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榕的父亲是辽东有名的财主，广有田产、商号、烧锅和当铺，仅在奉天就置有房产一两百间。和张作霖的“安大哥”安遇吾一样，张榕虽然家财万贯，但却专爱行任侠尚义之事。他很早就在关外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更与吴樾联手谋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那次轰动一时的谋刺案中，吴樾当场牺牲，张榕逃脱后化名潜往天津，但随即被侦探识破身份并遭到抓捕。张榕的姐姐张焕桂闻讯，赶紧通过关系向太监李莲英贿送重金，经李莲英跪求慈禧太后，才将死刑改为永久监禁。被监禁期间，又由其姐姐重金买通狱长，从而得以成功越狱。
越狱后，张榕东渡日本求学。他本人精通剑术，曾为了给一名下女争取自由，而同日本武士比剑，最终比剑获胜，使那名下女得到了解放。当然，张榕不会仅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江湖侠客，在日本的时候，他会见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张榕即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与张绍曾、蓝天蔚等共同策划反清事宜。
当时以大连为跳板，可以北往奉天，南达上海或远赴日本，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同盟会在东北的活动主要以大连为中心，张榕也一直在大连对革命党人和关外的武装力量进行联络。
1911年9月，也即武昌起义爆发前一个月，张绍曾的第二十镇被调入关，驻扎于滦州一带，奉命与驻石家庄的吴禄贞所辖第六镇一齐进行秋操演习。按照计划，张绍曾、吴禄贞将借秋操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张榕则率部从大连出发，经锦州入关袭击北京。因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清廷临时叫停了秋操，原计划被迫变更，张榕遂来到奉天倡言革命。
辛亥革命开始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黑龙江视察防务。赵尔巽是翰林院出身的老臣，因其身材瘦小，且生活俭朴，平时如果不着官服的话，很容易被别人误认为是个“乡巴佬”。在清末官僚中，“乡巴佬”官声卓著，尤其是首次执政东省期间更是为人所称道。
在清朝前期，作为所谓的龙兴封禁之地，汉人被禁止移住东北，这成了奉天省人烟稀少、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清朝中叶，封禁政策被逐渐打破，“闯关东”的汉人多了起来，政府也开始实施课税，然而财政上仍是入不敷出，每年国库用于补助的资金都高达百余万两。
历任奉督均在改善财政上动过脑筋，但都没有什么成效。赵尔巽继增祺之后出任盛京将军，他在那一任上着力整顿财政，除设置财政局外，还创办了东三省官银号，用于铸造银圆、发行纸币。因其措施有方，且为政清廉，在任两年间，便使奉天省的财政得以根本改观。当他离职转任中央时，奉天省金库储藏现金已有六百多万两。
可问题是，你前面即便留下一座座金山，也吃不消后面那些败家的折腾。接替赵尔巽的徐世昌虽然表面提倡新政，开发实业，但却也被外界指责为“用人不当，贿赂横行”，加上频繁用兵剿匪，赵尔巽留下的库存很快便被挥霍一空。
接班徐世昌的锡良一看财政又困难了，赶紧采取极度紧缩政策，一边设立奉天清理财政局，对财政进行整理，一边裁汰冗员，以节约经费。可就这样，财政上仍大大超支。锡良挽救乏术，回天无力，只得辞职而去，这才有了赵尔巽的第二次督奉，他也成为清代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上任后尽其所能要拯救经济，重现昔日辉煌，但他这次的运气不好，在任期间，奉天连遭自然灾害，当时中央国库又一贫如洗，无力对地方财政进行弥补。赵尔巽巧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非但不能改变财政窘迫的状况，眼看着连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都没法维持了，最后他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二百万两，以资补助。
尽管如此，海内外对赵尔巽的评价仍非常高，认为他在财政困顿并被俄日两国包夹的情况下，“既敢于抵抗沙俄的横暴，又不甘居日本下风”，是一位“屈指可数的硬骨权臣”和“顶天立地的人物”。
得知爆发了武昌起义，赵尔巽料定奉天一定会人心动荡，于是连夜就赶回了省城。从1911年10月15日起，他下令拒收密码电报，并将最早公开披露起义消息的奉天《大中公报》予以查封，以便尽可能隔绝内外消息，同时不断召集会议，传见文武官员，力图稳定人心。可是东三省的革命浪潮不但没有因此平息，反而声势越来越大，蓝天蔚、张榕迅速成为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