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政府官员。贪渎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治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全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媲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 [1]
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按：陆润康、徐立德） 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者说，蒋经国拜托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
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七十四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级军官及情治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 [2]
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尽管“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党”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九十七万六千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毁谤官司钳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The Soong Dynasty ）也十分畅销。
蒋经国虽然忙着规划岛内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权力斗争。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蒋经国和丁大卫会面，故意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经过台北，曾经转达邓小平问候之意。李光耀来访之后不久，有一天马树礼向蒋经国读一份有关中国大陆发展的报告，经国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题：“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 [3]
“经济部长”李达海4月28日公开重申他所谓的“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干预与大陆的间接贸易。他引述一份智库报告，该报告认为台湾当局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制对大陆的间接贸易。这个当局出资支持的智库也宣布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国大陆市场资讯。除了数以千计民众偷偷潜回大陆探亲之外，许多台湾生意人也已经经过香港，非法前往大陆旅行。有位“立法委员”公然赞扬这些人“成功登陆大陆”。官方估计1985年商品流通金额约七亿美元——大约八成是台湾出口。有一股号称“港台风”的青少年文化，在音乐、电影、卡拉OK、发型乃至服饰上，突然间在大陆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开来，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 [4] 更撼动人心的是，报章杂志报道，若干台湾商人已在大陆（主要是福建）设厂生产衣服、鞋子、卫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大陆的直接投资总额约十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投资也首度出现估计数字——五十万美元。
八十一岁的邓小平，比蒋经国年长六岁。这一辈子，他喝的酒可不逊于小蒋，抽的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身体比小蒋强多了。
台北方面，这一年夏天，眼科专家发现蒋经国视网膜退化，必须再次开刀，两位本地眼外科医生负责执刀。手术之后，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急速走下坡，脚部神经痛也加剧。 [5] 即使有年轻副官扶持，他已经举步维艰，很难走到“中央党部”三楼的会议室。马树礼建议“党部”装一部电梯，蒋经国不肯。于是，“中常会”移到台北宾馆开会。隔了一阵子，蒋经国觉得在政府建筑物里举行党的会议不妥，他才同意装设电梯。
病，使得蒋经国加快培养李登辉接班的准备工作，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事。不过，李登辉从来没进到他的卧室，那是外省籍亲信才能进去的地方。蒋经国考量到李登辉与军方毫无渊源，指示“参谋总长”郝柏村多跟李登辉谈话。一个月之后，他又重复这道训示，特别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辉讨论如何处理刘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与李登辉建立起交情。蒋经国又安排李登辉代表他，向政战学校毕业生演讲，以及出席若干大典。为了展现李登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蒋经国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访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蒋经国也告诉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他希望李洁明能与李登辉多接触、多了解，“不要有别人在旁边”。李洁明和李登辉很快就结为好朋友，有一次两家夫妻相偕环岛旅行了三天。
可是，接班问题并没有止息。台湾岛内及国际上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一旦蒋经国宾天，李登辉只会是有名无实的“虚君”。在后蒋时代，掌控国民党才是关键，许多人依然认为这一部分将由蒋家人或军人接班。“我们不认为李登辉是个强人，可以击退外省籍强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评语。 [6] 少数观察家甚至继续看好蒋孝武，因为他姓蒋，“当变动时期来临时，可以增加几分安定” [7] 。
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呼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8月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交代秘书长马树礼制止。 [8] 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出现主政的问题，他更是明白地答说：“既不能，也不会。”过后不久蒋经国派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应他，会帮忙“看管”孝武。
半个地球之遥、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场领导人继承的大戏刚刚完成。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短暂接位，相继病逝之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五十五岁之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就短期而言，他的改革运动给东欧、菲律宾、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民主运动增加了旋乾转坤、改造历史的动力。 [9]
1985年，国民党开始更公开推动蒋经国和李光耀在过去几年慢慢演化的观点，认为可以在中国大陆产生深刻的变化。留美归台出任“国际关系中心”主任的邵玉铭，公开主张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实施基本政治改革以求生存，事实上它也有可能改革。“我们相信，大陆开始改革，会产生一种期待的革命，它将严重动摇今天所建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寻找其他的建设国家和治理政府的模式。”
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湾的外国旅客及商人已超过一百万人次。同时，台湾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人数也以万计，其中有不少人溜到大陆去。台湾人越来越有余钱出台旅游。1985年，拿整个台湾人口所得除以台湾一千九百万人口，得出的数字超过三千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对台湾经济及新台币币值产生助长之势。“行政院”决定每升汽油降价新台币一元，蒋经国认为降幅不够大，“行政院”进一步宣告降价新台币三元。
1985年，也是中国大陆改革派“形势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际，已经没有人批评“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目标”，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共产主义可以人性化、民主化的理念，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找到沃土，甚至若干党的高级干部也接纳它。
可是，顶尖的最高领导人却有疑虑。邓小平似乎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预防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严重滥权，有必要引进新加坡式、管控型的民主化。1986年的前八个月，邓小平仍继续主张政治改革，可是他越来越强调改革结构，而不是改变制度。
国民党保守派也越来越难以反对岛内出现同样的吁求之声。台湾存在着一大片非政治的领域，但是，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差异性不大。它并不包含愿意向当局挑战的团体。不过，在财富日增、民智大开及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岛内公民社会迅速扩张到有争议性的领域。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各级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到了1985年，妇女运动组织与原住民人权运动，在岛内亦蔚为风气。甚至，劳资纠纷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 [10] 追求民权已经蔚为风潮，谁也阻挡不了。
蒋经国周遭的改革派，认为他们驾驭着民主的历史浪潮，但是只有经国先生能够走过险滩暗礁，能够说服国民党及撤退来台的外省人自动放弃独裁权力。王昇事件和刘宜良命案凸显出蒋经国大去之后，反对派依然有可能夺得权柄。改革派担心的是，反对派夺权动作可能会得到蒋氏家族的支持。
蒋纬国即将由军中退役；蒋经国有意派他出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或是“驻韩国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后，蒋经国同意派他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纬国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岛内，参与国家大事。纬国和他的一帮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体衰弱的经国撒手人寰，国民党领导阶层可能会请他出来领导党。可是，蒋经国本人认为，若是如此，才是“国家”和“党”的大不幸。
蒋经国希望天能假年，让他得以执行改革计划，可是他也晓得时间消逝得很快。4月18日，蒋经国的心跳每分钟仅有二三十下，非常危险。姜必宁医师认为他需要装心律调整器（又称电子起搏器）。进入手术房之前，蒋经国只通知了五个高级官员：他指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并不在其中。鉴于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动，蒋经国认为时机太敏感，即使是对许多亲信，也不宜让他们知道他要动手术。 [11] 装了心律调整器之后，蒋经国的心跳恢复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讯社”于8月26日发布这项手术的消息。这时候，蒋经国终于开始公开使用轮椅，可是在访客面前，他依然显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 [12]
他经常要求宋楚瑜向他报告反对派杂志报道些什么消息。有一个例子显示出，他还继续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脉动。1986年2月县市级选举之前，他预测国民党在彰化县、嘉义县县长选举会大败，并建议马树礼秘书长，党不要提名同志参选。由于地方党部反弹，蒋经国接受折中方案：彰化县党部不提名，嘉义县党部则照样提名。果然，嘉义县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大败。不过，整体而言，国民党的战果相当不错——高投票率使得执政党赢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议会席次。下一个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数增加到几近半数（总数三十一席，十四席本省籍）。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蒋经国现在要进入下一阶段，实际执行基本大改革。国民党“中常会”在他指示下，成立一个二十四人的政治革新委员会，底下分成两组，每组各十二名委员，各负责处理三个议题。三个最重要的改革范围，它们的题目一点也没有直接透露出探讨的关键议题：“重振国会功能”，指的是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长期不改选现象；“研究民间团体问题”，指的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化。 [13]
解除戒严是最关键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弃动员戡乱时期紧急权力，不准组织反对党以及其他种种对民主政治的限制，就再也交代不过去。钱复等若干青壮派多年来一直向蒋经国建言，认为没有必要实施戒严法，它的存在只让反政府人士借题发挥。他们说，台湾根本没有把许多戒严法条付诸实行，又没有宵禁，纳入军法审判的只有四种罪名。过去，蒋经国答复他们：“结束戒严，政府就不再安全。”现在解严的时机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驻节华府的钱复表示，钱复的意见是对的。
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尽管蒋经国和马树礼花了一年的工夫沟通，绝大多数“中常委”（并不仅限于极右派）认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制度的威胁。“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中央民意代表”，当然极力反对。严家淦召集的共识凝聚研讨小组还是依旧进行会议，直到有一天严家淦在会议中中风倒下，才停止运作。蒋经国继续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安抚疏通反对派，偶尔亦亲自登门去拜访这些身体比他还差、风烛残年的大佬。
蒋经国和这些大佬讲话时，执礼甚恭，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他固然可以颁布紧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国民大会”，可是他觉得必须根据他和父亲所奠立的“宪政法制”从事。他认为，过渡到法治、民主社会一定要依照宪法办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人跟蒋经国磋商时，若是公开反对真正过渡到民主的构想，不仅不礼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举；尤其高级军官及情治首长几乎都是经国拔擢任官，更是必须毕恭毕敬。因此他们只能指出每项改革方案隐藏的问题与危险。譬如，“国防部长”宋长志就说，如果解除戒严，台湾可能根基动摇。但是他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们必须小心。”
注释：
[1]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4—225页。蔡家另外拥有的国泰信托投资公司也涉及此一危机，因此有人称它是“国泰弊案”。原书注1。（译按：台北市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国泰信托董事长蔡辰男，是国泰集团创办人蔡万春两房妻室生下的同父异母弟兄。）
[2] 学界人士如郭为藩是巴黎大学博士，黄昆辉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士。马树礼1996年6月2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所说。原书注4。
[3] 马树礼1996年5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亲国民党的报纸及当局控制的媒体，使用“共匪”这个字眼直到1991年为止。原书注14。
[4] 高棣民（Thomas B. Gold）《跟着感觉走：大中国的港、台大众文化》（Go with Your Feelings :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第907—925页。原书注16。
[5] 姜必宁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与一般传闻相反，蒋经国没有截肢。原书注19。
[6] 见1985年12月7日《洛杉矶时报》。原书注24。
[7] 见1985年4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原书注25。
[8] 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268页。原书注28。（译按：本书说蒋请马树礼制止，可是核对所引李焕书，指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张宝树。不知何者正确；但是依记忆，好像马树礼才对。）
[9] 陶涵（Jay Taylor）《极权主义之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otalitarianism ），1993年版，第129—130页。原书注30。
[10] 萧新煌《台湾的新兴社会运动及民间社会之兴起》（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载1990年7月《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学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1264—1272页。原书注36。
[11] 同注［1］，第299页。原书注39。
[12] “中央社”1986年4月26日。宋贺德1995年12月6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1。
[13] 马英九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