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才能、学识和自信
鄂尔泰等编纂的《清世宗实录》介绍书主：
天表奇伟，隆准颀身，双耳半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濬发，立就万言。书法遒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
人臣论君主多有谀词，鄂尔泰等对他们的君主自也难于例外，不过所说他的才能倒基本上合于雍正的实况。他说话声音很高，有朝鲜文献可作佐证。《李朝实录》记载该国使臣李樴于雍正元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气象英发”的赞美之词，不应当是虚誉。
雍正自幼，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和汉文。他当皇子时闻长，尽有时间读书，他自己说：“幼承庭训，时习简编。”登极之后，为了“敷政宁人”，继续学习，举行经筵。他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并有自己的理解，不像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圣贤的字句里转悠，毫无发明创见。他对这种人也很看不起。如前述对会试“士人当有礼义廉耻”论题的试卷表示不满，说那些贡士们的见解都是老生常谈，“识量狭隘”。五年（1727年）八月初六日经筵，讲官邓德、蔡世远讲解“文行忠信”，雍正批评说，讲章内将文、行、忠、信分为四端，缺乏贯穿的解释，他认为：“仁义道德之理见于词章者为文，见于躬行者为行，实有诸己则为忠，诚孚于物则为信。分之固为四端，合之则此一理，圣人四教，即谓之一教亦可。”他把仁义道德的观念贯穿于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义道德解释文行忠信，使它们凝为一体，就比那些章句经师讲解高明了。雍正又说，在书经讲义里，谓人君以天之心为心，臣下则以君主之心为心，他认为这同君臣一德一心观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为心。臣下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本来就是要忠君，现在以天心为心，要对天负责，对臣子的要求更高了。对于儒家讲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说：
圣人统言智、仁、勇，乃一贯之义，如遇有益于民应行之善政，见得透彻，即毅然行之，则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尝非一事，若将三字误会，恐涉于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将圣人之言误解矣。
他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联系，以其之智，认识教和刑的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雍正因熟于儒家典论，所以能熟练地应用它“敷政宁人”，教育臣下。如在豫抚石文焯二年（1724年）二月的一份奏折上批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弘阔，志虑精白，不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用孔子的话教他改变积习，言行一致。一次石文焯奏报严查白莲教事，雍正批示：“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所以圣人谨于防微杜渐，若不除之于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视之，一者整齐风俗，洁清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弥祸患于未形也”。山东巡抚岳濬折奏给予赴粤教种旱田的农人的旅费及家口安置情形，雍正要他从丰赡给，朱批说：“孟子云上农夫食九人，则是众口所赖者，惟此一夫，今离乡远出，所给银两办装可矣，养家之资或恐不敷耳”。七年（1729年）六月初四日，广西巡抚金鉷请安折得到的朱批是：“朕躬甚安，今岁愈觉健壮，此皆蒙我皇考圣灵佑庇之所致。诗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三复斯言，增感曷已”。
经学、史学是相联系的，雍正也很熟悉历史，在位期间，能吸取前代经验，改善和加强他的统治。清朝以前，对历代帝王的崇祀，只及开创之君21人，从祀的功臣也只有39人。雍正认为那些虽非创业的君臣，也有统治经验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他说：
三代以上，若夏启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颂美诗书，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则德教累洽，或间世而出，则谟烈崇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跻斯民于康阜，嘉言传于信史，善政式为良规。至凡蒙业守成之主，即或运会各殊，屯亨不一，苟无闻于失德，成帝命所宠绥。
至于历代名臣：
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比诸从龙之彦，何多让焉。
因此，增祀守成的帝王143人，功臣40人，并作《历代帝王庙碑文》，以记其事。魏征谏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上知足自戒，止兴作以安民，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去谗邪，慎刑法。雍正认为魏征君臣论治，需要吸取，亲书“十思疏”，置于屏风，朝夕观览，又亲书多幅，颁赐给田文镜等宠臣，以便君臣共勉共励。他如评论历史人物、事件、制度，以之训诲臣下尚多。如赐户部“九式经邦”匾额，赐文以周制要求户部忠于职守：“《周礼》以九式之法均节国之财用，职綦重焉，尚其平准出纳，阜成兆民，毋旷乃守。”
雍正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能崇佛用佛，乃因通于佛学。
在自然科学方面，雍正说在皇子时代，奉其父之命，教习裕亲王福全之子保泰“经书算法”。那时保泰年轻，所学算法，不过是初等的，雍正本人对此所知有限。大体说来，雍正的自然科学知识远不及其父，也不及于其兄允祉、其弟允禄等人。他迷信天人感应说，不可能深入钻研和相信自然科学；相反，他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为他的敬天愚民政策服务，说制作天文律历，“用以敬天授民，格神知人，行于邦国，而周于乡闾”。
雍正极其迷信神鬼命运。办事一定选择黄道吉日，如岳钟琪西路军大本营迁移，由雍正看历书选定，通知移营时日。有的地方官赴任雍正也给他择定出发日子。他事事讲求吉祥如意，大臣出行，赐予如意，每到过年，诸王大臣向他进呈如意，“取吉兆之意”，从他这儿开始，形成了习惯，流传后世。他笃信八字。他知道年羹尧的八字，有一次年要进京陛见，雍正不允许，向对方说明原因是，“有看八字人说年熙不宜你来”。又告诉年：“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著实审密好。番僧中镇厌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未免令人心彰些。”这是怕被人知道八字，遭仇家厌胜。对厌胜之类的事，他是半信半疑，不过同臣民一样，对此类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免不设防而遭到暗害。他又要求年羹尧把岳钟琪八字告给他。他还要鄂尔泰报告八字，回奏人觉得这是受到极大关怀，他则告诉鄂尔泰：因你身体弱，故要你八字，看你的寿数，今知竟是“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因信八字，和算命的结了不解之缘。有个浙江人史瞎子，名声很大，所谓“言休咎奇中”，有人把他推荐给雍正，大约奏对时说了不中听的话，发遣到辽左为民。
雍正文思敏捷，于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都是一挥而就。他的朱谕，从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所见，书写都很整洁，文字流畅，间有口语，很少涂抹。朱批、朱谕不是为作文，也不是为发议论，是处理政事，于行文之中，说明他对某事处理意见，全系政事内容，更可见他的才思和从政能力相一致。朱批、朱谕是这两方面才能的结合。兹录两份原件完好、便于识认的给年羹尧的朱谕，以见一斑。一件：
使臣中佛保等回来所奏之折，抄来发于你看。未出尔之所略。但你临行之奏，待他来人少轻淡之论，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换人来矣，想策汪疑根敦，与事无益，二者朕总实在推心置腹，不因彼变迁而随之转移，总以无知小儿之辈待之，体理复彰，你意为何如？再其所请求之事，逐款当如何处，将你意见写来朕看。他如此待留罗卜藏丹津之意，你意为何如？他的人来，一路上仍加意令其丰足感激，可速谕一路应事官员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论，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详悉逐条写奏以闻。特谕。
从原件可知，这200余字中，只抹去“料”字，改为“略”字，再则加了“如”、“此”二字。另有一件，原文是：
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愚顽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并拉什、特古特等闻之，皆为之辨（变）色，虽口中挫挣云是，光景甚属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导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虽然你知道了，北边一带蒙古之众心亦不可不照顾。朕借此机会亦欲言明正经佛法，严敕喇嘛护教，当端其本，敬僧必择其人，连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严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心，但再若如有如前当行处，亦不可因此姑容。善后之策，甚属紧要，不可因小而误大，图缓而略急。朕之闻见，全谕你来，你知道后只管相时度机而行，你的见识再不得错的，朕信得及。
全谕约三百言，只涂改一字，添增十余字，雍正一日书写很多，因系处理政事，一定很认真，一定要深思。但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写那么多朱批、朱谕，不可能在每一篇上用很多时间。所以还是他才能出众，思路清晰，援笔立就。
康熙的儿子们多擅长书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王士禛看到允祉的作品，赞叹“遒美妍妙”，又说“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书如此，盖唐宋明以来仅见之盛事也”。这就把雍正包括在内了。雍正元年八月，《景陵圣德神功碑》碑文撰成，雍正命善于书法的允祉、允祐和翰林院中书法精妙者书写。他说自己学过康熙的书法，得到其父的“嘉奖”，这时也书写一过，以便与诸臣比较选择，以供刻石。他说这不是“自耀己长”，不过是为表示对其父的恭敬。显然，他自认为有精于书法的特长。据记载，康熙欣赏他的书法，每年都令他书写赐予臣工的扇面，多达一百余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大多是小字行书，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赐年羹尧宝石的朱谕、命宠信督抚推荐懂得医学的人的谕旨等原件，均可看出他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整，自成风格的书法功力。
说到雍正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了解下情，二是比较了解自己，三是建立在这种了解基础上改革政治的抱负。
雍正把他和康熙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及其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他认为康熙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因为“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而他自己则有藩邸四十余年的亲身阅历，了解官场和政治实施情况：“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他又因在藩邸时间长，阅历深，自认为“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远过之”。继位之后，他通过奏折制度，派遣侍卫和亲信私访，以及一般的官方公文等途径，了解吏治民情，比较多地把握真实情况。同时政事是他亲自处理的，事态的发展变化也就能在他的洞鉴之中。如程如丝贪婪案，为年羹尧所揭发，受蔡珽的阻挠，当年羹尧出事之时，雍正命石文焯往四川审理，石因过去同年有交往，这时更怕再审出实情，落个包庇年的罪名，就做出有利于程、蔡的报告。后来蔡案发生，要重审程案，雍正还打算派石文焯去，为了他能秉公审处，给他如下批示：
程如丝夔州惨伤私商一案，汝前番审鞠大有不协之处，今另行审查，或著汝赴川亦未可定。不必惊慌，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处，虽然终受软懦依违之累，有失公正刚方之体，不合为蔡珽所欺，又欲避年羹尧向日之形迹，未免傅会其间，今恐逃坑复落堑矣。
虽然在这件事情中，雍正原有欲诛年而偏袒蔡、程之病，石迎合而为程开释，不能怪罪于石，但雍正了解石、年关系，洞察他的腑肺，分析他的思想入情入微，无不肯綮。雍正曾让署湖广总督福敏路过河南向田文镜转传谕旨，后发现有讹误，又命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路过开封时加以改正，田文镜为此折奏，说一般人只知“皇上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禀至圣至神之聪明而不可欺”。雍正实在了解下情，不易被臣下蔽锢。
雍正把他同其父作比较，也是对自身的了解，自云洞悉下情，是有自知之明的一个方面。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一往直前实施既定的方针。五年（1727年），他说：
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
他对自己的了解还表现在有较强的自信心上。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直隶总督李绂的一份奏折的朱批中，极言自身的见识超过他的臣下。他颇有意思地写道：
尔自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观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尔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训谕，如果倾心感服，将来智虑自当增长扩充。……尔诚不及朕远甚，何也？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诚，朕再无不随事训诲玉成汝之理。倘以为能记诵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而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不及。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极当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远获益无穷，尔其钦承此谕毋忽。
要这有文名而又刚直的臣子服他，并非专恃帝王的权威，也非不知羞耻地大言不惭，他自信识见在被教导人之上，自信不是庸愚的人主，能够驾驭群臣。他认识自己的地位，懂得做皇帝的难处，他不止一次地讲“为君难”，如说：若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若竭力整顿，又会被人目为苛刻。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则是不能受谏，若以其言谬妄而加处分，则是堵塞言路，怎样做才好呢？他感到这是“为君之所以难也”。他因此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
这样认识自己的地位，有利于处理政事。他还知道在君主宝位上，要使自己政策正确，要真正吸取臣下意见，就要反对他们的揣摩迎合，为此屡发指示：“尔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后务宜屏去私心，勿事机巧，凡事只求当理，即合朕意，逢迎之术，断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诸弊，岂有向以为非，至今日而忽以为是耶！”
了解情况，认识自己，就可以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施政纲领、方针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去实现。正因为他把握了康熙末、雍正初的政情、民情，懂得历史，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适时地要求臣下“将向来怠玩积习务须尽改”，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讲到雍正的才智：“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杨珍认为雍正是一位善于观察与思考者。其思想的敏锐性以及思维广度与深度，都超过允禩、允禵等人。他们的中肯之言，可作为这一节的结束语了。
第二节 “朝乾夕惕”
雍正即位前几年，多次表示要勤于理政。元年（1723年），京口将军缺出，雍正命叫李杕署理，大学士票拟时误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情发觉后，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议处，雍正因此教导他们认真办事，并自云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二年（1724年），雍正向朝臣讲：
（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他感到维持清朝江山责任的重大，而新继统对臣工不熟悉，需要勤政治理。五年（1727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疆吏朱纲用为云南巡抚，在朱纲陛辞时，作了可谓推心置腹的长谈，讲到继统初期的心情和情况：
初御极时，诸臣多未识面，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
其实，雍正的勤于理事，还不仅是初期政事没有头绪的形势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健全奏折制度，又创设军机处，把辅臣进一步降低为“幕僚”，使自己一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事务自然更加殷繁了。
雍正处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停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即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年年如此，寒暑无间。六年（1728年）夏天，他写《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七律一首：“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雍正因早年夏天中过暑，以后形成畏暑的心理。这一年酷热之时，意欲休息，但一想到前贤的箴言，帝王的职责，就不敢浪费一点时光，又勉励自己警戒骄盈，去努力从事政务。次年又作《暮春有感》：“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旸匀。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因此朝夕戒惧，不敢怠惰，时序的变化虽大，然而无暇也无心欣赏花木的繁荣。
晚间，也是雍正紧张的时刻，批览奏折，常常到深夜，搞得精力疲敝。他常把这种情形书写在臣工的奏折上：
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
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
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
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
丙夜灯下逐条省鉴，一一批示矣。
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朱批是雍正勤政的最好记录。这一做法他一直坚持下去，虽然八年（1730年）以后，朱批分量有所减少，但他的励精图治的精神仍然洋溢其间。
雍正处理事务，非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从事，掩饰过愆，往往在他的精细之中被发现了。元年（1723年），年羹尧奏一折，大学士已经议复，后蔡珽有同样内容的折子，大学士没有察觉，又行上奏，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同年，礼部侍郎蒋廷锡等书写追封孔子五世王爵诏，将“重道”二字误写，没有检查出来，雍正看题本时发现了，把蒋廷锡等叫到跟前，告诫他们“勿谓此等本章无甚紧要，朕不详览，嗣后当愖之”。五年（1727年），浙闽总督高其倬连着就福建水师问题作了两个报告，因路途遥远等缘故，后写的折子先到，雍正见了，因上有续报的话，追问是怎么回事。可见他不放过一个（滹）〔罅〕隙。七年（1729年），署理浙江总督性桂折奏侦稽甘凤池事，雍正阅后批道：“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誊续奏，是何意见耶？”具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其前折倒印象很深。福建巡抚刘世明没有及时对雍正的训令作出反应，雍正可不是说了话就置于脑后的，于是新的训饬就发生了： “朕日理万机，刻无宁晷，费一片心血，亲笔训诲之旨，竟一字不复，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雍正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热衷于他的事务。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殚细密，非过为搜求也。”确实，他不是为挑蒋廷锡、高其倬、刘世明等错误，而是他本身办理认真，并以此要求臣下。
雍正在对朱纲说了他不惜自己身体地勤政之后，接着说：“朕之不少图暇逸者如此，尔等督抚身任封疆之责，朕又岂肯任其贪图逸乐？务宜勉励为之，无为溺职之巡抚。”要求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他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败坏风俗，再则是怕他们“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影响公务。五年（1727年）六月，他因交廷臣所办事务不能及时办理，发了脾气，他说：我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交代的事情抱沉默态度，不来回奏，若不能办的话，何以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现在责令你们把因循迟延的问题回答清楚。次年二月，新任御史鄂齐善、曾元迈值班早退，大学士马尔赛请把他们交部议处，雍正讲不要按常规处罚，他们是新进小臣，就这样怠惰，不严加教导，就不能警戒那些越礼偷安的人了。因此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散班。他们住在城里，这样的当班，真够受的。
雍正勤政，加上他的一套行政办法，所以他办事非常迅速。他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天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认真而外，处理及时。如在豫抚田文镜三年四月十七日奏折上朱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五月初六日田文镜具折回奏，报告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二十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折奏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朱批中又问道员佟世鳞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朱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朱批了，随后于二十一日对佟世鳞问题作了奏报。这一年五月小，二十六日至下月十三日，共17天。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来回3200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日行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可以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17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不用说，雍正随收到随批阅，随即发出。他就是以不过夜的精神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情况，处理了事务。十年（1732年）七月初八日，礼部侍郎张照为他祖父张淇呈请设立义庄和请求旌奖，三天后，即十一日，雍正批准了他的请求，命礼部议奏旌表，十月十三日大学士张廷玉题请给张淇封典，十五日雍正即予认可。关于张淇的封典，事情很小，又是例行公事，两次题本，雍正都在两三天内答复了，并不因平常的事情而拖延。他如此迅速处理事情，可见他的行政效率之高。
雍正躬亲细务，惹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二年（1724年）年初，福建巡抚黄国材上奏，认为细微的事情不必专折奏闻，只需报给六部，由他们汇总具题。还有人认为雍正大小事一齐抓，“烦苛琐细”，他们希望人君不要亲理庶务。雍正对此作了些辩解，就黄国材的奏议说，他是效法康熙六十余年的勤政精神，所以“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他强调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他说劝他的人也可能有爱君之意，但不知他的脾气，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事情办得井井有条，就是封章堆叠，也乐于披览，不以为劳，若众人苟且塞责，以致事务废弛，日无一份封章，心里反倒不安。表示他绝不图暇逸而减少对政务的处理。五月，他进一步说明皇帝躬亲政务的必要：“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几，全在一人之裁决”，因此天子不能端默高拱，必须综理庶务。七月，《御制朋党论》中，把反对他躬理细务的人归之朋党，认为那些人“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于非议亲理庶务了。
雍正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以朝乾夕惕自励，自诩。年羹尧错书“朝乾夕惕”为“夕陽朝乾”，他以此作为整治年的理由，虽是借题发挥，然亦有因。他认为“‘朝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只有人主才配得上“朝乾夕惕”，而他是当之无愧的，年羹尧居然在这里写错了，不诚敬，也就是不以“朝乾夕惕”许他，就这一点来讲他也要恼火的。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雍正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节 刚毅和急躁的性格
五年（1727年），雍正批评浙闽总督高其倬优柔寡断：
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一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患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他教诲臣下，办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顾后，游移不决，莫衷一是。这一朱批贯穿了反对优柔寡断思想，表明雍正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顾阻挠，认准了就干。从而说明他具有刚毅果断的性格。
他的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作出裁决，即如黄炳创议实行摊丁入粮，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准许，数月后李维钧又提出来，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及至议出实施办法，立即决策施行。又如诺岷倡议火耗归公，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他表示支持，朝臣没法，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试行，雍正讲可行就行，试什么，于是全面推行。拖泥带水，颠三倒四，犹豫不决，和他的性格不相容。他办起事来，说干就干，干就像干的样子。如他为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大批的罢黜不称职官员和破格引进人才。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也毫不顾恤。这种坚毅性格，才便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施他的政策。凡是做开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下去，力求达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的社会政策都没有改变。
雍正的刚毅果断，同他的急躁毛病连在一起。他自己说康熙训诫他遇事时要“戒急用忍”，他就把这个教导书写出来，置于居室，以便朝夕观览。二年（1724年）闰四月，他就对辅国公阿布兰的态度变化检查自己，说没有详察而急于启用阿布兰，及其犯罪又不能隐忍，就是没有实现“戒急用忍”。康熙早在四十七年（1708年）评论他的儿子们时，说雍正幼年“喜怒不定”，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是幼时喜怒无常的情形，特向其父说明，并请求不要把这个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予记载。雍正少年时代忽喜忽怒，后来是否改变了，暂且不说。今日研究者就“喜怒不定”作出两种分析，或谓“喜怒不定”是性格率真的表现，好冲动，急躁，从政治方面看不是好品格，但从为人方面考虑可以肯定。或谓喜怒不定，是感情不能积压，随时爆发出来，就是勉强压抑了，一定时间也会迸发出来，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细致观察，与性格有关。本书作者认为，喜怒不定的人，虽不能否定他性格中有率真的成分，然而就总体上讲是坏品性，其实喜怒不定，是性情乖僻，可能是神经质的表现，也可能是心境不佳，情绪不安宁，遇事会狂喜狂怒。喜怒不定，也是脾气暴躁的表现，感情说爆发就爆发出来，缺少忍耐性。所以康熙说他喜怒不定，要他戒急用忍，都是批评他性情急躁的毛病。
雍正注意改变他的急脾气，在给李绂的朱批中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就是说，多年来，在重大的事务中，以坚忍的毅力锻炼耐性，克服急躁毛病。在储位斗争时，编辑《悦心集》，研究佛学，就是动心忍性的表现。做皇帝后也留心不犯老毛病。三年春天，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广开沟渠，雍正以开沟不是不可等待之事责备他，说他急急忙忙去做，“殊属悖谬”，又警告他，你不怕做贻笑于人的督抚，“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但是他轻举妄动的事并不少，像强迫闽粤士人学官话，坚持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对待官员，也常常是喜怒不定。如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在他于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一日写的折子上批云“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践所言可也”。不久，丁士杰借执事给回乡的少詹事陈万策使用的事，被雍正知道了，把他交部议处，丁士杰又上一折为己辩解，这下激恼了雍正，朱批就相当苛刻了。丁士杰折子上说他借执事的“隐微之处更不敢不为我皇上直陈”，雍正就此朱批“无耻之极”。丁说他对上司“并不知如何逢迎”，朱批：“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钦差，其罪更甚。”丁说“臣立意自矢，时存无欺隐之心，亦不敢萌一逢迎之私”。朱批“好无欺隐”，“好不逢迎。”丁又说“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为，即臣终身实断不可为也”。朱批“可谓天良丧尽矣”。丁说他因不知陈万策的狂妄行为，所以没有参奏他，朱批“看尔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这些行间批外，雍正又在折尾写道：“观尔不知悔过，不知愧恧，一味强词饰辨，必不知感朕恩遇，愚贱小人之态露矣，‘卑贱无耻’四字当深以为戒，莫令人指唾。”“无耻之极”，“天良丧尽”，骂得真凶。但是，十几天之后，也即二十六日，丁士杰奏报福建仓储情形的折子上，雍正又夸奖了他：“尔奏甚属可嘉，一切皆似此据实无隐，乃报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尔之存心立志。”丁士杰随即获知，陈万策事使他降三级留任，遂于五月二十八日具折谢恩，折中说：“臣闻命自天，愧感无地。”雍正朱批：“若再愧为数事，恐不能有感之一字矣。”丁又表示今后“恪遵慈训，终始如一，以仰答高厚之恩于万一”。朱批则说：“朕因尔向不欺隐，所以训尔终始如一，但饬尔痛改前非矣”。陈万策是正四品的中级官员，丁士杰是从一品的大僚，丁借给他轿舆执事，原是碍于情面，谈不上有意逢迎，他的奏辩原合情理，而雍正原认为丁忠诚，而隐蔽陈万策在乡活动不报，就生他的气，及至看到他的辩解，气上加气，于是指斥激烈，言词过当，迨及有所觉察，于丁的谢恩折中就改过来了。可见他气恼时自己也不能克制，仍有暴怒的毛病。他有时好走极端，说话很不反映实际，以之办事就会出问题。即位初年，对朋党痛恨已极，在《御制朋党论》里大肆挞伐宋人欧阳修，说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好家伙，欧阳修没遭开棺戮尸之刑真是万幸！对欧阳修发这样大的火真是没来由的，所以他的臣子为他撰写《实录》时，替他害羞，就把欧阳修造成朋党流毒的话删掉，将“诛之”一句，改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欧阳修地下有知，这才可以安心了。与此类似的是对允禩、允禟的咒骂，今存档案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谕”与《清世宗实录》所载同一上谕，就有不少改动，如责骂塞思黑、允䄉“下贱”，他们是皇帝的亲兄弟，如此侮辱他们，置皇帝自身于何地，是以《实录》将这类的话概行删去；“上谕”讲到塞思黑“悖谬可杀”，《实录》改作“悖谬干法”，去掉了杀气腾腾的“杀”字；“上谕”谓不杀允禩等人，他们“亦不过数名死人耳”，《实录》改写成“不过稍延其性命耳”。戒急用忍，实属不易，如八年（1730年）允祥死亡，允祉吊唁比雍正还晚到，而且喜形于色，这是因为允祥与雍正无论在政治上、感情上形同一体，故意以怠慢发泄对雍正的不满，雍正当时为了允祥的丧事圆满，不好发作，过后惩治允祉，把他拘禁于景山，及至十年（1732年）允祉死，雍正发上谕指责允祉：“前年怡贤亲王仙逝，朕心甚为悲切，举朝悼惜，而伊毫无哀痛之情，且欣喜见于辞色，其忍心害礼至于如此”。他开始是动心忍性，没多久，就又犯喜怒不定的毛病了。据载雍正有一天看戏，演的是郑儋打子，看得高兴，赐给伶人食物，该伶受宠若惊，遂与皇帝攀谈起来，因剧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问今日常州太守为谁。雍正一听勃然大怒，一个贱优，怎敢问起长官！不加惩治，形成风气还得了，立即将伶人杖死。他一激动不要紧，就造成人命归天的惨事。
雍正在他的统治后期，指责一些疆吏轻于改变旧制。他说：“常见督抚提镇等于莅任之初，或轻听人言，或自凭臆见，率尔具奏，更改旧章，不计事之永远可行与否，及至再经条奏，仍复旧规，多费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张之扰累。”其实，他很可以反躬自问，正是因为他锐意改革，有的人搞迎合，经过申请，由他批准实行，所以这些官员犯的过失，正是由他促成的。他的急躁病应为出现此种败政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评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为白”，“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归纳这些评论，无非是说雍正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事实。雍正对许多问题的决策，事先同有关官员商讨，就中他进行考虑，吸收众人的意见。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讨论政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有些事情中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年羹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识人不准，用人不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因与年羹尧有往来而引罪，雍正则说：“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认错的态度是诚恳的。再如四年（1726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便禁绝私钱，雍正朱批不允，不久，在石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雍正对他的纳谏问题向大臣作过表白：“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把他完全看成是文过饰非、刚愎自用的人，与事实不合。但是他确实也有过于自信的情况。他以为通过各种渠道完全掌握了下情，其实有的官员的报告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他却因之对事情作出错误判断。
总之，雍正的性格，主要是刚毅果断，急躁和喜怒不定是老毛病，虽有所警惕、改正，但是极不彻底。他刚毅，但不愎拧。自信，然而有点过分。
雍正的刚强果决，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究功效，所以他即位就开展革除积弊的活动，时间不长，就取得一定的效果。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对有的问题分析不够，行动上陷入盲目性，于是事情受到挫折，或开展不下去，达不到预期效果，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才能、性格，对于他的政治的出现，给予重大影响，使它赋有他的特色、他的形象。政治像人，也有鲜明的个性，雍正如果不是那样的性格，他的时代的面貌也将不完全是那个样子。
第四节 著述
雍正思维敏捷，下笔成文，自撰和编辑书籍较多。当然这些书籍的问世，有赖于臣僚的帮助。不过这些图籍记录和反映了他的思想、性格、才能和作风，记录和反映了他的时代的面貌。本节把它们的写作、剞劂、内容作一简单介绍，以便更好地了解雍正。
一、《上谕内阁》
这是把雍正的谕旨辑录而成的著作。
这里说的上谕有两种，一是内阁成员和翰林院文学侍从之臣遵其旨意而撰写的上谕，另一是转传雍正口谕而形成的。雍正的口谕，有由御前大臣、侍卫、奏事官、奏事太监转传的，他要求他们传达准确。为了便于查考、核对，他于二年（1724年）七月决定，凡转传谕旨的人，都要作记录，立为档案，奏事处每月汇总奏呈。这就使他的上谕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习惯于多讲话，上谕比较详细。他认为朋党斗争激烈，他对朋党的打击，如果不详细说清，人们不明原委，会对他的行为不理解。既然详细说了，在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要求臣下记录得完整，公布以后，怕外间传播有误，就加以刊刻颁布。三年（1725年）四月，他说：“朕每下谕旨，必令票签全写，或有遗漏，即令添补。朕侍圣祖数十年，每见票签简要，岂不欲效法成式，盖以时势不同，非委曲详尽，恐人不能喻朕之志，则小人乘隙议朕之非也。朕所下谕旨，一字一句皆有关系，恐后世有朋比余党，欲蔽惑朕之子孙者，忽将紧要字句私行删节，甚关朕用人行政之声名，则朕抱不白于千古矣。故多刊刻颁布者，有深意也”。他用心良苦，然而却使他的上谕详明，而且随颁布随刊刻，得以广为流传。五年（1727年），他下令各省督抚，将所奉谕旨全部缮写成册，一一详载，不仅自己每日观览，还要传给后任，以便继续遵循御旨办理。这是把对各省发的专门谕旨加以汇集。七年（1729年），侍读学士康五瑞提出汇编上谕刊刻颁发的请求，他说“皇上训谕数百万言，精微广大，无不备举，实于二典三谟媲美先后”，若加汇辑刊发，可使内外臣民知晓遵守。允祥、马尔赛等予以转奏。八月，雍正考虑到所发谕旨，有的是为一个地区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发出的，只有有关人员了解，众人不能知晓；他还考虑到，谕旨加以传写，字句之间，可能会有错误，也需加以纠正，遂允许诸大臣的请求，命庄亲王允禄负责编辑刊布，以便所有臣民获知圣训，“遵道遵路，易俗移风”。
允禄主持编选的上谕，所收谕旨，自雍正继位开始，即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所发谕旨起，至雍正七年止。九年（1731年）书成，颁发全国。乾隆继位以后，认为应当把其父的上谕编完，命和亲王弘昼主持编务，将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八月的上谕加以厘定，到乾隆六年（1741年）告成。使雍正一朝的上谕成一汇集。这些上谕，大部分由内阁宣示的，所以取名《上谕内阁》。它汇集了雍正公开宣布的大部分谕旨。
允禄等辑《上谕内阁》，采取编年体方式，按时间排定，每月一编。原来不分卷，亦有作159卷的，因雍正在位159个月，这样就是每月1卷，所以分不分卷没有任何不同。
雍正在世完成的部分，所收上谕较多，统观全书，前七年的分量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换句话说，乾隆时收辑的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七年以前的上谕多，后来较少，再一方面则是乾隆不如其父对这件事那样认真，也就不能多收了。
《上谕内阁》所收谕旨，是否保持了雍正实发上谕的原貌呢？这是可以用《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实录》的有关部分对照出来的。“起居注”的书写，一月一清，第二年年初要把头一年的缮清定稿，因此，雍正九年完成的《上谕内阁》部分，都出于前七年的“起居注”之后。《清世宗实录》作成于乾隆六年，与《上谕内阁》中雍正八年以后部分完成的时间恰相一致。将这三部分加以对照，发现《上谕内阁》与“实录”两见的文字，从八年起，几乎完全相同，这本是乾隆间同时编辑的，也是互抄的，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起居注”两见的文字则有一些不同。如元年四月二十日向大学士九卿谕朋党之弊，“起居注”云：
……一结朋党，两党必致一伤。皇考执中宥物，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诱惑朕之无知弟侄，不改恶习，徒致杀身灭族，有何益处，昏昧极矣。
《上谕内阁》则作：
……两相结党，必致一伤。唯我皇考允厥执中，至仁至宥，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向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诱惑朕之无知弟侄，必致杀身覆族。昏昧极矣。
应该说“起居注”记载最接近雍正原话，《上谕内阁》与它的不同处，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更动，以便文气流畅，而在意思上没有变化。还有一些改动就不同于此了，如“起居注”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雍正指斥允禩朋党，原文是：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特为此[指朋党]耳。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虽然伊不过作此妄想耳。……即今党羽之人尚犹未息，譬如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得信，于先一日晚间通知将各样物件俱皆藏匿。
《上谕内阁》则记为：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挠乱国家耳。
《上谕内阁》只说允禩等结党“希图扰乱国家”的罪责，比《起居注》说的“希图侥幸成事”轻得多。同时把对马齐的那段指责删掉了。为了疏通文字而发生的改变，没有多大关系，变更意思的改动是说明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又要维护皇帝的威信，而作出的骗人之举。总观改动情况，文字上居多，在涉及某些人物和事件评价时，有的作了变动，但并非变异原貌，而是局部的变化。《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实录”两见的文字，后者又对前者作了一些变异，其情形大体上与《上谕内阁》对“起居注”的改变相同。所以从史料价值上看，“起居注”最高，《上谕内阁》其次，而“实录”最差。
雍正在汇编《上谕内阁》时，命允禄编辑关于八旗事务的谕旨，允禄也于九年（1731年）完成，命名为《上谕八旗》。
二、《朱批谕旨》
有人说《上谕内阁》“名为臣工所缮录，实与御札手敕无以异”。但是与雍正手书的《朱批谕旨》究竟有所不同。雍正勤政，每日批览奏折，恒用朱笔作批语，或行间写，或折尾写。因为这些奏折都是直达御前的，只给皇帝看的，批语完全出自雍正一人，诚如他所说：“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
雍正在敕令整理《上谕内阁》的同时，编辑《朱批谕旨》，十年（1732年）书成，刊刻成功，颁发给臣僚。乾隆三年（1738年）又出了新的刊本。
据雍正在十年（1732年）讲，朱批奏折不下万余件，《朱批谕旨》所收不过是它的十分之二三。其撰折人都是外任文武官员，内官临时差遣在外者间亦有之。今传乾隆本，具折人223人，大约收有7000件朱批奏折。
朱批奏折的件数，远远超出雍正估计的万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3000多件，具折人约1000名。雍正时把这些奏折分为三类，一是“已录”的，即刊载于《朱批谕旨》上的；一是“不录奏折”，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有《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反映了这类奏折的一部分情况；再一种是“未录奏折”，即准备公开而没有公布的。
纪昀把雍正的勤于阅读奏折和写朱批，与历代帝王作了比较：秦汉以后，皇帝对于奏章，有看有不看的，即使御目了，批上一个字，名曰“凤尾诺”，没有连篇累牍，一一对奏疏作手敕的；唐宋以后，皇帝的文章多是臣下代草，偶尔写几个字的就传为美谈，哪里有雍正那样“句栉字比，标注甲乙，无几微不到者”，真是“书契以来所未尝闻见者”。雍正写了那么多的朱批谕旨，确实是前无古人，以皇帝的当政者而论也是无来者。
书名《朱批谕旨》，内容包含臣工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实系奏折和朱批的合璧，名为《朱批谕旨》，而不标出“奏折”内涵，是突出皇帝的朱批，附上臣下的奏折，才能使读者明了朱批谕旨的针对性，以便理解谕旨。
《朱批谕旨》所公布的文献，与原来的奏折及朱批，亦不尽相同，原因是雍正和编辑者对它作了文字加工，或者说是某种篡改。仅举一例：《朱批谕旨》所收广东巡抚傅泰的八年（1730年）十月十九日折，与《清代文字狱档》所公布的同一折子的档案有数处不同：（甲）档案详细，如傅泰报告宣讲《大义觉迷录》情况，《朱批谕旨》中不载；档案中有傅泰报告发现屈翁山文字悖谬的一段议论，有叙及屈翁山子屈明洪投监后的一番议论，《朱批谕旨》中皆无。（乙）档案中“及臣近敬看《大义觉迷录》内”一句，《朱批谕旨》作：“及臣近日敬看颁到《大义觉迷录》内”。（丙）档案记屈明洪供，对其父文集“曾察阅”，《朱批谕旨》改作“未曾察阅”。（丁）档案中朱批原文是“糊涂烦渎，不明人事之至”。《朱批谕旨》则为“殊属糊涂烦渎，不明事体之至”。这些改动，有的无伤于原意，有的则大有出入。和《上谕内阁》一样，雍正不尊重历史，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雍正在文献上作手脚，是对历史的戏弄，更令后世研究者大伤脑筋，为他的事聚讼不已。
雍正讲到编辑《朱批谕旨》的原因，说了两条，一是“可为人心风俗之一助”，因为奏折是秘密的，朱批也不为人所知，将它公布出来，好让人明了他的政事。事实上他是将《朱批谕旨》视作施政的经典文献，是教育臣民的教材，让臣下准确理解他的行政，自觉地持续地执行他的方针政策。朱批奏折是一种施政工具，将它所形成的文件汇编在一起，让它继续发挥工具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使臣下“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庶几将此不敢暇逸之心，仰报我皇考于万一耳”这是讲他勤于写朱批，是勤政的表现，上以报答康熙的传位之恩，下以抚育万民。在这里，不难看出雍正帝有自我表现、自我表彰的意思。
制作《朱批谕旨》的主观意图可以不论了，倒是它留下一部高质量的历史文献遗产，为今日的学术界所宝贵。它留给研究者一幅雍正时代社会全貌的图画，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素材，几乎无所不包；尤其可贵的，它的资料是那样的具体、细致、生动，由于记录的是君臣讨论政事，所以提供的还是动态的史料；那些材料不仅反映事物的表象，更可以见事情的主人翁（皇帝、臣工乃至部分绅衿、平民）的观念及心态变化，容易令人进行多维观察，立体地认识雍正朝社会历史。正因为具有如此丰富的史料宝藏，所以它成为雍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典籍，也是清史、中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内涵，日本学术团体怎么能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长达19年之久的专门研究！怎能出版许多研究专著！
汇入雍正亲自选辑的《朱批谕旨》一书之外，其他未录、不录的朱批谕旨与奏折，由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学术界和档案界所宝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辑成《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文三万五千件，套色影印，比较完整地反映文献原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刊刻问世。朱批奏折不仅有汉文书写的，还有满文书写的，它的史料价值同汉文本一样为学者看重，并利用于康熙、雍正史研究，只是多数学者限于满文阅读能力而无法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遂致力于将它翻译成汉文，并汇辑成《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96年印行。这“汉文汇编”和“满文全译”的面世，令人们看到雍正朱批谕旨的全貌，并能全面地、更好地加以利用，观察和说明雍正及其时代的历史。
三、《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和《世宗宪皇帝圣训》
雍正能作各种体裁的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他的朱谕，其中有他草写的对子和未完成的诗词，如“天清地宁四序成，恩覃九有仰文明”，“一廷和气庆丰盈，愿抒愚悃体维城”，“仰成仁考四方宁，九秋嘉节公清明。普天率土安丰盈”。可见他是亲自为文的。他的诗文，乾隆时给编成集子，名《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共30卷，其中文20卷，诗10卷，文分十三种体裁，有敕谕，诏，册文，论，记，序，杂著，题辞，赞，题跋，碑文，祭文，诔。这类作品，大多见于《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等书，但它将重要谕旨集中了，便于人们寻找利用。诗分《雍邸集》（7卷）和《四宜堂集》（3卷）。雍邸诗是在皇子时所作，于雍正四年作序刊刻。他皇子时代的传记资料不多，该集辑录他随从康熙巡幸之诗歌，可借作历史资料看待。“四宜堂”是圆明园的一个处所，该诗集作于帝王之时，除给大臣的赐诗反映朝政外，就是他宫廷生活的记录，也有史料价值。
乾隆时在修纂《清世宗实录》和续编《上谕内阁》中，又编辑成《世宗宪皇帝圣训》，由乾隆于五年（1740年）作成序言，剞劂问世。《上谕内阁》是编年体的，“圣训”则把上谕按类编排，全书36卷，分30类，为圣德，圣孝，圣学，圣治，敬天，法祖，文教，武功，敦睦，用人，恤臣，爱民，恤民，察吏，训臣工，奖将士，广言路，理财，慎刑，重农桑，厚风俗，治河，捐赈，积贮，谨制度，崇祀典，笃勋旧，褒忠节，绥藩服，弭盗。由于它是按问题分类，便于读者查找他的有关言论，而其内容，远不及《上谕内阁》丰富。这种“圣训”之作，不独雍正有，清朝历代皇帝皆有，这已成为清朝皇帝的家法，故后世汇集成《十朝圣训》。
四、《圣谕广训》和《大义觉迷录》
康熙作“圣谕十六条”，作为教化民人的规范，雍正继位后对它加以说明，于二年（1724年）刊刻颁发，命名《圣谕广训》，于各地宣传。他作序言，说明颁发缘由。一为继承康熙遗志：“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诫，以示提撕”。二为小民“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这本书是雍正用较通俗的语言，向臣民，尤其是乡曲小民灌输三纲五常伦理，约束臣民的行为。
《大义觉迷录》从内容上讲，与《圣谕广训》并不相同，但在宣传上则是一致的，都要做到家喻户晓。《大义觉迷录》一（节）〔书〕，在第七章已有交代，是关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它汇集了雍正关于这两个案子的主要上谕，说明了审案过程及结案的处理意见。全书分四卷，还包括《奉旨讯问曾静口供》，其中有问有答，问话是承审官员转述雍正提出的问题，雍正就此阐明他的一些看法。这本书还附录了曾静的《归仁录》。该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谓雍正篡改康熙遗诏，改“十”字为“于”字，所谓仁寿皇太后为允禵遭囚而自戕，均只见于此，而为其他史籍所无。雍正公布这本书，是为说明他继承的合法，乾隆认为这个问题不宣于公开讲，就把这本书列为禁书，于是更抬高了它的价值。
五、《执中成宪》、《悦心集》和《庭训格言》
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命儒臣采录经史子集所载古代帝王的功德谟训、名臣章奏和儒家圣贤的语类。诸臣边辑录边进呈，雍正亲加删定，至十三年（1735年）五月书成，名《执中成宪》，共分8卷。该书先录前人言行，雍正为之作论——“御制论”。如就“商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作论：“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逭乎。”发挥了他的天人感应论见解。他用这本书阐发他的儒家的政治观点，因此乾隆读了该书，知其父的“圣心圣学实于尧舜孔子同揆，而汲汲于是编，则专以启迪我后人，示之标准也”。这本书在雍正生前没有印刷，乾隆元年（1736年）才得以问世。“执两用中”，是政治思想，也是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宣讲中庸之道的。
四年（1726年），雍正把他在藩邸时编辑的《悦心集》刊刻出版。该书共四卷，收录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僧道及一般文士的著述，或一文，或语录，或一诗一词，录后有雍正对作者的介绍，别无评论，选编者的意思完全从选文中表现出来。卷一收有陶潜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刘禹锡《陋室铭》、黄洽《五不欺》、林逋《省心录》、邵雍《为善吟》、释令遵《法语》，卷二选有欧阳修《归田录》、朱熹《敬恕斋铭》，卷三辑入唐寅《一世歌》、《花下酌酒歌》及陈继儒《警世通言》，卷四录有赵灿英《安命歌》、冯其源《题布袋和尚》及无名氏《醒世歌》、《知足歌》，等等。这些东西，无非是劝人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自得其乐，充满释老的观念。雍正以编辑这样的闲书，说明他皇子时追求清净无为，醉心做一闲人，掩盖他参与争夺储位的事实。这也是他在雍正四年把它出版的原因之一。十二年（1734年），赐给直隶总督李卫一部，并告他：“公务余暇，时一展对，颇可悦目清心。朕及卿辈翻阅此书，大似山僧野客观览朝报而谈时政，殊为越分妄想，每一思之不禁失笑”。李卫阅后，奏言由此知“皇上龙潜藩邸，随境而安，澹泊宁静”。雍正的宣传目的可谓达到了。李卫又说：“伏读集中，如黄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为善，司马光之劝知足，皆古来名臣大儒以忠君爱国之心，抒乐天知命之致。其他单词片语，无非去妄止贪。不同晋人清谈，惟夸旷怀逸志，实为觉世名言，修身至宝。皇上以之涵养圣心，即以之教训臣下，使气质化于和平，性情归于恬淡”。这就是说这本书还有着教人陶情怡性，恬淡为人，从人间纷繁的势利中解脱的内涵，当然也起着告诫臣下安分守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