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蒋经国把在华府主持情报工作的海军将领汪希苓，调回台北担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刘少康办公室已经解散，它原先肩负的推荐秘密作战的任务，现在显然已落到“国家安全局”身上。“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即“警备总部”前任总司令。（一般为示区别，称汪敬煦为“大汪”，汪希苓为“小汪”。）竹联帮在“国防部情报局”撑腰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徒众数千人的黑道组织。
王昇下台，台湾新闻界胆子为之一壮。“警备总部”继续查禁、取缔刊物，“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工会则迅速批准新刊物登记。在这种已放松但仍坚决掌控的体系下，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似乎依然坚如磐石。党外人士现在分裂为两派：主流派以康宁祥为首；激进派被称为“新世代”，则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属、辩护律师以及一些年轻人为主。反对阵营分裂，对当年12月的选举无法协调产生候选人，以致许多选区反对派票源分散，康宁祥本人在台北市竞选蝉联“立法委员”都意外落选。只有六名党外候选人在温和的党外推荐委员会背书下脱颖当选（1980年有九人当选），不过以高雄事件被告家属及辩护律师出征的七名候选人，则有四人当选。然而，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身份总绾选战的蒋彦士，仍可谓赢得大胜。
蒋经国不跟美国人正面对抗的策略似乎也奏效。5月间，他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不肯落入访问记者的圈套去批评美国，坚称台湾与美国“还是互相信赖的朋友……天生的盟友”。里根总统私下传达的保证，仍然令他满意。1983年里根政府出人意料，批准出售价值五亿三千万美元的导弹及其他军火给台湾。北京的反应也出奇温和，邓小平似乎对中国的对美关系抱持相当乐观看法。9月间，华府和北京宣布，赵紫阳将在1月访问美国，里根则将在4月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白宫亦放宽科技输出到中国的限制。
蒋经国并没有认为这些发展对台湾造成威胁。台湾的高级官员开始公开支持与大陆贸易往来的主张，最明显的就是“经济部长”赵耀东。“行政院长”孙运璇私底下也向蒋经国提议，时机已经成熟，台北可以正式准许与中国大陆贸易、旅游往来。蒋经国也认为这么做有利，但是没有采取直接行动。 [1] 台北官方政策不变，两岸动态关系却大有进展。北京对台湾商品不课关税，台北官方也睁只眼闭只眼，台湾对大陆的间接出口，以及由台湾赴大陆旅行都大幅增加。但是在蒋经国看来，更重要的是大陆在政治上、心理上似乎都起了分水岭的变化，使得各种可能性都颇有机会发展。甚且，尽管1978年以来大陆政治仍有些转折、反复，民主力量似乎已越来越强大，得到民众支持。蒋经国依然认为最好让两岸关系在民间部门继续自发性地发展，再观察事态演进。 [2]
蒋经国健康日坏，加上王昇事件，凸显出有需要确立接班人选了。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总统府秘书长”成立“八人小组”，以防备“总统”不能康复或不能执行职务时，可以实施集体领导。蒋经国对这个动作心里不痛快。他的任期还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
“国民大会”将在3月间投票选举他的接班人——“副总统”。蒋经国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在1983年年底以前，他确定将以本省籍人士为接班人。 [3] 现任副总统谢东闵年岁已高，也没有太多可信度。另一方面，蒋经国对“台湾省主席”李登辉的好印象则与日俱增。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期间表现很好，解决了许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譬如，地方人士抗争，阻挡了北台湾若干防洪工程计划。李登辉数度到地方上与民众碰面协商，最后说服地方人士接受防洪计划有利乡梓。 [4]
李登辉和蒋经国一样，也是技术官僚出身，而且也透着不是有野心抓权的形象。除了李登辉作为政治人物、经理人和领导人的才干之外，在蒋经国个人的意见里，李具备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蒋经国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蒋经国正在沉思他的最后抉择之际，有一天早上他读到李登辉在省议会与议员辩论，驳斥“台湾独立”理念的稿子。李登辉向省议会报告说，中国从来没有摒弃台湾，台湾也绝不能忘掉中国。蒋经国非常高兴，当场交代一名高级助理邀请李登辉到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常会”作报告。
蒋经国要他发表简短演讲，“鼓励鼓励”他。李登辉在“中常会”上就省政作了简短的报告。他坐下后，蒋经国很难得地在这种场合作出评语：“李登辉同志的表现非常好。”会场上大家一听，都晓得李登辉将会是新任“副总统”，因此是蒋经国的接班人——至少可接任台湾领导。 [5]
1984年2月，王昇虽然才刚到巴拉圭履新不到几个月，获准由亚松森回台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蒋经国注意到，许多退役的政工人员到机场欢迎这个前任“总政战部”主任。如果他原先还有点疑念，现在则已经十分确信，把王昇送出台湾乃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一如往常，在阳明山中山楼召开，但是，这次会议意义格外重大。当然，一般普遍预料全会将会征召蒋经国竞选连任“总统”。所不知者是他会提名谁做“副总统”——很可能就会继承他出任“总统”。“中常会”之外，这是一个大秘密。当蒋经国宣布谜底是李登辉时，民众和媒体都觉得意外，不过中央委员会议迅速通过此一人选。
李登辉获得提名为“副总统”后不久，安全局发现他年轻时在1945至1946年间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那段往事，赶紧把这一令人惊诧的情报报告给蒋经国。蒋经国耸耸肩，“那也没有办法”。 [6] 蒋经国必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与苏联共产党有更长久的效忠关系。但是，强硬派的情治及“总政战部”型的人士对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一点也不起劲，尤其听到这个台湾本省人有一段共产党经历这种戒严法下的“严重罪行”，更是十分不痛快。 [7]
蒋经国自己的一些家人也不认为接班问题已经解决。他的两个儿子孝武、孝勇，弟弟纬国和蒋夫人，现在转移到关切党的主席若不归蒋家人，是否可交给忠心的外省人。他们认为，“党主席”才是抓住实际大权的关键。这时候，长久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孙运璇却中风，此后一直没能康复、重回政坛。蒋经国挑选忠于蒋家的奉化同乡、曾留学哈佛及伦敦政经学院的俞国华（七十岁）担任“行政院长”。
2月份的国民党中委全会把“中常委”扩大，由二十七人增加到三十一人，台籍“中常委”增加到十二人，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九。但是，蒋经国远比过去更倚重他的亲信，包括老干部及年轻的第三代学人从政官员。他把李焕由高雄召回“中央”，派任为“教育部长”。这时候，蒋经国在七海官邸设了一张医院型的卧床，大部分公事都在官邸召集一小批“床边精英”处理。
蒋方良患了失眠、呼吸急促的毛病，但是比起外观就明显衰弱的丈夫，算是健康多了。上了年岁、体弱多病，反倒使夫妻更加亲密。他们两人最大的喜悦就是膝下孙儿满堂，大者如友梅，二十出头，在艺术上稍有成就；小者如孝勇在1979年生的儿子友常，1978年生的儿子友柏。孝文还是半个废人。孝勇宁愿躲开聚光灯，不愿涉及让他二哥着迷的情治圈子。
孝武在与前妻离异后，聘请年轻的台籍女士蔡惠媚做管家兼子女的英文家教。孝武现在是台湾广播公司总经理，也是台湾棒球协会理事长，由于台湾少棒队屡创佳绩，棒协理事长的头衔让他享有相当不错的知名度。他仍然爱和电影明星、社会名流厮混，甚至和一些高级情治官员流连声色场合。到了1984年，台北坊间已盛传蒋经国这位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可是工作干劲十足的儿子可能会是继承人。反对派人士声称蒋经国预备把权柄交给孝武，孝武此时已负责督导他父亲的侍卫队。可是，蒋经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儿子的缺陷，没有任何意愿让孝武担负重要的政治职位。 [8]
两个未认祖归宗的儿子稳健进展令蒋经国很欣慰，但是他依旧没和他们接触。章孝严身为“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蒋经国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外交部”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蒋经国。大约这个时候，香港、大陆报章开始出现文章，指出蒋经国有这两个儿子。孝勇两度向父亲查问，经国都否认有这么一回事。然而，孝勇和二哥孝武很快就相信传闻不虚。孝武告诉一位朋友，他相信孝严、孝慈为人不错，可是他们在台北，对他母亲永远是件难堪的事。他试图阻挠这两个异母兄长的事业，孝严升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武阻止不成。有一次，台广访问孝慈讨论教育问题，孝武召见制作人，警告他以后不得再请那个人上电台。 [9]
蒋经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台北和北京可以进行非正式对话之时，中间人可不少。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已经由中央情报局退休的克莱恩，一度都想当两岸密使。蒋经国都没理他们，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新加坡基于不希望让对族裔问题敏感的邻国马来西亚不安，与北京或台北均无外交关系，可是李光耀是唯一可以穿梭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世界领袖。李光耀曾在1976年5月初次访问中国，与罹病的毛泽东短暂一晤。1978年，中国展开改革新纪元，邓小平亲自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这个经济昌盛、政治安定的华人城市国家考察。1980年，李光耀第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赵紫阳出访新加坡，亲自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媒体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纷纷做有利报道，加上北京高级干部公私言论对新加坡赞誉有加，凸显出邓小平对李光耀治绩的看重。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中国其他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包括台湾绝大多数人同情“台独”原则，因此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处理统一问题时必须审慎、弹性。 [10] 大约在这几年里，李光耀开始到台北做不对外公开的访问，与蒋经国交换意见。 [11]
蒋经国与李光耀意气相投，胜过李与邓小平的交谊。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以好几小时时间，交换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更深入。这是蒋经国与国外政府首长唯一的亲密私交，他从来不到机场迎接外宾，只有李光耀例外，几度亲自迎迓。 [12] 他也指示秘书，在给李光耀的信中加上表述他亲切恳挚交好的文字。 [13]
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候。 [14] 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访宾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部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领导人）问题，统一协定“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 [15]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发放签证……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利”。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邓小平再次排除北京在签订统一协定之前，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是，在统一协定里则未尝不可能把放弃使用武力列入。未来在执行协定上发生争端，则由谘商解决。邓小平强调，除了“两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 [16]
这是台湾可以从北京所获致的最有弹性之谈判起点。可是，蒋经国不认为他在岛内已经凝聚共识，获得民众支持两岸谈判，而且中国大陆的局势条件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统一的谈判。李光耀和蒋经国倒是都认为，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大陆往类似方向演变。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就说：“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到了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结合，他告诉他的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在各种强力理由中，撇开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择不说，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 [17]
1984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中国争取统一的长期奋斗中获致一项重大成果——与英国达成《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协议。作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方案的第一个具体宣示，他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协议：香港将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治理，中国将派任香港特首，解放军将进驻香港。但是此后五十年，香港可以继续维持它自己的经济、社会、财政和政治制度。邓小平在会谈中，请撒切尔夫人带话给里根总统，拜托美国协助推动两岸接触。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使邓小平在党内原本强大的地位更加坚强。中共党内还是有分歧意见，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反对经济、社会政策彻底变革的保守派，不过，邓小平最高领导人的权位依然稳如磐石。1984年，他视察备受争议的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重申他支持中国对世界开放、力行经济改革的政策。但是，他依然坚决不让改革开放脱缰失控。身为共产党员，他对“改革已颠覆了党的控制”的指责之声相当敏感。因此，他也支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运动；1981、1982年，也批准进行反对“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战。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保守派也利用“反对精神污染”这个口号来抗拒政治自由化。
1984年5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成立“党外公政会”，揭橥成立正式反对党的目标。国民党内宋楚瑜等改革派，希望反对派能满意具有政党之实、不要急着建构政党的形式。蒋经国在8月间，准许高雄事件四名被告（包括林义雄在内）提前释放，以示政府的温和态度。两位学者撰文说，国民党面临反对运动的好战主张及重大压力，对策就是选择性地镇压，稳定推动体制自由化，加速吸纳台湾本省人进入体制。 [18] 可是，统治阶层的保守派外省人却越来越惊慌。7月间，汪希苓与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会面。据《龙之火》作者卡普兰的说法，汪希苓有个大计划，想把竹联帮培训、整合成为秘密工作的队伍，在香港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活动。刘少康办公室虽然已经解散，对付反国民党的个人及团体之秘密、非法行动并没有停止。
汪希苓和陈启礼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位著名电影导演（译按：白景瑞） 的家中，这也反映出电影业、情治机关和黑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天在白景瑞家吃饭的主宾是蒋纬国。汪希苓在初见之后，于8月2日做东邀陈启礼吃饭，作陪的有“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少将（从大陆时期就追随戴笠的老人），以及陈虎门上校（译按：“情报局”副处长） 。汪希苓对陈启礼说，有个叛徒刘宜良写了一本书毁谤蒋经国，破坏台湾形象；现在这个人又要写另一本书《吴国桢传》。汪希苓说：“必须干掉刘宜良。”陈启礼当即接受这个任务。
刘宜良曾经答应汪希苓改写《蒋经国传》部分内容，而且还从“国防部情报局”拿了钱。可是，除了少许删略之外，他还是发表了它，现在，除了《吴国桢传》之外，他还计划写一本书，谈论孙立人生平。蒋经国在吴传、孙传两本书里都将被描绘成恶棍。 [19] 汪希苓对刘宜良已经忍无可忍，认为刘已经投向北京。 [20]
9月14日，陈启礼接受汪希苓饯行之后，前往加州安排暗杀行动。一个月之后，三名竹联帮分子在旧金山市郊戴利城（Daly City）刘宅车库，狙杀刘宜良。不料，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Fort Mead）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电脑，侦录到陈启礼由加州和台北的“国防部情报局”通了好几次越洋电话。 [21]
陈启礼跟实际动手杀害刘宜良的吴敦、董桂森，10月21日回到台北。“国防部情报局”人员在中正机场迎接他们，称赞他们干得好。陈虎门告诉他们，“大老板”很感谢。后来，董桂森问陈启礼，“大老板”是谁？据说，陈启礼回答，“大老板”是蒋孝武。
10月底、11月初，“警备总部”扫荡刊载暗示官方涉及刘宜良命案消息的书刊杂志，当局亦以毁谤罪控诉杂志上撰文批评的作者。与刘宜良命案不相干，地方法院判定两个编辑毁谤罪名成立，将他们关进牢里。反对派其他刊物为之大哗。“内政部”反映出强硬派路线抬头，下令“非法组织”党外公政会解散。
陈启礼等人回到台湾三个星期之后，台湾的警察机关发动大规模扫荡黑道帮派的行动。数千名军警同步在几个城市行动，逮捕数百名涉及黑道帮派的人物，竹联帮也有多人落网。当局原本计划在年底展开这项“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不料却突然提前发动。警方也从陈启礼家里把他带走。陈启礼担心性命不保，大喊他是“情报局”的地下工作人员。陈启礼被素来与“情报局”较劲的“法务部调查局”扣押，受到“调查局”的侦讯。杀手董桂森潜逃。“国家安全局”在汪敬煦领导下，协调、动员好几个情治机关，进行这场空前的扫黑行动。这位“大汪”就是1981年陈文成教授遇害时的“警备总司令”。若干年后，蒋孝勇认为“一清专案”目的在把涉及刘宜良命案的凶手抓起来。他说，刘案可能涉及情治机关的“内斗”，而且汪希苓也不会自作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22]
蒋经国11月13日上午就接到“总统府秘书长”就“一清专案”提供的报告。这项报告指出，治安机关抓到一个帮派头子，此人声称是“国防部情报局”特务，而且出示文件表明身份，他更招认以此一身份，执行了铲除刘宜良的任务。蒋经国大为震怒，他说：“太不可思议了。依法办理！” [23] 他指示大汪督办这件事。大汪、小汪显然起先都认为他们能成功地否认“情报局”与刘案有关联。后来，他们发现陈启礼在美国留下录音带，详述策划暗杀行动的细节，显然就向蒋经国报告，“情报局”人员涉及刘案。他们是否透露大汪的角色，我们并不清楚。蒋经国训令“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已经逮捕一个涉嫌杀害刘宜良的黑道人物。可是，“外交部”不得提到，陈启礼声称是替“情报局”工作。这项掩饰行动持续了两个月，据蒋孝勇的说法，令美方非常生气。 [24]
12月中旬，联邦调查局告诉美国国务院，证据显示台湾的“国防部情报局”涉及刘案。国会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olarz）宣布要召开听证会来决定，在美国国内进行恐怖活动是否构成美国可以停止对台军售。国务院要求把陈启礼、吴敦押送到美国接受审判。蒋经国拒绝，但是保证台北会配合，把本案侦查内容提供给华府。
为了凸显这件事的重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宋贺德（Harry Thayer），把“总统府秘书长”从睡梦里叫醒，将国务院电文里的十点指示念给他听。 [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北方面负责与宋贺德打交道的高级外交官员章孝严，他的母亲四十二年前就有谣传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八十年代》自己也发动调查，刊出文章指称官方涉及刘案。“警备总部”把整期杂志全部没收。不久，联邦调查局出示其掌握的证据，无可抵赖，蒋经国同意，承认陈虎门擅作主张，密谋这项凶杀案。华府说，主谋高过陈虎门。台北就承认汪希苓的副手胡仪敏涉案。但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都说不止于此，汪希苓也涉及刘案。 [26]
1月13日，联邦调查局从得州休斯敦一名竹联帮成员那里，取得陈启礼留在美国的一卷录音带，它指出汪希苓亲自下令指使这桩谋杀案。蒋经国下令把汪希苓等三人免职，交付军事法庭审理谋害刘宜良的罪嫌。要到1月间，也就是汪希苓等免职后四天，才发表声明表示当局“非常震惊情治人员涉及本案”，当局已免除汪希苓“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又过了好几天，当局才真正扣押这位免了职的“情报局”局长，显示当局跟他谈判条件，要他一肩扛起责任。
蒋经国告诉一位部属，他对此事感觉“非常痛苦”，一再表示他实在不明白汪希苓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他叹息说，在刘宜良遇刺之前，台北与华府的关系一向良好。黑格下台之后，共和党政府对台湾的需求十分同情，现在刘案发生，台湾最近乃至未来可能由美国收获的成绩，恐怕全都断送了。蒋经国担心的是，里根个人对台湾的支持会起变化，刘案对美国军售会起什么冲击（1984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已上升到七亿美元），尤其里根保证要提供台湾先进战斗机，不知会不会变卦。
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说，帮派分子借社交往来套住官员；他下令政府官员一概不得与黑道来往。他又指派汪敬煦、郝柏村、沈昌焕和蒋彦士四名高级官员成立专案小组，处理当前危机并研商长期对策。台北新闻界开始出现由官方泄露的消息，指称蒋经国非常震怒官员涉及刘案，下令清查情治机关，任何人一旦涉案，不论级别多高，一律逮捕究办。蒋经国同意美方的要求，准许戴利城一名警探、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到台北，跟被捕的陈启礼、吴敦谈话，做测谎试验。他晓得美方志在查明台北方面应对刘案负责的层级究竟有多高，包括也想查明他本人事先是否知情。但是，他没有准许美方跟汪希苓谈话。
此时，在美国的公关出现大问题。《华盛顿邮报》描绘台湾当局是“好朋友干下恶徒行径”。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同一个小组委员会曾经调查陈文成教授命案）第一天的听证会，就让台北灰头土脸。次日（2月8日），蒋经国改变主意，同意让美方也跟汪希苓谈话、做测谎。汪希苓接受测谎时，对下列两个问题都否认：他有没有明白下令杀害刘宜良？（他表示只建议陈启礼“教训刘宜良”）有没有上级同意此一杀人案？据在场的美国官员说，汪希苓对问题都明显“局促不安”，测谎机指针显示明显说谎。 [27]
这个时候，如果蒋经国事先不知情，现在一定已了解，为什么一个“谨慎”、亲信的情报首长会涉及这么一桩没有具体利益的危险妄举。许多间接证据显示，汪敬煦若没有下达命令安排凶杀案，至少也批准了执行本案。十二年之后，某位蒋经国的多年亲密同志说，汪希苓一定替某人掩饰。 [28] 几位国民党当时的高级官员相信，原本的点子出自蒋孝武；多年来王昇一直促使孝武跟情治机关增进关系。 [29] 蒋孝武涉及刘案的传言，出现在香港、美国，甚至台湾的媒体上。由于视力差，蒋经国此时依赖幕僚读报给他听。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年轻助手或资深干部——也有可能是孝勇本人——在1985年初，向他报告坊间传闻孝武涉及刘案。孝武极力否认此一传闻，坚称从来没见过陈启礼，绝对跟刘案没有关系。 [30]
然而，蒋经国至少已经相信，孝武的生活习性、交友不慎、讲话不小心，起码间接导致刘案。 [31]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蒋经国本人并不晓得有杀害刘宜良的计划。
蒋经国1983年罢黜王昇时，并没有利用此一机会管束已被放纵去威吓反对派人士的情治机关特务。蒋经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交代，搞秘密活动绝对不能从事政治暗杀，可是他并没有做到。最后，蒋经国也没有好好教导他这个言行怪异的儿子，或是他的情治首长。这一部分的国民党当局继续如化外之民，凭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蒋经国之外，华府主持对华政策的里根政府官员，也希望刘宜良案早早结案，尽快忘却。“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官员很清楚，黑格去职之后的里根政府新团队，“衷心不希望对蒋经国太为难”。 [32] 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领导下，推动里根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允许F-16战斗机生产厂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与台湾合作，在台湾产制所谓的“自制防御战斗机”（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简称IDF。译按：投入使用后命名为“经国号”） 。IDF大部分在台湾组装，是F-16的改装机种，配备不同的引擎和电子设备，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御性质。这就是里根兑现他对蒋经国私人担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进战斗机”——的方案。
美国国务院一些外交官员声称，IDF违反了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报”，公报载明，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量与质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减低。案子送到舒尔茨（George Shultz）国务卿面前裁示。刘宜良命案、索拉兹众议员召开听证会，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乐观，但是由于里根对蒋经国有秘密承诺，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早已下达。 [33]
白宫希望刘宜良案尽早落幕，还有另一层原因。索拉兹众议员主持的听证会还在国会山庄进行之际，钱复通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Gaston Sigur）的安排，在他的华府办公室与诺斯（Oliver North）中校会面。诺斯还带来尼加拉瓜反抗军领袖卡莱罗（Adolfo Calero）。卡莱罗说明，尼加拉瓜反对桑地诺政权（Sandinista）的游击队被美国国会遗弃，处境危殆。卡莱罗问：台湾的“有钱人”能否捐助一百万美元给游击队。 [34]
蒋经国此时是又气又恼，“国防部情报局”很可能在他儿子煽动下，雇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关台湾安危的国家，去执行冷血谋杀案。突然间，钱复报告，白宫要求国民党不得让美国国会知情，秘密捐款从事秘密行动，简直更不可思议。这时候，美国与台北仍与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事实上台北仍与左翼桑地诺政权有援助计划在进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笔九百万美元的低利贷款给桑地诺政权。（美国政府此一违宪、非法的秘密活动，在尼加拉瓜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蒋经国对于诺斯有此请托大为高兴。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向白宫查证此事是否有更高层授意？国家安全会议的答复是：“里根总统会感谢［台北方面］赞同的反应。” [35]
蒋经国指示“国家安全局”通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来回应美方的秘密请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国陆军退役将领辛格劳布少将（John Singlaub），他立即到白宫拜会诺斯。蒋经国要确切掌握情势，再度查问——白宫会“十分满意”国民党捐款给尼加拉瓜反抗军吗？美方迅速给予正面答复。 [36]
4月9日，普通法院经过九小时庭讯之后，判决陈启礼、吴敦谋害刘宜良罪名成立，均处以无期徒刑。十天之后，军事法庭经过十四小时庭讯，也判处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说出：“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台湾的早期，都搞过政治杀害活动，只是都根据谨慎规划的计划进行。过去十几二十年，使用暴力则是违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军事法庭的检察官都没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多数观察家的看法都没有错，过了几年他就出狱了。在索拉兹主持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声明：“就证物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国民党有在美国针对其敌人骚扰或恐吓的一贯模式”。听证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国会象征性地做出一项决议，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押送美国。台北方面也果如预期，再度拒绝。国务院接下来把联邦调查局能指认出来的台湾情报局驻美特务全部驱离美国。
6月、7月间，台湾当局通过“世界反共联盟”把一百万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两期）第一期款，汇入诺斯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蒋经国的行事作风向来是对不相干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秘密款项。7月份，郝柏村向蒋经国报告，白宫已经批准IDF案子。蒋经国微笑着说：“这是军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37]
除了情报局特务人员被驱逐出境之外，台湾没有因为刘宜良命案，在美国与台湾关系方面付出其他代价。可是，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府”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治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从此以后，扫除“文化污染”（公开抨击当局及领导人）的主张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信服。
刘宜良命案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治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他首次改变情报机关的基本目标，下令“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特殊情报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合并，指派一位从野战部队出身的将官（译按：卢光义） 出任新首长。这个新单位（译按：改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此后只负责收集军事情报。最重要的是，蒋经国禁止在美国从事任何秘密工作。他指示“国家安全局”集中力量从事情报收集、分析及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把汪敬煦调离“国家安全局”。
蒋经国晓得要改变情治人员的文化绝非易事。他曾经说过，奉派从事特务工作的人，等于是“跳火坑”。经国一反早年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现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他对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创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充满无力感。蒋经国也下令切断跟泰、缅边境游击队的关系——自从1953年以来，他屡次向美方承诺要断绝关系，但一直没有真正切断。最后他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检具事实，由他亲自批可。同一天，他告诉郝柏村，今后要加强拔擢本省籍将领。 [38]
注释：
[1] 孙运璇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
[2] 综合本书作者在台北对下列人士的访谈所得：王昇（1998年3月13日）、马树礼（1998年3月13日）、李焕（1998年3月9日）、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原书注6。
[3] 余纪忠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8。
[4] 张祖诒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9。
[5] 同上注。原书注11。
[6] 见王力行《蒋孝勇的最后声音》中对蒋孝勇的访问，载1996年9月15日《远见》杂志第112—113页。原书注13。
[7] 本书作者1995、1996、1998年在台北访问好几位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都有类似说法。原书注14。
[8] 许倬云1998年4月给本书作者的短笺。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268页。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原书注18。
[9] 某位蒋家成员1995年8月、1996年5月、1998年3月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19。
[10] 马树礼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0。
[11] 李光耀第一次公开宣布访问台湾是在1985年11月。“中央通讯社”1985年11月5日报道李光耀到访的消息中提到，李光耀“近年来多次到访，但是这一次是首次公开宣布访问行程”。原书注21。
[12] 李洁明1996年8月1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2。
[13] 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3。
[14]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278页。郝柏村1985年12月1日日记载有蒋经国把他和丁大卫谈话内容转告给郝柏村。郝柏村只说，蒋经国把邓小平的问候告知丁大卫，没有进一步置评。蒋经国可说是故意让美方知道邓小平致候，免得美方从新加坡方面得到消息。原书注24。
[15] 1983年8月号香港《70年代》月刊中杨力宇的文章。另参见1983年8月5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摘要广播·远东》部分。杨力宇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描述了他对邓小平有一段很长的专访谈话，邓小平讲出这些想法，但是杨力宇没有说他在什么时候见邓小平、讲这些话。原书注25。
[16] 同上注。原书注26。
[17] 余纪忠1998年3月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8。
[18] 周阳山、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台湾的民主化过渡》（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载于1987年3月《亚洲观察》第283页。原书注31。
[19] 卡普兰《龙之火》，第375—408页。原书注33。
[20]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函所说。原书注34。
[21] 同上注。原书注35。
[22] 同注［6］，王力行对蒋孝勇的专访，第110页。原书注36。
[23] 汪道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7。
[24] 同注［6］，王力行对蒋孝勇的专访，第109页。“当父亲向有关官员问起这个案子时，他们全都不说实话……或是责怪别人……有些人还否认情治机关涉及此事。”原书注39。
[25] 宋贺德1995年12月6日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1。
[26] “美国在台协会”涉及对台事务的官员1995—1999年间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多次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2。
[27] 范美丽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所说。范美丽当时是“美国在台协会”政治组副组长，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全程出席所有会面情况，包括进行测谎工作。原书注49。
[28] 某位台湾当局高级官员1996年5月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0。
[29] 同注［6］，王力行对蒋孝勇的专访，第108页。蒋孝勇没有直接点出王昇的名字，只说“刘少康办公室的人”。孝勇指控王昇，企图“利用我们两兄弟间的关系，以便可以制衡或影响我们之中一人”。原书注51。
[30] 赫斯（David Hess）1996年5月26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所说。原书注52。
[31] 这是蒋孝勇1996年接受王力行专访时的说法（同注［6］，第110页）。它也很可能部分反映出他和父亲讨论这件事时的对话内容。孝勇说：“孝武涉及刘案的印象，八成来自谣言，两成来自他给人的印象。”1996年6月7日蒋纬国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我问他孝武是否涉及刘案，他回答：“是的，有可能。”原书注53。
[32] 范美丽1998年3月30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4。
[33] 本书作者当时在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担任分析主任，也涉及这项辩论。我个人认为IDF在文字上、精神上都违背“八一七公报”。原书注55。
[34] 钱复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56。
[35] 某位与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45年的高级军官兼外交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1998年3月作者在台北与当时“外交部”某高级官员谈到此事，亦经他证实确有此事。有关台湾援外活动，参见9月26日《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第38页。原书注57。
[36] 同上注，另参见1987年5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卡普兰《龙之火》，第458页。原书注58。
[37] “Iran Contra Puzzle”，1987年《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 ）第A-12页。另见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编《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54—255页。原书注61。
[38] 马树礼1998年3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