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
“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
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呀！”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
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县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大都是失业者禀性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
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
“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
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
仅仅是幸运吗？
不，我自己努力了！
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
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
丁汝昌睁开眼睛。
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弹药的“泰安”号……
“真可谓威风凛凛呀！”袁世凯说。
“差远啦！”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
“噢？如此还……”
“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
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
“我做点儿什么呢？”袁世凯问。
“我没打算叫你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必须让大人物好好了解一下海军。”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是未来的大人物呀！”
丁汝昌说完笑了，然而，他的侧脸却显得很凄楚。
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
日本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在居留地里，日本把持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享有进口免税的特权。于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带进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手工业者。同时，日本商社囤积粮食，使米价成倍上涨，剥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企图把朝鲜军队日本化。
日本在朝鲜扶植亲日势力是必然的，亲日派自称“开化党”，多数是不满现状的人。他们把执政集团称做“事大党”，加以反对。而“事大党”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国的思想。
由于日本插手，开化党的势力日见强大，事大党逐渐衰落。到1881年时，形势急转直下。
“壬午之变”就是试图把逆转的局势再逆转回来。发端是朝鲜民众的反日行动。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大仓建筑公司职员儿玉朝二郎、东本愿寺和尚莲元宪诚等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府，被激愤的民众袭击，莲元当场死亡，大渊、儿玉身受重伤。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虎视眈眈的是大院君李昰应。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孙，从李氏朝鲜的王族来说，这是较远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孙恩信君的继嗣之后，一下子近了起来。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昰应的次子李命福继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于年幼，生父大院君摄政，从1864年至1873年，大权在握，为时十年。史称“大院君执政时代”。
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
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
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
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
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①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②控告，但毫无结果。
“壬午之变”被称做“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
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
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
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
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
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
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
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
“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
“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
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
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
“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
“迟了一步啊！”袁世凯说道。
他指的是日本动作迅速，而清军落后了一步，但从他的语气中却听不出惋惜之意。
倘若我说出这句话，语气一定会更加悲愤激昂，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无动于衷。迟钝，还是沉着？莫非是有教养？丁汝昌暗想。
“就因为中堂不在啊！”说完，丁汝昌回过头来。袁世凯正眯缝着眼睛仰望天空。
“中堂在的话，能更快一些吗？”袁世凯问。
“我想，多少会快些的……”
中堂，是对宰相的雅称。自唐以来，把负责国政的人叫做中堂。清代不是宰相制。军机大臣也有多人。清制最高职位为大学士，而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等处，都设有大学士。因此，中堂这一称呼，只用在代表其时代的核心政治家身上。
丁汝昌所说的中堂，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四月，因母亲去世，他卸下所有职务。本应离职二十七个月，但国家多事，只准服丧百日。“壬午之变”恰恰在这期间发生了，临时代行李鸿章职务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也是淮军的最高将领。李鸿章虽在守制，但其实是张树声的幕后人，这是谁都清楚的。不过，表面上他不在朝廷，所以决策迟缓，人们自然要认为是李鸿章没主持朝政所致。
对，我非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哪怕只有五分能力，也得人们相信我有十分能力！袁世凯暗暗想。
丁汝昌把李鸿章奉为“信仰”，而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但他深知信仰是强有力的，是奋斗的智慧。对于什么能使自己成功，什么能使自己失败，袁世凯有极其敏锐的嗅觉，简直称得上是天才。这也许是一种本能吧。不论什么事，他都把它同人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提起袁世凯，人们马上会想起他是李鸿章的四大门生之一，是军事遗产的继承人。的确如此，但“壬午之变”时，袁世凯还没有跟李鸿章直接结识，作为吴长庆的幕僚，他只不过是李鸿章的间接下属。
“你多大了？”丁汝昌突然改变了话题。
“二十四。”
“在你这个岁数时，我才是淮军的一个小兵，而中堂已经是进士了。人生真是千差万别啊！”
话题又拉回到中堂身上。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袁世凯缩了缩脖子，说道。
进士是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合格者。清代原则上每三年举行一次这种考试，参加者必须具备“举人”资格。当举人也必须过几个考试关。哪个小镇出了一名举人，就会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年一次，万名举人云集北京，接受考试，能考中进士的不过三百来人。应试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头发白了，还要进考场。李鸿章的前辈曾国藩中进士是二十八岁，林则徐是二十七岁，后来提倡变法的康有为是三十八岁。当然，康有为在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是相当出名的一流学者了。
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应当说是了不起的。
“你不打算考一考吗？”丁汝昌问，
“一点儿也不想。”袁世凯立即答道，随后高兴得笑出声来。他心里认为没这个必要。
“为什么？”
“我从小就讨厌读书，再厌烦不过了！”
“娇生惯养！”
“啊？”
“想读书而不能的人，这个世上多得很哪！”丁汝昌又补充了一句。心中暗想：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不正像提督说的吗……人生是千差万别的。”袁世凯满不在乎地说。
“中堂在的话，至少能比现在提前两天或三天！”
崇拜李鸿章的丁汝昌又提起他。
“还是看看登陆地点吧！哪里好？”
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袁世凯把老练的空想主义者丁汝昌叫回到现实中。
“啊，但愿海面风平浪静……”
说着，丁汝昌苦笑了。他一下子还无法返回到现实中来。
把日本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最早通知给清政府的，实际是德国公使。当时，德国认为日本的背后有英国支持，所以它让清政府也出兵。
为开赴朝鲜而集结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的大清舰队，因装载煤炭迟延了一天。阴历七月五日起航，遇上风暴，折了回来，又耽搁了一天。
实际上，日本方面在军舰“天城”号将要开出横滨时，发现海员中有疑为伤寒的病患者，于是进行舰内消毒，也拖延了一天。
“事已至此，再谈什么中堂守制、狂风暴雨也无济于事嘛！”袁世凯说道。
“是啊……”
丁汝昌注视着袁世凯的眼睛，袁世凯把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露出讨人喜欢的神情。
丁汝昌认识袁家的几个人，曾经同袁甲三、袁保庆一起跟捻军作战，与袁保恒也有一面之识。他觉得自己见过的袁家人当中，袁世凯最出色。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充满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他的神情，既像是自然的无忧无虑，又像是一种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