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传》第十四章 用人、待人和宠臣

第一节 论才技而不限成例的方针

雍正对于官吏的任用非常重视，前述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批写“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即为一例。四年（1726年），对诸王大臣等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六年（1728年），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春天折上批写：“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把用人看作行政的第一件大事，根本重事。因此，对用人的原则、方法备加考究，也形成他的风格和特点。

雍正的任用官僚，不像其父，康熙对人比较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升大僚，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看似混乱，其实亦有章法。三年（1725年），他说用人变化迅速的原因：“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总欲归于至是”，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在用人上颠过来倒过去，以求人和职结合得当。这还是一般地讲用人原则。五年（1727年），他说得就更清楚了：

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成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

雍正要清扫康熙末季积弊，使雍正改元出现新气象，与这个政治方针相适应，确定用人的原则：造成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去革新政治，因此破坏常规的任用官员办法，反对因循腐败的吏治。在这个总原则下，有一整套用人的具体办法。

雍正和鄂尔泰通过奏折和朱批讨论识人和用人，表明他们对官员的要求。鄂尔泰在四年八月初六日奏折中说：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要因事择人，不能因人派差事。雍正异常赞赏他的观点，转告他批谕田文镜的关于用人的两句话：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又说：

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实以此法用人，卿等当法之，则永不被人愚矣。

这两句话，提出如何对待可信任的人与他的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对那些可信任而又不能胜任官职的人，就不能抱有什么指望，对不可信又不能胜任的人就不必给他职责了。他不仅看重官员的可信程度，更重要的是把它同他们的才能结合在一块考虑。雍正接着在朱批中写道：

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

提出用人要用人才之人。他还看到，这种人未免恃才傲物，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是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注意的是“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鄂尔泰见到朱批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办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点即加以教育的用人方针，雍正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之胸襟”。雍正用人，一定要使他的才能和职务相当，有才而不肖，贤而无才，取前者而舍后者，这是他用才思想的一个内容。

在贤和才的取舍上，雍正还有更深入的考虑。自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给官员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后，历代君王皆奉之为圭臬，康熙也不例外，雍正却提出了异议。他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若无包罗通省之襟怀，统驭群僚之器量，即为不称厥职。”又说：“凡事当务大者远者，若只思就区区目前支吾，以尽职任而已，未有不顾此失彼，跋前踬后者，当努力勉一大字”。他把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王事），视作对高级官员的基本要求，另要他们胸有全局，目光远大，办事瞻前顾后，能够驾驭属员，即要兼有才能与忠于职守的品德。署理湖广提督岳超龙在奏谢折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属，砥砺官方，以仰报高厚之恩。”雍正告诉他，即使做到了正己率属，“若不知训练兵丁，涤除陋习，不过自了一身而已，与木偶何异，旷职之愆，仍不能免”。说得很清楚，身为提督大员，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领下属清正廉洁固然很好，但若不能将军队训练好，把从前的弊病革除掉，这样的人品行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起不到他所担任的职责的作用。他以这个标尺衡量湘抚王国栋，认为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于是将之内调，并以此教育其后任赵弘恩。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其改任不理民事的教职，报吏部审批。吏部认为，既说常三乐“生性懦弱，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不实指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感到常三乐清廉并无劣迹可议，但不称职，不便留任，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特请雍正裁夺。雍正回说，这事很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有德无才的官，在雍正手下难于得到重任，还要遭到革职的处分。

一个政府对人员的使用，有许多规章制度，雍正去庸人用才干的方针，同清朝的一些固有规则发生了矛盾，他就以不惜破坏定制的精神贯彻自己的原则。他表示：“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又说：“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那些关于官员除陟的规则，主要内容是资历、出身、旗汉区别。他不取消有关规定，在实行中加以变通。元年（1723年），雍正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遇有为有守贤能之员，即行越格保题，以示奖励。如此则官吏欢而民心悦，地方有不改观者乎？”主张不要按资历升转，越级提拔贤能官员，以鼓励他们奋发向上。二年（1724年），要求充任布政使的田文镜推荐能够担当这种职务的人：“若有才守兼优堪任藩司之职，为尔素所深知者，密举二三员来，以备选擢。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七年（1729年），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按以上，各人密保一人，“将其人可胜督抚之任，或可胜藩臬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内”。准荐府县为督抚，真是要破格选人才。十二年（1734年），赣南道缺出，雍正命署理两江总督赵弘恩在属员或了解的官员中，“无论越衔与否，拟定一员”，折奏请旨，以便任用补缺。雍正在位期间，一直注意把有才能的人迅速地提到重要富职上。

人们的出身，无论是科甲的或门第的因素，都影响到人的前程和才能的发挥。雍正也重视官员的出身，但有分寸。他说：

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甲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检逾闲者……

他有意压抑一些科目人，在科举时代，实不多见。

雍正任用才力官员，自然对年老多病的官员表示反感和不能容忍。元年（1723年），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越格荐人的同时，要他考察属员，将“贪婪酷劣及老病无能向来苟且姑留之辈，尽数纠参”。十一年（1733年），责备兵部堂官将“年力衰迈”的郎中阿尔哈图、玛绅不行清理，他说：“此等人员留于部内，不但于部务无益，且碍后进之阶”，命他们原品休致。同时传谕各部院衙门，如“章京、笔帖式内有此等年老衰迈、人平常者”即行奏闻，以便清除。他对老病而无能的官员的态度，更从对官员的正常考核的大计、京察、军政中表现出来。其考核情况，略见下表。这些考察，都照例处理了。在被处分的人中，最多的是年老官，尤其是在大计中，远远多于其他类型的官员。这是雍正不容年老多病官员留于任上的表现。其次是才力不及官，即才能不足的官，反映对官员才能的要求比较高，比较严，一定要达到能够胜任的标准，否则就有题参的命运等着他。而贪官极少，处于被考核官员的末位，这不应当是考查不严，官员互相隐瞒的结果，而是贪官就是少的实际状况的反映。

八至十一年大计、京察、军政情况表

雍正对官员有一套宠信驾驭的办法，最常用的是赏赐，如赐世职，加衔，加级，加记录，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书，赏赐各种食品、药物、人参，以奖励“公忠奉职，勤慎持己”的官僚。雍正对一些官员的身体表示关怀。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因病奏请命其子、陕西榆林道杨文乾到武昌侍养，雍正立即批准，为使杨宗仁安心养病，给杨文乾加按察使衔，又派深知为好医官的御医赵士英赴鄂为杨宗仁诊治。三年（1725年）七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广东按察使宋玮“才守兼优”，可惜有病，恰在他的奏折未到之前，雍正已命宋玮赴京引见，及见孔折，即命宋暂停来京，告诉孔毓珣，转告宋玮：等全好了，可以走路了，再前进，“切勿任伊勉强扶病而行”，免得赶路把他拖垮了。这是因爱才而怜惜之。十一月，孔毓珣折奏宋玮已痊愈起程，雍正知道了很高兴。八年（1730年），浙江按察使方觐调任陕西布政使，上任途中病倒了，雍正要他回家好好休养，等候派遣的御医前往看视，并告诉他陕西藩司之职已另委他人，要其痊愈后即行报告。雍正还关怀到官员的家属。陈时夏在封丘罢考事件中被革职，两年后却升为江苏巡抚，他是云南人，愿将八旬老母迎养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把陈母送到江苏，特地指示：“起身日期一听其母之便，在路随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驿定限。”如此优宠，就是要陈时夏尽力办事，他直言不讳地说：“朕既擢用陈时夏，欲其宣力以报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暌违数千里外，两相悬切”。四年（1726年），雍正见河南禹州知州孙国玺，问他寡母的年龄，要他俟其母至八十岁时奏请御赐匾额。六年（1728年），孙国玺任台湾道，因这个职务不能带家属，就将老母寄居漳州，并将此情折奏雍正，雍正为使他能够迎养，改任他为福建盐驿道。十年（1732年），孙母已届八旬，孙国玺遂为其母请求匾额和诰封，然而雍正大变其调：“朕初期望于汝之心实惟天鉴，岂料汝如是负朕深恩也。今日不但汝母匾额无须启齿，汝若不痛自悛改，仍循洁己沽誉欺蒙隐饰辙迹，身家性命，目前难保，累及汝母，尚在未定。具何心胆面皮，辄敢冒请封典耶！观汝此奏甚属妄诞，可恶之至！”雍正因他沽名钓誉，不实心办事，收回了给他母亲恩典的诺言。由此可见，雍正关怀臣下，一则是为赏功，一则也是驾驭手段，使臣工感激莫名，效忠图报，稍或不谨，就给颜色。袁枚写过雍正关心臣下的两个故事，不一定全都可靠，也可叙来作参考。侍郎留保奉命赴浙江，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云：闻汝尚无子，可在渐买一二婢妾回京。杭州织造隆升因将女子奴奴赠送给他，于是世间传说留保“奉旨取妾”，以为不世之荣。雍正用尹泰为协办大学士，用其子尹继善为总督，尹继善生母徐氏为尹泰之妾，她儿子位至封疆，却仍青衣侍候主母。一日尹继善陛见，将有所请，雍正说你不用讲了，想为你生母事，回家听旨吧。归家，尹泰以儿子不先请示于己，就上奏，要拿主上恩眷压抑老父，就以杖击之，至徐氏跪求乃止。雍正听说此事，特派宫娥四人至尹宅，为徐氏梳妆，顷刻间，内阁学士来宣旨，封徐氏为一品夫人，并令尹泰先拜徐氏，因其生有贤子。用这个方法宠待尹继善。

雍正打击政敌，残酷无情，但对一些持有不同政策见解的人，只要不同政治斗争相联系，不但不迫害，照旧予以使用和信任。朱轼，康熙末为左都御史，雍正继位，封太子太傅，二年（1724年）命兼吏都尚书，赐诗，云“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希望在他辅佐下治好国家。但是朱轼违反雍正意愿，反对耗羡归公。三年（1725年），雍正用他为大学士，还要他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西北用兵，据传说，他曾不安于位，以病乞休，雍正挽留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涕零，从此不复有去志。及至雍正死，他立即针对老主子政策，上条陈，指责司法严刻和垦荒之弊，旋即病死，遗疏反对言利。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张唱反调，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尤其是让他做弘历的师傅。并在五年（1727年）会试中，对贡士说，你们将来做官，要学朱轼，才不辜负朝廷。太原知府金鉷也反对耗羡归公，雍正却很快提升他为广西按察使，不久擢为巡抚。他为地方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议把州县分为衝、疲、繁、难四类，依据分类情况，任用官吏。前已说过，他的办法为雍正所接受。曾静案子中，他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反雍正的流言。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极力为主子效劳。侍郎沈近思反对火耗提解，雍正仍重其为人，赐诗赞许他：“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对雍正崇佛，雍正并不为意，他死后，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遗官往祭，又以其子幼，令吏部派司官经理丧事。另一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始初认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后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升之为福建汀漳道。五年（1727年），他因漳州府及属县仓米短少，揭报督抚，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他浮躁失体统，雍正保护他，说他是感恩图报心切而忘掉了礼体，倒是肯实力任事的表现，没有过错，七年（1729年），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疏奏数十上，其一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说“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意即朝中只有赞同，没有争论，名虽谴诘廷臣，实亦涉及皇帝，雍正问他：没有皋夔臣子，哪来的尧舜之君。不过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告他：“汝敢言自好，嗣后仍尽言毋惧。”恰好广东上贡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赐数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为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亲自取时宪书，为之选择上路的日子。李陛辞时，雍正说他肯定不会贪赃，只怕“任事过急”。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储位之争余波未息的情况下要求“亲骨肉”，自然是逆鳞犯讳的，果然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何容此狂生，朱轼在侧说，此人诚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一会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即拔置为国子监司业，且谕九卿：“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且以为法。”随后用他为祭酒、顺天府尹、侍郎。七年（1729年），雍正鉴于生监请人代考的弊病，令自首，可免罪。御史陈宏谋奏，这样做将使胥吏查访，滋扰地方，不如宽其既往，禁其将来，不必令自首了。雍正开始不接受，和他辩论再三，最后认为他识大体，立加表彰，当时山西乡试主考已定了人选，雍正改令他去，试毕复命，雍正命他以御史衔知扬州府事，允许他密折言事。

帝王多用南面之术，越是那些有作为的人用得越高明。雍正说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其实，他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他善于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如年羹尧案件之初，雍正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上批写：“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尔不学无术，必不能料理河务”。用挑动他对年、隆私仇的办法，揭发年羹尧。对待允禩集团，雍正实行的打拉策略，这虽是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手段，但也反映雍正的使用权术。雍正讲用人之难，以允禩为例，说“廉亲王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政敌的首脑当然不能用，但又必须用，这就看驾驭术之精疏了。雍正成功了，也表示他的权术之高。

雍正继位不久，就有人批评他用人不得法。元年（1723年）二月，他愤愤不平地说：“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且如发遣一人，即议朕报复旧怨，”“又如擢用一人，即议朕恩出于私，以新进加于耆旧之上”。随后，有人说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他处分臣下，也有人不服，比如黄河清时诸臣表贺，云南督抚杨名时和鄂尔泰的贺表都不合规格，通政司题参，雍正把杨名时交吏部议处，对鄂尔泰免予察议，同时发生的同一事情、同一性质的错误，处理两样，自然引起议论。雍正就宣布他如此处置的原因：

观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愆。或为有心之过，或为无心之失，朕无不悉之体之。……鄂尔泰公忠体国，其办理之事，陈奏之言，悉本至诚，恺切之心，以为事君之道，此等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其本章错误之小节，朕不但不忍加以处分，并不忍发于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欺蒙，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今若因恕鄂尔泰之事，而并宽杨名时之过，则赏罚不当，于朕公平待下之道转失之矣。

他把官员分为两类，区别对待，他所认为才德兼优的，辄加重用，升迁较速，对他们的一般过失，给予教导，而不作处分；若是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却辄申斥，加以处分，以至降调、罢官。这也是他的用人思想表现，从这可以看出他用人、去人的底蕴。

总括雍正的用人思想和实践，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1）雍正为贯彻革新政治的总目标，希望有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僚队伍去执行他的政策，要求官员振奋向上，并以此决定官员的取舍，摒弃庸懦老病的官员，重用有才能的人，为此而不顾清朝传统的某些规章制度。他的这个用人原则比较合理，无可非难。他对有弱点的干才，采取“惜之、教之”的方针，是积极的爱护人才的态度，体现了政治家的胸怀，是真正使用人才的思想和方针。雍正在用人上有重才轻德的倾向。今日研究亦有人认为他过分倚重能员，鄙薄清官，造成社会坏风气，而康熙倡扬清官，重气节操导的清廉之吏，也即首先贵重人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看来康熙、雍正不同的用人方针各有利弊，并因官场吏治状况而定。当提倡清廉而吏治不清、诸事废弛之时，就需要用能吏提高行政效率，维持政务；有才少德之吏弃斥官场时，就需要强调用清官了。从康、雍用人方针，实在可以总结若干用人之道。

（2）雍正因处理政敌，权臣、贪官污吏较多，给人造成不能容人的感觉，又因他宠信的那些人被人误解是雍邸旧人，使人以为他的圈子很小。其实他所重用的人多非藩邸老人。他能够容纳持有不同政策主张的人，如那些反对过他的重大改革的人，不赞成他崇佛的人，当然要以这些人没有朋党活动为前提。他分清是非，凡是为巩固清朝和他的统治着想的，不管政见与他相同与否，一概宽容。他是政治家，不是愚蠢的杀人狂。

（3）雍正同其他帝王一样，好行南面之术。他为实现君主的淫威，也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问题，不可能使各种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二节 宠臣允祥、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和李卫

雍正宠信过的王公大臣，有允祥、允禄、允礼、福彭、马尔赛、隆科多、张廷玉、朱轼、蒋廷锡、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高其倬、杨文乾、蔡珽、李绂等人，眷宠隆而且久的，则是本节标题所示的允祥等五人。雍正同他们的关系，反映了他的为人、用人和政治。所以需要用一些篇幅说明他的宠臣及他们间的关系。朱轼、沈近思类近诤臣，宠遇不衰，而非肱股，对蒋廷锡依重有加，然其早亡，故于此三人不作特写。

一、“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怡亲王允祥

雍正和允祥，在康熙时是一对难兄难弟，雍正朝则成了密迩无间的君臣。

雍正继位，命允祥总理事务，封怡亲王。元年设立会考府，命允祥主其事。允祥同时奉命管理户部三库、户部事务。雍正谅闇期间，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中，主事的就是允祥和隆科多。后来雍正回忆这段历史，说“辅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俾奸宄不得肆其志”。是的，允祥与皇帝关系最密切，其他王大臣不能不注意他的态度。就此，史官在允祥传记中说：“当是时，阿其那包藏祸心，隆科多威福自恣，怀挟奸私，图乱国是。王屹然镇静其间，不动声色，而佥邪顾畏慑服，已隐然有社稷功矣”。在雍正谅阴期间，四个王大臣，真正一心为皇帝的仅有允祥一人，他与雍正一起镇慑他人，所以谓为社稷之功。三年（1725年）冬，允祥主持新开展的直隶营田事务。雍正前期，允祥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整顿财政、发展生产的事情，雍正赠他的诗中说：“经理度支需赞画，畴咨水土奏丰穰”。确是记实的。六年（1728年）五月，雍正讲到云南布政使李卫的铜政业务时说：“怡亲王之在户部，诺岷之在山西，李卫之在滇省，实系公忠体国，涤弊清源，劳绩茂著”。充分肯定了允祥理财的作用。七年（1729年），军机处成立，雍正命允祥为军机大臣，办理西北两路用兵的事情，前已叙过，开始筹商这件大事时，只有允祥、张廷玉几个人预谋，由此可见允祥是雍正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允祥只在任总理事务王时官位最崇，后虽为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但后一官职在军机处制度草创之时，远不像后来之尊贵。后人为允祥作传的非常少。除《八旗通志初集》、《清史稿》外，又见彭绍升的《和硕怡贤亲王》和张廷玉的《澄怀园文存》中的传，内容又极其简略。这就使得人们不易了解他在朝政中真正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允祥在没有正式名义的情况下，在雍正指导下处理了繁杂的事务。

雍正发号施令，有时亲自进行，发布口谕，或朱谕、朱批，有时用大学士传旨，有时用亲重大臣，如二年（1724年）初冬，年羹尧陛见期间，用他传旨。允祥是被经常用作传旨的亲王，在朱批奏折中，就有疆吏对怡亲王传旨事务处理的报告，即是他此类活动的证明。传旨，代皇帝发令，“口含天宪”，自极重要，而允祥等的传旨，又与汉、唐、明的宦官专擅不同，他是以亲王之尊，奉皇帝之旨出纳王命，是参与处理最高级政务的表现。

雍正不许官僚结党，为惩治政敌所必需，但官僚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升迁，总想在权臣中找个靠山。雍正知道这种情况与结党乱政不同，虽然也不允许，但不绝对禁止，特别是为了牢固控制疆吏以及中级地方官，一人难于做到，需要有个中间人，这就使用了允祥。要他转递一些官员的奏折，还令一些大员私下和允祥接触。如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奏折朱批中说：知道你同怡亲王没有往来，今令你同他接交，因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保于尔有益无损也”。又为使齐苏勒进一步安心，告诉他对允祥的评价：“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有这个谕旨，齐苏勒自然要向允祥靠拢了。为了摊丁入粮的实行，允祥奉命主动支持创议人李维钧，雍正亦指示李有事可同允祥密商，迨后为拆散李与年羹尧的关系，再次命他同允祥联系：“诸王大臣中秉公为国家爱惜人才者，惟怡亲王一人，卿倘有不便达朕琐屑之隐情，怡亲王尽能照拂，并可为卿周全，卿何不乐为此不担干系之坦途耶！”通过允祥联络的官员，有封疆大吏，有小臣，还有皇帝家奴曹頫，胡凤翚等人，覆盖面广。与别人联络，有结党之嫌，惟与允祥交往不用作此担心，这是雍正特许的。在这类联系中，允祥作为皇帝代表，与那些人商洽政事，乃至他们的私事，疏通臣下与皇帝的感情，这也是使疆吏绝对忠于皇帝的一个方法，是皇帝无精力做的或不便做的，允祥替雍正操办了。

雍正说允祥“为国荐贤之处甚多”。允祥向雍正推荐允礼是件大事。康熙第十七子允礼被雍正认为参加了允禩党，康熙死，雍正罚他往守陵寝。这时允祥奏称允礼“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极力保举。雍正采纳他的意见，元年（1723年）即封允礼为果郡王，命管理藩院事，三年（1725年）以他实心为国，操守清廉，给亲王俸，并按亲王给予侍卫。六年（1728年）晋封他为果亲王。以后雍正又用他管工部、户部三库、户部事务，任宗人府宗令，办理苗疆事务。使允礼成为雍正朝赫赫有名的凛不可犯的贵族。他所以能得到这个地位，雍正之所以能得此宠臣，用雍正的话说是“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怡亲]王之陈奏也”。允祥还以推荐李卫而被雍正感念在怀，据雍正说，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还不知道他，是允祥“在朕前极力保荐，谓其才品俱优，可当大任”。所以才屡加擢用，使之位至总督。其他经允祥保举的人尚多，如刘世明用至福建总督。岳钟琪遭到朝臣的暗算，赖有允祥的居间保奏，才得以保全。

允祥还能向雍正进谏。雍正用年羹尧主持青海军事，隆科多阻挠他成功，允祥针锋相对，向雍正说：“军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方能迅奏肤功。”雍正听了他的话，不从中掣肘，于是青海迅速成功。雍正要惩治一些官僚，允祥也屡加谏阻，追赔户部积欠，经允祥多次奏请，雍正作了减免。

此外，允祥做的事还很多，管理汉侍卫，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负责雍正办公处养心殿的用物制造，雍正的藩邸旧务，诸皇子的事务，雍正的陵寝，均由允祥经管。雍正曾说他办过的事情：“总理事务，王夙夜匪懈。……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料理。”而且“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允祥既是参与帷幄的重臣，又是雍正的大管家和侍卫长。

允祥如此事君，雍正待他也不同寻常。元年（1723年）封王后，雍正要按自己被封时得银23万两的例子赐给，但允祥谦谢不要，最后接受了13万两。雍正又要照例支给他6年官物，允祥固辞不受，雍正就另行加恩，将他兼管佐领改为其属下，另多赏给侍卫和亲军。三年服满，以总理事务功劳，加封允祥一个郡王，任从他于诸子中指封，允祥坚决不受，就给他增加俸银一万两。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允祥。他解释说，允祥的忠，是“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敬是“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诚是“精白一心，无欺无伪”。直是“直言无隐，表里如一”。勤为“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乃“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廉是“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明为“见理透切，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他又说在廷臣之中，做到“忠勤慎明”的不乏其人，而具备“敬诫直廉”的则很少，要众人效法他。同年，直隶总督李绂因允祥在畿辅搞营田，而直隶无档案，具折请示可否立档。雍正批示说：“怡亲王所办之事，何用尔衙门备卷！尔等大臣为朕任用，虽百千聚集一处，朕依赖未必如王一人也。勉之。必效法王之摒尽私心，纯然忠爱，以受朕如是见信，庶不负为人臣一生之名节也。”十月初一是允祥生日，某年生日前，雍正指令词臣代他拟诗作寿，诗要表达允祥“赤心为国，至诚待朕，明敏通达，廉洁正直，上苍自然垂佑锡福寿，君臣兄弟永永吉祥等意”。八年（1730年）五月，允祥生病，雍正出钱为他斋醮祈祷，并令廷臣设醮。迨允祥病危，雍正亲往探视，及至，允祥已死，次日亲临奠祭，赞他是“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命配享太庙，准许他名字上一字用“胤”字，赐谥曰“贤”，并破例将往日所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置于谥号之上。又在京西白家疃、直隶天津、江苏扬州、浙江杭州为立祠祀。十年（1732年），安葬允祥，雍正亲往奠送。允祥死，子弘晓袭爵，原来不接受的另一郡王爵，雍正封其第四子弘晈为宁郡王。允祥子弘暾早死未受封，其聘妻富蔡氏入府守寡，雍正因命将弘暾视贝勒例殡葬。雍正对允祥及其家属的宠眷，是很少见的。不过君主制时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死后，乾隆对允祥的崇祀就不那么看重了，十六年（1751年）南巡至扬州就将怡贤王祠改为关帝祠，而以允祥祠作副祠。

总之，允祥克尽臣弟之道，忠心不贰地为雍正既当大臣又当仆人，在雍正朝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为雍正的全力从政提供了较多方便。他更有一个特点是不居功，极其谦抑。这一点，当然为极端强调君权的雍正所喜。他保持宠眷不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彭绍升指出允祥“每承恩礼，益加谦畏，故上眷遇日笃”。这里附带说一下允祥的武艺和文采，这是对允祥史感兴趣者所关心的。在此仅录《八旗通志初集·允祥传》有关文字：“王精于骑射，发必命中，驰骤如飞。当从猎，猛虎突出林间，王神色不动，手利刃刺之，见者服其神勇。诗文翰墨，皆工敏清新。而自以未能度越古人，不欲以此自见，亦不自料仅以止中寿，遗稿遂至散失。间有吟咏，曾经御览者，吉光片羽，特珍爱存录，藏之宫中”。

作为雍正兄弟受到宠爱的，还有允礼、允禄等人。允祥死后，允礼曾有顶替他的味道。李卫到果亲王府请安，允礼对他赏赐甚多，事后，李卫报告这件事，雍正说：“王之优待断非出于笼络之术，卿之晋谒亦非怀有趋奉之心，朕皆深信而无疑者。人臣于义固无私交，若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又惟恐其不然也”。雍正在李卫另一奏折上又批道：允礼“居心虚公，非若辈大臣所能企及”。把允礼看得很重。雍正元年，庄亲王博尔铎死，无子，雍正命十六弟允禄承袭，当时舆论认为雍正垂爱允禄，才让他去袭爵袭产。雍正还让他管理内务府事务，同时加强对他的教导。在赐诗中说：“尽洗膏粱习，须教学业醇。股肱兼耳目，属望更谆谆。”要求他克服贵胄的纨绔习气，做胜任的亲信重臣。

雍正对那些小兄弟也赐予爵禄。四年（1726年），封十五弟允禑为贝勒，八年（1730年）晋封为愉郡王。四年封二十弟允祎为贝子，八年改封贝勒。二十一弟允禧得到允祥的好感，褒他“立志向上”，雍正于八年封他为贝子，继而认为他“感恩向上之念果诚，将来可望成立”，晋封贝勒。雍正也封二十二弟允祜为贝勒，二十三弟允祁为镇国公，认为二十四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在宫中读书，学识已经增长，封为诚亲王。这些事实表明，雍正除打击争位的政敌允禩等人，团结了允祥、允禄、允礼一班弟兄，他在家中并不孤立，没有必要，也没有全部打击亲兄弟。雍正对其在位期间亡故的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十五弟允禑，分别赐予碑文，其谓允祺“秉性和平，茂著含章之望；持躬谦谨，勉期乐善之身”。说允祐“和平秉性，谦谨持身。邸第恬居，守安贞之素履。”赞允禑“赋性得其和平，素履遵于坦易”。嘉许他们谦谨和平，表达友善之意。这三个人都不参与储位之争，雍正自然不会对他们怀有敌意，而是按礼行事。

二、政治家鄂尔泰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年）生，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官场蹭顿，五十五年（1716年）始为内务府员外郎，终康熙之世居于此职，故心常怏怏，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时届四十二岁，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想不到后来知遇雍正，出将入相，为一代名臣。

还在康熙间，作为雍亲王的雍正要鄂尔泰为其办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拒不承应。雍正认为他刚正不阿，是忠臣的资质，即位后召见他，赞赏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元年正月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即超擢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不计前嫌，以才德用人，有豁达大度之气魄。三年（1725年）九月升鄂尔泰为广西巡抚，旋觉之仍可大用，在其赴任途中，命调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原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事。二人名实颠倒，为的是人尽其才。四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年十二月，雍正命鄂尔泰兼管广西，封为云贵广西总督。十年（1732年）正月，鄂尔泰内召至京，受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兼经筵讲官，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二月封一等伯。七月，因西北两路用兵不利，雍正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十三年（1735年），贵州台拱地区新设州县的土民叛乱，雍正为显示赏罚分明，以鄂尔泰经理未善，削其伯爵，留男爵，休沐，仍食大学士俸，并命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眷注实未变化。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以及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方面已作过专题叙述，毋庸赘述，仅将鄂尔泰的作用略一勾勒：他正确地提出改土归流的目标、方针、措施，获得雍正的批准；认真实行，调兵遣将，任用能吏，剿抚兼施，基本完成改流事业，就中他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山寨，就近指挥，成功较为迅速；他负责的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推动了邻省两湖、四川的改流事业。

二是用人有道。鄂尔泰与雍正论用人，讲才职相当，讲设官为办事而非养闲人，讲珍惜与教育人才，是用人学上不可废弃的精当至论。鄂尔泰有识人之明，拔哈元生于末弁之中，识张广泗于众属吏之间，但对他们的评价亦较客观。他在八年（1730年）五月说哈元生，“虽勇敢，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帅”。后来哈元生的经历证明他的看法是准确的。他论张广泗，胸襟颇开阔，立志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雍正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讲：“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君臣际合，本身就是他们君臣知人用人理论的体现。

三是搞祥瑞。在报祥瑞的大臣中，鄂尔泰当首届一指，他以此遭讥，在所不惜。他亦知祯祥之妄诞，故大理令刘某奚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嘉其公直，向雍正推荐他。他的报祥瑞，是在政治斗争中支持雍正的一种手段，当然其倡导迷信是愚蠢的行动。

不难看出，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他适时地提出并实行改土归流，有政治目光。他身为云贵两省总督，但考虑到完成这一不限于两省的事情，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调整了几省边境行政区划，鄂尔泰又协调了当时在他功绩之上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关系，没有大局量不可能进行改流事业。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用人的理论和知人善任，也是政治家的品格，鄂尔泰都具备了。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要明辨大是大非，为政抓纲领，重大局。他的同僚张廷玉虽与之不协，亦服其见识，说他的这个名言“最有味，宜静思之”。他的云贵总督后任尹继善也服膺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清人钟琦评他为“识量宏渊，规划久远”。均为定评。清朝前期，国事有多方面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加强，臣下难于发挥到具有政治家那样高的作用，所以极少产生政治家，因此鄂尔泰的出现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雍正治下能有这样人物的出现，表明雍正用人有道，在君主绝对独裁之中，尚能容纳建立不世之功的人物，并非专一屠戮功臣。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始于康熙中表现出的“公忠”，以后他益发以此自励。五年（1727年）十月，他对新任云南巡抚朱纲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事事从天上体贴下来，以一贯万，一切刑赏予夺皆听人自取，而了无成心。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为，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他把皇帝事天归为至诚，臣下亦应以此道对皇帝，只要诚心，事情没有办不好的，没有不得到皇帝赏识的，即使办事不甚妥协，也会得到谅解。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体察他的真诚之心，在朱批中说：“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鄂尔泰的忠诚把这对君臣联结在一起了。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就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还欣赏鄂尔泰的才识，说他每事必“筹及远大”。是把他的忠和才结合起来看待和信用的。

皇帝与臣下无所谓私交，但在雍正和鄂尔泰之间，有着私交成分。三年（1725年）冬，鄂尔泰陛辞往云南赴任，正值身体不适，雍正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于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复健康，雍正获悉后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四年（1726年），雍正作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配给允祥之子弘晈，当鄂尔泰折奏谢恩时，雍正说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尔泰，今既奉旨联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规谏，以报朕知遇之恩”。对鄂尔泰的家事，雍正也表示关切，在五年（1727年）五月初十日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他的祝愿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读之令人肉麻。雍正却说是“字字出于至诚”，又在朱批中告诉他，在庆贺五旬圣诞的宴会上，因没有他出席，特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当鄂尔泰经略陕甘期间，雍正命内大臣海望为之建设官邸，赐给用物，治成，雍正亲为检查，嫌不精好，责令海望重办，迨鄂尔泰回京，进入新宅，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匾额赐之。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愈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三、“第一宣力”的汉大臣张廷玉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大学士张英子，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为人谨慎，廉洁奉公。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为会试考官，有人找他打关节，他作诗示之，诗云：“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即不会收受贿赂而卖考，其人惭愧而退，而张氏之为人遂在士人中传诵开来。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继位，就命他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事，晋为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康熙实录总裁官，六年（1728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七年（1729年）任军机大臣，加少保，八年（1730年）赐轻车都尉。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翰林院，十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公务忙碌。他自己说，雍正宣召不时，一日晋谒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及出内廷，至朝房及公署理事时，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百数十人。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入紫禁城骑马，吏人随行汇报，处决事务。傍晚回至府中，“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张廷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雍正所交给的各项事务。

然而他有何政绩呢？遍检关于雍正朝的史书，他的传记，他的著作《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语》、《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只发现他干了两三件事情，一是处理棚民问题，再一是关于旌表寡妇守节，过去民间妇女在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就可以请求旌表，张廷玉考虑到，若该妇享年不永，未足五十而亡，就令她的苦节泯没不闻，深堪可怜，因此请求把旌表条件的五十岁改四十岁，获得雍正的允准。

张廷玉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是他的文字工作和设立军机处制度。雍正面谕廷臣，多有记不准确，以之发布，不能宣达御意。雍正召见地方官员，往往命其回任给同省或路过地方官员转述旨意，这些人聆听时，或未听清，或有遗忘，传达得不合原意。此等事又不便责怪朝臣和疆吏，雍正恒思加以解决。就中也有例外，就是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军机处规章，由张廷玉制定，军机处成为枢垣，影响清代历史，这是张廷玉的大事业。但是在雍正的眼里，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宰执来做，不过是个书记长，这地位，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要评价张廷玉及雍正对他的重加酬劳，就必须注意到皇权高度集中下的大臣作用，就是由参与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体现的。雍正重视张廷玉，后者接受主子的奖赏，都是按照对这个职务的使命的理解及执行的好坏来决定的。张廷玉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职责的官僚。

雍正给张廷玉优厚的酬劳，爵禄而外，于五年（1727年）赐典铺一所，价值35000两。这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连日来朕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真把他视作股肱大臣。八年（1730年）赏银二万两，张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领赐勿谦”。

当雍正身体不适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十一年（1733年），命张廷玉回籍祭祖，行前一日赐玉如意，特谕“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赐物品及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四部，独赐张廷玉两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词曰：“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倒是这对君臣关系的写实。张家领此皇恩，岁岁用其词作门联，后来官民袭用，表达颂圣和希冀获恩的愿望。

张廷玉对宋人黄庭坚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缄默，这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做官之道。他以人主之意为意，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亦关己事。与缄默相联系，主张恕道，他说：“待人好为责备之论，由于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圣贤从天性中来”。与缄默相联系，他相信和宣扬命运。他说自身任宰辅，管吏部，常见皇帝想用的人，或遭到奏劾，或得病，或死亡，结果没有见用；而皇帝不想用的人，或因有人推荐，或一时没有适当的人才，竟然获用了，所以人生荣辱进退，不在君主，更不在他人，而是“有一定之数”，因此他要人“以义命自安”，不要去追求。缄默做官，就是老老实实当奴才，并且不管地位如何变化，总是一个样子。大约是由于这个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昭梿说由于他及其门下士汪由敦、于敏中，造成“缄默成风”的政治风气。

在此可以将雍正后期的两个辅佐张廷玉、鄂尔泰作一比较。鄂尔泰在康熙中有怀才不遇之感，雍正见用后，在尽忠皇帝的前提下，敢作敢为，以济世为己任，作诗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又云：“炊烟卓食散经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来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以诸葛亮自命，欲大展宏图。此二人，一恭谦默做，一进取不辍，雍正对这两种人都能很好地驾驭，使之各自发挥所长，也是不拘一格用人。有人说张廷玉的见宠，是因他纂修康熙实录，掩盖雍正篡逆事实的缘故。如果这就能得到如此荣宠，雍正没有这么多职位来作酬谢吧！其不合事实，除对篡位一说信之太深外，也是不了解雍正用人特点和当时政局之所系。

雍正尽管宠待张廷玉，不顾成宪，以之在同职的满官之上，但鄂尔泰入阁，即居首辅，致久历机枢的张廷玉于下方，张廷玉虽然主缄默，也不甘心，以至到乾隆时形成鄂、张两党。此实雍正朝开端之事。雍正极力反对朋党，到了晚年，在自己眼皮下，由于自己的用人，出现新的朋党的萌芽，这也是历史对他的嘲弄。

四、“模范督抚”田文镜

田文镜，康熙元年（1662年）生，监生出身，二十二年（1683年）出任县丞，久淹州县官，五十六年（1717年）始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署山西布政使，二年出任河南藩司，同年升本省巡抚，五年七月晋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年十月为河南山东总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八年兼北河总督。十年（1732年）十一月，以久病请解任，十五日批准，时为阳历一七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一日（1733年1月6日）命予田文镜祭葬，谥端肃。他可能死在1733年元月的头两三天。有记载说田文镜是雍正藩邸旧人，或云为雍邸庄头。雍正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受封为贝勒，始得有庄田，其时田文镜早已出仕，不可能为雍邸庄头，后来也不可能成为雍邸旧人。雍正于二年（1724年）年底将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调任河南开归道，在田文镜奏折中告诉他，沈“原系藩邸旧人”，又说：“闻伊未到豫省，即先蓄成见，欲与汝作梗。试思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钤束上司，使掣肘于汝之理！伊若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倚势借端，妄作威福，卖汝以取媚他人情景，严加参劾，候朕重惩，决不姑宽之也。汝接到此谕旨时，可与伊共观之。”此恰证明田文镜不是雍邸旧人。沈廷正欲倚之势，即藩邸旧人之势，正欺田文镜不是老伙伴。雍正如此宽解于田文镜，也因其不是旧人，要他不必因此在藩邸人面前自惭废政。

雍正之宠待田文镜，自有缘由。田文镜死，雍正给他盖棺论定：“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这就是欣赏田文镜的所在，具体地说：

第一，一心为国，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元年（1723年）春天，田文镜奉命去华山告祭，路过山西，正值该省灾荒，雍正已有所闻，但晋抚德音谎称无灾，及田文镜回京，雍正问之，田如实奏报。官员们一般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互相包庇，田文镜破此旧俗，忠君不欺，立即得到雍正欢心，命他去山西办理赈务，并罢德音之职。田文镜到河南不久，就遇上封丘罢考，他主张严厉镇压，以维护雍正的新政。河南学政张廷璐是张廷玉之弟，纵容生监罢考，田文镜不顾乃兄权势，如实奏报他的情况，使雍正处分了他，为此事，张廷玉、朱轼等人很不高兴田文镜。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言不讳地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受规礼。他不依附于年羹尧、隆科多，钦差到豫，也不送礼，使钦差认为小看他们而到雍正面前说他的坏话。田文镜处于孤立无援之中，这却是雍正欣赏之处。

第二，厉行雍正新政。清查积欠，实行耗羡提解，打击贪官污吏，保证府库充盈；惩治不法绅衿，平均赋役，调节了绅衿与国家、与平民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推行保甲法，加强对民间的控制，强化了治安。

田文镜在河南，屡遭攻击和议论，不满意于他的人有中央的、邻省的及辖区的官民，为数不少，究其内容，则谓其刻薄，虐待科目人和绅衿。田文镜也深知其处境，自称在河南行政，使“贪墨官吏、玩法士民不遂其私，多称未便，谤腾毁积，物议风生”。在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自己预料，照河南那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但他表示不恤人言，坚决把在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辜负皇帝的宠眷。雍正支持他，不是孤立把他看作一个人，看作田文镜个人，而是视之为“巡抚中之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雍正把他树为“模范疆吏”，希望各省督抚向他效法。肯定的是他的行政体现了雍正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肯定的是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雍正深知，田文镜与他休戚相关，对田文镜的评价，关系到对他的用人和行政的看法。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写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他曾自惭用人不当，说：“假如诸臣之中，不得田文镜、鄂尔泰，则朕之罪将何以谢天下也！”他们真是君臣一体，鱼水难分。雍正褒奖田文镜，既是支持这个宠臣，也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为自己的政治辩护。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田文镜以揭发晋抚德音匿灾起家，而自身在晚年也以匿灾闹得朝野窃议，雍正却保全了他。田文镜常报祥瑞、人瑞、丰登，报喜报成了习惯，就不能报忧了。八年（1730年），河南水灾，田文镜不报灾赈济，还说“民间家给人足”，严催钱粮。灾民被迫逃亡邻省，湖广总督迈柱将河南的流民资送回籍，并报告雍正，田文镜却行强辩，说直隶、山东、江南的饥民逃到河南，河南的富人遂囤积居奇，以致粮价上涨。又说和湖北接壤的地方收成好，粮价低，人民不会逃亡。谎言总掩盖不了事实，到次年春天，大量的饥民离开家乡，四处乞讨，有的向山陕商人出卖男女，田文镜不行救济，不帮助穷人赎回人口，惟以惩办中保媒人了事。饥民无法生存，群起勒令富人借贷。事情很快就被雍正知道了，还有人密参田文镜“匿荒不报，忽视民艰”。当此之际，雍正极力为田撑腰，说他是“实心任事之大臣，必无漠视民艰之理。大约因伊近来年老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把他的责任推到其下属身上。又把攻诘他的人说成是“摇唇鼓舌”，不准议论。雍正为解决实际问题，派刑部侍郎王国栋赴豫办理赈务，“兼理稽查匪类，缉捕盗贼之事”。既搞赈济，又以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田文镜匿灾，有其客观原因。他总报祯祥、大有，以歌颂雍正之治，“天心协应，叠见嘉祥”。按照雍正、田文镜一贯宣扬的，祥瑞是政治好的表现，灾异是败政的反映，田文镜怎么好承认有灾情呢？所以田的匿灾，正是雍正君臣大搞祯瑞的必然恶果，雍正有鉴于此，自然对田曲加保护。

田文镜原隶汉军正蓝旗籍，正蓝旗在下五旗，他不乐于此地位，向下僚河南布政使、汉军正白旗人杨文乾透露过这种心情。五年（1727年）春，时为粤抚的杨文乾陛见，言及田文镜的心思。那时正值李绂、谢济世参劾田文镜案尚未了结，雍正为支持田，将他拨入上三旗，“以示朕厚待贤良大臣之至意。”又命问田愿入哪一个旗哪一个佐领，结果入了正黄旗。事后，雍正在田的奏折上作朱批责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心思告诉君上：“君臣之际，恩义兼崇，一切衷曲，皆当剖析直诉。朕甚嗔汝，为何不以实告？……嗣后更有为难不得已处，慎毋如是含而不吐”。嗔归嗔，森严的等级制度，君臣之间，怎能无话不谈呢？臣子怎敢放肆？田文镜究属老吏，经验丰富，雍正如此待他，又有允祥保护，他也不冒昧向皇帝提出要求，也不越分，谨守臣子之道，更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君主制度决定，君臣之间不存形迹是不可能的。不过像雍正这样对待田文镜也是少有的，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