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池田高度评价了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鲁迅光辉的人格，详尽分析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并指出阿Q所代表的中国民族劣根性在今天已得到改造。
池田：贵国的文学历史如同长、黄河一样源远流长，多姿多采。古今以来的名著杰作举不胜数，当今现代中国，真正堪称为“文豪”的作家有哪一位呢？我听说，前两年曾为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而进行过一次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作家的排名研究，该书的编者（大学教授）认为第一位是鲁迅，其次是沈从文、巴金，第四位则是您。先生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由此可见。
金庸：岂敢，岂敢，我的作品决不敢承此盛誉。但是，承蒙评论者的错爱，终感荣幸之至。我的小说就主题思想、文学价值各方面来说，固然不能与鲁迅、巴金等大师并列，也远远及上茅盾及近代、当代的其他许多小说家。
池田：本来应该以金庸先生的作品为题目展开讨论，但我本人对您的作品没有研究，读得不够深入，就让我们来谈谈都认识的鲁迅，您看好吗？
金庸：当然是一个好题目。
眼中有人民，即见真理
池田：俄罗斯民谚说：“眼中有人民，即见真理。”如何看待和掌握作为“人民”的“群众”的存在，可说是触及人的真正价值！从这一点来检视领导者，检验他们是真正的领导人抑或伪善者，也洞若观火。
金庸：是的，对于作家来说这也是一块试金石。
池田：在这个意义上，像鲁迅这样凝视着民众最深层的作家是很稀有的呢！他有时像严父一样，叱责民众；有时又如慈母一般，面对身负重伤，濒死而号哭的子女，哀其不幸；又像一位双眼充满泪光，手持手术刀为自己孩子治疗的医生。鲁迅曾为了“治病救人”而立志学医，这与孙中山早年的经历一样，但前者却一转成为立志“改造国民精神”的作家。这种“以笔为武器”的真正价值，我以为就是重视群众，“任何时候都与群众在一起”，“任何时候都关注着民众”。
金庸：鲁迅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学界享有特殊崇高的地位。今日中国文人提到他时，通常称之为“鲁迅先生”，而不像对茅盾、巴金、沈从文、曹禺、老舍、冰心等人那样直呼其名；就如我们通常称“孙中山”为“孙中山先生”，而只称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一样，不是对后者不恭敬，而是对前者特别恭敬。
池田：也许是时代背景不同了吧！在日本就不是这样。即使是夏目漱石、森鸥外等现代文学的大家，也没有尊称他们为“先生”。毋宁说对历史人物一般是没有尊称的。但这个称法却是含有表达某种敬意。我在这里依照日本的习惯，对鲁迅不加以“先生”的敬称，但决不表示我不尊重鲁迅，请见谅。
金庸：请不用介意。我们对话，都使用自己的习惯好了。我们尊敬鲁迅先生，不单由于他的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封建腐败现象毫不妥协的激烈斗争，对中国人性格中萎靡不振、麻木不仁的朽败情况大力鞭笞，那种几乎要呕出血来的痛心疾首。正如先生刚才所说：他是一个凝视着民众最深层的劣根性，如同严父一样既愤又爱的作家。他好像一个面对着自己身负重伤的孩子的医生，执着手术刀，含泪为之疗伤。
池田：究竟鲁迅为什么会立志从事文学创作呢？他说了一句十分有名的话： “愚弱的国民，无论有怎样健全的体魄，怎样的长寿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等的首要是改造国民的精神，我认为此为文艺的第一要务。”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蹂躏，国内则苦于虐政，数万万的民众对那样的现状深感绝望。鲁迅对此心如火焚，以文字表现了自己的愤怒：“吾等同胞，要敢于面对绝望的黑暗，去打破旧社会的壁垒！”――他的激愤之言，每一句听来都像是喷发出火一样的呐喊。
金庸：鲁迅先生所以得到中国人的普遍崇敬，不仅仅由于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文豪，他的人格和精神远远超越了“作家”的称呼之上。他一生即使从来没有写过个字，也是中华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由于他悲天悯人的心怀，由于他不顾自身安危而投身于唤醒民众的事业，由于他为了振兴悲惨的中华民族而甘愿牺牲自己，这样伟大的人，中国人称之为“志士仁人”。从巨大的同情心出发，一心一意地为旁人谋福利，无私献身的精神有如治水的大禹、广施教化的孔子……爱护民众的心情有如释迦牟尼、耶稣……
池田：《故事新编》中的《理水》是一篇杰作，倾注着鲁迅对虞舜时代的水利专家和官员大禹的想法。只动口不动手的所谓贤达的知识分子――使我想起即使现代，搬弄口舌之非、信口开河之徒为什么仍旧这么多？他们和风骨凛然、被太阳晒得黧黑、大步行走的大禹的风貌，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大禹是一个实干的“志士仁人”。这不禁令我想起那位仆仆风尘奔走于印度广袤大地的释迦牟尼的故事，曾是鲁迅的同志的茅盾这样评价鲁迅：“我们古代的哲人，只有仁者才能爱人和憎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仁者’。”我想，鲁迅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与中国人十分尊重的古代的贤哲对人相媲美的伟人。
金庸：中国人尊崇鲁迅先生，虽然他只以笔墨为工具，并没有建立巍巍功业，也没有组织千千万万的信徒，但他深厚广被的爱心、奋战到底的精神，不次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伟人。
池田：以前我也写过有关鲁迅的随笔，我认为：鲁迅有两个面目，一个是“笔的斗士”，另一个则是能洞见人的精神内奥并加以发掘的“哲学家”，不能只偏重于哪一方面来评估，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伟大之处吧！
金庸：正是如此，不单是一位大作家，而且是一位大人物。
《阿Q正传》是鲁迅民众观的结晶
池田：如果要举出代表鲁迅的“民众观”的作品，当然应推《阿Q正传》，那实在是一部巅峰之作。阿Q没有姓名，单从字面来看是“无名的平民” 。
金庸：《阿Q正传》，是描写及剖析一个平凡人的遭遇和内心， 用以代表一般的中国人。
池田：对，一语中的。
金庸：阿Q没有姓――他想姓赵，却被赵太爷一个巴掌打过去，说他不配。他没有名，只有大致一个音（既不是阿丘，也不是阿贵、阿桂）。他不知出生在什么地方，没有籍贯。这样一个人，没有个性，只有通性，可以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可以说是任何中国人都不是。
池田：“阿Ｑ”此名并非指哪一个人，也即所谓非“大写”的姓名，而是“小写”的名称，是带有那样深度和普遍性的。当时读到这部作品的中国人，曾暗忖这个“阿Q”说不定写的就是自己？ ――这样的“插曲”传播一时。
金庸：一般评论家分析阿Ｑ，都强调他的“精神胜利”。只求精神胜利而不积极努力上进，确是许多中国人的天性。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强调阿Ｑ浑浑噩噩受着命运摆布的可怜的一生。
池田：浑浑噩噩，游手好闲，每日无所事事地混着，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自以为是地解释，自我得意，然后龟缩在“自己”的躯壳中苟且过日，因而，不管遇到多么愚蠢的欺侮，受到怎么厉害的虐待都能心安理得。对于这种听起来漂亮的处世术，叠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彻底悲惨的愚蠢乐夭主义”吧！对于当时浸淫于这种“精神胜利法”的中国人，鲁迅讽刺说：“他是永远的得意，这或许是中国的精神文明冠绝于世界的一个证据也说不定。”这种沉痛的冷嘲令我久久也难以忘却。
金庸：是啊！他偶然的得意，只是在城里贼洞边碰巧得了一些贼赃，他没有工作，没有谋生机会，给人瞧不起。他想去欺侮别人出气，反而给人打了一顿，只好去欺侮比他更弱小的小尼姑。
池田：读到那些表现阿Ｑ愚蠢的章节，读者就会有历历在目。置身其境的真实感，教人掩卷长叹……这不免引起当时挺身欲图救世的某些青年的指责，说这样描写阿Ｑ只有“黑暗”的一面。然而，相反来说，这正好证明，鲁迅的眼光洞穿民族精神的原质，那是非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能领悟的。因此，在装成正人君子的伪善者、有识之士的人们之中，并没有像鲁迅那样能够痛加批判的人出现，也没有如此深刻的语言。三十年前，我在倡言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时，对我此一举动最早予以关注的汉学家（中日现代文学研究者）竹内好先生，他曾评价鲁迅的笔锋是“对敌人不予丝毫的宽恕，如此毫不留情的人似乎没有第二个”。与爱心表里一体是僧恨，如果不能贯彻到底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论调，令人感到确确实实的厉害锋锐。
金庸：阿Ｑ最后糊里糊涂的幻想革命，又糊里糊涂的给抓去砍了头。典型的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可怜的一生。我以为阿Ｑ的主要特征还不是精神胜利，而是萎靡麻木、无知无识。他一生生活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半点亮光。鲁迅先生希望他的笔是一个火种，点燃起干千万万的火炬，把光明带给干千万万愚昧无知的中国农民。
阿Q的醒悟与创价学会的民众运动
池田：罗曼・罗兰在谈到阿Ｑ临刑时想呼喊“救命”却喊不出的情景时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阿Q的那副悲惨的相貌。”呵Q的呼喊是平民的“想叫而不能叫之声”。不能让阿Ｑ们醒悟的革命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必须理解阿Ｑ那样的平民的悲剧，否则的话，不管革命也好，政治也好，都只是权力的更迭活剧的告终。挺立于这个“无声的中国”的民众最深层之处，发出真实的“精神改造”的呐喊――我深信这就是鲁迅日思夜想的事。
金庸：此后，在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这些愚昧的农民不再萎靡怕事、糊里糊涂的在黑暗中摸索了。他们拿起了刀枪，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赵太爷与假洋鬼子。在江西、湖南、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中国广大土地上数以亿计的阿Q，都挺起身来，成为响当当的顶夭立地的英雄好汉，他们的身体没有变，变了的是他们的头脑。鲁迅先生一生所悲叹的，是阿Ｑ的头脑，所期望而努力从事的，是彻底改变阿Q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