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师之恩，师徒之道

　　池田：金庸先生曾经以生花妙笔描写了人与人的形形色色的邂逅和爱情。在大作中，同时也描写了“友情”，重视“报恩”的人物形象。在《书剑恩仇录》中，有小说主人公一度将俘获的敌人放走的章节，您曾这样描写他的一段话：“这小子的师兄陆前辈于咱们有恩，红花会须当恩仇分明。”您十分强调的是，“重于恩义” 是“侠者”的本质。不能忘恩负义，事无巨细，今生今世都必须怀着报恩之心。佛法强调有“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国王之恩”这四种恩情，那也是强调“知恩”、“报恩”之事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之一。

　　金庸：诚如所言，“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前两者是当然之义。作为一个佛教徒，“三宝之恩”自然也是深重之极。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

　　金庸：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提到这些字时，他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另一位是中学的校长张印通先生。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处分，但那位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分子，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去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揭幕，碑额是我书写的。

　　池田：不管年岁多大，老师就是恩师。我对小学时代的老师，一旦有机会见面，就会与他们保持来往。您曾写信对拙志多有鼓励，“在曲折离奇的人生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人能动摇您！”我始终将您的大礼珍藏和铭记于心。为了聊表我的“报恩”，过去在文章中也始终都这样写着。刚才您提到的陈老师和张老师之外，其他的恩师呢？

　　金庸：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上“竹”下“移”）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惜我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而家境富裕、养尊处优，完全学不到他那种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气。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可惜这数位恩师大都已经逝世，虽欲报恩而不可得了。

　　池田：以佛法之眼来看的话，这就是“生死不二”。您这些已故恩师，对于金庸先生的成功和继续活跃于社会，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心存欢喜而于冥冥之中守护着您的啊！我从恩师户田老师所得到的恩义，是我生涯中永远的无价之宝。能报吾师之大恩，乃是我毕生之愿。您曾非常贴切地表现出“师徒”――这个以人生的主干为一题目的精义。您说：“作为人之弟子，对自己的恩师这样形容道：‘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师傅的博大精深，也是与此话一样。其弟子仍如在老师的教授中一样，感觉一天天受到鞭策，“每日不进则退。”这不是指一懒惰就退步的意思，而是说只有自己用功，才能理解师傅的博大精深。然后才能知道，师傅真是伟大，自己实在不能及得上。因此，每天、每天向师傅学习，就可能有新的发现，然后，才会激起自己痛感本身的无知，而想获得更深更大的求道之心。我曾在恩师的指导下接受了十一年的熏陶，确有同感。幸获良师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幸福啊！真正的师徒之道又是何等的严肃呀！而能在人生中贯穿其中的师生之道更是何等的崇高！金庸先生的笔触，帷妙帷肖地写出这种心路历程。

　　金庸：我想池田先生您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您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您的精采的人格和生涯中，曾受到户田先生的有大影响。我曾拜读过您写的著作《人间革命》。知道您是十九岁时加入创价学会，自此就在受人尊敬的户田先生门下每日接受教诲。这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在中国，老师教导弟子学生有两种方法，其一为“言传”，其二为“身教”。池田先生您也正是从户田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种种事情吧！池田：岂敢。此话可说语重心长。去年四月，我在东京的牧口纪念馆中迎迓您的到访，能在“师徒之城”中欢迎对于师徒之道了然于心的金庸先生，真是喜不胜言。金庸：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先生的精神活在池田先生之中。虽然我没机会见到牧口先生，但是通过池田先生百明白了牧口先生的伟大，他为了反对侵略中国而被捕，在狱中去世。再者，四月二日是第二代会长户田先生的忌辰之日，那一天，池田先生等为我在牧口纪念庭园中亲手种下一株樱花树，称之为“金庸樱”。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情。不知您是否同意，我总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后继者更为重要。况且以“师徒”而论，不是更为明显吗？创价学会今日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不也与户田会长发现了优秀的继承者有关系吗？池田：岂敢。但是，也因为学会的飞跃发展，所招致的嫉妒和迫害也大大增加。金庸：中国有句古话：“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的、不遭人妒忌的人决不是重要人物。

　　池田：佛典里也曾说过，一个人是否真正的贤人、圣人，可以用谩骂来考验他。被人说坏话，正是伟大的人生的一个证明。无论如何，我以拥有恩师为荣。我常常这样反躬自问：“如果是恩师，他会怎样去做呢？”我初次拜识户田先生距今已有五十年了，然而我时常想念着与恩师的这段不解之缘，过去的五十年如此，今后也将一样。
　

　　　做“二十一世纪人”的视野与胸襟

　　池田：今后，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变得狭小，向着一体化演变。“将世界一体化” 的焦点是“人”。四肢发达，身心健壮，视野开阔，人就大矣！非如此陆续培养出 “国际人”和“世界人”不可，才可开拓未来。这样的人才要怎样育成呢？这是我们所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事情。

　　金庸：我赞成您的观点。

　　池田：我在访港旅行时常想及，这一论点是香港这个作为国际都市的城市所启发了我的。这里重提一下与戈尔巴乔夫的话题。他的故乡是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是一个人情淳朴、商业贸易繁荣的地方。浸淫于这样风气之中的戈氏认为： “几百年之间，人的和睦相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就是共同生活的最大条件。”基于这个理由，他说：“我们从思考形态来说也罢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来说也罢，都带有成为‘国际主义者’的命运。”作为国际都市的香港，不也一样吗？该称这是“国际人”的摇篮之地吧！

　　金庸：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自然而然会培养出一种国际感觉，从小就有旅行全世界、见识全世界的机会，所以眼界并不偏狭，不过缺点是对于本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分强烈的感情和热爱，因之似乎没有深厚的根源。

　　池田：香港的回归祖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有，那就是今后香港人的长处会同中国在陆人的长处结合起来吧。金庸：中国人传统上不排斥外国，很容易接受外族文化中的优点。香港人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偏见。我们对待西方人、日本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黑人，可说是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但可交朋友，甚至恋爱、结婚，也完全没有问题。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联合国家庭”，女儿嫁了不同的外国人、儿子娶了不同的外国人，大家亲爱快乐、和谐相处。语言、宗教、生活习惯虽然不同，但以“爱”相调和，是可以很幸福的共同生活的。池田：必要的是，就是要抛弃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造成人的“固执于差异”，而对一切人予以 “爱”――也即“大爱”、“博爱”，换言之，也就是要有“慈悲之心”。

　　金庸：不论大国小国，当然也包括人，都要大小平等，大家应该平等友好相待，释尊不止对人类平等，就是对猫、狗也平等地投以大慈大悲。池田：“平等”与 “慈悲”的确是成为“国际人”、“世界人”、“二十一世纪人”的条件。“慈悲之心”愈是扩大，和平也就更接近了。庄子有“大人无已”这样的话，我年轻时十分喜欢这句话。我想，所谓的“已”，不单指私欲私利。关在小笼中就使自己变成小我，那就是庄子所说的“已”吧！日本人囿于“岛国根性”，相当多的人没有宽阔的胸怀，也舍不掉小“已”。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宿命。但是我常常对年轻人说： “放眼世界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际人！”要活跃于二十一世纪，那是一个绝对的条件。

　　金庸：说得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价学会与池田先生的存在对于日本是尤为重要的。日本在许多方面可说是很优秀的，但在国际感觉方面却不怎么突出。以前，我曾回答过日本电通机构的“意见调查书”，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在国际间的形象不好？”我答曰：“第一，恐怕由于不够为别人着想；第二，或许是由于不善于表现自己的长处！往往长处也变成缺点，最好是设法改变一下！”例如，某人有学问，能力也也超卓，但人际关系却处理不好。那就会被人误解为坏人。

　　池田：这是老被人批评的，日本人应该更多“说话”，尤其在海外，吝啬语言是不行的。默默无言也是不行的，因为闭口不谈就不能进行心灵的沟通。认为“沉默是金，雄辩是银”，将无言视为美德和理所当然，这种念头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但这恰恰是与国际化社会背道而驰，应该疾呼：“雄辩是金！”

　　金庸：一般日本人不善于使用外国语。但近来已大大进步。作为一个真正的 “二十一世纪的人”，首先必须胸襟开放，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不存歧视之心，再在交往中相互了解沟通，培养出一股类似于“慈悲之心”的“爱心”，常常为对方设想，则社会中的和谐可期，世界的持久和平可期。池田：心有“慈悲”，然后在实际行动中常常“为对方”考虑，“为对方”而付诸行动，此即“菩萨”的实践。我们希望香港和日本、中国与日本、然是亚洲、全世界，都能在“菩萨之心”、“菩萨的实践”中团结起民众，只有从这种“民众的在交流中”，才能培养真正的“国际人”和“世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