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2日清晨，一架名叫“费恰尔得”号的F 一227型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从乌拉圭的蒙德维的亚省卡拉斯科机场起飞。机上除9名机组人员外，还有40名年轻人。他们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乌拉圭一流橄榄球队的全体成员及其支持者。这支被球迷昵称为“老克利斯琴”的球队，在1968年、1970年连续两次获得乌拉圭全国冠军。他们在阿根廷比赛多场，成绩斐然。
1971年，他们又出征智利，打了两场球，同样大获全胜，并与智利队商定，第二年再次对垒。此行便是他们依约前往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一场众人翘首以待的橄榄球赛。这次智利之行，球员们还带着一些亲朋好友，把这架小型飞机的25个加座都坐满了。
对于像“费恰尔得”号这种类型的飞机来说，要飞越安第斯山脉，无异于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因为这种飞机飞不到安第斯山脉最高峰的海拔高度，只能取道在山峰间穿梭航行，而这种航道由于气流变化莫测，弄不好就机毁人亡，危险极大。就在几周前，一架四引擎运输机便毁于群山之中。
这天的气候实在不理想，一贯小心谨慎的飞机驾驶员考尔·弗拉岱斯，决定在阿根廷门多萨机场临时降落，待天气转好后再起飞。第二天，即10月13日，气候依然不佳，高空气流过急，但年轻气盛的橄榄球队员却等得不耐烦了，埋怨驾驶员胆小，甚至嘴里骂骂咧咧的。两位飞行员拗不过，只好冒险飞行。那天下午2点18分，飞机飞离门多萨机场。
为避开高空气流，飞机一直在云层上飞行，看不清地面情况。3点24分，副驾驶员兰圭拉勒向圣地亚哥机场发报说，他们已飞临智利库里科城上空，即将转变航向，北飞圣地亚哥。
但是当飞机降低高度，穿出云层时，弗拉岱斯赫然发现飞机依旧在安第斯山脉之间转悠。很明显，飞机迷航了。突然，一座陡峭的山峰迎头挡住了去路。弗拉岱斯赶紧把飞机拉高，可已经迟了，飞机的右翼撞在坚硬的岩石上，轰地一声断了。刹那间飞机失去平衡，往下栽去。紧接着尾翼和左翼也被撞落，机身翻滚着，朝冰雪覆盖的一个峡谷坠下去..圣地亚哥机场左等右等，不见“费恰尔得”号踪影，情知凶多吉少，立即派出几架飞机，去库里科地区搜寻。由于飞机失踪地点处于海拔500多米的雪山迷宫，地势险峻，救援飞机不敢贸然作低空飞行，更谈不上查看事故现场、寻找幸存者了。结果一无所获地飞回地面。智利警方汇同自愿救助人员，也尝试登山步行寻找，但终因高山上白雪皑皑，无路可攀，只好无功而返。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寻找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即便有人幸存，谁又能在既无食物又无草木的情况下，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生存下来呢？于是，到了10月21日，即飞机失事8天后，各种搜索救援行动均告终止。
世界各地主要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救援失败的消息：一架载有乌拉圭一流橄榄球运动员的飞机，于8天前在安第斯山失踪，由于山高雪深，难以营救，多方搜寻。均无结果，估计机上45人全部丧生，航空公司、遇难者家属和广大球迷们开始料理他们的后事。
到了12月份，人们渐渐对那场悲剧淡忘了，开始筹办起美洲人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然而，就在12月21日那天，却传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两个多月前遇难的乌拉圭橄榄球员中，居然至今还有人活着，而且为数不少，达16人之多！
原来，那架遇难飞机坠落在阿根廷境内一条海拔11000英尺的峡谷中，气温低，积雪厚，加上机身坚固，飞机一头扎进雪堆中，竟没有完全破损，也没起火燃烧。机上17人当场身亡，32人幸免于难。其中一些尚能走动的轻伤员，冒着危险，把重伤员从舱里救了出来。不久，夜幕降临，气温骤降。
幸存者们将机上所有的御寒衣服都裹在身上，挤作一团。机上报务员已摔死，无法与外界联系，但活下去的信念却强烈地激励着大家与死神作斗争。他们坚信，救援人员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这是个寒冷的一夜。他们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却发现有4个人已停止了呼吸，很可能是因伤势过重或经不住寒冷而冻死。其中有副驾驶兰奎拉勒，他临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嘴里说着胡话。“我们快到圣地亚哥了..”闻者潸然泪下。他的同事、正驾驶员弗拉岱斯则在飞机坠落时撞死了。
白天在焦虑不安的期待中过去了。夜幕再次降临。到了第三天，困在峡谷中的幸存者们对外界救援的希望逐渐破灭，便在“老克利斯琴”队队长马斯罗·佩雷兹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决心同舟共济渡难关。由于所剩食物很少，佩雷兹决定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
幸存者们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他们靠不多的巧克力、葡萄酒、果酱和融化的雪水维持着生命。昔日身强力壮的橄榄球队员变得垂头耷脑，有气无力。没有几天，所有的食品全吃光了。在这冰天雪地里，既无猎物可捕，又无野菜杂草可采，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咽下肚了。怎么办？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们相互偎依着，一动也不动，尽量减少身体的消耗。一天，两天，三天..他们除了大把大把地吞咽积雪，没有吃任何食物。
医学院大学生罗伯尔特·卡内隆实在饥饿难忍，绝望中他猛然想起在学校上尸体解剖课的情景，要活下去的欲望驱使他向空难中的死尸爬去。他用一根冰棱制成一把冰刀，在一具尸体上动手割下肉来，闭着眼睛吞下去。接着，他又割下几片肉。并打开尸体的腹腔，用刀割下肝脏，拿回去鼓励同伴们吞下这“人肝维他命”。起初两天，只有几个人硬着头皮吃了一点，大多数人实在不忍咽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他们虽然身陷绝境，却仍旧怀着一丝希望，相信再坚持几天，救援人员就会来到。他们利用一部在空难中没有损坏的收音机，一直在收听智利电台的广播。10月22日，他们从收音机中听到智利方面已终止救援搜寻行动，才最终意识到，要想离开峡谷，脱离险境，只有靠他们自己了。既然如此，别无选择余地，必须靠吃尸肉才能坚持下去，才能有体力跑出去求援。因此，原先坚持不食用同伴尸肉的人也强迫自己吞咽了。最后一位开始吃尸肉的，是幸存者中唯一的妇女尼莲娜·梅瑟尔，数日来她一直拒食尸肉，直到饿得奄奄一息，才勉强吃了一点儿。
人们靠食尸肉，坚持到了10月29日。又一场灭顶之灾向幸存者们袭来。
在南半球，10月份尚处于春季，山上时常发生雪崩。就在这一天夜里，人们像往常一样睡在飞机机身的残骸中。突然，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山上大片的积雪滚滚而下，刹那间把飞机残骸埋没了。
“雪崩！”睡在机舱口的人惊呼起来，他们拼命扒开积雪，冲了出去。
接着，又冲回来救其他人。就这样，几次进出硬是有19个人钻出雪堆。而其他9人，包括马斯罗·佩雷兹队长和尼莲娜·梅瑟尔女士，都来不及抢救，活生生地闷死在机舱内。
这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再次幸存下来的人们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意识到继续这样坐等下去，只会死路一条。要想死里逃生，就必须派人下山求援。一等雪崩停止，他们就推选出三个身体比较强壮，意志又非常坚定的年轻人，即费尔南多·帕拉多、罗伯尔特·卡内隆和安东尼奥·维兹金，要他们千方百计，战胜艰难险阻，翻山越岭，去智利境内请求救援。
11 月17 日，这三个经过一段时间“养精蓄锐”的年轻人，带着全体幸存者的希望，离开飞机失事地点，开始朝东北方向艰难跋涉。他们沿峡谷婉蜒而行，走了两天后，依旧没有走出峡谷。他们意识到，肯定是走错了路，便沮丧地往回走。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这两天的劲没有白费，在返回途中，竟意外地发现“费恰尔得”号撞落的机尾。他们钻进去一看，机尾内存放的行李、食品和备用电池等物品依然还在。这令他们惊喜万分，他们立即从中取出一些目前最急需的食品和衣服，还找到几包香烟。他们满载而归，但毕竟没有完成求援任务，所以，一直在苦苦等待着好消息的人们并不显得高兴。雪崩发生以来，又有两个伤病员死亡；三人求援小组未能走出峡谷，求援希望更为渺茫。浓重的陰影笼罩在幸存者的心头。
将三人小组带回来的食品和衣物分配完毕后，大家认为，至关重要的还是尽早与外界取得联系。于是，稍懂一点无线电知识的洛伊·哈雷与三人求援小组一起，再次找到机尾，取出备用电池，装入无线电发报机试着发报，可是没有成功。但他们却意外地接到发自家乡蒙德维的亚省的声音，得知他们的亲友已说服乌拉圭空军，再一次出动飞机寻找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大伙儿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帕拉多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把所有的手提箱从行李舱里取出来，在雪地上堆放一个巨大而醒目的“十”字，以便让几千米高空的救援飞机的驾驶员能够看到。
获救的希望重又在人们心中燃起。他们决定暂停派人走出峡谷求援，静候救援飞机的到来。几天过去了，飞机并没有出现。到12 月11 日，又一位同伴因饥寒而死亡。大家感到再也不能坐等死神的降临了，必须恢复实施主动寻找生路的计划。
说干就干，12 月12 日清晨，三人求援小组以原班人马再次出发。这一回，他们决定改从峡谷西面向上攀登山峰。两天过去了，终于在第三天爬上山顶。三个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放眼远眺，又十分沮丧：四周不见一块农田、一片树林，甚至连一点绿色也看不到。白茫茫的荒山崇岭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边。显然，这次求援的行程远比预想的要长得多，随身携带的食物远不够三个人用这么长时间。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让维兹金一人从原路返回，把情况报告等候在峡谷中的难友们，而帕拉多和卡内隆则继续前行。
可是，该往哪里去呢？他俩望见远处有一座山，山上似乎没有积雪，便决定从山顶下到另一条峡谷，再攀上那座山。
山势极其险峻，下山远比上山难得多。这时卡内隆突然想起一句名言：“世上有艰险，但没有不可逾越的艰险。”他立即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把随身带的坐垫拿出来作为雪橇，很快就滑下了山坡。然后又将坐垫绑在脚底，像雪地靴一样在积雪上行走，而不致于陷进雪中。
进入那条峡谷后，他俩发现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一些青青的野草。这使他们欣喜若狂，因为自从飞机失事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植物。绿色令他们信心陡增，继续沿山溪行走。不一会儿，他们又看到了飞鸟和其他小动物，积雪也渐渐消失了。8 天过去了，他们终于发现了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一只盛汤用的空瓦罐，一堆燃烧过的牛粪，以及树上用斧头砍过的痕迹。
不过，还是没见到人影。
到了第9 天，他们随身带的食品已所剩无几了。正当他们绝望之际，突然在一条河边看见对岸有几个骑马的智利牧民在放牛。帕拉多和卡内隆如同遇到救星一样，激动得浑身颤抖，大声呼叫着，向牧民招手。然而，由于流水声哗哗作响，牧民们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或许压根儿就听不懂他们的话，很快就骑马离开了。幸好，第二天牧民们又来到这里。帕拉多急中生智，迅速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裹上一块石头扔到河对岸。那几个牧民拾起纸头，看了半天，才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就在12 月21 日这天晚上，牧民们把他俩带进了自己的帐篷里。他们终于与外界联系上了。10 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吃上美味佳看，也是第一次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
第二天，牧民们把情况报告了当地的警察局。警方立即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12 月22 日下午，智利救援中心派出两架直升飞机，在帕拉多、卡内隆的引导下，飞往飞机失事现场。由于那条峡谷周围的山峰大多高达13000 英尺，一般直升飞机难以飞到如此高度，但飞行员们认为救人要紧，破例冒险飞越了那几座山峰。
直升飞机飞临峡谷上空时，留候在那里的难友们早已做好准备，收拾出一大块空地，以供飞机着陆。原来，他们已经通过收音机的新闻节目，得知两个年轻人已大功告成，与外界联系上了。此刻，他们纵然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却尽量把自己打扮整洁一点，用积雪擦去满身污垢，有的甚至系上了领带。当然，他们并未忘记另一件重要的事。雪地上食用过的尸体横七竖八，他们自己是看惯了，如果外界人来了，一定会惨不忍睹。于是，他们硬撑着自己已经极其虚弱的身体，尽量把尸体摆放好，并用积雪掩盖起来。这一番大动作，累得他们筋疲力尽，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尸体还暴露在外。
直升飞机安全降落了。帕拉多和卡内隆抢先跳下来，向留候的难友们奔去。他俩的胜利归来和最终盼来援救人员的喜悦，立即使所有幸存者欢呼雀跃，热泪盈眶，进而激动得互相拥抱。两架直升飞机一次只能载8 人，余下的只有等到第二天。到12 月23 日晚，全部幸存者共16 人都安全救出。
从10 月13 日飞机失事，到12 月23 日获救，这16 名年轻的橄榄球队员，在海拔11000 英尺的雪山上度过了漫长的71 个日日夜夜后，他们终于在圣延节前重返“人间”。这一“安第斯山奇迹”震撼了整个世界。一批又一批新闻记者从圣地亚哥蜂拥而来，采访这些传奇般的人物。幸存者们回想起困在雪山的那些恶梦般的日子，为了活下去，竟然以同伴尸体维系生命的可悲情景，如今更感到内疚和不安。因此，在采访中谁也没有勇气提及这件可怕的事，只是以机舱内贮存有食物搪塞过去。时近圣诞节，为了不冲淡节日的欢乐气氛，记者们也没过细追问，只当是“上帝”保佑的结果。
然而，这场“安第斯山悲剧”并没有就此落幕。圣诞节一过，人们在狂喜之后，不禁提出了疑问：在那冰封世界中，寸草不生，绝无任何天然食物可以充饥，这十几个大活人，仅凭飞机上那么一点食品，能熬过漫长的71 天吗？
参加救援的专家，尤其是那些无缝不钻的记者们，开始问及这个问题。
幸存者们无一例外地立刻沉默不语。敏感的记者从他们低垂的脑袋、回避的目光及躲闪的只言片语里，觉察出其中必定有难言的隐情，便进行新闻追踪，很快从处理失事现场的有关人员那里探明真相：这16 名年轻人在安第斯雪山上生活71 天的主要食物，竟是死去同伴的尸体。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立刻引起轰动。有几家报纸甚至登出了雪山上残缺尸体的照片。善良的读者看了无不流下辛酸的眼泪。顷刻间，这个无奈而又无情的事实，几乎改变了幸存者们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不再是在史无前例的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英雄，而是生吞人肉的“食人生番”。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热爱，顿时化作疑虑和恐惧。
幸存者们没有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他们仅仅拒绝说出任何有关细节。
为此，幸存者中的发言人潘乔·德尔加多在记者招待会上竭力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一痛苦而又可悲的决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尊敬我们死去的朋友们，然而我们也同样尊敬我们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而我们的朋友们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为了对自己做过的事进行补偿，他们中不少人决定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
在医务人员及亲人们的精心护理下，他们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然而，靠尸肉生存下来的悲惨经历却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在精神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不久，16 名年轻人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名叫卡拉斯戈的村镇，离蒙德维的亚省省会约20 公里。“老克利斯琴”队的大多数队员都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如今回到这里，仅剩16 人了。这些患难与共的幸存者们，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名为“安第斯山部落”。山上发生的事是这个部落的核心机密，他们相约绝不向外透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幸存者们走在街上都低着头，生怕撞见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们。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名叫波比·弗朗西斯的小伙子，前往他那死去的好朋友家，企图向他的父母解释山上发生的事。他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空难中可谓九死一生。空难发生时，他坐在机舱后部，幸免于难。在绝望中，他走到燃料箱旁抽烟，险些把汽油箱引爆。幸亏一个难友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来把他拉到一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虽然身陷绝境，但只要有可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助另一个处境更险恶的人的。
朋友的父母一声不吭地听他讲述着故事。末了，却冷冷地对他说，他们不想再见到他，只有当他死时他们才会得到安宁。这种仇恨是无法缓解的，他们的儿子死了，而这些小子却还活着，而且是吃了不知是谁的儿子的血肉才活下来的！在这些不理智的父母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噩梦般的记忆也逐渐淡忘了。卡拉斯戈镇也趋于平静。
镇上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忘却那件悲惨的事。直到1991 年的一天，小镇上来了个美国人，他想见见19 年前的幸存者，这才使小镇重掀波澜。
这个美国人叫马歇尔，是伍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当年的幸存者如今都是40 几岁的中年人了，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马歇尔的到来，使这些已为人父的中年人又重温了当年安第斯山上的悲剧。
马歇尔导演的来意十分明确，他要把这出史诗般的悲剧搬上银幕，为这些幸存者“正名”。经过努力，他终于说服了“安第斯山部落”的成员和他们的父母，拿到了幸存者的父亲们十几年前与一位英国作家签下的图书出版合同，为取得这本书的改编权铺平了道路。原来，当年在这16 名年轻人从雪山回到小镇后，这些做父亲的既为儿子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又为他们不公正地背负“食人生番”的罪名而愤愤不平，为洗刷儿子们蒙受的耻辱，以正视听，16 个做父亲的联合起来，与英国作家皮尔斯·保罗·里德签约，于1974 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活下去》的书，通过里德的笔，向世人公开了这段充满血泪的悲剧。
“安第斯山部落”中42 岁的律师莫乔·隆维亚被选派作为代表，与迪斯尼电影公司进行谈判，签定合同并监督制片。迪斯尼公司决定仍用原书名作为片名，并保证忠实于“部落”在雪山上的历史。现年43 岁的费尔南多·帕拉多，已经拥有一家电视公司，并且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乌拉圭的代理。由于职业的缘故，他被聘为这部电影的拍摄顾问。
《活下去》是在加拿大一座雪山上拍摄的。大部分幸存者应邀去观看了拍摄现场。1992 年12 月，电影剪辑完毕以后，电影公司特地把样片送到乌拉圭蒙德维的亚，在私人影院里为他们放了专场。
1993 年初，《活下去》在世界各地上映。莫乔·隆维亚、费尔南多·帕拉多和罗伯尔特·卡内隆等幸存者为影片的上映到各地作宣传，从好莱坞到西班牙，从欧洲到美洲，所到之处，他们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并以各种方式向他们表达爱心与同情。
在好莱坞的影片首映式上，莫乔律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多年来受到的指责十分不平，他向观众们诉说了他们重返人间后，备尝冷暖的遭遇，并尖锐地指出：“有时我很想对那些硬把我们纳入‘食人生番’的人说：‘我们吃的是死人，而你们吃的却是活人’。”他的这番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这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公众对他们为绝处求生而被迫干下可悲之事的莫大理解；化解了他们郁积多年、饱受煎熬的心病，从而使他们更加坦然地面对命运安排的多舛人生；同时，也宣告了这场摄人魂魄的“安第斯山悲剧”的结束。
（陈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