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一贯标榜反帝，但遇到了日军也就只能绕着走，而且他们显然把“革命”摆到了“一致对外”的前面。倒是张作霖和他的奉系还知道孰轻孰重，当日本人对张作霖、张宗昌说“让我们替你打”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摇头加以拒绝，不愿利用外力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维持自己的地位。1928年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兵“佳电”，宣布主动退出京津，向南京政府和平移交政权。
为了防止冯、阎或日军抄其后路，部分东北军开始提前向关外撤退，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说法，这些东北军正“像雪崩一样向山海关蜂拥而来”。
东北军一旦撤往关外，必须在他们通过山海关时予以缴械，这是东方会议“外科方法”所规定的内容。此时关东军司令官已由武藤信义换为村冈长太郎，村冈与武藤在东北的立场和看法上完全相似，他一面向军部要求增调部队，一面立即下达命令，由朝鲜编成一个准备维持治安的混成旅团，准备先行开往锦州和山海关，以解除东北军的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计划采取战时体制，在数日内移至奉天，到时村冈本人将亲自到奉天进行指挥。
锦州和山海关是属于南满线附属地以外的地区，混成旅团即便已经编成，若无政府命令也不能出动。这时在日本政府和军方内部，外务次官森恪、时任陆相的白川义则都极力劝说首相尽快下定出兵的决心，不过田中“总是有点踌躇不定”。
眼看政府命令迟迟不予下达，东北军却有“陆续进来的迹象”，直把强硬派们急得两眼冒火。打听到田中正在寺中静养，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信行便联袂赶到寺中，一起建议田中“规劝张作霖下野”，但都遭到了田中的拒绝，田中的原话是：“张作霖的事由我来处理！”
有人说，田中这么保张作霖，是因为两人过去有交集，田中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曾经救过张作霖的命，“从田中首相来看，张作霖仍是个不能随便予以责备的小孩子，与此同时，张作霖对田中也具有与众不同的信赖感”。
其实这都是没影的事。日俄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隔了这么多年，田中和张作霖也没打过多少交道，何来“亲密感”“信赖感”？退一步说，就算张作霖念及旧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能“亲密”得过町野、江藤？
田中为什么会踟蹰不前，河本的分析是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日军出兵东北，将会在美国舆论中引起反弹。另外田中身边的谋士佐藤安之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等人都主张继续维持张作霖政权，田中受到了影响。
应该说，河本的分析靠谱了一点，但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他们都不了解田中还有一个策应“内科方法”的秘密行动——“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的商定，让田中把满蒙政策的实行都寄托于张作霖，这个时候让他下野，岂不是干了件蠢事？
当然，协约没有正式签订，就还只是草案。田中也害怕夜长梦多，他指示山本赶快把“满蒙五路”的正式合同给签下来。江藤奉命访问张作霖，提出此议。当着江藤的面，张作霖表示同意正式签署合同，并说这件事可找交通部门具体谈。江藤一走，他就找来交通次长、代理交通部务的常荫槐，告以此事，叮嘱常荫槐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但不能听日本人的。常荫槐当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誓就算牺牲次长的职位，也绝不答应日方的任何条件。
此后，当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找常荫槐签合同时，他就采取“回避政策”，与对方打起了游击战：当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突然到了北京；当日本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了天津，总之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哪也找不到人。
据说有一次日本人获悉常荫槐在一家妓院请客，赶紧堵住门，将常“抓了个现行”。可是常荫槐却说那里不是谈公事的地方，约他们去部里见面商谈，日本人想想有理，只好答应下来。结果第二天上午等他们再去部里，却发现常荫槐又不在了。
日本人通过各种途径向常荫槐透风，说张作霖已有应允“签字”之意，所以双方并不需要再细谈，仅仅履行一下手续就行，常荫槐毫不含糊地放话过去：“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
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拿常荫槐没有办法，便又来找江藤。江藤能做的，自然还是把“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的一套搬出来，不停地对张作霖进行催逼。张作霖厌烦不已，叫骂道：“我今年，他妈拉个巴子的，魔鬼总是缠身！这些该死的小日本鬼儿，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如果把我惹翻了，我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让他们明白明白，我张作霖可不是好惹的，急眼了，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到啥时候，我也不能吃里扒外，和他们小日本儿一条心。”
此时北伐军已以“怒涛澎湃的声势”，向京津地区迫近。内外交困之下，张作霖的情绪更加烦躁，一边抽烟一边发牢骚：“南方蒋介石这个东西也来挤兑我。唉，闹不好，回东三省去，在那儿我有独立的江山，在奉天老家我过得不也是挺舒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