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 读的是《资治通鉴》 和H.G.Wells（威尔斯） 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一面欣赏书中的图画，同时欣赏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淳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 Q正传》 中所说的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而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此时回思，我在《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县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自此而来。那个暑假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是英国一位历史学教授批评威尔斯那部著作的，说他处理历史事实不够严谨，证据尚未充分便下结论，不符合学术上公认的规矩。我对这篇严酷的批评很是信服， 深深感觉到做学术研究和写漂亮的文章是两回事， 也觉得《通鉴》中司马光任意挥洒、曲雅优美的文笔，也恐怕是装饰了不少可能未必符合真相的史实。

　　抗战胜利后从西南回到故乡， 在上海西书店里买到一本A.Toynbee（汤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tory（《历史研究》 ）的节本，废寝忘食地诵读了四分之一后，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后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而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上了重在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我非常信服这项规律。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

　　来到香港在《大公报》工作，工余就着手翻译汤恩比博士这部大著的节本（他这部大著共十二卷，当时还未写完），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转而去翻译几本与中共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性书籍，把《历史研究》搁下了，更后来见到陈晓林史的译本在台湾出版，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

　　此后数十上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能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

　　读《对话录》时，我已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对汤恩比过分推崇基督教精神的看法有了比较清醒的保留，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的拜服，不过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胸怀，还是佩服不已。在北京大学授我以名誉教授的荣衔时，我得知日本有好几位名人曾获得提名，但未蒙学校的教授会通过，我感愧之中，听说池田大作先生是我的前辈，感到又多了份荣幸。后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建议我和池田先生对话，我自然欣然同意，但恐自己名望与学养不相称，有点不敢当。此后和池田先生对话以及在香港与在日本和他交游，感到不但是知识上的交流，也是精神与友情的重大享受。我们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我衷心钦佩他坚决主张日本应对侵略中国一事认错道歉，佩服他力抗日本右派分子的恐吓与攻讦而坚持正理的大勇，佩服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各国人民文化交流所作的不懈努力。

　　对话是即兴进行的，有时是在餐席之上，有时是在茶之际，有时正在欣赏山水之秀、庭园之美。我个人由于学识浅陋，随口说话往往未经深思熟虑，错误与不足之处甚多，敬请读者诸群指教。我这些浅见若不是依附于池田先生的珠玉之后，原不足以赶着出版，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我们两人崇敬学术的尊严与开放，尊敬学术研究，盼望学术与教育的进步对世界、社会、人民作出有益贡献，这份心意，和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北大精神”是全然相符的。

　　想到池田先生时，脑中常出现清人赵翼在伉州西湖赠给袁枚的一首诗，“不曾识面早相知，良会真成意外奇，才可必传能有几（指对方）？老犹得见未嫌迟。” 中国人常说“相见恨晚”，但如能同见到池田先生那样言语投机，一见如故，也就 “未嫌迟”了。

　　在对话及书信中，池田先生常有过誉，我本来是万万不敢当的，请读者们理解为日本长者重视礼貌的习惯作风就可以了。

　　（谨对对话进行时作口译的周崎先生、笔译的孙立川先生、香港国际创价学会理事长李刚寿先生、执行编辑甄艳慈小姐各位深致感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