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

　　美好的相会，一瞬的邂逅，决定命运的偶遇，还有那残留下悔恨与痛苦的遭遇。 “相见时难别亦难”，人生际遇的“戏剧”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在人生这部大戏中会有一见如故的相会，那种无须语言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握手是何等的令人心醉。在那样的相遇之际，人会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令人怀念头的――以佛家之言而论，就是“宿世之缘”的命运之线在操控，那种一见如故，心心相连似乎是好久好久以前就在彼此的心灵深处已是款曲相通。我与金庸先生的相见，确确实实就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金庸先生赋予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而被誉为“中国文豪”、“东方的大仲马”、“凡有中国人之处必有金庸的小说在流传”，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大作家。同时，他又创办香港著名的报纸《明报》，三十多年以来，他成为香港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恕我不能将金庸先生的传奇一一列举出来，我所感叹的是，他在面对巨大权势时绝对不后退一步的风骨，而正是这种风骨中充满着对人民群众的挚爱之情，他时常注视着民众这一原点，对之怀着风雨不动的“目光”。而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常传承不衰的“大人”风骨。常言有所谓“笔锋”，金庸先生就是以笔为剑，锋芒毕露。“敌”者汹汹，，从左从右而来，不管从哪里而来都令人憎恶、惊恐。他们攻击他、中伤他，甚至想狙击他！我与金庸先生在香港、东京等地曾四度相谈，领教菲浅。我曾问道：“那些压迫很激烈吧！”他当即答道：“是的，但是，明白了是非善恶之后，我绝不对不合理的压迫低头屈服！” 时时荡漾着微笑，一副文质彬彬、慈和的群子风度，但却有着不屈不挠的勇者的风骨和精神――这也许就是使读者为之入迷，令人血脉贲张的武侠小说的秘密所在。金庸先生不仅文名赫赫，且是少数有成就的实业家。然而他没有选择那种对世事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安稳度日、优闲享受的生活，而是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作为发言的基准，也就是“为民请命”这种中国正直的士大夫之传统，离开了“民众” 这块大地，虽费千言万语也是空洞之物，是毫无价值的论调。我认为，金庸先生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本质的言论都是卓有远见的。这是基于他一贯“站在民众一边的言论”立场，是慧眼独具的论锋。

　　那些口口声声自命“真实”者，其实常常是权术家和谋略者。对于他们，不要回避，惟有蔑视此辈，方可以彻底打破邪恶之壁！我亦打算以同样的心情共赴此愿。与金庸先生的相会直感是不可思议之“缘”。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的人生经验与信念使我心灵深处也奏出共鸣的音符。

　　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孟子宣扬其“王道”理想。他曾指出，以武力或者权谋术数而图一己之荣华，利用他人作为达此目的手段者就是“霸道”。与之相对的是，以光明正大，无处不在的“人格魅力”为大数人谋幸福的就是“王道”。况且，时代的黑暗还相当的深沉，这不是还有这么多人梦寐以求“霸道”的原因吗？那些不为毁淮褒贬与争名求利之风所动摇的人，才能在布满荆棘的信念之道上阔步向前。 “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这是在对谈之中金庸先生一曾经强调的话，这种信念在人生中折射出“王道之人”的光辉。这个对谈相继在日本的《潮》月刊，香港的《明报月刊》等杂志上连载一年之后，我与金庸先生再次在香港会面。席间，金庸先生说：“我们要把这个对谈继续进行下去，以后再出版续集吧！”他还说： “出完第一本对谈集和续集，再过十年，我们再来出第三本的对话集！”那种意气风发的气概，令人心情澎湃。那也是我所期望的。金庸先生今年七十三岁，我亦已七十岁了。与杜甫所讴歌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已大相径庭，我们还那样年轻。以论文学而始，然后围绕着香港问题、是徒友避孕药、佛教的生死观、文明论、青春时代的追忆等等。我们议论风生，求同存异，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人生何处不相逢。“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新的路程在等待着我们。因此，这里所收录的内容，都是我们“对话”之旅的里程碑和计里鼓。我从心底里深深祈念――我所挚爱的香港，在回归祖国一年之后继续繁荣发展，幸福永远！此次承北京大学出版社厚意，出版金庸先生与我的对话录。北京大学是世界著名的中国最高学府，我和金庸先生都添列北大名誉教授。今年又值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我们的对话录有幸在北大出版，这也是我们对北大百年所献上的一份薄礼。谨此祈祝北京大学在学术教育领域永葆青春，精猛勇进。

　　（按：本书日文版由潮出版社东京出版，中文版香港由明河出版社出版，台湾交由远流出版社发行，中国内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