。
这次行动必须周密计划才行。不过，要是一切都按詹设想的那样毫无困难地实现了的话，我想游击队员在向伦敦汇报情况时，一定会被骂成一群连战备物资都守不住的蠢货。
在罗伯特讲解任务如何执行时，我的弟弟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但我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在很仔细地听每一个字。我们要先到达这个位于城市西边几公里远的农场，告诉那里的人是路易派我们来的，德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藏东西的地方，所以要赶紧将物品运走，我们就是来帮忙搬东西的。农夫们会将存放在他们那里的几箱手榴弹和冲锋枪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得迅速将箱子放进挂在自行车旁的小拖车上，溜之大吉。
“整个行动需要六个人。”罗伯特说道。
我就知道克劳德根本没睡着。他听完罗伯特的话之后，噌的一下从床上爬了起来，还故意做得像午觉刚刚睡醒的样子。
于是罗伯特问他：“你想参加吗？”
“是的。我已经有了偷自行车的经验，因此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偷武器的工作。这种类型的任务你们应该自然而然地想到我，因为我看上去就像小偷。”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你看上去是个非常诚实的孩子，所以你才可以胜任，因为没有人怀疑你。”
我不知道克劳德是把这样的评价看作一种赞扬，还是仅仅因为罗伯特直接跟他说话而感到高兴。总之，他终于有了一种不被忽视的感觉，我甚至看到他在微笑。是啊，得到承认，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肯定，对一个人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慰藉。相反，被身边的人忽视则是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因为这会让人没有了存在感。
这种感觉对于我们这些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来说更为可贵。我们兵团所有的成员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小社会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存在感。认同感与存在感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克劳德说：“我要加入。”加上罗伯特、鲍里斯、阿隆索、埃米尔和我，六人行动小组成立了。
我们六个人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尽快去鲁贝尔找查理为自行车装上小拖车。查理建议我们一个一个去，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工作间很小，而是怕一大伙人推着小拖车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于是我们几个约好六点在村口碰头。
克劳德走在最前面。他按照詹从游击队员那里听来的接头暗号，一字不差地对农夫说：
“我们是从路易那里来的。他让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就要‘退潮’了。”
“那就捕不了鱼了。”那人回答说。
克劳德并没有接茬，而是赶紧继续说：
“盖世太保就快搜来了，必须马上转移武器！”
“真是太可恶了！”农夫骂了一句。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自行车，问道：“你们的卡车呢？”克劳德没明白他的意思。老实说，我们谁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好在克劳德没有慌乱，立刻回答他说：“卡车就在后面，我们先过来安排一下。”于是农夫带我们来到了他的谷仓里。在一垛垛数米高的干草堆后面，我们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宝藏”：地上放着一排排装满手榴弹、迫击炮、冲锋枪、弹药、绳索、炸药、步枪等各种武器的箱子。
这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着两件同等重要的事情。首先，我对盟军登陆所需的准备工作的理解可能需要修正一下了。眼前的这些储备，可能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应该还有大量武器隐藏于法国的各个角落——登陆应该是抵抗运动的头等大事。其次，我发觉现在自己正在和同伴们一起偷游击队的武器，而他们可能在未来因为缺少了这些东西而功败垂成。
当然，我的这些想法不能告诉这次行动的领导罗伯特。这倒不是因为怕被他看不起，而是在仔细思考之后，我发现就凭我们这六辆小自行车是不可能令游击队蒙受多大损失的。
再蹩脚的枪支在我们兵团内都是宝贵的，再联想到农夫那句出于好意的“你们的卡车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我面对这些武器时的感受，就像我弟弟看着一桌子金黄香脆的薯条却犯恶心。
罗伯特命令我们一边“等卡车”，一边将武器往自行车上搬。我们这才收起刚才看到这么多武器时的激动情绪，行动起来。就在这时，农夫又问了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问题：
“那两个俄罗斯人怎么办？”
“什么俄罗斯人？”罗伯特问。
“路易没跟你们提过？”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事情了。”克劳德赶紧插进来补救。
“有两个从大西洋壁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用来防御西线的军事设施。战俘营逃出来的俄罗斯人藏在我们这里，得赶快想个办法，否则他们会被盖世太保抓走然后枪毙的。”
农夫的这番话让我们很震惊。我们为了偷武器而编的谎言一定会令那两个本来就处于恐惧中的俄罗斯人更为不安。而且，这个农夫时刻都考虑着别人的安危，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会遭遇危险。在这样一个充满白色恐怖的时代里，好人还是无处不在的，农夫也是其中之一。
罗伯特建议让两个俄罗斯人在树丛里躲一晚。农夫本来打算请我们派一个人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他很难用俄语交流。但他对我们仍存有戒心，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去跟他们说。在他出去找俄罗斯人的时候，我们马不停蹄地往小拖车里装武器。埃米尔还拿了两包我们根本就用不上的弹药，因为兵团里没有相应口径的手枪。不过没关系，查理会想办法解决的。
我们就这样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向查理的工作间奔去，带着一丝愧疚，把善良的农夫和两个俄罗斯人抛在了身后。
进入市区后，阿隆索的自行车陷进了一个小坑里，车里的一袋子弹被抖到地上。路人们都停了下来，吃惊地看着撒了一地的子弹。两名工人走到阿隆索身边，弯下身帮他捡起子弹，放回小拖车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
查理接过我们的东西，把它们一一放到安全的地方。我们一起围坐在饭厅里，查理向我们露出了最灿烂的微笑，用他那独一无二的口音说道：“干得漂亮！有了这些武器，我们至少可以展开一百次行动！”
在我们一次接一次的行动中，6月悄悄地接近了尾声。一辆辆起重机被我们的炸药炸得面目全非，一列列火车在被我们改了道的铁路上脱轨，德国鬼子经过的马路上被我们横上了一根根高压电线杆。月中的时候，雅克和罗伯特还成功地在德军的战地宪兵营内安放了三颗炸弹，炸得他们鸡飞狗跳。这下地区警察局也跟着着急了，他们向民众发出了一张恶心的告示，让每个人都来揭发可疑的恐怖分子。在图卢兹地区，法国警察局局长颁布的这份告示里赫然写道：那些自诩为“抵抗分子”的人，都是破坏法国公共秩序及法国人民幸福生活的不安定因素。是的，我们就是不安定因素，才不管警察局的人怎么想呢。
今天我和埃米尔在查理那里领到了一些手榴弹。这次给我们的任务是去炸毁德国国防军的一处电话交换站。
到达目的地后，埃米尔指了指要瞄准的窗户，在他的一声令下，我们一起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我看着它们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紧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我甚至感觉自己听到了手榴弹在地板上滚动声，还有德国人四下逃窜的脚步声。这样的行动至少得有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人成功的概率太渺茫了。
德国人的电话交换站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再建起来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克劳德必须搬出去一个人住了。
克劳德现在已经被兵团接纳了，詹认为我们俩住在一起太危险，也不符合组织的安全规定。每个兵团成员都必须单独居住，要是同住的话，万一其中一个被捕了，很有可能将室友也供出来。就这样，弟弟走了，此后的每个晚上，我都会因为思念他而难以入睡。他是否被派去参加破坏行动，我也无从知晓。我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努力想睡着，却总也不能如愿。陪伴在我左右的只有孤独和饥饿。肚子的叫声有时甚至大到足以打破周遭的寂静。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把目光集中在天花板下面吊着的灯泡上。过了一会儿，灯光在我英式战斗机的玻璃上渐渐散开。我驾驶的是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我正在英吉利海峡上空飞行，稍微倾斜一点，便能看到机翼边那一朵朵飘往英国方向的白云。弟弟的飞机在离我几米处的地方轰鸣，我看了一眼他的引擎，还好没有冒烟。海岸线上陡峭的山崖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感到风涌入了驾驶舱，直往裤腿里钻。飞机一停稳，我们便冲向了坐满军官的军用食堂……德国人的卡车从窗前开过，轰隆隆的噪声将我拉回了冷清的房间。
最后，我终于克服了饥饿感，也不再理会德国卡车的声音，起身关掉灯。黑暗中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能放弃，就算死亡就在眼前，也不能放弃。很早以前我就以为自己会死，但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许最后证明雅克是对的，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
鲍里斯一大清早就来找我，我们要一起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就在我们前往鲁贝尔取武器的时候，阿纳尔律师抵达了维希，准备为马塞尔上诉。犯罪与特赦部的部长接见了他。部长的权力非同一般，他自己也很会利用。他听着阿纳尔律师的陈述，脑子里却在想着另一码事：周末就快到了，到底要怎么过呢，情人会不会在特地帮她预订的餐厅里吃完晚餐后给他一个热情的拥吻呢？我们的部长大人飞快地浏览了阿纳尔递上来的文件：事实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了，就是这么严重，判决是正确的，并没有过于严苛；法官们没有错，他们都是依法办事的，没有什么好批评的。虽然他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阿纳尔坚决要求上诉，于是他只好同意将问题放到特赦委员会里讨论。
在晚些时候的委员会会议上，部长反复向他的部下们强调马塞尔是个外国人，是个恐怖分子。于是，在年迈的阿纳尔律师准备离开维希时，委员会拒绝了特赦马塞尔的请求。阿纳尔登上了返回图卢兹的列车，一份官方文件同时被送到了掌玺大臣手上，随即被摆到了贝当元帅的办公桌上。元帅在判决结果上签了字，文件生效了，马塞尔将被斩首。
1943年7月15日，我和鲍里斯捣毁了位于卡尔默广场上的“通敌联络处”领导办公室。两天后，鲍里斯成功地干掉了一个叫鲁热的人，此人是个大叛徒，是盖世太保最重要的眼线之一。
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走出法院准备去吃午饭时，心情好得不得了。官方文件已经送到他这里。元帅签过字的拒绝赦免书和对马塞尔执行死刑的命令现在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早上花了好几分钟仔细欣赏这张巴掌大的纸片：这可是来自国家最高层的褒奖啊。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代理检察长第一次获得殊荣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年年因为自己的勤奋刻苦而得到老师的器重和嘉奖了。莱斯皮纳斯轻叹了一声，拿起放在办公桌皮制垫板上的陶瓷小摆设把玩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元帅签字的文件，摆回小玩意儿：这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应该集中精神撰写自己下次会议的演讲稿了。不过没多久，他的目光又落到了自己的记事本上。翻开记事本，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对，就记在这里。这一页的安排已经很满了，要不要把“处决朗杰”写在“与阿芒德共进午餐”前面呢？犹豫一番后，他画上了一个十字，合上记事本，继续起草演讲稿。没写几行，他又停了下来，再次瞟了一眼处决文件，然后打开刚才的记事本，在十字前面加上了一个“5”。朗杰应该在那天五点整被带到圣米迦勒监狱门前，接受处决。莱斯皮纳斯终于收起了记事本，接着把镀金的裁纸刀和钢笔摆放整齐。午饭时间到了，他今天的胃口应该很不错。他起身理了理裤子上的褶皱，走出了办公室。
在城市的另一头，阿纳尔律师的办公桌上也摆着同样的一份文件。清洁妇走了进来。阿纳尔抬头望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先生，您在哭吗？”清洁妇轻声问道。
阿纳尔弯下腰往纸篓里呕吐。他全身都在发抖。年迈的清洁妇玛尔特一时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回过神来：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孙子，对呕吐物她早已见怪不怪了。她走近阿纳尔，摸了摸他的额头，轻轻地搀扶着他。然后，她递给他一块白色的棉质手帕。阿纳尔擦干净嘴巴之后，目光再次回到了处决文件上。看着文件上的字句，这一次，玛尔特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
晚上，我们在查理家碰头。詹、卡特琳娜、鲍里斯、埃米尔、克劳德、阿隆索、斯蒂芬、雅克、罗伯特和我在地上围坐成一圈。大家传阅着一张信纸，想写点什么，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谁曾给一位将死的朋友写过信？“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卡特琳娜轻声说着。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如果我们最终获得了解放，哪怕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得以幸存，他也绝对不会忘记马塞尔。总有一天，人人都会知道马塞尔的名字。詹提笔记下了我们想说的话，并且将它们写成意第绪语，那些即将把马塞尔送上断头台的守卫就没办法读懂了。卡特琳娜接过詹写好的信，把它放进自己的上衣里。明天，她会把这封信交给主持马塞尔死前宗教仪式的犹太长老。
马塞尔不一定能读到我们的信。他不信上帝，所以可能会拒绝宗教仪式。但我们只能姑且一试，在这无限悲凉的日子里，任何一点机会都不能放过。马塞尔，请你读一读我们的信吧，我们只想对你说，只有真正迎来自由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自己的牺牲是多么值得。
1943年7月23日清晨五点。空气中透着悲凉。在圣米迦勒监狱的办公室里，莱斯皮纳斯同法官、监狱长和两名刽子手正喝着东西。身着黑衣的先生们人手一杯咖啡，待会儿要上断头台做事情的人选择了干白。莱斯皮纳斯不停地看着表，时针终于走到“5”的位置了：“时间到了，去通知阿纳尔律师。”阿纳尔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一个人静静地在院子里待着。看到这帮人都出来以后，他朝守卫做了个手势，然后自己大步走到最前面，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
铃声还没有响，但所有的囚犯都已经起来了。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个今天将会被处决。一时间，各国语言发出的议论声响遍整个监狱：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叫嚷着相同的主题。《马赛曲》在每一间牢房里响起。
阿纳尔走进牢房。马塞尔睁开眼睛，看了看窗外暗红色的天空，立刻明白了将会发生什么。阿纳尔扶着他的双肩，马塞尔又一次看了眼天空，微笑着。马塞尔轻声在老律师耳边说道：“我热爱生命。”
接着理发师走了进来，他要把犯人的颈部刮干净。剪刀在空中飞舞着，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莱斯皮纳斯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走廊里的音乐已经由《马赛曲》转为了《游击队员之歌》。马塞尔在楼梯上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慢慢地举起拳头，大声喊道：“永别了，战友们！”整个监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然后狱友们齐声应和：“永别了战友！法兰西万岁！”《马赛曲》再次响起，马塞尔却已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
头戴礼帽的阿纳尔与身着白衬衣的马塞尔肩并着肩，向着那无法逃避的命运走去。从背后看去，人们很难知道是谁在搀扶着谁。带头的守卫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高卢牌香烟。马塞尔接过了一支，火柴在噼啪作响，火光照亮了他的下半张脸。几个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接着大家继续往前走。走到通往院子的门前，监狱长问他想不想要一杯朗姆酒。马塞尔瞟了一眼莱斯皮纳斯，摇了摇头：“把酒给这位先生吧，他比我更需要。”
紧接着，马塞尔把烟扔到地上，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长老走了过来，但马塞尔笑着说自己不要任何仪式：
“谢谢您，长老，可我不相信您那里有更美好的世界，只有人类自己才能为自己和后代创造出这样的世界。”
长老很清楚马塞尔不需要他的帮助，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一项使命。时间紧迫，他迅速挤开莱斯皮纳斯，把一本书交到马塞尔手上，用意第绪语轻声说：“里面有给你的东西。”
马塞尔迟疑着打开书翻阅起来。他找到了詹亲笔写的那封信，从右到左一行一行地扫了过去。然后他合上书，还给了长老：
“告诉他们，我非常感谢他们，而且绝对相信他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五点十五分，门打开了，人们来到了圣米迦勒监狱最阴森的角落。断头台在右面。刽子手们把它放在这里，是为了让犯人在最后时刻才看到它。在瞭望台上，德国哨兵们嬉笑地看着眼前的表演，其中一个还不无讽刺地说：“法国人真是奇怪，他们的敌人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吗？”其他人笑着耸了耸肩，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们都往前趴了一点。马塞尔走上断头台，他最后一次转身，冲着莱斯皮纳斯说：“我的血会溅到你的脸上！”他笑着加了一句：“我是为了法国和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死的！”
不需要任何帮助，马塞尔自己趴到了铡刀下。刀起头落。阿纳尔屏住了呼吸，眼睛死死地盯着飘满薄云的天空。在他脚下，院子里的石子路已被鲜血染红。在马塞尔的尸体被装进棺材的同时，刽子手们已经开始清洗他们的工具了。
阿纳尔陪伴着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走到了灵车前面，监狱门打开了，灵车开始缓缓前行。在街道的转角处，由于太过悲痛，他甚至连人群中的卡特琳娜都没有认出来。
卡特琳娜和玛丽安娜躲在门洞后望着监狱的队伍。马车的声音越来越远。拘留所门口贴出了行刑的告示，一切都结束了。她们面色苍白地从门洞后走出来，来到了街道上。玛丽安娜用手帕捂住嘴，拼命压抑着恶心与悲痛。快到七点的时候，她们才到达查理家与我们会合。雅克紧握双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鲍里斯用指尖在木桌上画着圈圈。克劳德靠墙坐着，默默地看着我。
“今天必须干掉一个敌人。”詹说。
“一点准备都不做？”卡特琳娜问道。
“我同意。”鲍里斯说。
夏日的晚上八点，外面还跟大白天一样。人们在路旁散步，享受着难得的平静。咖啡馆的露天的平台上坐满了人，一对对情侣在街角深情拥吻。置身人群中的鲍里斯跟普通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看上去丝毫没有威胁性。但他那只插在衣服口袋里的手正握着枪。他要干掉一名高级别的德国军官，为马塞尔报仇。可一个小时过去了，路上只看到小水手在周围晃荡，这种年轻的小喽啰根本就不值一杀。于是他穿过拉法耶特广场，走过阿尔萨斯街，开始在埃斯基罗尔广场上闲逛。广场一角传来了街头乐团的演奏声，鲍里斯朝着音乐的方向走去。
一支德国乐队正在小雨棚下表演。他找了把椅子坐下来，闭上双眼，想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绝对不能空手而归，绝对不能让伙伴们失望。虽然这样的报复远远不足以补偿马塞尔的死，但大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上帝在对他微笑：坐在前面第一排的，正是一名德国高级军官。鲍里斯看了一眼军官拿在手里扇风的军帽，又瞧了瞧他军服的袖子，上面绑着一根俄国人的红丝带。这个德国鬼子一定杀过不少人，才会这么悠闲地在图卢兹休养。他在法国西南部度过的这个舒适的夜晚，一定是建立在无数士兵的鲜血之上的。
演奏结束了。军官起身离开，鲍里斯跟了上去。几步之后，军官来到了马路中央。只听见五声枪响，我们的伙伴完成了任务。人群开始四下逃窜，鲍里斯也趁乱离开了。
在图卢兹的街道上，德国军官的血缓缓流入路边的排水沟。而在距他几公里远的墓地里，马塞尔的血早已干涸。
《快报》将德国军官被刺事件作为要闻加以报道，同时刊登了马塞尔被处决的消息。人们很容易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们将会知道，抵抗分子的血不会白流，在他们的身边，始终有一群人在战斗着。
地区警察局局长第一时间发表了公告，以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获悉袭击事件，我谨代表效忠于大元帅及德国保安队的全体人民，表示非常之愤怒。”地区治安长官也不忘插上一脚：“7月23日发生在巴亚尔街的袭击德国军官事件性质极为恶劣，凡向当局提供肇事者线索之人，均可获得高额奖金。”这是刚刚上任的一名治安长官，他的名字叫巴尔特奈。在做了几年维希政府的眼线后，他凭着自己的“高效”与“凶狠”获得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头衔。《快报》也毫不吝惜他们的版面，将新治安长官上任的消息及报社的美好祝福都放到了头版位置。我们除了用德国军官的死来迎接他以外，还打算为他再捎上点“祝福”：整座城市都会看到我们散发的传单，上面写明德国军官的死是为了给马塞尔偿命。
我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长老将马塞尔临上断头台时对莱斯皮纳斯说的话告诉了卡特琳娜。“我的血会溅到你的脸上！”这句话便是马塞尔的遗言，它令我们精神大振，决心为了他的临终愿望奋斗到底。我们要杀死代理检察长先生。当然，这次行动要进行周密的准备。我们不可能当街杀掉一名检察官。法院的官员都有专人保护、专车接送，很难接近，而且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行动会对无辜民众造成伤害。这帮人与公开同纳粹媾和、直接检举或逮捕同胞的人不同，他们有权拷打、流放、定罪和行刑，他们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一群人，他们在法官长袍的掩盖下，以履行职责为借口，干着种族主义的勾当。他们是最令人不齿的一群人。
在詹的要求下，卡特琳娜花了几周时间建立了一间情报室。她和她的女朋友达米拉、玛丽安娜、索菲、罗西娜、奥斯娜，一起负责搜集行动的相关情报。我们和她们之间禁止发生感情，但我们真的很爱她们这样的伙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姑娘们就忙着盯梢、偷拍照片、记录目标人物的活动路线及时间、向周边的民众打听情况。有了她们的情报，我们几乎掌握了所有目标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在要干掉的人当中，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当然排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