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官僚在明元帝的治世也得以发挥其政治手腕。这次的主角是崔宏的儿子崔浩，他的基本方针是“文明化”。盘踞塞外的鲜卑族，一向是弱肉强食、不顾父子兄弟情分而自相残杀的族群，他们只有利益观念，丝毫不知义理为何物。崔氏父子认为，使形同禽兽的鲜卑拓跋部北魏政权文明化，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身为汉人的崔氏父子所想到的文明化，不外是鲜卑族的汉族化。崔氏父子企图使蛮族政权靠北魏的军事力量，一面扩大领土，一面走上文明之路。
北魏明元帝的治世，相当于南方东晋灭亡至宋朝创始的时期，也是刘裕正活跃的时候。
每次北魏大本营在作南进或北征争论时，崔浩都全力驳斥南进论调。南方无论是东晋或受其禅让的宋，都是汉族政权，有中华思想、持“汉族至上”论的崔浩，以如下理由反对南进：
——展开攻城作战时，汉人善于守城，而我们却不善于攻城，将会因此损失极大兵力，这对我们而言非常不利。
表面上看起来是利害得失的考虑，骨子里却是“不攻打汉族政权”的民族主义思想。
明元帝是好战型的君主，不太喜欢政治，战争以外的事情，他都交给崔浩处理。崔浩于是趁机把北魏王朝组织大大的汉化。
“重文轻武”是汉族的传统。北魏政权曾几何时愈趋贵族化，军人的地位也随之低落。
宋武帝刘裕死去的翌年（公元423年），北魏明元帝也死了，享年三十二岁。长子拓跋焘旋即即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一切几乎都靠崔浩辅佐。太武帝吞并五胡十六国的残存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唯一霸者。
最后一个灭亡的北凉是匈奴系政权，以现在的甘肃省西部为领土，佛教都市敦煌也在其支配之下。随着中国北方的统一，佛教逐渐浸透到北魏的每一个阶层，并吞佛教国家北凉后，此一趋势愈见明显。
“可叹啊！这是大大值得哀伤的一件事——”
崔浩对佛教鼎盛之事忧心忡忡。佛教是异国印度的信仰，持汉文明至上的中华思想者崔浩，当然以此为隐忧。
崔浩对北魏的未来绘有伟大的蓝图。总有一天要与南方汉族政权大一统，使汉文明灿然于天下。孰料，情势此时却有了转变，这个以天竺为名的异国奇怪信仰开始蔓延了。
“非趁早禁止胡神（佛）之邪孰不可。”
崔浩身边的宗钦进言道。
“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崔浩对佛教的迅速蔓延深以为忧。
“我们必须先使主上痛恨胡神之教。”
另一名亲信段承根说道。在君主独裁制度之下，权力超越一切的皇帝，当然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要我们把胡神的不是之处，一一向皇上禀告吗？”
崔浩露出怏然表情说。
如果是就政治或农业问题说服太武帝，崔浩有充分的信心，但是，事关宗教，他就一点把握也没有。他没有自信能彻底诉说胡神的不是，何况佛教主要经典已有鸠摩罗什完成的汉文译本。想数落佛教的不是，必须读破这些汉译经典，有将之驳斥的理论根据才可以，而崔浩却没有这些经典。
“我们必须起用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伺候在皇上身边才行。”宗钦道。
“有这样的人吗？”
“嵩山有一个名叫寇谦之的道士，据说，这个人受了《神人图录真经》六十余卷真传。”
“六十余卷？”
这样的人应该有能力驳倒胡神经典才对。——崔浩重重地点头了。
寇谦之是五斗米教系的道士，以天师自称。宗教团体领袖大都辩才无碍，能抓住群众的心理，使人倾倒。寇谦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崔浩于是推举寇谦之，将他置于太武帝身边。由于太武帝的父亲明元帝是佛教信徒，太武帝因而对佛教多少有所了解。寇谦之逐渐给予已是半个佛教信徒的太武帝极大的影响，并使之变成反佛教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崔浩的计划可谓得逞。
北魏太武帝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镇压佛教的君主。
实际上，当时的佛教界本身也有颇多足以被压制的弱点，而且僧侣之中颇多堕落之徒。当时常有为了逃避兵役或征调而委身成为僧侣的情形发生，因此，僧侣数目的增加，意味着国家经济力的低落。
为了达成霸业，国家需要的士兵当然是越多越好，而年轻人却以入籍为僧逃避兵役；农地很多，却没有人耕作——成为僧侣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再下田耕作。太武帝本来就有过以经济理由限制年轻人出家的作为，直到受了寇谦之影响后，他才决定以思想理由破坏佛教。
发布严厉废佛令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事，太平真君这个元号本身就带有浓厚的道教气息，这时候的太武帝，已经是彻底的道教信徒了。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查出长安佛寺僧侣不但饮酒，更暗藏有兵器之事。此时长安附近的杏城，一位名叫盖吴的人正拥十余万民众造反，北魏军正派兵前往讨伐。
“佛寺僧众与盖吴有所勾结。”
崔浩如此煽动太武帝。
太武帝立即下令悉数诛杀长安僧侣，并且烧毁经典以及佛像之类的东西。太武帝当时正在亲征途中，他对在国都平城（今大同市）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发出“全国依照长安模式行事”的勅令。太子是佛教信徒，他在把这个勅令转达各地之前，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佛教界人士，僧侣们因而得以抱着经典和佛像亡命；然而寺院和塔之类的建筑终究无法隐藏，悉数遭到破坏。
极力怂恿太武帝废佛的，是一身充满中华思想的崔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为反对废佛的，竟然是道士寇谦之。虽然宗旨不同，但或许因为同是宗教中人，寇谦之认为对佛教采取极端政策，会对国家不利吧？
不管太武帝和崔浩何等执拗，佛教还是无法根绝。太子泄漏勅令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论任何力量，都无法烧尽存在于人们心底的东西。何况佛教正日益兴隆，而非处在衰退期。以传道为目的、由西域前来中国内陆的佛僧正络绎于途。
更具讽刺的是，太武帝发布废佛令时，边境佛教都市敦煌的佛教正处于最鼎盛时期。
——听说，内地正在闹废佛之事。我们暂时在这里观看情势吧！
这是传道僧侣留在敦煌的理由。敦煌石窟群中，北魏时代建造者，迄今尚存三十多窟。
由于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确确实实地汉化和文明化了；这也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已经起了质变。连崔浩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为鲜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
“着手编纂国纪。”
太武帝对崔浩下了这个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编纂北魏历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的缘故吧？点燃这把火的，当然是崔浩的汉化教育。
“编纂时必须以忠于史实为原则。”
太武帝对负责编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边有许多奴颜婢膝、处处以说奉承话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个——著作令史闵湛——进言道：
“编纂国纪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须让它能留传到万世之后。因此，我们最好把它刻在石头上。”
“或许这样比较好。”
崔浩表示赞成。
蔡伦发明纸张距当时已三百五十年。虽然纸张非常便利，但比起木简或竹简却脆弱许多，这样的东西是否能留存后世，委实值得怀疑。为了留传后世，最好的方法是将纪文刻在石头上，后世人需要时，可以随时利用这些石头拓写。
崔浩于是在平城西郊天坛东侧竖立起无数石碑，将“国纪”刻于其上。竖立的石碑有“方百步”，也就是每边为一百五十公尺的正方形。
由于这些石碑矗在路边，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前面阅读。结果是，读了纪文的鲜卑拓跋部族，无不勃然大怒。因为上面详细记载着未进入中原前的鲜卑拓跋部的未开化状态。
“这些纪文把我们写得无异于禽兽！”
“对！这是在侮辱我们！”
“把我们说成只知利而不知义，岂有此理！”
拓跋部人倘若未汉化，理应不会阅读该石碑上的汉字才对，而会读汉字，倘若未经精神上的汉化，也应该不会因读了“国纪”而怒不可遏了。
说他们在塞外专事掠夺，实际上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若不掠夺他人，自己就会遭人掠夺。弱肉强食有何不可？如果不成为强者，只有死路一条啊！父亲死后，将自己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自己的女人，又有何不可？若非如此，这些女人要由谁来保护呢！
上面写的这些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即使读了纪文也理应不会因此发怒才对。拓跋部人读后勃然大怒，是不再视此为当然之事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们已在精神上汉化了。
他们把这件事情向太武帝诉说。太武帝听后暴跳如雷，在拓跋部中，他是最汉化的人。
崔浩遭逮捕后被处死刑。除此以外，他的族人、姻戚，包括宗钦在内的执事部属，甚至府邸佣仆，五族全都被杀。用囚车被拖往城南刑场时，数十名卫士轮流爬到囚车上，向崔浩撒尿。
对北魏的汉化倾尽全力的崔浩，可谓死于自己推行成功的汉化下。
这是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的事，太武帝于两年后被一个名叫宗爱的太监杀害。
太武帝长子拓跋晃以皇太子的立场，将父亲发布的废佛令一事透露给佛教信徒，因而救了他们的性命。太监宗爱由于素为这位皇太子所僧恨，于是使诡计让皇太子的一名近臣背上冤罪，并且奏请太武帝将之处刑，皇太子因这起事件忧愤而死。皇太子近臣无辜冤死之事，后来被查了出来，行谗言的宗爱因害怕会被诛杀，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死皇帝，拥立太武帝末子拓跋余就皇位，自己成为大司马、大将军兼宰相。
新帝拓跋余实在看不过宗爱的专横，有意将之除去，却反被其所杀。所幸有刘尼、源贺、陆丽等人奋起逮捕宗爱，连同其三族一并诛杀。
拓跋余在位仅二百余日，因而不被列为北魏皇统，廷臣旋即拥立已故皇太子的儿子拓跋濬。这时候还幼小的拓跋濬，就是后来的文成帝。
废佛令到太武帝晚年已缓和许多，文成帝即位之时，这项禁令完全形同具文，遭破坏的寺院也开始修复。
南朝宋发生巫蛊事件，文帝被杀，一阵纷乱之后，孝武帝即位。北魏则正当太武帝被杀而文成帝即位的翌年。南北同时都发生皇帝被杀、并由下一代皇帝即位之事。
北魏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都是幼年即位，而将国都从平城移至洛阳是公元493年的孝文帝时代。北魏至此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原国家，拓跋部所使用的鲜卑语也遭禁用，改以汉语为国语。
拓跋部丧失民族语言了。九泉之下的崔浩，大概会因此而道一句“我事成矣”并且莞尔一笑吧？
孝文帝于五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其间，南方的宋灭亡，由齐取而代之。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去世，二子拓跋恪继位，是为宣武帝。
南方齐的灭亡，是北魏孝文帝去世后仅仅两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