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和池田讨论了另一共同喜爱的法国作家雨果。两人均激赏雨果对人生的深刻观察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详细评析了《悲惨世界》和《钏楼驼侠》（即《巴黎圣母院》）这两本你代表作的主要人物。

　　池田：在我们两人的青年时代所共同爱读的书籍之中，有维克多・雨果的许多作品。雨果是以“人性之光”照亮世界的大文豪，是不屈不挠的人道主义斗士。在我与您对谈的文学舞台上，他是一个不可以欠缺的“主角”。

　　金庸：对，不可不谈！

　　池田：我初读雨果的作品是十五岁左右的时候，正当第二次大战之中，我的四位兄长都被驱入了战争漩涡，而我自己则在病患之中，那是令人怀念却无法进行学习的日子。在那样的时候，读到雨果的巨著《列・米歇拉布雷》，所受到的是比海还深，比天空更广大的人性精神的强烈与优秀的教诲，我当然深受感动，使我从黑云密布的时代和人生中挣脱出来，看到了一道希望的光明。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十分喜爱雨果，特别是在恩师所主办的读书会上，我们通过雨果的《九三年》，知道了暴力的悲惨，学会了人道的尊重、与发众的“同甘共苦之心”。（中略）

　　

　　 《悲惨世界》中的密里耶尔主教

　　金庸：先生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阅读雨果的大作《列・米歇拉布雷》，相信这是Les Miserables一书的日本译名，中文译为《悲惨世界》。这个中文译名相信是留学日本的中国著名僧侣文人苏曼殊所译。此书法文原名的意思，直译是： “那些悲惨可怜的人们”，“悲惨世界”四字颇为恰当地译出了这意思。……我最初读《悲惨世界》，也是十五六岁之时，读的是《苏曼殊全集》中的译本，那只有一个开头，译到主角尚凡让偷主教的银器被捕、得到主教宽恕而代为隐瞒，以后就没有译下去了。

　　池田：书中的密里耶尔主教是作为“神职人员”的应有态度来描写的。譬如，有这样的描写：他说，“最漂亮的祭坛”是“被慰藉的、对神怀着感谢的不幸人的心”。他自己过着朴素的生活，严以律己，充满着给人无限的慈爱之心。他把那些不幸的人们称为“患者”和“病人”，自己作为一个“医生”以付诸奉献的“献身” 之行动――不问宗教，不问宗派为何，应当是任何宗教神职人员的实践行动之理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却多的是“比庸俗还庸俗”的堕落的神职人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金庸：我早已听说过，池田先生敢于对那咱堕落的神职人员作对和批判。我当时所读到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以文学价值言，远远在大仲马、梅里美（我也很喜欢的另一位法国小说家梅里美，《卡门》的作者）等人之上。文学风格与价值的高下，即使对于当时我这个没有多大见识的少年人，其间的对比也是十分明显的。
　　

　　　 “雨果”是诗，燃烧着“灵魂之火”

　　池田：我曾这样说过：雨果是“诗”，有着不断燃烧的“灵魂之火”，有着包容万物的“宇宙的律动”，有着对被折磨的人们的“恸哭”，有着对虚伪和不公平的“愤怒”。而且，也有着对凛凛正义的“渴望”。维克多・雨果是我青春的伴侣。不，也可说是我一生的伴侣吧！雨果是“人性之光”，是照耀在为眼前苦恼的一个 “人”，然后痛击造成这样“悲惨”现实的社会，构想着所有人都能共生的理想世界，进而向自然、大地、堪称生命摇篮的“宇宙”扩展开去。从微观的世界向宏观的世界凝视不动，包容、孕育的“强力的目光”，是雨果作品的特色。

　　金庸：适如所言。

　　池田：《悲惨世界》的卷首上印着一句话：“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雨果的文学热情，对于在现实社会中贫困、与那些隐匿于自己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玩弄着近乎独语的、令人费解的语言文字的所谓现代作家的“高雅矜贵”的气派绝然无缘。上述雨果的社会意识，就是您所熟知的那种“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未来。那就是对欧洲列强各国，就像南北韩一样一线分割，却不断地进行流血的角逐的世纪中，提出在大领先于时代的伟大构想，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金庸：我了解到雨果的“人性之光”，是通过他的小说而不是诗歌。外国诗歌译成中文，不易令读者感动。进一步果的浪漫派戏剧例如《艾那尼》（Hernani），很早就有了中文译本，我在其中激昂的吟咏中感致函激情和“魂之热火” 。

　　池田：比如就有这样的话：“侧腹淌血的人记忆犹新侮辱人者常糊里糊涂就忘记了自己的恶行，但受辱者却会顽强地留着被侮的印象，永久地挥之不去。”这就是我们可以听的一生与肆虐者战斗的雨果呼叫的话语。

　　金庸：雨果的大仲马一样，都因为受到莎士比亚与司各各特的强烈影响而撰写浪漫派出的历史冒险小说，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也因此非常之喜爱大仲马。1993年春天，我受爱丁堡大学的邀请，前去作了一次关于小说的演讲。我先来一个开场白。

　　池田：您怎样致开场白，我很有兴趣听听。

　　金庸：这段话有点长，我是这样说的：昨天我和妻子在爱丁堡市中散步，在华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塑像前站立凝望良久，想像他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和美人。我又想到了爱丁堡市的另一位大小说家罗伯特・史蒂文森。据说，大仲马每当遇到英国人，一定热情款待，以报答他从司各特爵士小说中所得到的教导。今天我到爱丁堡来讲小说，只有一句话，我之会写小说，全仗得到爱丁堡两位大师的教导指点，那是华尔特・司各特爵士和罗伯特・斯蒂文森。我不敢说来讲什么心得和意见，我是来向贵市的两位大师致敬和感谢。

　　池田：这是您的自谦，爱丁堡大学的人听了一定深受感动。雨果有一篇题为《论华尔特・司各特》的文章，他在文中围绕“诗人的使命”而谈，果然如浪漫派的骁将一样有着诗的能源、语言的承担、锻炼人的指导力等，十足确信地谈着。不是背向社会归于自闭，而要真心地面向社会并与之相结合，与世间的悲惨、矛盾战斗下去。这里所揭橥的“诗人的使命”就是雨果的文学，也许是，这些有关司各特的作品的评论，在某种意味上而言，雨果与之有很大共感吧！


　　《巴黎圣母院》的驼侠与女巫


　　金庸：雨果的长篇《巴黎圣母院》，书名中文译作《钟楼驼侠》，突出了这个“侠”字，此后电影和卡通片也都采用了这个译名。圣母院位地巴黎市中心，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双楼并峙，建筑宏传瑰丽，雨果这部小说以这大教堂为背景。

　　池田：雨果在作品中特辟一章名为《圣母院》，将大教堂的匠心构思、建筑模式、历史等在书中娓娓道来。作为“法兰西的象征”的大教堂，似乎已深深植根于雨果的心目中。

　　金庸：您对此书当十分熟翻，此书不如《悲惨世界》那么有名气，所以不妨也向读者谈谈此书。小说中描述教堂中一个职司撞钟的驼子（奎西莫杜）。此人力大无穷，但奇丑无比，背脊既驼，且獠牙翻目，歪嘴垂鼻，简直不似人形。

　　池田：书中背景是中世纪，而作品却写于十九世纪。因而有必要考虑怎样反映中世纪时的时代感。金庸：说得对。其时为中世纪，世人迷术，见他如此丑陋，群以为妖，绑之于高台，鞭笞之余，尚欲令其日晒而死。有一吉卜赛马跳舞女郎安斯慕拉达见而生怜，攀上高台以清水喂之，驼子得以不死。安斯慕拉达容貌绝美，舞技迷人，观众见之失魂落魄，市人以为她是女巫，欲逮而处死，绑上吊架。

　　池田：以捉“女巫”来说，在现代也没有改变这个构图。在谣言四起的流言蜚语中，将某一特定人物指为恶人，是权力者常用的手段，对安斯慕拉达的迫害，也正浮现出这种“爱害者”的原型。然而，另外有一位主要的角色是警备队长菲伯斯，与奎西莫村同样爱恋着安斯慕拉达。安斯慕拉达为他俊俏的外貌所惑，双双坠入爱河。但是这个菲伯斯却是个自私自利的丑恶人物。雨果在全篇结尾中以“菲伯斯的结婚”与“奎西莫杜的结婚”二小节并列。这里略去不赘。菲伯斯这一方是为自我打算归宿的结婚，在奎西莫杜的这一方却是作者描写他以诚实之生命的闪光，辉映着洋溢的“永远之爱”。显然，雨果是要以这两们人物来作一个形象的对照。

　　金庸：菲伯斯见情人安为暴民所劫持，生怕为其牵累，骑马列漠然而过，冷若不识。驼子奎西莫杜奋力相救，女郎脱险，逃入教堂。教堂之副方教弗洛罗一向慕女美色，威逼之相从，女坚拒之。群众欲攻入教堂劫女，驼侠在钟楼楼上掷石力搞，推倒暴民进攻之去梯。副主教乘机胁女出外，逃入森林，数度逼迫，女均不从，奸主教愤而将女交于暴民吊死。
　　

　　雨果识人独具慧眼

　　池田：弗洛罗这个人物与《悲惨世界》的密里耶尔主教正是相反的神职人员，在雨果的作品中，这样的恶人和好人作为神职人员登场是不乏其人的。在欧洲的精神史中，无论是好的意义还是坏的意义，都可证明，基督教已在其中植下深厚之根。也有像密里耶尔主教这样好的人物形象，可是说到以哪一种写得更传神而论，则雨果描写坏人的文笔更是入木三分，写得更为真实。（笑）歌德曾说：“教会，那是令一切接触过它的人都变得软弱。”这句话有一种认识――那就是一般来讲，不良的神职人员常做坏事。这种情况在日本也出现过，且已成为一种历史的经验规则一般为世所共知。以前的江户曾有“出家，武士，狗畜生”之说，这是从庶民的讨厌和尚而编成俗语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