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昔年外号人称“射雕手”、“落雕都督”的斛律光，虽然曾经为北魏高欢、高澄父子所信用拔擢，却在晚年遭到高澄之侄高纬—也就是北齐后主—的疑忌，派力士刘桃枝将他袭杀于凉风堂。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当代无可与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羡，以及斛律羡的两个儿子斛律世达、斛律世迁，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诛灭之前，一直掌握着一个秘密的组织，长达一二十年；由于后世对此所知不多，也只能猜测。斛律家族最后存活的七年之间—也就是斛律羡担任幽、安、平、南、北营、东燕等六州军事都督的期间，曾经相当频繁地资助并声援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工作。
这个组织没有其他名称，就叫做“义”，而且就连这个“义”字，也不是组织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称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欢奉孝静帝于邺城之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二局，江山残破，收拾艰难。尤其是北方各个据地自雄的军阀连年征战之余，遍地皆是无人收葬的腐尸枯骨，绵延数十百里，行者怵目惊心。
当是时，有一个颇富赀财、名叫王兴国的佛教俗家信徒，基于不忍之心，率同了十个乡人，将战场上残留的辎重大车修缮如初，沿着涿水两岸逐一捡取无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冢。也由于不能确认死者的身份里籍，便一律视同本乡父老子弟，称之为“乡葬”。
此一义举源自于十一义人，纯粹本乎释氏慈悲的襟怀，实在没有其他的动机。善行却招致了意外的发展。许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宁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经入于大冢，得到安息，于是闻风而来，到乡葬墓所前祭拜。
于死者，王兴国已然动容戚心；于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见来者都赤贫无可聊赖，王兴国便又发起诸邻里亲友，为这些跋涉而来的陌生人埋锅造饭，供应浆水，且不索酬值；只说这饮食是基于佛道之义，故为之“义食”。“义”这个字，恰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才开始具有众人集资、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业的语意。
十方来者泰半受到乡葬、义食的感召，盘桓不忍遽去，但是伫留当地，却仍然缺乏衣食之资，反而不免忍饥受冻以至于憔悴病苦。同时，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战事仍然胶着之地，尚不断地涌来大批难民，他们都是听见道途传言，以为乡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来此度过此一时的灾劫。
流离之势既不可挡，王兴国则处于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银山的累积也未必能够支应。除了想尽办法贡献一己的家产，还须四处拜谒所结识往来的富人，广为化募。这时，有人给出了主意，谓：“欲开布施之门，须邀豪贵之家；欲邀豪贵之家，须博高尚之名。”这话的用意虽然不见得纯厚，但是点出了一个事实：豪贵之家维系于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还倚赖能传扬周知的布施。
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经由当地—范阳郡—首屈一指的高门大户卢文翼所绍荐，请来当世知名的高僧昙遵，亲自到乡葬义食之地弘法。这时，大冢旁已经粗建起宽达数十架、深可十多间的“义堂”，日夜前来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数？昙遵一眼看见，不觉为之感动而泣下；这一泣，犹如佛泣，也感动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后将要闻知这一盛况的人。
昙遵师承于地论派、四分律宗的宗师慧光，慧光授《十地经论》之根据地即在邺都，传人极夥，影响至巨；日后的华严宗和律宗也从此一谱系而展开。从佛教史上看，昙遵在宗法教说上或恐不及其师之化移广远，但是在对“义”这个慈善组织的长久声援和支持，则为他奠定了不容磨灭的地位。他当下裁示随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将乡葬、义食、义堂的布施广为宣扬，到处劝化。此外—可以说全然出乎卢文翼等人之所预期；昙遵竟然在范阳郡驻迹五年，并派遣两个堪称富室的俗家弟子冯昆、路和仁，拓殖经营，开设“义坊”，供应“义诊”。
也就在这一段期间，昙遵和他的弟子便于宣讲佛法之际，时时将“义”与“福”牵连成一体，所运用的，是一部《像法决疑经》。
有说佛灭五百年为正法时期，此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再后一万年为末法时期。纷纭其观，说亦不同，有改五百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为五百者。总之，佛灭渡之后，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证得果位者，称为“正法”。像者，似也，法仪不行，随而无证果，但仍有教有行，唯与佛法行相似，称为像法。至于“末”者，微也，但有教而无行，更无证果，称为“末法”。《像法决疑经》就是在佛灭之后千年应运而生的一部佛经。
在《像法决疑经》里，不断叙述常施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示：在“像法时期”，何种福德为首要？佛祖所再三开示者，乃以布施贫穷孤老为要务：
善男子，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布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无有穷尽，独行布施其福甚少。
这就是把“布施”和“聚集”绾合为一的论见。甚至隐隐然有“独行不善”的讽喻之意。
不但如此，济苦救贫也终将显现“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几何。除了施衣布食、兴造坟冢，人之孤贫堪济之务多矣，大难来时，“道长食尽，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应旅人解一时涸渴；那么，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么，修建桥梁以利往来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经曝晒便瘐毙于荒野者；那么，种树成荫自然也堪为福田之一端了。
由昙遵亲自率领躬行的善行，对于俗家广众而言，大约便可以名之为“营构义福”的事业。
冯昆于此后十三年一直留守范阳，日夜勤劬奉献，抚辑流亡，发展人丁家户，直到北齐篡东魏之政以后，病故于武成帝天保八年。昙遵和路和仁则在一度应武成帝征召入京奉职一年多之后，坚辞官事，回到范阳。他们持续着从乡葬而发展出来的“营构义福”，可以说在“佛法之义”—也就是“道义”—的基础上，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个人伦环境，所谓“设供集僧，情同亲里，于是乎人伦哀酸，禽鸟悲咽。有兹善信，仁沾枯朽，义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广大的感动。
不料，这却为整个以乡葬义食为核心的慈善事业带来诡谲的变量。
一如前述，从东魏嬗及北齐之间，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军功而贵显无伦；再加上与皇室联姻的缘故，声势几可与皇室并驾，这是很难免于疑忌的一种处境。当斛律羡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基于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献，以“营构义福”之事一旦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广泛的遐想和阴苛的猜测—斛律家族如此耗资散财，广结黎庶，他们究竟想在范阳作什么？
斛律光的女儿是北齐后帝高纬的皇后，儿子则娶了当时的公主，世传彼时北周大将韦孝宽谩造谣歌，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号，这十个字的歌诀意旨相当鲜明，就是说斛律光已经和长安的北周政权暗通款曲，即将谋取天下。
然而徒谣曲不足以为据，真正令高纬痛下杀手的传闻是：斛律光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在范阳整顿民夫，编装部曲，号称“义福”，欲合六州军民，一举而下邺城。高纬于是将斛律光招入凉风堂中，拉杀了时年五十八岁的落雕都督，诏称斛律一家谋反，尽灭其族。
“义福”之作为一个叛乱部队，原本是子虚乌有之事。昙遵名望崇隆，高纬亦不敢擅加诬罔。但是为了昭显在范阳的所作所为，俱属大慈无私，昙遵再度去至邺下，请谒至尊，随即奉诏而出，不多久，昙遵便生了病，“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
经此霹雳当头的一击，与昙遵较为亲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颓丧志，而那些曾经蒙“义”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奋起了同仇敌忾之情。然而，慈悲之广大确乎能超脱生死、是非、成败、得失与夫荣辱；这般愤慨的情绪，很快地便在僧人们的主持之下平静了。他们知道、也相信：“义福”不是虚设之词，“营构义福”若真要发展为一个更强大的团体，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昙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从此离开范阳，他们原先是拥有义堂、义坊的布施者，事之后却成为云水天涯接受布施的人。然而，恢复宗派、光大教义、“以道义为福田”的思想传承从未中断。相反地，在艰困卓绝的行脚生涯里，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们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为极的布施行列。
最初的这一批僧人没有特立名目，只是约定以吃苦、忍辱为宗旨，每天只进一餐由乞讨得来的饭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则。他们在道途间，遇见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礼。由于不能拥有私财，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布施，便要返还众生。
与其他僧俗广众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连尸体都不能入棺椁、成殡葬。为了不妨碍观瞻，必须将肉身弃置于森林之中，以为鸟兽之饲养，号之曰“即身布施”。
这一代的僧侣很快地吸引了、也启蒙了原本穷困无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随他们行脚四方，虽然也还就是过着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却备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渐渐地，他们也由于反复谈辩、议论，而开展出类似教义的纲领；除了一日一食、即身布施之外，还反对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以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礼敬；而真正的佛，就是众生。
而北齐、北周与南朝对峙的时代也兵疲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就在此时，一个曾经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号“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该寺“舍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团时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并不是还俗，而是更进一步地宣扬、实践种种亲服劳役、节衣缩食和济贫救苦的职志，所谓：“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愿施无尽，日日不断”。这个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从范阳流亡天下的僧人影响极大的人物。
“无尽藏”也就是从这里发轫的。虽然信行本人体弱多病，不能永寿，在五十四岁上就圆寂了。但是他舍戒之后反而形成了更广大深刻的感动，他创立“三阶教”，并兴建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等寺，显然也都是当年由昙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启发、传衍的“营构义福”之亲切实践。
“三阶教”依时、处、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谓的“时”，也就是指佛灭后的正、像、末三个时代而言。所谓的“处”，也就是指业报所在，分净土、秽土与戒见俱破的众生世界。所谓的“人”，则是因“根机”不同，而划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见与破戒不破见两种；“三乘”，包括戒见俱不破和破见不破戒两种，以及“世间根机”—为戒见俱破的世间颠倒众生。
关于“人”的这些论理，都相应于“三时”而成立。信行认为：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已经是第三阶的末法时代，善根普灭，正见不存。纵使研读佛经，辗转注释，也无济于僧俗两界。反而由于各持经义，别持偏见，因是因彼，乃生爱憎之心而各执一端；一旦言辩，不免谤法。
所以，不论为了弘扬佛法，还是为了拯救知见，唯有力行布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缘布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为“无尽藏”，必须经营将本出息、子母相生的“无尽财”；这与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为诵经礼佛之窟的见解，可以说全然不同。这就引起了许多寺院僧团的不满。
而从信行圆寂六年之后的开皇二十年起—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两年—的整整一世纪之间，三阶教数度被隋、唐两朝官方宣布为异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责其经籍违背佛意，将之“尽送礼部集中，作伪经符录论处”，下场不外是焚毁。此后，这个教派的文字论述可以说就沦亡大半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上受布施而勉强活命、而维持生计者，依旧于感恩戴德之余，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严厉控制三阶教，除了因为其他自居正信正见的僧团围剿之外，也不免忧心这样一个看似无所求报的组织会掩翳了天荫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对于三阶教“无尽藏”之提倡布施，积聚财物，却又显然有不得不倚赖其分责分忧的苦衷。换言之：当局所无力为之的救济事业，又委实需要有人代劳。
三阶教，便在这样一个政教的夹缝之中，继续传承着“营构义福”的慈悲事业。而大明寺，正是“无尽藏”的一个传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