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底，我发出了一封电邮，接收对象是一群后来会成为所谓国际罗宾汉的男男女女。我动身从 “地球最宜居城市”墨尔本起飞，投身到冰天雪地的广大世界中。我不清楚别人是怎样结识同僚的，我自己的方式是强调存在感。比如说你喜欢某人的脸庞，或因为对方也喜欢你爱看的书而对其欣赏有加。也许他们还成立过某个组织，反对过当地政府，或曾谈天说地到半夜。当时我还不是什么组织的头，但即便当上头以后，我的方法也没有变过：一直前进，一直信赖他人。 “如果有人想一起喝杯啤酒，来杯伏特加，啃啃西伯利亚熊肉，或干脆想侃大山，请告诉我。”我在一封联名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
98年10月28日 旧金山
98年11月5日 伦敦
98年11月6日 法兰克福/柏林
98年11月9日 波兰/斯洛文尼亚/东欧
98年11月15日 赫尔辛基
98年11月16日 圣彼得堡
98年11月20日 莫斯科
98年11月25日 伊尔库茨克
98年11月29日 乌兰巴托
旅途安排得满满的，不过最终还是顺利完成。每当我在欧亚各地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结识、共处、喝酒吃肉时，都感觉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凭自己意志奔跑的世界，不确定前方在哪里，不清楚如何表达自己的信仰、分享自己的科技，但无时无刻不让我眼界大开。
有些人天生善于结识新朋友。也许这是一个领导必须拥有的本领吧。我过去也很擅长，但现在可不确定了。回到墨尔本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计划着上墨尔本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我在大学结识了一位很出众的朋友，名为丹尼尔·马修斯，他聪敏过人，灵感十足，政治见解新鲜。我认识的人中，有些人和我政治主见相仿，朋友和同事则了解因特网技术。丹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在两方面都和我志趣相投的人。他真正了解新技术给活动家带来的机遇。他曾写过一首长诗，名为《如果你看到过》，我很欣赏流畅的诗句中迸发出的理想主义火花，并在自己的博客上转载：
是普通人，而非某民族、某主义，
他们站在原地耸肩—我不过是个人而已！
他们越过边界，向邻居们致意，
他们眺望未来，与孩童们嬉戏，
没人在乎什么伟大，只要生活仍在继续。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希望，想必会让每位读者动容。当时我和儿子住在墨尔本东部，儿子上博克斯希尔高中，我埋头解决数学难题。在我看来，政治活动和技术已经融合，我之前在1999年还成立了一个名为leaks.org的小型组织。如很多刚起步的组织一样，leaks.org由于缺乏养分，最后不了了之，但它的理念和它的名字在我的头脑内生根发芽。先不说这个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未来是围绕着新朋友和新问题展开的。数学揭示出的真相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是完美和公正的化身，我在数学研究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善于解题，也对量子力学的全部道德范畴颇有见解。
2003年我正式进入大学。感觉上我似乎应该早就上大学了，仿佛这么多年来前进的方向就是大学生涯。墨尔本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学校由政府出资，一贯秉承不与宗教挂钩的世俗理念。校园位于墨尔本的帕克维尔，绿树成荫，维多利亚式建筑比比皆是，我对能来这里学习感到特别满意。我的数学一直就很好，也喜欢数学史和数学应用，年幼时就自己造过机器什么的。等我迟迟才来到墨尔本大学时，已经在某些方面染上了世故的心态，一方面是由于密码学本身，另一方面是看到最出色的密码学家在网络繁荣期为了发财所做的勾当。我的黑客经历让宇宙更难理解，而不是更简单。也许，我其实是想退缩回纯思维的世界中吧。
一开始，大学感觉就像是精神病人的避难所。一切都是那么的淡然，学期安排井然有序，大家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仿佛现实世界被完全过滤在校园之外。当然不是要怪罪谁，但因为我与大多数同学相差15岁，自二十几岁以来也经历了太多事情，所以和同学间难有共同语言。经历了地下生活的骚动和围绕审判的媒体风暴，在人生大起大落后，一下子成为一名安安静静的学生，我感觉有些怪怪的。不过我下定决心，学好量子力学和纯数学。我对这两个领域有极强的求知欲，觉得掌握量子力学和纯数学能够为我的未来铺路。进入大学后，我立刻沉浸在物理史、物理研究、尼尔斯·波尔、海森堡和费曼的世界中，另外，就算我在大学内名气不大，但在数学社里也成了一个人物。
还记得有一段时期我去新南威尔士大学上高等数学课。那段时光过得挺有意思的，我也同生父重新有了来往（一会儿详细说），天天骑自行车上学。有一天骑车拐弯时，一辆卡车突然闯了过来，把我甩到了路边水沟，胳膊六处骨折。被送到医院后，大夫把胳膊打上了石膏，还给我开了曲马多，药效很是奇特。曲马多属于合成鸦片剂，虽然对头脑清醒没有影响，但所有的负面情感，包括一切造成心里痛苦的体验全都烟消云散。举个例子，和人对话时，我会体验谈话中的所有正面信息，而不会受负面情绪感染。在课堂里，我意识到心跳加快。所有的日常习惯统统失常：不但下脚走路的方式感觉不对头，社交场合也不对劲，比如面对说话不严谨的人我应对的方式也有所转变。
这就是我当时思考问题的模式。对量子力学的研究让我开始质疑生活中疼痛与快感的度量问题，思考如何平衡两者，如果某一个超过另一个会引起什么后果。断臂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仿佛是命运用胳膊折断来比喻人生做出了转变。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怪异。我想说的是，因为出了车祸，我开始思考独立不相关事件的长期后果。胳膊断了需要愈合，某种程度上讲就像再造一般。我开始思考如何治愈我身边的不公正，如何通过政治行动重塑世界。就是这样，我的哲学观发生了转变，并影响到我后来的一切言行。我很清楚，在大学这座象牙塔中是不可能测试新理念的，但对我来说，正是在大学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深入体验才诞生了后来的一切。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某些事情无法容忍。也许有时候反应太过激了。系里有一项针对沙子的课题研究，是因为美国人出于在中东动作的考虑需要处理沙子问题。有名女科学家来访，演讲中提到她很高兴能够参与测试军事装备，并协助货机飞行，他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成功轰炸撤退的伊拉克军队，对方死伤惨重。我心想： “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听这个屠夫演讲？”我开始意识到，企图军事牟利的人正在利用大学。去参加个会议就能看到，全都是澳大利亚防御科技组织资助的。那段时期内，一切都渐渐明了了起来：量子力学使我的头脑清醒，我对因果关系有所体会，对军队暴行怒火中烧，对西方外交政策也有了更深入的见解。大学学习的几年中，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全新的机制，利用科学成果为全人类造福。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机构服务，而是为了真理服务。我热爱研究物理，但我对制度化的憎恶与日俱增。我亲眼看到，很多科学家一点骨气都没有，不管赞助商多邪恶、犯下多大罪孽、多么宣扬反智主义，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其标识，必须承认，这一点也是我从大学教育中学到的。
有一次我代表大学参加澳大利亚全国物理大赛。颁奖典礼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院系负责人向我们示意说： “你们是澳大利亚的物理精英。”我朝四周望了望其他人，心里说： “天呀，我可真希望澳大利亚的物理精英不是这些人。”话虽这么说，我在暗中始终对这个行业有一种信任，我对量子力学的兴趣不仅是让大学校长自豪得满面红光用的。我同全世界几名计算机科学家也分享了自己的意见，即量子力学为对正义的理解提供了一套方法论。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量子力学不仅仅是对微观世界运作方式及宏观世界、可观测宇宙运作方式的描述，也是物理现象思考方式的一个体系。研究得当，就能培养出清晰有序的思考模式。你可能还记得，我通过早期的计算机行动，意识到 “我想让计算机数数”和 “你应该这样数数”的区别。研究量子力学在这方面也有点像。量子力学教给我提问题的方式，将所有选项摆在桌面上，不对结果有先入为主的意见。你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电视新闻工作者给支持的政客问所谓的 “软问题”，如 “您的工作背后，是否一直有一颗效忠国家的爱国心？”或者 “您能解释一下您支持的削减开支是如何能刺激经济发展的？”量子力学问的可不是这些问题。它让你提出的问题也许会引出有用的答案，久而久之，有助你形成有关自然世界的思维体系。它教会你用实验去证明理论，在所有因果测试结束前，不要想当然，不要假设。经历过密码战争和法庭审判，我早已明确在这个领域还有未尽的事业。之前也提到，涉及到社会行动时，我希望穿透现实，揭开设想的皮层，观察下方隐藏了什么。高等数学和量子物理的研究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发现真相，你必须首先观察自己设计实验的方式，看一看结果是如何被你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所影响的。必须要观察事物的构建方式—以及你观察方式的构建方式—才能有所发现。我对量子力学这个特点研究越深，就越意识到它代表了我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东西：变革的理论，人类主动改变世界的理论。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开始。我对主观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你手中捧的这本自传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这种理念写成的。通过描述我自己的人生，可以向你展示我们为什么以及怎样推动了我们事业的发展。
我开始将信息视为物质，开始观察信息如何在人际间、社会中流动，新信息如何带来变革。想象一条管道，管道中有物质流淌，流向算是正义的状态。你可以观察到谁对物质流做出了贡献，并估算是什么有助于正义状态的形成。我当然不是指真的管道，而是指人际沟通的各种不同方式。不过，还是请回到刚才的管道中。为了观察信息穿梭世界各地的方式，必须要对管道本身产生兴趣：谁造的管道，谁付的钱，谁来维护，哪里出现阻塞，信息流是否受到阻碍。然后，将管道映射至第四权即媒体上，观察媒体如何协助或阻碍信息流动。我们需要发现的，是什么有助于正义状态的形成。这时你看到了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体系实施伦理道德改革，提高正义程度？我们希望清除障碍，同时也希望增加观察者的数量，为流动通畅做贡献。如果物质被压制，我们必须将其视为障碍，应尽可能地增加观察者来观察压制行为，减轻问题严重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正义。
出于这种考虑，我意识到，因特网就是一个可重组的管道系统，能够将观察行为和有能力行动的人互联，增加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我预计未来会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在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提供最佳流动。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前进的新模式：让媒体为观察者负责，让政府机构能够被观察，打破政府和与其沆瀣一气的第四权对信息的垄断。搜集的流程也要做出转变，新的搜集流程能够将新信息与你对世界已知的信息相结合，并根据所有不同行动者的具体情况实现语境化。还要有一种新的、能够让行动者诚实可信的模式，因此维基解密—维基解密在后来会离开量子力学理论，转而关注新闻伦理—才需要主流媒体参与信息发布，为了实现正义而努力。这种模式下，信息流就不再是某个新闻工作者或某个媒体机构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协作的产物。
当时我仍然在上大学，但事态的发展已经使我形成了以上观点，离目标的实现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必须要在这里写下来，因为以后一切的歇斯底里、横加指责及犯下的错误—包括我本人犯的错误—会掩盖我一直为之奋斗的基本哲学变革。后来当我成为媒体聚焦点后，我总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不愿意讨论我们事业所蕴含的理念。他们对我们的事业和采用的方法一无所知，只喜欢就我的头发和女友大书特书。各位读者现在也已经清楚，这个现象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我自己对局面发展成这样也没有起到缓解作用。话说回来，媒体爱关注鸡毛蒜皮的毛病又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卷入其中，试图将媒体转向重要的事情而已。还说将媒体的注意力转向正义或现代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等正事呢，即便是所谓的 “好报纸”也只用两三篇正经文章报导正事，然后又开始描述我是多么的怪异。这种生活方式在道德上讲是最不可原谅的：假装对人生有兴趣，假装追求真理，其实对人生的复杂性丝毫不感兴趣。更可恨的是，还根本不相信自己报纸的读者对此感兴趣。哀歌我放到后面再唱。大学生活告诉我，对真理的追求和正义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复杂。曾为黑客的我就这样直接过渡到成立维基解密的世界中去了。
我的一生有几条不断出现的线索，本书也一一提到过。我之前谈过在旺兹沃思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故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与病友讨论大学的价值： “记住，受教育了，不代表你就更聪明了……当然了，你还是应该学习的。好好学习！不过请一定牢记，和智力还不是一码事。”
我从量子力学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但是从看似无关紧要的活动中学到的也几乎同样多。我一直喜欢以不寻常的方式锻炼头脑，后来举办墨尔本大学数学和统计学社解谜寻宝大赛时更是得到了很好的发挥。2004年第一次举办解谜寻宝，我们让选手处理一个怪异的情形，假设了澳大利亚选举和当时的首相死亡等条件。 “谁杀了霍华德？”我们的宣传单问道。 “约翰·霍华德在墨尔本大学秘密讲话时瞬间蒸发。如此邪恶行径的背后黑手是谁？出于何种原因？这与边远选区的刨坟掘墓案、温度起伏现象和墨尔本大学私立分校中怪诞的夜晚活动有何关系？”此赛事看似荒谬，其实有它严肃的一面。当时我接受大学报纸采访时表示： “问题的核心在于清醒、深入思考，解决问题。”最终，由统计学家、计算机程序员和一名音乐家组成的团队在帕克维尔校园系统花园中的花园侏儒像下挖出了200澳元的奖品。各位读者不用说我也知道，这也太无趣了，无法与新世纪的享乐主义者、瘾君子、性主义者和摇滚明星相提并论。可是不管报纸怎么描绘我的生活，我还是更喜欢智力上的游戏多一些。
我也将儿子带入了智力挑战的世界。我本想让他远离成人世界的残酷现实，但看到他天性乐观。我想，很多家长都为孩子的所见所闻担忧，但我希望丹尼尔按自己的意愿自然成长。当时，他有一半的时间和妈妈度过，说起话来很讨喜，比我强。养育孩子，谁都有不严肃的开心时刻。如同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会让船停滞不前，成人生活的压力也能彻底摧毁内心的轻浮，但看到儿子天性乐观，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会一起探索废弃的建筑，一次圣诞节，我俩还将一堆芭比娃娃和玩具龙摆在一起，引爆自制炸弹和液氮，将它们集体炸掉。
聪明的小孩子学东西很快，他们可以很快展现自己，然后开始与众不同。我们能观察到，孩子的好奇心会引发他凸显自己的个性，因为他一直在寻找环境中不寻常的，甚至同伴没有发现的事物。所以我现在主要谈的是儿童，但其实也在谈我自己：今天的我依然总是在房间内或别人身上寻找意想不到的东西。让·雷诺阿曾说过，所有想象得到的情境中，都会存在完美镜头：可以是透过玻璃杯的光景，也可以是自某人头后拍出来的景象。导演的工作就是去发掘此类镜头。我虽然不是导演，但我的本能就在于此，我也乐于见到他人拥有这种本能。
当时我肯定感觉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做一番大事。不是说要亲自扮演主角（我也不想扮演主角），而是在我累积多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组织，在公共事务中坚持对正义的追求，并摆脱公共事务领域通常随之产生的自满情绪。请允许夸张一点说，星象契合，该组织的成立条件已然成熟。2002年底在澳大利亚沙漠观测日全食时，我已开始感受到星象的脉动及其蕴含的无限可能。我们是物理学家，物理学的观星传统一直深深吸引着我。我们计算出，日食最佳时间是38秒，其间会走过的轨道长度为7.5公里，最佳地点是这38秒时间内该距离的正中心。
我们一队人驾12辆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开了三天半才来到了沙漠一处。本次观测计算极其精确，我们应站在一小片地面上，长度不超过半公里。为了数据准确，我耗费了大量精力，最后险些累倒。但这个项目对我当时哲学观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我终于意识到，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是对的，并精确衡量计算了各种可能性，全心全意投入进去，那么最后你的预测就会开花结果。我全身心投入到该项目中，信赖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前人科学研究的成果。更进一步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请各位听我说下去。维基解密成立的背后不仅是某个人或其他人的人生经历，也是我对人权问题思考愈发清醒的经历。本书要想全面真实地描绘我的一生，必须要谈到这些理念。在前面我向读者提到过，本书扎根于我的个人历史，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未来如何行动的思考。业内人士告诉我，名人回忆录中加了思考也不会起什么作用。那就正好，让我们都同意：这本书算不上是名人回忆录。维基解密闻名全球的事迹的根本起因，在于我们对全球社会该如何保护自由的狂热思考，正是这点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另一个起因，则是将科学式思维在权利问题上的应用。
权利到底是什么？权利是指人有自由执行可执行的行动。因此，权利也意味着要承担同等的责任。我这里不是同意右翼新闻工作者的意见，不是说当小偷没有承担责任时便失去了权利。而是说如果我们承认某人拥有权利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义务去保护那份权利。在我写这行字时，世界各地都有儿童饿死。我可以郑重宣布儿童享有吃饱肚子的自由，但如果眼看着他们受饿我却袖手旁观，我的话就一文不值。然而，有些权利得不到实现，得不到实施。专制压迫的政府打压异见人士，诋毁、囚禁、孤立，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直到将他们单独关押，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和自己聊天时才会住手。因此，再次回到对正义的追求上来，必须要提到一个看似平庸但最为实质的原则：在一个充满了遮掩、秘密和谎言的世界中，正义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利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知情权诞生出话语权。将两者放在一起，可以统称为知识沟通交流的权利。
我们应该牢记，哪个权利应该实现，哪个应该忽视，这样的讨论正是政治的范畴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吧：我只有一个目标，不是什么新鲜的目标，但是我人生的明确目标，即为营造更加正义的社会做出贡献。我支持的不是全面透明，甚至都不是全面民主，我支持的是正义。我们的贡献在于，在考虑正义和科技的关系时，为必然出现的新原则辩护。我相信，我们对正义有一种天生的渴求，我们对审查有一种天生的反抗。网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对知识有一种责任，我们对信息有一种义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图书馆钟情有加。在数字时代，我们也许同样会明白，我们最终要承担责任，利用科技反抗那些阻止知识或信息公开传播的人。我们不能全靠报纸，因为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报纸既是审查者，也有倾向性。我们不能信任广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广告的价值比新闻的价值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此，计算机时代的出版本质在于在系统允许下完成任务，同时抵制根深蒂固、自我保护的旧有出版惯例。从我们的工作和与媒体的配合可以看出，我们并不反对传统媒体。我们只是占据了一个优势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比传统媒体在出版方面做得更强。我们与传统媒体合作，是因为不希望彼此成为对手：我们希望汇集双方意愿。然而接下来的几章中会写到，在计算机时代中，传统媒体对自己正统性的信念有所动摇，为了保护自尊心使出了各种阴谋诡计。这些都无所谓。然而，请允许我多说一句，文明的发展已经将它们丢在了身后。传统媒体正在死亡。
我在头脑中试图建立起一套针对新闻工作诚信的科学体系，一步步向创立维基解密靠拢。是什么能让我们保持诚信呢？我还是黑客和活动家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资源的无限否定性。现在我开始思考，是否能通过这个渠道帮助世人在公共领域发布消息？一旦产生压力，传统媒体机制自然会逃避以上问题，匆匆缩回老窝，准备好对我发动谴责。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制度如何应对民众对他们的新期待。当聪明的年轻人比起相信长辈，更相信社交媒体时，传统制度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的父辈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传统制度的存在，但我们却严重缺乏有关人类制度在现代各地如何运作的详细知识。
现在，这些都行不通了。随着科技将全球各地联系在一起，人际来往、国家之间的来往、观点之间的交流方式同以前有了巨大的转变。事实就是如此。所有传统的藏身之处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传统制度可以狂吠，军方可以哭泣，《纽约时报》可以继续摆架子，但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人民现在提出了原来想都没想过的问题，并要求答案。人民知道去哪里获得答案。人民知道如何彼此沟通，清楚某些公共机构隐藏着秘密。随着创立维基解密的条件日益成熟，我自己也开始相信，旧有的 “安全国家”模式已经穷途末路。这并不是出于感情的判断，而是现代生活的现实。游戏已经结束了。
话说回来，如果我错了呢？如果正义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我高估了全面实现正义的可能性呢？那么，我们起码可以略微高兴地看到，周复一周，我们都在通向正义的道路上完成某些不大的目标。我们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将自己绑在某种历史潮流上：我们是出版者，努力以诚实的态度应对世事变化。创立维基解密还有一个原因：希望能够鼓舞包括新闻工作者、广播工作者、活动家、读者、观众、顾客等在内的世人，让他们期待自己的制度和自己本身能够做得更好。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是我们今后一切工作背后的动力。
然而，新闻业有一点百试不爽：如果你专门指出新闻业烂成一团，很快他们就会指责你自己也在疾病中痛苦挣扎。我后来会高喊 “我控诉”[1]，但就像所有的德雷福斯支持者一样，我很快就会被描绘成一个恐吓小孩、不讲卫生、恶劣对待同事和情人的怪人。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2006年离开墨尔本大学时，似乎是广阔的夜空和我的过去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在一到两点上可以肯定。只有一到两点。主要是针对我们如何书写历史、书写故事、书写正义。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说得好，控制了现在的人能控制过去，控制了过去的人能控制未来。奥威尔讲的是强大的政府利用宣传工具操纵民众，但我愈发意识到，利用科技理解某些数据被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原因，再以出版者的身份公布这些数据，这样做我们就能够颠覆奥威尔的话，将其转换为凝聚了希望的信息。谁会控制未来？全体人类。数字时代已开始对奥威尔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实际上，那条信息就是媒介，而我们都是信使。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网络都必然会推动信息逐步公开。我们的角色就是编辑、语境提供者，和信息来源的保护者。这样真会成功吗？怎样才能更加可靠？资金从哪里来？炮火飞来时怎么应对？因为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第一个中枪的一定是信使。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良政话题有一段箴言。他写道： “表层政府的后面有一个隐形政府，不忠于人民，也不为人民负责。摧毁隐形政府，斩断腐朽商界和腐朽政界之间的邪恶纽带，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务。”鉴于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我心里明白该如何去做。我已经准备好做出行动，实现进步理念。
威权政府深知通过阴谋论来强化自我，而在我看来，可以自然而然推断得出，人民的反抗程度与对阴谋论的了解程度成正比。我说的不是一次性的掩盖丑闻，也不是指头戴锡箔帽的[2]独裁者的胡言乱语。我指的是系统化的阴谋，凡事喜欢暗箱操作的政府的一贯做法。信息能够解放人类。计算机科学作为一种数学形式，可以协助我们揭开政治关系的面纱。阴谋家信赖并依赖于其他阴谋家—我将这种依存关系称为 “庇护网”—当我们不再对社会上的阴谋团体有歇斯底里的反应，当我们能理性应对后，就可以反对他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他们根本无力单独完成，只有联手才能实现。
阴谋会算计什么？会算计下一步阴谋如何进行。当我准备好成立维基解密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变为 “如何能够削弱阴谋的力量？”答案似乎唾手可得：将它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对阴谋的力量不是我带头兴起的：我只是看到阴谋自然会产生反力，并将新技术应用在这些反力上。我们的工作是阻碍阴谋势力高效地思考和行动。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目标，就要让大众看到阴谋的存在。你可能听过算命者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建议： “安全会为阴谋让路。”这里我们要加上结尾： “人民有了解阴谋、打破阴谋势力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阴谋也要为其让路。”
我这里要提一下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特网本身并不能带来自由。因特网只是让发布信息更便宜，并在各地审查的允许下在全球范围内发布信息。因特网不会给你带来额外的自由。如果你想在网络时代获得自由，还是要自己去争取。有些人将2011年埃及的转型称为 “推特革命”，听起来好像穆巴拉克是被一群硅谷的快闪族推翻了一样。这个说法之所以流行，是有理由的，因为它巩固了美国人的观念，认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讲是好的。这也反映出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世界各地的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在实质上都体现了美国精神。所以希拉里·克林顿说 “穆巴拉克是个伟人，应该留在台上”的话音未落，又马上变脸说道： “埃及人民成功了，真值得庆贺。是美国一手为他们取得了成功，这也值得祝贺。”2011年2月15日，她声称网络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就在那一天，美国政府要求法庭迫使推特交出维基解密三名成员的账户信息，我真不知道希拉里是怎么觍着脸说出那种话的。
反抗专制政权的斗争始于为信息和交流的斗争，也一定会终于为信息和交流的斗争。埃及不是推特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印刷机和政治宣传单的革命，但两者都是人民利用科技分享观点和信息、在公共场所表达自我的革命。我朋友约翰·皮尔格说得好，美国政府怕的不是维基解密，也不是朱利安·阿桑奇。我知道多少有什么要紧呢？维基解密知道多少有什么要紧呢？根本就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在于你知道多少。整个事件的核心都是你。
回到2006年的墨尔本，我很高兴发现当年的黑客精神仍然活在心中。我们一群人住在格拉顿街117号的房子中，旁边就是一条繁忙的街道，屋内更是由于我们的数学活动和夜猫子习惯乱成一团。出于匆忙，我曾将代数和图表先画在几面光板上，然后转移到了墙上、窗户上、桌子上，一切表面平平的地方都写上了。有时候屋外的交通噪声让人无法集中精神，而且外面就是红绿灯。有一天，我们用老方法侵入了城市交通系统，改成永远绿灯。于是嗡嗡的马达声消失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又开始了。
此时我开始想起生父。童年时我就没有见过生父的踪影，我印象中的好父亲形象是继父塑造的，我也和他很亲，叫他 “爸爸”。即使把好话坏话都算上，我的生父也很少有人提起。应该是妈妈故意的吧，因为布雷特对我们母子一直很好。生父也没有来看过我们，这在当年的澳大利亚是很正常的：习俗约定，旧家庭不应该定期侵入新家庭的世界，以防可能存在的怨气会污染新家庭的氛围。我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经常想起生父。
可是，青春期的男孩子会发生变化。自我意识突然增强，运气好的话智力也会猛然上升。他会突然拥抱这个世界，同时又排斥某些方面。很快我自己也当了爹，通过读书自学成才。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库斯勒、卡夫卡的书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当时应该就意识到，读书的兴趣并不来自于某个神秘的源泉。多年后我才发觉，可能是从父亲处继承而来。那些年里，寻找生父的念头似乎给我添加了不必要的情感负担，但我还是能感觉体内流着他的血液。大学快要上完时，我发现我人格个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继承自这个可能曾经帮助过我的隐形人。
最开始书信联络，后来通了电话，然后我去悉尼看他。见面的情景有些怪怪的。生父、配偶和儿子三个人来机场接我。我把自行车也带了过来，父亲决定骑车回到位于新镇的家，而我们三个坐车回去。他的配偶有些古怪，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很明显深深迷恋着父亲，但某些方面行事和常人又不太一样。父亲曾在35岁左右的时候决定重新接受表演培训。我不知道他那次经历究竟是掀开了新的人生篇章，还是宣告人生一个段落的结束，不管怎样，和他共处一室，心里竟有些酸楚。在他家时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晚上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看他的书架上有什么。结果竟让我有些愤怒，因为一个架子接着一个架子上的书都正好是我曾自己买来阅读的书。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从底层开始，一步步经历千辛万苦才培养起我自己的，而如果当年我认识他的话，可能干脆就从他架子上把书拿下来好了。
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也许是因为我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调查所致，一直在寻找个体和权威之间关系的科学解读。不管是什么理由，当时的感情非常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我有所激发。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基因上的纽带，其中包括一种知性，过去因为没有他在身边供我参照学习，我失去了很多东西。那次拜访让我猛然醒悟，自己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事情。如果当年我有他在身边，也许就会成长得快一些。这和爱无关，而是指一种融洽的关系。他温文尔雅，让人自然而然产生亲近感，他也很好说话，但有时候显得有些冷淡。我们今天仍然能轻松地交谈，对彼此的思想构造了若指掌。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一个导师的角色。回想起来，也许是人生的一个缺陷。我被迫自己指导自己，并乐于辅导他人。这种经历可以说有些古怪。这种情形下，我总是要扮演坚强的人。
我一直清楚自己与众不同，但与生父会面后，这种心态反而有所收敛。可以说，别人在我身边很难放松下来。我生来喜欢争辩，问题多多，却没有时间纠正。父亲是一名瑜伽导师，有一次我跟他去上清晨瑜伽班，练完后全班一起在咖啡馆吃早餐。大家喝着橘汁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聊天，而我却就母亲保健话题争论了起来。激烈程度显而易见，我却专注于思维问题，不断强调我的意见，而其他人一个接一个悄悄地离开了桌子。我和瑜伽班的人也不熟，最后终于发现桌子旁的人都走光了。大多数人坐下后，会寻求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而我则寻求不同点。这些人花了25澳元来放松心情，结果却倒霉地碰上了一个非要任性争论的人一起喝橘汁。我的本性如此。放松心情对我来讲并不放松。我也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
我看到父亲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也许，当年没有他的庇护，没有他的书陪伴左右，对我是件好事？当年的我不得不保护自己，寻找自己的位置，无法利用父亲及其观念所形成的强大网络。父亲和母亲在60年代运动顶峰时可能就宣称过：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表示同意。也许这些年来我对他的躲避构成了我政治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找到新的存在于世上的方式，到了2006年，我开始希望世界能够摆脱庇护制度造成的污染，撕破保证共同利益的阴谋网络，正是那些利益让这个世界运转，但最终也会导致世界的爆炸。
[1] 我控诉：法国历史上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为支持德雷福斯发表的一封公开信的标题。
[2] 头戴锡箔帽：意为疯癫或迫害妄想，常用来形容阴谋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