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游击军在地方党领导和号召下，很短时间发展为十二个路(第一至七路，两个八路，九、十、十二路)、三个游击师、三个直属团、一个模范营，共约二万人。一路司令许佩坚，五百余人(肃宁、饶阳一带)；二路司令王贲，三百余人(高阳、保定之间)；三路司令陈沐新，五百余人(安国一带)；四路司令王烈钧，一千人(高阳、保定之间)；五路司令高士一，三千人(苟各庄、史各庄一带)；六路司令马玉祥，六百人(饶阳、肃宁一带)；七路司令郭梅村，二百人(高阳东部)；八路总指挥刘克忠，三千人，由新安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安新、新安、容城、徐水一带)；又一个八路司令是向修文，二千人(饶阳、肃宁、献县一带)；九路司令李庆锁，五百人(束鹿、武强一带)；十路司令赵玉昆，一千五百人(易县一带)；十二路司令柴恩波，五百人(新镇、文安一带)；游击第一师长高顺成，五千人(任丘、河间、大城、高阳、雄县一带)；游击第二师长段世曾，一千人，由蠡县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蠡县一带)；游击第三师长马佑民，四百人，由安平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安平一带)；第一团长王洗凡，六百人；第二团长王仰军，七百人，由安新人民自卫团扩大起来；第三团长齐栋材，二百人；模范营长张建国，三百人。
不隶属河北游击军，但属晋察冀军区委任和接受我自卫军领导的武装，有翟晋阶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三百人(无极、藁城、深县一带)；唐朴农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七百人(定县南部)；河北民军张仲翰，二千人(博野一带)。
与我军没有直接关系的武装：有郭治书部约千人(无极西部)；范子侠部约千人(隶属孙殿英，无极、藁城、晋县)；乔明礼部七百人(隶属孙殿英，无极、藁城、晋县)；段树声部四千人(束鹿、武强)；姜东升部一千五百人(新城)；魏大光部千人(霸东信安镇)；史省三部七千人(滏阳河东)。
土匪汉奸武装：有徐二黑三千人，编为深县伪治安队；张安邦五百人，伪十县保安司令，盘踞束鹿一带；高建勋二千人，盘踞安平、深泽一带；张八五百人，盘踞深泽一带；张大货三百人，盘踞安平、深泽一带；白七五百人，盘踞献县、河间一带。六大股共近七千人。
联庄武装也非常多，什么晋束联庄、定县联庄、清苑联庄、河大青联庄、河间联庄、大城联庄、献西联庄、文新自卫团、新雄霸联庄、永清联庄、安次联庄、固安联庄、容城联庄等等，约九万五千多人，其中光脱产的就有三万二千三百人。这些联庄为地主豪绅所把持，组织有总会、分会(在中心村)和分队(在村)。脱离生产的集中在分会、总会。会长等都是豪绅富户、退伍军官、家礼头所充任。脱离生产的成分，除少数警察、流氓、退伍兵外，多数是贫苦农民。不脱离生产的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有。联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抗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矛盾，还有地主豪绅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因此，联庄的政治倾向又可大体分为三种：抗日的，大部是在游击区内或附近及游击战争发展地区；亲日的，大部是在敌据点及交通线附近或汉奸组织有基础的地区；灰色的，大部在前两种中间地区。
会道门武装，共约四万人。这种武装在中国是有长久历史与传统的。历史上各朝末期，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总会出现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一般是反对地主统治阶级与异民族的，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来领导，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以号召群众。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黄巾)在华北的起义。元朝末年的白莲教。又如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大革命时期的大刀会、红枪会。河北是会道门武装的发祥地之一，所以“七七”事变后，又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但是其领导人多为乘机升官发财的家礼头，而地主阶级又打入利用，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防范土匪。因此，会道门武装也有抗日与亲日之分。抗日的与抗日军发生联系，与汉奸土匪尖锐对立；亲日的与抗日军及抗日政府对立，反对合理负担，并公开与日军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