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化瓦解允禩、允禵集团
康熙死的第二天，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办了几件大事。任命贝勒胤禩、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他说居丧期间，心绪不宁，因此臣下“有所启奏诸事”，除藩邸事务外，“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以便把各种事情有条不紊地办好。总理事务大臣，位尊权重，自应是新朝的核心人物，应是先朝的元老重臣和新君的亲信。雍正与胤祥情谊最笃，上台受隆科多拥护最力，命他们为总理事务大臣，顺情顺理。任用政敌胤禩及其追随者马齐，是一个大的战略决策。同日封胤禩、胤祥为亲王，胤礽的儿子弘晳为郡王。十二月十一日，赐胤禩爵号和硕廉亲王，胤祥和硕怡亲王，胤祹多罗履郡王，弘晳多罗理郡王。同月命胤禩兼管理藩院和上驷院，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改兼管工部。
雍正优待胤禩的亲属，任用了一些他的支持者。雍正赐胤禩的儿子弘旺贝勒衔，荣誉之高，在诸皇侄中，是弘晳外所仅见的。胤禩的母舅噶达浑，康熙并未因胤禩及其母良妃而把他放出辛者库，雍正为照顾胤禩，削其贱籍，放为一般旗民，赏赐世袭佐领世职，并擢升内务府总管。被康熙指斥与胤禩勾结的贝子苏努，雍正在乃父死后的第五天，将他晋爵贝勒，不久把他的儿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佛格，原系闲散宗室，与胤禩关系密切，元年（1723年）年初，雍正用他为刑部尚书。贝勒满都护，雍正命他总理事务处协同行走。佟吉图，胤禩管内务府广善库时的司官，因之交厚，后退职居闲，“自云藏器待时”，意在为胤禩异日效力。雍正即位，说他“才具可用”，擢为山东按察使，很快升布政使。胤禩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政敌当权下，反倒加官晋爵，似比在先朝还要得意，一部分人因而弹冠相庆。胤禩晋王爵，他的妻子乌雅氏的亲戚来祝贺，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掉脑袋哩！胤禩本人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又说：“目下施恩，皆不可信”。胤禩夫妇储位斗争的当事人很明白，政敌不会饶过自己，现在的“荣宠”，正是未来的开罪把由。他们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雍正在继位初期，采取的是拉拢胤禩本人及他的集团中一部分人的政策。
雍正对胤禵是另一种态度。任用胤禩为总理事务大臣的当天，下令召胤禵回京。雍正说：皇考的丧事，若胤禵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一定不安，为了他，还是让他急速回来吧。随即命辅国公延信驰驿赴甘州军营，管理大将军印务，行文川陕总督年羹尧协理军务，延信未到之前，命平郡王讷尔苏署理大将军事。十二月十七日，胤禵到京，未到之先，行文奏事处，请示先拜谒大行皇帝的梓宫，还是先庆贺新君的登极，雍正命他先谒梓宫，他径赴景山寿皇殿乃父灵柩前哭拜。那时雍正也在那儿，胤禵望见了，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本来江山大有希望，不想今日屈为臣子，只得含愤忍辱远远地给皇兄叩头，但情绪极坏，无论如何也不向皇帝表示祝贺和亲近。雍正为示大度，向前将就他，他还不动弹，侍卫蒙古人拉锡见此僵局，连忙拉他向前。待到离开皇帝，胤禵就责骂拉锡，又到雍正面前，控诉拉锡无礼：“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明是攻诘拉锡，实是向雍正抗议。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是不假。雍正对他毫不容情，取消他的王爵。据朝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派到清朝贺冬至使李混、副使李万选的见闻报告，说宗人府与十四王有事置对，这件事的记录，由宗人府钤印公布过，当初的本子封面最高处，有朱笔写的“旨：胤祯削去王爵，仍存贝子”十一字。雍正只给胤禵保留了他最初所得的封爵。
元年（1723年）三四月之交，雍正送康熙灵柩至遵化景陵享殿，传旨训诫允禵，允禵不服，允禩怕事闹大，令允禵跪受，允禵才接受了。事毕，雍正返京，留允禵看守景陵，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禵要去陵寝，除大祀外都不准行，实际把他囚禁了。雍正在送灵时，传问允禵家人：昔日允禵在军中，听说专好吃酒行凶？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回奏没有这些事，雍正恼怒，命将他们永远枷示，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行枷号。在允禵府中教书的天津监生徐兰，亦以其人不端，逐回原籍，交地方官收管。允禵的属人随着主人遭了殃。
康熙去世，雍正生母德妃自然晋为皇太后，雍正拟给她上徽号“仁寿皇太后”，请她从原来居住的永和宫迁到皇太后的宁寿宫，她一概以在丧中而不接受。她生有三子，皇四子、皇十四子及皇六子胤祚，胤祚六岁殇逝，老四和十四子都有得皇位的可能，这是她的喜事，然而这两个又是誓不两立的冤家，叫做母亲的真难相处，大儿子如此欺负小儿子，有心要照顾小的，大的不答应，小的又倔犟，不妥协。恐怕她够伤心的了，尤其是将允禵拘禁于景陵，想见也见不到，能不愤懑吗？遇此不可变易的景况，身体自然会出毛病。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二日未刻（13—15时）得病，次日丑刻（1—3时）死亡。从病到死，不过十几小时，实系暴卒。当时允禟太监何国柱等人说皇太后是自杀的：“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允禩太监马起云说：“皇上命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一说为允禵事，一说为允禟事，有矛盾，而他们是雍正政敌的太监，也可能造作谣言，诋毁雍正，但不管怎样，太后的死，总有可疑的地方。以德妃贤德的为人而论，撞死的话是给康熙、雍正难堪，不会做得出来，她的死可以视为积郁难抒，活活气死的。皇太后的死，对雍正是严重打击，在闽浙总督满保奏折朱批：“前皇考大事朕已精疲力竭，不料大事接踵而至，朕纵奋力，亦已力不可支”。雍正以慰皇妣在天之灵为名，封允禵为郡王，仍囚系在景陵。不久，他的福晋患病故世，雍正给她指定葬地，允禵以风水不好不高兴，允禩劝他才接受了。允禵遭此种种打击，悲愤交集，奏称“我今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还是那种不服失败的劲头。
雍正对允禟更不客气。康熙大事出来，允禟生母宜妃正在病中，急忙坐在软榻上奔向灵堂，她原受康熙宠爱，这时也顾不上多想，竟跑到德妃的前面，雍正见了自不高兴。她见雍正时还不识时务，摆出母妃的架子，雍正更不畅快，十二月初三日，说她的太监张起用违禁做买卖，发往土儿鲁耕种，允禟太监李尽忠发往云南极边当苦差，太监何玉柱发往三姓给穷披甲人为奴，籍没他们的家产，如果不愿往边地，就命自尽，但仍把骨头送往发遣之处。同月，将代替允禟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逮捕，雍正说他仗势作恶，家产饶裕，命追十万两送甘肃充军饷。秦道然是无锡人，两江总督查弼纳秉命清查，他的所有家产不值一万两银子，因命监禁追究。雍正对允禟本人异常蔑视，说他“文才武略，一无可取”，是乃父的“无足数计之子”，但也不放过他，就以允禵从前线回来军中需人为名，命允禟前往西宁。允禟知道这是发配他，推说等过了父皇的百日冥辰前往，后又说等送了陵寝起程，雍正不容延宕，迫令速行，遂于元年（1723年）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年羹尧将城内居民迁出，加派兵丁监视允禟，雍正指示他留意士兵动态，不要叫允禟收买了去。允禟到西大通后，就奏请回朝，雍正批“知道了”三个字，不置可否，暗中指示年羹尧不放他回京。允禟遣人到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本是寻常细事，宗人府却于二年（1724年）二月奏参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议将其贝子革去，实是欲加之罪了。
雍正对敦郡王允䄉也很讨厌。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京师拜谒康熙灵堂，寻病死，雍正命送其灵龛还喀尔喀，让允䄉齎印册赐奠，允䄉不愿离京，先称无力准备马匹行李，及至出发，行到张家口外，不肯再走，宣称圣旨叫他进口，遂在张家口居停。雍正见此光景，故意刁难允禩，命其议处，允禩要求行文允䄉，让他继续前进，但责罚不行谏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说允䄉既不肯行，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不听，处分有什么必要，命允禩再议。允禩就请求把允䄉的郡王革去。而这时允䄉安然地住在张家口，亦不差人请罪。雍正就将他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又查抄他的家产，得金银六十多万两，金银器皿及土地房屋的价值，还不在这个数内。
雍正崇爵待允禩，囚系允禵于遵化，发遣允禟于西北，拘禁允䄉于京城，把他们分散各地，使他们联络不便，动辄得咎。给他们的待遇明面上不一样，实则都在雍正的股掌之中，日子都不好过。雍正封允禩，是把他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不得脱缰。他是集团的首领，影响大，抓住他，就易稳定他的集团，使他们不至于起来造反。允禵也是首领，但在康熙季年嗣位呼声远远高过允禩，雍正即位之初，他的影响比允禩大，号召力强，雍正对他不能优遇，否则人们可以乘机向他靠拢，倒会使他发展势力，不好收拾，故以打击为妙。允禟之母健在，地位原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她的儿子不能不防，否则母子结合，致干政乱。允䄉不是该集团的最核心人物，严厉处置，既不会引起事端，倒可杀鸡儆猴，使那些非核心的人有所畏惧而不敢死心塌地追随他们的首领。雍正对允禩、允禵集团采取的是分化瓦解、有打有拉、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也较成功，在即位初期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获得初步胜利。
雍正对政敌只是拘系，并不像后来那样杀戮，这是他继位之初客观形势造成的——他不敢杀。他经常责备兄弟们“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雍正说他不上当，“断不使伊志得遂”，因而对他们曲加优容。这种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如考虑处理允禟的女儿和外孙时，想拆散其母子，但小孩特小，容易夭折，他怕因此“招许多闲议论”，思之再三，决定不下，就暗中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就这样也招致了很多议论，说皇帝“凌逼弟辈”，惩治一些人是“报复私怨”。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公开上疏，要求皇帝“亲骨肉”。雍正对善意的建言与恶意的攻击区别对待，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示鼓励，对攻击者大加威胁，说若再这样，将“启朕杀人之端”。
雍正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待允禩一伙，占于主动地位，这是因为他是最高统治者。但这种位置也有不利的因素，皇帝在明处，要防制臣下的暗算，特别是雍正继位的特殊情况更易出事。雍正清楚地认识到，多年的储位之争，人们斗红了眼，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他说以乃父之“圣神，犹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而诸兄弟与父皇是父子关系，同我只是兄弟关系，兄弟视父子相去远甚，昔年父子至情，兄弟们还恣意妄行，今处兄弟关系，他们活动不止，更当引起深虑。继位初，大约出现过两次险情，一次是他出宫祭祀，隆科多说有刺客，遂在祭案下搜查。又一次他到东陵谒陵，隆科多说诸王变心，要防备。到四年（1726年）秋天局势完全稳定之后，雍正说明他不能像父皇那样秋狝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游猎不应该做，而是因为允禩、允禟“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因自己去不成，而这事又重要，在前年（1724年）就派皇子出口行围，以示训练讲武之意。他除了去过东陵，不敢离京城一步，正是怕允禩集团发动政变，不能镇压。
雍正在即位初年，给年羹尧的朱谕，总说京师形势好。元年初夏，他说亲送康熙灵柩到景陵，“一路平安，内外无事”，“内外人情光景照春一样，又觉熟练些，总之一切如意，出于望外之次第顺遂也。”秋天又写道：“入秋以来，朕躬甚安，都中内外一切平静。”次年春天，说他举行耕藉礼、诣太学临雍的那两日，“天气和畅，人情顺悦，诸凡如意，都中内外平静”。另一朱谕说：“都中内外，尔合家老幼均平安如意”。这样说固然反映政局稳定，而所以要絮絮叨叨，乃因胸中有事，惧怕政敌发动事变。在政局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对政敌可以采取屠戮政策，以削弱对方力量，但这要有把握，不致激成事端；也可以采取稍微缓和的政策，使对方被逐渐吞噬而消亡，这也要有把握能绝对控制对方作为前提。雍正采取后一政策，并且获得成功，是在斗争中采取了谨慎态度，正确把握了形势。
雍正对其他参与过争位的兄弟，亦根据情形区别对待，有打有拉。他认为允祉的势力在蒙养斋修书处，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向该处人员动手了。他说陈梦雷是耿继茂叛逆案中的罪犯，皇考从宽处理，命他在修书处行走，然而他“不思改过，招摇无忌，不法甚多”，因皇考既经宽恩，不再加刑，然应将他及其儿子发往远边，他的门生中有生事者也要严行惩治。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谕旨不坚决，将陈梦雷的两个儿子释放了，雍正把他们降职。如此小题大做，是新皇帝为立威，为政务必做到令行禁止地步，当然也是坚决拆散允祉势力的方针的体现。
雍正对废太子允礽不为已甚，康熙死，放允礽去哭灵，旋即禁锢如初。封其子弘晳为郡王后，将旧日东宫所有的服御金银及奴仆、官属赏赐给他。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死，雍正亲临丧所，令将他的陵寝按康熙之兄裕亲王福全的规制，予以优待。或谓允礽被雍正害死，其实，对这具政治僵尸已经没有致死的必要了。至于禁锢，乃康熙定的规矩，也无需破坏。雍正对拥护允礽的人又是一个态度。元年（1723年）七月给官员廕子，九月给封典，代父军前效力的少詹事王奕清均不得授予，这是对王掞谋复允礽耿耿于怀的表现，不过王掞之子湖南粮储参政王奕鸿于元年（1723年）六月捐银五万两，赴军前代父兄效力，被雍正批准。
大阿哥允禔，仍如康熙时一样严行禁锢。
雍正打拉结合的策略，到二年夏天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允禩的态度上。在这以前，对他也有过指责，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到丧葬不可过奢时，说允禩居其母丧，伪孝矫情。但这还不是专为允禩而发。二年四月初七日，特为允禩谕诸王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来，我的无知弟兄结党妄行，惹皇考之忧，朕即位后，不追究允禩“从前诸恶，惟念骨肉兄弟”之情，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同辈诸兄弟允禟、允禵为伊出力之故，怀挟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如此“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于诸大臣共正其罪。”因令诸王大臣对他据实揭发，不许隐讳。这是对允禩开展了凌厉的攻势，往后就更为严重了。五月，以苏努、勒什亨父子党袒允禟、允禩，“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革去苏努贝勒，撤回公中佐领，与诸子同往山西右卫居住。到七月，雍正发布《御制朋党论》，进一步打击朋党势力。所以从雍正即位到二年七月，是他打击朋党的第一个阶段。
这种变化源出于政治形势的演变，二年春天，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了，雍正帝位因而进一步巩固。他说这件事“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也”，因而减少顾忌，大刀阔斧地向政敌杀去了。但进展得并不快，这中间又有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案件插了进来，使政事复杂化。因此暂且放下允禩集团，看看年羹尧、隆科多与雍正初政的关系。
第二节 年羹尧、隆科多与雍正初政
一、宠异年、隆
随着雍正的继位，隆科多、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把佟国维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失去的公爵赏给隆科多，过了两天，下命称隆科多为“舅舅”，使他多了一个头衔，即再提到他的时候，在世爵之外，还要加上“舅舅”字样。雍正与隆科多分属甥舅，但皇帝承认不承认是另一回事，所以这称舅舅，是皇帝封给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封爵、尊称及总理事务大臣，是雍正酬谢隆科多扈翼登极之功。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次年命兼管理藩院事，任《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大清会典》总裁官，《明史》监修总裁。雍正还赐给他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这时的隆科多，作为“密勿大臣”，是雍正在中央的左右手，参与处理重大事务，雍正奖他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真是宠荣备至。
再从雍正给臣工的赏赐匾额、对联等物来看雍正元年隆科多的地位。这一年雍正给内外大小臣下的赏赐，据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御笔赏赐簿》记录，笔者依人头作统计，多数人得到一二次恩典，在三次以上的就不多了，不计算太监，官员得到赐予的次序是：隆科多十三次，允祥八次，年羹尧七次，直隶巡抚李维钧六次，庄亲王允禄、果郡王允礼、户部尚书张廷玉、都御史兼吏部尚书朱轼、吏部左侍郎黄叔琳各五次，此外四川提督岳钟琪、内阁学士查嗣庭均为三次。隆科多不仅首屈一指，且远远超越众人，他所得的恩赏多系御书匾额、对联、诗扇、福字以及数珠、袍褂，如四月初八日赏的御笔“世笃忠贞”匾，九月二十二日的“功宗元祀”匾，上面均钤有“雍正御笔之宝”印记，七月二十八日隆科多、年羹尧都获得御笔诗扇，上用“为君难”引首，“朝乾夕惕”、“雍正宸翰”图章各一方，八月十三日隆科多领赏御笔对联一副，上书“英烈冠当时旗常著续，鸿名垂奕世俎斗酬勋”。匾额对联的文字，表示雍正对隆科多的赞扬和期望，对隆科多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世笃忠贞”之匾词标志隆科多家族历朝为忠臣，将长盛不衰。在雍正给隆科多的赐品中有四团龙补服，是很少赏给臣下的。而所赐黄带更属罕见，因为这是宗室成员的专用品及身份标志，康熙朝特例赏赐过额驸尚之隆，雍正以此为例赐予隆科多。从赏赐次数、品物和御笔文字内容，可知隆科多在群臣中的独特地位。不止对隆科多本人如此，对他的家属也是特别加恩，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加恩总理事务王大臣，赏隆科多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由长子岳兴岱承袭，次子玉柱由侍卫提升为銮仪尉銮仪使。元年四月追赠隆科多之父佟国维谥号“端纯”。
隆科多在正式职务之外，还有两项特别的使命，一是“传谕”，就是传布雍正的口谕，具有这种资格的大臣，只有隆科多及允祥、张廷玉等几个大臣，这样的“口含天宪”，是朝政中不常有的；另一是转传奏折，因为有些中下级官员没有资格上奏折，而被雍正特许，但是折子不能直接送交内廷，需要交给皇帝特许的亲重大臣，这也是允祥和隆科多几个人。隆科多还有一些职务外的临时、临事差事，如二年三月雍正召见孔子后裔孔继溥及儒家曾、颜等五氏后裔，因孔继溥是候补知府，若依年资等候，得缺尚需时日，故而让隆科多会同张廷玉传旨，赐孔传商等五十六人貂皮各一张。雍正整治允禩党人，遇到阻力，有反对者，也有观望者，二年十一月，雍正说他责备允禩，察看众人神色颇不以为然，唯有“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大学士王顼龄、侍郎沈近思曾在朕前陈奏”。可知隆科多、年羹尧是向允禩发难的极少数大臣。
雍正对隆科多的倚重暂说到此，接着来看如何对待年羹尧的。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做到川陕总督，得到康熙重用，但在六十一年（1722年）建议从四川撤军，遭到申饬，而进入雍正朝，地位骤升，不可一世了。
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半年后，即元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西北军事，“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名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实际上揽到了西北军事指挥权，夺了抚远大将军延信的权力。雍正告诫官员秉命于年羹尧，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年羹尧近年来于军旅事务边地情形甚为熟谙，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兵马粮饷一切筹备机宜，如及与年羹尧商酌者，与之会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西边事务，朕之旨意，总交年羹尧料理调度。”在署理西安将军普照元年六月奏折上朱批：“诸事朕已俱谕年羹尧矣，按伊交付遵照施行”。唯年羹尧是赖、是信，说得非常明白。同年十月，发生了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的暴乱，雍正遂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赴西宁征讨，次年成功，封年羹尧为一等公。这时年大将军威镇西北，兼预云南政事，是没有封王的西北王。他是雍正在外地的主要依靠者。
年羹尧远在边陲，却一直奉雍正之命参与朝中事务，特别是在青海成功之后。年的与议朝政，有许多是秘密的，后来他又出了事，所以他的预政难见史册，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给他的朱谕，保留了若干痕迹。雍正在一分朱谕中写道：
……陕西光景似少些雨，麦田如何？近京城少旱，闻得直隶四外雨皆沾足，其余他省颇好。闻得江南、河南、山东三省搭界处有十数州县，去岁蝗蝻复发，随便写来你知道。再先因边事急，要尔所办之事外，实不忍劳你心神，今既上天成全，大局已定，凡尔之所见所闻，与天下国家吏治民生有兴利除弊，内外大小官员之臧否，随便徐徐奏来，朕酌量而行。特谕。
要年羹尧条奏的事情非常广，吏治民生的得失，朝内朝外大大小小的官员的好坏，全都包括在内。这本是宰辅的职责，要年来做，实是寄予了重托。雍正在另一份朱谕中说：“有条奏数条和你商量者，徐徐有时写来”，同他研究别人的奏议。耗羡归公的事，山西巡抚诺岷提出后，雍正认为很好，可以行得，但交廷臣讨论，遭到反对，雍正又觉得他们的话也有道理，拿不定主意，于是征求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边改定，边上呈，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于可斟酌处提出修改意见。康熙将朱熹升入十哲之列，雍正还想把周敦颐、程颢、程颐抬进这个行列，但周、程生活时代早于朱熹，要升格，就必须排在朱熹前面，雍正觉得朱熹事是乃父所定，若再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不好看，于本身讲孝道也不好，故而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及至年提出意见，雍正特谕九卿，说他“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细心参考他的意见。有一次考庶常，翰林院已按惯例分三等作了衡量，定了名次，雍正又将试卷秘密送给年羹尧阅视，他在朱谕中写道：
时文头二三内，你速速看了，应那上移下者另封，上写应入某等，仍封原封内交还。不可令都中人知发来你看之处。二等者特多了，若恐冤抑人，作四等亦可。……文章尽力速速看来。
既令年羹尧参与其事，又不让人知道，把事情办得很诡秘。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陛见之前，雍正因其将来，命各省大吏届期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无可会商事务提出异议，雍正又就此征询年羹尧的看法。以年之行止定其他督抚的行动，足见雍正把年羹尧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使他的政见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对于允禩集团的处理，雍正不仅与年羹尧磋商，更让他参加执行。允禟交年羹尧监管后，年说允禟“颇知收敛”，他的人也知道畏惧了，雍正告诉年：允禟和允禩是不可能改变态度的，允禟是“奸诡叵测之人”，要继续提防。又说“苏努实国家宗室中之逆贼，真大花面也，其父子之罪，断不赦他也”。对于雍正的指责阿灵阿、揆叙等允禩党人，社会上传言是年羹尧的主意，雍正加以否定，说：“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这是“顾左右而言他”，不能否认年羹尧在打击允禩集团方面的作用。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更与年羹尧频频相商，并给予后者以巨大权力。在年的辖区内，“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用舍。元年四月，雍正令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欲将之实授，意将原任巡抚噶世图调为兵部侍郎，就此项任命，特同年羹尧相商。川陕境外的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让年羹尧参谋意见。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雍正听到不同的议论，就问年羹尧可曾听到什么，希望他“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葛继孔原任江苏按察使、内阁侍读学士，被年羹尧参奏，降为鸿胪寺少卿。长芦巡盐御史宋师曾，年羹尧把他大为保荐。安徽官员朱作鼎，年羹尧奏请将他罢职。康熙末，赵之垣署理直隶巡抚，年羹尧密参他是庸劣纨袴，不可担当巡抚重任，雍正听了年的话，将他撤职，改用李维钧。李的由妾扶正的妻子，是年羹尧家人魏之耀的干女儿，雍正又特地叫李与年亲近，所以畿辅重臣倒成了年羹尧的“下人”。江西南赣总兵缺出，雍正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将黄起宪补授，雍正采纳了他的建言。二年（1724年）二月，李绂就广西巡抚任，保荐徐用锡同往，年羹尧却说徐是人品不端的小人，不能用。松江提督高其位年老，雍正欲令他在总督、提督、銮仪使三职内任挑一个，适值年羹尧进京，就令他去问高，并征询年的意见。
雍正初，年羹尧两度进京。一次在元年春天，路过山西，因该地欠收，就叫晋抚德音奏请缓征钱粮，德音没有照办，雍正就以此为一个缘由将德音免职，肯定了年羹尧的越境管事。第二次是在二年十月至十一月间，雍正特令礼部拟定迎接年大将军的仪注，侍郎三泰草拟不够妥善，受到降一级处分。年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安坐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点点头。年羹尧在京的短暂日子里，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等一起担任宣传上谕的使命，雍正说年是“藩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是以“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了。
雍正跟年羹尧私交至厚，给予特殊的甚至是人臣所绝无的荣宠。元年，雍正认为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人，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待到青海功成，雍正兴奋异常，把年羹尧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他又向年说：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舅），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总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把对年的宠异，当作是对天地的忠诚，既不伦不类，话也让人听了肉麻。他还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因有这样的臣子而严格要求君主，也是人们难于闻见的。雍正为了把对年羹尧的评价传诸久远，谕诸王大臣：对年羹尧这样为国出力的人，“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简直以对年羹尧的态度，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雍正对年及其家属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加以垂询，对年父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及她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也时时谕知。年妻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封为县君，又因她加恩多给她娘家一个公爵。雍正对年羹尧赏赐极多，元年春天，查抄原苏州织造李煦家产，将其在京房屋赏给了年，家奴任他挑选。赐药品、食物是经常的，一次赐鲜荔枝，通过从京师到西安的六天驿程的驿站传送，争取保存鲜美。这种赏赐，可与唐朝的向杨贵妃送荔枝媲美了。在前述赏赐隆科多十三次事情中，已经说明年羹尧得到七次，是第三多的人，然而雍正御书的匾额，词曰：“社稷之臣”，为隆科多所未用。
年羹尧以藩邸元老看不起隆科多，对皇帝说他是“极平常人”。雍正为使这两个宠臣不发生摩擦，多次为隆向年做工作。在元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尧的奏折上就年是否进京陛见之事批道：有些事，舅舅隆科多说必得你来商量。表明隆对年的尊重。他接着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希望年能与隆和好共事。雍正为糅合这两家，自行主张，把年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作儿子，隆已有两个儿子，获知这一恩赏，喜不自禁，说他命中该有三子，如今得到皇帝之赐，即如同上天所给的，就把年熙更名为得住，并表示一定和年羹尧团结共事：“我二人若少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隆本具和好之意，年经过雍正的这些工作，自然也要和衷共济了。
年羹尧的功劳，主要是在二年二月平定青海的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上，这个事情的过程及本身意义，以后有机会谈到，其实它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雍正的威望和政权的稳定。其时雍正继位不到一年半，人们还在观望他能不能坐得住。他遂利用这个胜利，大肆庆祝，好稳住政权并向政敌发动进攻。二年三月初九日，正在遵化祭陵的雍正，接到年羹尧青海大捷的奏报，捷报称，之所以获得胜利，“皆由圣主高厚之恩，官兵感戴，依仗天威，各加奋勇所致”。雍正向扈从大臣官员宣示，众人欢呼称贺，咸云：“半月克奏大功，自古未有，皆我皇上圣德神威之所致”。年羹尧和朝臣众口一词，将胜利归功于当今皇上的圣德神威。二十二日雍正以平定青海，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奉先殿。四月初二日遣官告祭遵化孝庄文皇后暂安奉殿、顺治孝陵、孝东陵、康熙景陵。十五日举行庆贺礼，雍正接受之外，又以“追念圣祖仁皇帝遗烈，悲哀不止”。二十日，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奏请，青海大捷，应献俘于太庙，恭请皇帝临御午门受俘，雍正下旨：“平定青海，实乃皇考留贻之功，故捷音到日，恭告景陵”，献俘之礼应当举行，但若行受俘之礼，则“归功于朕”，是否不必举行，然循群臣之请，最终还是举行了。
雍正初政，隆科多、年羹尧起了重要作用。
佥都御史吴隆元称隆科多为“柱石大臣”，确实，隆科多和年羹尧是雍正政权在其初年的两根台柱子，他们同怡亲王允祥等一起，在雍正的建筑下，撑起了这个政权大厦。他们坚持反对允禩、允禵的斗争，置对方于无能为力的被动地位；他们进行青海平叛战争，稳定西北局势；他们赞助耗羡归公等项改革，促进清除康熙季年的弊政。他们是雍正初年朝政的重要执行者，促进了政治的进步。
他们得到雍正的殊宠异荣，有其客观原因。长期的朋党之争，使雍正上台之后，不能完全依靠原来的朝臣，而必须在他们中选择倾向于自己的或持中立态度的官僚；对自己集团的老人，既要酬其往日的劳绩，又要为保持今日政权的稳定，用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官员，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班底，本集团的首要分子，自然就成为朝中的柱石。
雍正给年、隆的宠荣有一定的限度，隆职权虽重，但没有用为大学士，年无有朝中职务，大将军虽尊，干预事务虽多，然不能直接施行，假手于人，终非能为所欲为。不过，雍正对他们，尤其是年羹尧，宠异过分，评价过高，征求意见过多，以致他们权势炳赫，几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也是雍正有意无意养成的。早在元年，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等就说雍正“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被年羹尧保举的范时捷几次在雍正面前诉说年羹尧“狂纵”。戴铎向雍正揭发年羹尧违制用家奴桑成鼎为官。二年上半年，来喜说雍正“听用总理事务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亲友”。这些言论讲了两个内容，一是他们任用私人，一是擅权狂纵。这些人讲话时，都遭到了雍正的呵斥，说他们是无知之论，是庸人揣测皇帝的心意。但为时不久，他就以类似的言论开始责难年、隆，并不断升级，兴起大狱。
二、年羹尧之狱
年羹尧凭恃功劳大，皇帝宠信，行事不知检点，做出种种越权枉法的事，即使皇帝允许的，但也是不合制度的。他的行事不端，概要讲来：
（甲）全凭己意任用属员。
山西按察使蒋泂说年羹尧擅权用人情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这是讲年羹尧以总督的身份，任用属员，连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官等地方大员的任免也出于他的意志，所谓皇帝特简之权也就徒具形式了。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所谓“军中上功，吏部别为一格，谓之‘年选’，尽与先除”。吏、兵二部给年羹尧特殊待遇，凡他的报功请封名单一律准行。奴仆没有出籍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以军功议叙，先任西安知府，后升直隶道员。另一仆人魏之耀也叙功，位至署理副将。年的幕客赵士河的弟弟赵勖因军前效力得知县职衔，已经亡故，年就私令刘以堂顶替。
（乙）接受贿赂，开奔竞之门。
君主制度下皇帝开捐纳卖官鬻爵，高级官员自亦可纳贿用人。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有人说年羹尧保题各官“悉多营私受贿，赃私巨万”。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磁器、玉器、字画等文物，年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赠送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年转而保举赵之垣可以起用。
以私人关系用人、荐人，很容易形成举主与被举者、主官与属吏的隶属关系，严重的就产生宗派集团。年羹尧的周围就聚集了一伙人，如原西安按察使王景灏被年推荐为四川巡抚，王对年百依百顺，被人称为年的干儿子。原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受年之荐，被擢为甘肃巡抚。经年推荐的南赣总兵黄起宪，原来是魏之耀的姻亲。
（丙）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
年羹尧为大将军，就其后来得的公爵讲，其权威顶不上清初统兵的诸王，更不能望允禵项背。但他因继允禵之职，在权势上要同这位大将军王相比拟。过去大学士图海出任大将军时，与督抚往来文书，俱用咨文，表示平等相待。年羹尧正应同他一样，但是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在军中蒙古诸王跪谒，连额附、郡王阿宝也不例外。他进京，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跪迎。雍正发往陕西的侍卫，因系皇帝身边的人，理应优礼相待，然而年用他们作仪仗队，前引后随，充下人厮役。年羹尧凡出衙署，先令百姓填道，临时戒严，兵丁把守街口，店铺关门停业。即如二年十一月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好不威风。凡送礼给年的称为“恭进”，年给人东西叫做“赐”。属员禀谢称作“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像是皇帝对臣工的样子。年身边的人也以老大自居，傲视百官。年路过河南，本非其属吏的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向年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安然受之。魏之耀进京，州县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据记载，年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如此情景，说者未免夸大其词，然亦见年之权势慑人。
年羹尧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名义上是军前效力，或学习理事。这些人有的是自愿来的，如李维钧的亲侄李宗渭。有的是被迫的，如年勒令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又要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质的意思，表示依附于年。
对于臣道，年羹尧则恃宠而不力行遵守。他在西宁军前，两次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跪听开读，宣示于众。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见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已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大胆妄为，是走的取祸之道。
（丁）在雍正亲信间闹不团结。
年羹尧权力的炙手可热，难免不同其他权臣发生冲突。隆科多名望不及年羹尧，基本上甘心与其结好，倒能相安无事。马齐等人无法与年比肩，便不在话下了。唯独怡亲王允祥是雍正的至厚弟兄，任总理事务王大臣，兼办宫中事务和雍亲王藩邸事项。他可以代表皇帝联络封疆大臣，一些没有资格直接上奏折的地方官，亦可经雍正允许，通过允祥转奏。他的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当年羹尧在青海用兵时，隆科多妄图阻挠，而允祥向雍正进言专阃之道，使其顺利建功。可是对这样的人，年羹尧还妒意十足，于二年十一月对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草率不堪，矫情伪意，其志可见”。蔡珽原本经由年氏父子拉入雍正集团，其川抚任内，年羹尧奏请在四川铸钱，蔡以不产铅把它否定。蔡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受夔东道程如丝的贿赂，年以此弹劾蔡，蔡被革职拿问。同蔡至好的李绂于元年任吏部右侍郎，时值议叙捐造营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尧之子年富，趋炎附势的人要比照军前效力从优议叙，李绂以违例不同意，年乃“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怨恨李绂。是以年与蔡、李不和。年与傅鼐同是雍邸旧人中杰出者，雍正说年有才情，而傅忠厚，二年冬欲起用傅，年不高兴，说这将使皇上“耳目杂矣”，这是他二人素来不和的发展。年还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山西巡抚诺岷，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年在雍正班底内部与许多人不和好，只能把自己置于孤立地位。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的转变是在他第二次进京的时候。年于十月至京，雍正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不久，雍正赏军，都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似乎是说恩威不自上出，雍正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之中了，这就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他受不了了，十一月十五日，对诸王大臣说：“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尽其心思才力以转移风俗，岂肯安于不能？”年羹尧有大将军总督之才，而不具天子聪明才智。他还说，讲那些话的人，是设计陷害年羹尧。他又把话锋移向隆科多，说有人议论他，也无非是出于忌妒。这些话明着是责难造言者，实际含有告诫年、隆不要盈满骄恣，而要防微杜渐。这时有人密向雍正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能够作这种建言的，不会有几个人。究竟是谁，资料没有交代，估计是密参帷幄的禅僧文觉。据萧奭记载：“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很可能，在年离京之前，雍正与文觉密商了拘留他的问题，只是认为时机未到，把他放走，但年并不知晓，仍然耀武扬威地回任了。看来，雍正已经作出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年羹尧。
如果说这种决定是第一步的话，第二步是给有关人员打招呼，揭发或警惕年羹尧的活动。向疆吏透露对年羹尧态度的对象最早的可能是李维钧，雍正在李的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折上批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你同他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不必恐惧，但要与他逐渐疏远。接着，雍正在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同月十五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说白了，就是讲年不是纯臣。川抚王景灏的同月初二日的奏折，得到的朱批是：“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志满而然。”你虽为年所荐，但不要依附于他，须知“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河道总督齐苏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奏折上的密谕是：“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又说怡亲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云贵总督高其倬在三年（1725年）二月十二日奏折上说：读到皇上的密谕，“内有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前谕，大错矣！”在此以前，雍正已向他交了底。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在他的三年正月十一日奏折上知会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朕甚恶之”。雍正在署凉州镇总兵宋可进三年三月初一日奏折上告诉他：“年羹尧颇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其他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员还有，仅此数例可知，雍正打招呼的人有三种类型：一是王景灏、李维钧等人，系年羹尧亲信，雍正要求他们与年划清界限，加以揭发，争取自身的保全，这是分化瓦解政策，最高限度地孤立年羹尧；一是齐苏勒、高其倬等人，原为年所不喜，使他们得知要整饬年，更坚定地拥护皇帝；一是李成龙类的，与年有一般关系，要他们及早警觉，在皇帝与年羹尧双方不要站错阵线。雍正在这些批示中要求官员同允祥接近，表明他是这场斗争的依靠对象。雍正经过二年冬至三年春的给官员打招呼，作好了向年羹尧公开进攻的准备。
第三步是直指年羹尧，将其调离陕西。雍正对年本人，在给其他官僚照会的同时，就有所暗示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年奏报抵达西安，雍正在奏折上书写一段论功臣保全名节的话：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警告年羹尧慎重自为，不可恃功招祸。在一个朱谕中，雍正告诉年：自你走后，揆会说你“立此奇功”，你的话“皇上不好不从”，他如此妄言，因将之发到允禵处，一同监禁。惩治年的吹捧者，对被奉承人也是打击。公开责备年羹尧是从三年正月金南瑛事件开始的。年回陕即命已升任的胡期恒奏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说这是年、胡搞朋党的做法，以金系大学士朱轼、怡亲王允祥保荐的，不准奏。同月刑部奏蔡珽罪应拟斩，雍正反而召见蔡，问其川中情形，蔡奏年羹尧贪暴，诬陷他，雍正这时不问他逼死人命事，只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劾的，若罪蔡，则人们将说皇帝听年的话杀了蔡珽，这就让年羹尧操持了威福之柄，因此不能给蔡珽治罪，并把他起用为左都御史。三年二月，有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嘉瑞，内外臣工均上贺表，年羹尧的表章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把“朝乾夕惕”误书为“夕陽朝乾”，雍正以此为题目，于三月间发出上谕，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又说：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责令其回奏。这就把讨伐年羹尧的战幕正式揭开了。接着，一面不停地责备年本人，一面调换川陕官员，将甘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琪兼任，调署四川提督纳泰回京，派銮仪使赵坤前往署理，这样去掉年的亲信，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一面甄别、整饬年的属吏或曾为其下属的人，雍正说：“稂秀（莠）不除，嘉苗不长，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三年三月初七日，大同总兵马觌伯折奏与年羹尧没有瓜连，朱批说他“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诳乎？”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于三年二月初一日的奏折得到朱批，要他就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进行表态，五月十二日，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朱批嗔道他“颇留有余不尽地步”，下月二十八日，纪又回奏过去受年压抑情况，才获得雍正谅解，转令他报告宁夏镇总兵王暠与年的关系。雍正的这些活动，试图搞清这些官员与年羹尧关系的深度，并促使他们与年分裂。经过如此部署，可以对年本人采取组织处理了。四月份，命年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具折谢恩，雍正批道：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皇帝和臣下赌咒发誓，表示他不会虐待功臣，但又怀疑臣子要夺帝位，这就说明两者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了。雍正发出调令后，密切监视年的行动，年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地方的大员，如豫抚田文镜都及时报告了年的行踪。年在川陕十数载，建功立业，兵将俱有，一纸文书就把他调走了，反映了中央政府强而有力，也是雍正布置得宜。当时雍正近臣中有人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它看做是无识之见而不顾，自信“洞观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年自赴浙，更成为雍正的釜中之肉，任其烹调了。
第四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调杭州，官员更看清形势，纷纷揭发他。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晋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揭奏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把他们的奏疏一一发示年羹尧，令其回奏。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年羹尧的儿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削籍夺官，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原长芦盐运使宋师曾、鸿胪寺少卿葛继孔等人以年党、夤缘年羹尧的罪名，或削籍，或籍没资财，或罚修河工。逮捕胡期恒、桑成鼎、魏之耀、河东运使金启勋、家人严大等人。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命革其将军，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又考虑到他的影响大，对他的处置需要进一步动员舆论，乃令地方大员各抒己见。封疆大吏自然看皇帝脸色行事，争相上疏。广西巡抚李绂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谬借阃外之权，以窃九重之威福”，“大逆不法，法所难宽”，要求诛戮。豫抚田文镜也作了同样的请求。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于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至京，十二月，议政大臣罗列年九十二大罪，请求立正典刑。这九十二条为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侵蚀罪分别是十八、十五款，忌刻罪四条。第一大罪是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邹鲁是占象人，据供：他说年羹尧将位至王爵，年自云不止此，五六年后又是光景，并说他住宅上的白气是王气。大逆之二是将朱批谕旨原折藏匿，而仿写交回。僭越罪、狂悖罪就是前面叙述过的那些凌虐同官狂诞不谨的事。贪婪罪是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题补官员受谢规银四十余万两，收受乐户窦经荣脱籍银十万两，私行茶盐，贩卖木材、马匹。侵蚀罪是冒销四川军需银一百六十万两，加派银五十六万两，冒销西宁军需银四十七万两，等等。雍正说这九十二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余条，但仍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亦不许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发还母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俱革职。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俱抄没入官，将现银一百十万两送西安，补其各项侵欺案件的亏空。邹鲁立斩，案内朋党胡期恒等人分别罪情，处以不同的刑法。年羹尧接到自裁令，迟延不肯下手，总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监刑的蔡珽严加催促，年遂绝望地自缢，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怎会想到如此下场！更有意思的是，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这对君臣平日往来文书爱用佛家语，永诀之时，雍正犹用佛家说教，令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
雍正搞年羹尧，依靠了他的对立面蔡珽。蔡被任用都宪之后，同年四月兼正白旗汉军都统，七月任兵部尚书，八月署理直隶总督，九月调回尚书任，十月为经筵讲官，他还是议政大臣，身兼五六个要职。蔡珽自与年羹尧反目成仇，就把年往死处整，故催其速死。他也得到了好处，雍正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绫绮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他。
雍正发了许多上谕，写了不少朱批谕旨，宣布年羹尧的罪状和自惭自责，这中间道出了他大兴年狱的原因。
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
同年七月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自任川陕总督以来，擅作威福，罔利营私，颠倒是非，引用匪类，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援植邪党，以朝廷之名器，循一己之私情。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令年羹尧自戕的上谕：
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尔父兄及汝子并汝合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
处决年羹尧一年以后，在四川布政使佛喜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
把这些话与年羹尧的行事结合起来看，年的擅作威福已经造成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疑惧，这是年羹尧致败的第一个原因。君主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不可违背，做臣子的要按照各自的官职爵位，做本分内应做的事情，行本分内应行的礼节。年羹尧本来就权重权大，又在自己权限范围以外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于是招来百官侧目和皇帝的不满、疑忌。比较起来，百官侧目尤属小事，皇帝疑忌问题就大了。雍正说不因权重权大疑惧他，这话有实有虚。雍正从政大权独揽，为人自尊心极强，又好表现自己，年羹尧的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名声，甚而是傀儡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忍受的。所以雍正最恨他不守臣节。另外，多少还有点怀疑年要造反，他转述“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俗谚，把年与争皇位联系起来，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要说雍正怕年羹尧，自属不合实际。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年只能俯首就诛，毫无防卫能力，唯有幻想看旧日的情分，手下超生。他反叛不了。所以雍正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与邹鲁、静一道人图谋不轨的事，显系锻炼成词，原是欲加之罪，既不反映年要造反，也不表示雍正真相信他图谋反叛。
雍正的疑忌不仅是嫉恨年羹尧擅作威福，还因其结成朋党，会危害政治的清明，这是大兴年狱的第二个原因。年羹尧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人。这些人有前面提到过的胡期恒、王景灏、金启勋、王暠、刘世奇、黄起宪，还有陕西按察使黄焜、甘肃按察使张适、神木道李世倬、凤翔知府彭耀祖、西安抚民同知杨廷柏、延安知府李继泰、凉州同知张梅、商州知州王希曾、郃阳知县周文泽、鄠县知县靳树榛、兴平知县梁奕鸿、南郑知县严世杰、三原知县刘子正、醴泉知县马灼、朝邑知县王持权、川东道金德蔚、川南道周元勋、保宁知府王国正、遵义通判崔鸿图、重庆同知杨文斌、嘉定知州金式训、资阳知县靳光祚、南江知县高世禄、巴县知县周仁举、山西平阳知府董正坤、曲沃知县魏世瑛、解州知州杨书、景州知州张基泰、兴安镇总兵武正安、襄阳镇总兵张殿臣、四川提标中军参将阮阳璟，此外还有边宏烈、彭振义、赵建、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等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死党，但与年羹尧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年羹尧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脑，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他们基本上控制川陕，在别处虽有声威，然不能掌握。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献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是艺术夸张，与实际情况自有很大出入。年羹尧任用私人，开始雍正睁一眼闭一眼，但发展下去，搞宗派活动，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了。雍正要他“解散党羽，革面洗心”，又以明珠与索额图党争的事例，说明朋党危害，不行解散，必加重责。以朋党警告年羹尧，可见雍正对这个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