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狭窄的路上停着12辆卡车和小汽车，都是法医和地方警察的车。
我和辛西娅沿着一条绿色防水布铺成的路，向那个敞着门的大帐篷走去。
那天下午是佐治亚州的一个大热天。偶尔有一丝微风吹来，带着浓郁的松树气息。
那个大帐篷的里外至少有30个人，他们都是从事法医工作的。
我们在帐篷前停了下来，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分开人群朝我们走来。我认出他是一级准尉考尔-塞夫尔，他很可能是这儿的头头。塞夫尔是个挺不错的人，在破案中他能感觉到哪一根线和哪一粒尘土是关键的。但是他也像别的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一样，处理问题时有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当然喽，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森林”是我的工作，“树木”才是他的。我讨厌法医插手侦探的工作。
考尔的脸色有些灰白，他每次见到尸体时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握了握手。我想把他介绍给辛西娅，可没想到他们以前就认识。他说：“他妈的整个世界都围着尸体转，保罗。”
我们每次破案都是这个样。我回答说：“至今还没有人学会在空中走路呢。”
“那倒是。唉，你们的人把脚印都踩坏了。”
“是不是有军队留下的脚印？”
“有。也有跑鞋的印迹。”他看了看辛西娅的鞋，问：“也有你的——？”
“是的，”辛西娅回答说，“我会把我的鞋印样给你。除了鞋印，还有别的脚印吗？”
“有。我取了一个不完整的光脚脚印，可能是被害人留下的。其他的脚印都是靴子，靴子，靴子。你知道，由于两只鞋底磨损程度不同或者鞋有切痕，或者鞋跟的种类不同，所留下的足印都不一样——”
“我想你已经跟我说过一遍了。”我提醒他说。
“是的。我们必须取每个人的脚印，但是我告诉你，这儿可能有几十种脚印。这个射击场上又长满了矮小的灌木和青草。”
我问考尔：“在本案被害人身上有精液的痕迹吗？”
“已经用紫外线照过她全身了，没发现精斑。我们又取了xx道、口部和肛门的化验标本。大约半小时后就会有结果。”他又补充说：“负责现场搜寻指纹的人已经检查了死者身体、吉普车、手提包、绳子和桩子；照片也快拍完了。我已经派血清专家在帐篷里化验死者的血液、唾液和外阴部的体液取样，并派了化学专家用真空吸尘器寻找，可尸体上连根头发都没找到，上面仅有的纤维也是从死者自己的内衣内裤上掉下来的。另外我还带来了一个专门鉴定工具的小组，他们检查了现场的绳子和桩子，发现桩子是使用过的，而且很旧了。绳子也是这样。总而言之，我们目前还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实质性的线索。”
考尔这个人喜欢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把困难说得过大，然后再告诉你，经过几个小时在实验室的艰苦工作，终于得出结果。换取声望的诀窍就是夸大工作中的困难，我偶尔也这么干。只有辛西娅还未学会。我问考尔：“你把那些桩子拿走了吗？”
“只拿走了靠近左脚踝的那根。因为我们想验证一下桩子上带的土和现场的土是不是一样。结果发现都是佐治亚州的红土。”
“我要你去察看一下她手腕旁边的那两根桩子，看看如果她想去拔的话能不能拔出来。还要去看看她手腕上的绳结是不是活结。再看一下她的手能不能够着绳头。”
“现在吗？”
“是的。就是现在。”
考尔转身走开了。
辛西娅对我说：“如果上述问题都不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排除因自我发泄而丧命的可能性了，对吗？”
“对。”
“下一步我们就该去找凶手了。”
“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同伙。看起来此案很像始于寻欢作乐。”我又补充道：“不要把这话说出去。”
“这还用说吗？”她说，“我不在乎再去看一下尸体，因为我明白我们要找的是什么。”说完，她沿着防水布铺的那条路走到帐篷前，挤进人群，在尸体旁跪了下去。我转身回到路上，站在吉普车旁。我向罗宾斯所在的哨所望去，发现在一公里外根本看不到弹药库。我又转过身，朝我们来的方向望去，发现这条路向右拐了个弯儿，这样一来，如果有一辆卡车停在100米外的第五射击场，站在罗宾斯的那个位置就根本看不到车灯了。我对罗宾斯所说的车灯出现的时间一直有疑问，现在更怀疑了。也许罗宾斯看到车灯根本不是安-坎贝尔的——如果说那是安-坎贝尔的车灯，那么她1点离开总部，罗宾斯2点17分看到车灯，而那段时间内她又在干些什么呢？
辛西娅和考尔走了过来。考尔对我说：“那些桩子都牢牢地钉在土里。一个小伙子带着手套把它拔出来，差点累得疝气发作。绳结都是平结，即使借助于机械的帮助，要解开也很够呛。至于绳头嘛，倒是放在她的手边，但我觉得她不可能去拉绳头。你是不是以为这是一个寻找自我刺激而引发的事故？”
“只是一种猜想，我们几个人知道就行了。”
“是啊，看起来昨晚她像是有过同伴，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那同伴的蛛丝马迹。”
“那个光脚印在那儿？”
“大约在从路到尸体之间的途中，就在那儿。”他指的地方正有一个人在取那个脚印。
我点了点头，又问他：“绳子是怎样弄断的？”
考尔回答说：“切断的。看起来像是斧或切肉的刀在木板上剁断的。工具检验组的人已经察看了切口，认为不像是在这儿切断的。很可能是事先切好了带来的。”他又道：“像是一套强xx的工具。”他忍住没说出“预谋的”或者“有预谋的强xx”。我喜欢他这种说话不跨越本行的人。实际上，与其说看上去像强xx的工具，不如说更像被害人秘室里的那套性虐待用具。不过，最好大家都认为是强xx。
考尔对我说：“你不是想知道她右脚上的那个黑点吗？”
“是的。”
“我有99％的把握，那是马路上的沥青。另外1％的把握要在一个小时以后才能知道。我把那点黑东西同马路上的沥青做了比较，但还不能马上得出结论。”
“好吧。”
他问我：“你是怎么接来这个案子的？”
“我可是乞求来的”。
他笑了，说：“我可不支持你这样干。”
“如果你在安-坎贝尔的吉普车里找到了我的脚印，我也就不支持你这样干了。”
他又笑起来。看来他很喜欢跟我合作。我提醒他说：“你可小心点，一旦有什么差错，可要考虑好靠一半薪水怎么生活。许多人因此去了墨西哥。”
“嗨，如果我有什么差错，我完全能拍拍屁股跑掉。如果你有什么差错，你的屁股可就成了草坪，而赫尔曼上校就是割草机。”
他说的虽不好听，却是实话。我告诉他：“被害人办公室和家里的东西以及其他私人用品都被安置在乔丹机场的一个仓库里了。你这儿的事情一完就去那儿。”
“知道了。这儿可能会在天黑前结束，然后我就到飞机场仓库去熬个通宵。”
“肯特上校来过吗？”
“只呆了几分钟。”
“他有什么指示？”
“和你一样，只是没你那么多俏皮话。”他又说，“他让你去见将军，你得到口信了吗？”
“没有。考尔，我在宪兵司令部大楼办公。所有的报告和要求都要直接寄给我和辛西娅，上面要写明‘绝密’，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面谈。记住，不要跟任何人议论这个案子，包括宪兵司令。不管谁问你什么问题，都让他直接来问我或辛西娅。把我的这些要求告诉你手下的人，好吗？”
考尔点了点头，然后又问：“连肯特上校也不能说吗？”
“连将军都不能说。”
他耸了耸肩，说：“好吧。”
“我们去厕所看看吧，然后你的人就可以去看她的房间了。”
考尔点了点头，说：“好吧。”
我们3人走过看台，走过一片无人踩过的厚厚的草地，来到一排绿树前，厕所就在这儿。肯特在厕所周围设了警戒，我们跨过那黄色的标志线，只见那旧棚子上写着“男性人士”，新棚子上写着“女性人士”。这两个词看起来似乎有些华而不实，这完全是因为军队有反对过于简单和通俗的规定。我们走进了“男性人士”，我用手帕垫着打开了电灯开关。
厕所地面是水泥的，墙是木制的，墙和天花板交界处安着纱窗。厕所内共有三个分隔间，三个便池，都很干净，我想即使昨天有军队演习，也会在下午5点前结束，马上就会详细布置打扫厕所的任务。废纸篓都是空的，抽水马桶里也没有浮着任何东西。所有的抽水马桶坐圈都立着。
辛西娅示意我看中一个洗手池。我发现池里有一些水滴和一根短短的毛发。我对考尔说：“这儿有个东西。”
他走过来俯下身子看了看，说：“是人的头发，高加索人的头发。”他又凑近看了看，说：“是脱落的，也可能是剪下来的，但不是拔下来的，没有根，这样品的价值不大。不过我可以查出其主人的血型，也可以查清性别。但因没有发根，无法确定其基因标志。”
我们又来到了女厕所，发现这里像男厕所一样一尘不染，里边有6个小分隔间，抽水马桶坐圈也都呈立式。这是军队规定的，虽然女人用时要放下来，但不用时一律呈立式。我对考尔说：“我要你告诉我坎贝尔上尉是否用过这个厕所。”
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可以试着找一下汗迹，或者沾在抽水马桶坐圈上的人身上的油迹，或者水池排水管里的皮屑。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我们从厕所出来，外面阳光炽热，我们向大路走去。我对考尔说：“不要以为我是在侮辱你，我只是提醒你，要对付一个粗野的辩护律师的盘问，你必须把证据好好归纳起来，把每样东西都要编好顺序，贴上标签，要知道，辩护律师只有在证明被告无罪时才能赚到被告的钱。”
“别为我担心。你自己也别担心，只要你找到嫌疑犯，我们就去刮他的皮肤，抽他的血，拔他的头发，取他的精液，就像前几天辛西娅在这儿对付那个强xx犯一样。”
“真希望这儿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证据，来判定那个嫌疑犯。”
“总会有的。对啦，她的衣服哪儿去了？”
“都不见了。她当时穿着军装。”
“别人也穿着军装，所以如果我在现场找到军装的纤维，就等于什么也没找到。”
“是的。”
“当大家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和鞋子的时候，法医工作就困难多了。”
“说得很对。你取了现场那些宪兵的脚印吗？”
“取了。”
“肯特上校的也取了？”
“也取了。”
我们回到马路上，刚一停下，辛西娅便说：“记住，考尔，你现在唯一的压力是来自我们两人，其他人没有份儿。”
“我听见了。”他回望了尸体一眼，说：“她长得很美。我们的实验室里有一张她做的征兵广告。”他转过来看着我和辛西娅，说：“嗨，祝你们好运！”
辛西娅回答说：“也祝你好运。”
考尔-塞夫尔转过身，缓缓地向尸体走去。我和辛西娅上了她的车。她问我：“去哪儿。”
“乔丹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