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举国为之哗然，这无疑为张作霖及“三角反直联盟”准备了一个倒直的最好理由。张作霖立即通电予以反对，紧跟着张学良便在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的文章。彼时的张学良已在国内军政界崭露头角，跟孙中山等要人亦有书信往还，加上题目新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少帅如今对革命也产生了兴趣。一读才知道，张作霖所说的革命其实只是要“革”曹锟的“命”——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推翻曹锟即为革命。
当年秋天，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来到关外，与东北方面共同商讨如何对付曹、吴。他所携的军事方案主张先由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然后东北方面再出兵关内，直捣北京。
张作霖同意南北夹击，但强调分头进行，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他的意思还和从前一样，即大家合作可以，只不过我张作霖绝不会做你孙中山的配角。对于这一点，双方虽然在会上都未明言，但心中都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达成了协议。
作为张作霖在“三角反直联盟”中的另一个政治伙伴，段祺瑞的表现同样非常活跃。直奉战争前，段祺瑞收买直系军队的行动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渠道和方法从东北取得资金。战争结束后，段祺瑞经过研究，决定派杨宇霆在北京的旧相识于立言为密使，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前往奉天，同时还商定了如何以密码电报联系，如何通过山海关检查等细节，从而使得取款方面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自1923年4月至1924年3月，张作霖向段祺瑞提供的活动资金总计达到大洋二百八十二万元，远超他给予孙中山的经费，从事后来看，这笔巨款也确实物有所值，在关键时候帮了东北军大忙。
那段时间，张作霖在关外靠“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吴佩孚则在关内用“武力统一”削平群雄。不到两年，全国范围内尚未为曹、吴所吞并，并且敢于同曹、吴相对抗的实力派，除山海关外的奉张外，便只剩下了南方拥护孙中山的粤军，以及华东拥护段祺瑞的卢永祥、何丰林。
卢、何一个据有浙江，一个据有上海，这其中何又依附于卢，行动上唯卢马首是瞻。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和段派嫡系，他个人非常崇拜段祺瑞，不管段经历怎样的升沉荣辱，始终坚决拥护，称得上是一名段的死忠粉。
直皖战争后，皖系军事力量分崩离析，唯浙沪的卢永祥、何丰林，福建的臧致平、杨化昭尚在支撑，他们作为皖系仅存的最后一点实力，也因此成了直系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24年4月，臧致平、杨化昭被直系孙传芳逐出福建，只得逃入浙江，投奔了卢永祥。直系的江苏督理齐燮元早有吞并浙沪之心，见状便以反对卢永祥扩充军队为由，联合已“统一福建”的孙传芳，从苏皖赣闽四面向浙沪进逼。
汇集苏皖赣闽四省的直军本已很多，不久山东、河南、湖北又听从吴佩孚的命令，派军队源源不断南下援苏。卢、何孤立于华东一隅，形势立刻变得岌岌可危。段祺瑞与手下幕僚都很清楚，一旦浙沪有失，皖系将彻底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徐树铮等人都赶赴上海，帮助卢、何筹划救急之策。
首先能够想到的便是向“三角反直联盟”求援。张作霖先汇了三十万元对卢永祥予以接济，同时订立攻守同盟，表示江浙如果爆发战争，将派兵入关协助。孙中山也认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粤”，声明一旦江浙开战，即派兵北伐。
有了“联盟”的保证，卢、何便决定成立浙沪联军，与进逼的直军誓死一战。经过双方台前幕后的一番紧张部署，1924年9月3日，浙沪联军与齐燮元部终于在上海附近展开交火。
江浙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皖系盟友迅速做出了反应。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张作霖即在关外通电响应卢永祥，并且马上开始进行军事准备。第三天，孙中山发表宣言，宣告即日移师北伐。
即便在进行军事准备期间，东北军新旧两派对于是否真的要与直系大打出手仍存在分歧。旧派上次在关内作战中跌了个大跟头，乃至退入关外后被迫向新派让步，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作相、吴俊升均主张这次镇静处之，等待江浙战事解决再定行止。
新派与之完全不同，他们正是通过入关作战才得以显露锋芒，并以此压倒了旧派，故看到新的机遇来临时，人人跃跃欲试。杨宇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前态度犹疑，那是觉得部队未经训练，胜负没有把握，现在经过“整军经武”，东北军人强马壮，也就不再存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他和张学良等新派人物都认为直系调兵东南，无暇兼顾北方，为东北军乘虚而入提供了条件，“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万不可失之交臂”。
旧派的权势与在张作霖面前的说服力早已江河日下，无法与新派抗衡，但鉴于之前的失败，张作霖还得再征询一下文治派，特别是王永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