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人如果失去了对老子的记忆，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级笑话。然而现实是，这样的笑话一直存在。《道德经》只有寥寥五千字，然而曾经认真读过全文的国人少之又少。我们平常知道得更多的是儒家的一些语录。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里收录老子的言论不多，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就更少了。
《道德经》开篇就有点把人卡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弄不明白，大部分人就放弃了，往往转向研究“界面”比较“友好”的学问。
结果，《道德经》的这第一句，大家都听过，但很少有人能弄明白。鲁迅在小说《出关》里边写到，老子一开口，就把边关上要他讲课的全部官兵吓住了，因为谁也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那么，今天就让我来解释几句吧。这种解释，也正是对老子哲学的一种示范性逼近。至少，可以尝一尝这种古老智慧里的一点点滋味。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可道”，这三个字里，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指的是世间大道。第三个字也是“道”，却是动词，指的是表述。“名可名”的结构也是这样。这几句话连在一起，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永恒的名。
老子的思想非常反传统，他认为不管是自然大道、宇宙大道或是人间大道，一旦我们自认为讲明白了，其实就偏离它了。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语言恰恰是一种限制。因此，老子认为，只要我们把大道付之语言表示，就是对大道的一种剥夺，一种侵蚀，一种或多或少的切割。这个意思，也适用我们今天的讲课，老子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又有一伙人在这里谈他的道，也会苦笑一下飘然远去。
后半句“名可名，非常名”，更进一步否定了以概念、名号去定义不同的对象。有几位西方现代哲学家特别喜欢老子的这个思想。当你试图去定义时，用的是过去产生的类别划分。类别划分本来就是一种最粗浅的概括，已经取消了事物本身的独特本质，更何况是过去的。这就像让你在操场上排队，被划入了黄队，但黄队是你吗？“黄队”之名，一时之名，权宜之名，非本性之名，非个体之名。遗憾的是，本来为了方便而叫出来的名，却替代了事物的本性，人们还特别容易为了名而争斗。在老子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按照老子的哲学，他问你一句：“你是谁？”你回答说：“北大学生”，或者说：“副教授”，老子就会说：“你呢？你到哪里去了？”
总之，不要过于相信已经创造的知识和已有的思维方式对存在的认知。老子教导我们不要过于相信已有的知识。
老子开头这句话，其实也摆明了一个著作者的矛盾心态。他很谦虚地告诉大家，后面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是他心中的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果完全不言传，人们就很难抵达意会的入山口。因此，这五千字，就相当于“起跳板”，读者是否要完成那个跳跃，就看自己了。
这就是天下很多第一流著作者的共通心态。他们明知任何表述都是一种错位却又不得不略加表述，为了引导别人却牺牲了自己。真正的智者总是在这个关口上进退维谷。老子无奈地写了五千字，这让我们联想到，世上不知道有多少智慧并没有留下踪影。后世滔滔不绝的著作者已是二流，而如果对这种滔滔不绝还沾沾自喜，那只能是三流的了。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这是我选取应该理解的第二句。它的意思是：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就是丑了；当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就是不善了。这里边的道理显然非常深奥，甚至怪异。老子认为我们不能举着旗子去宣传“美”和“善”，不能刻意去追求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追求就走到了反面。请问，你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刘璇：我的理解是，这是辩证法的一种体验。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一旦你提出一个概念，对立的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有正就必然有反。单就社会治理层面来说，有教化就会有反叛。所以不树立这些正面的教化，就避免了随后反面的产生。
余秋雨：看来你已经入了门径。我们前面说过，老子开篇就表明，事物是不能被精准定义的。当我们试图去定义什么是“善”时，就已经偏移了真正的“善”。这个偏移当然就是向着“恶”的方向。当偏移了的善被反复强调时，与之相对应的恶也就被放大了。
多讲美，为什么会变得不美呢？我们看看身边的现象就明白了。例如，好好的女孩子，为了追求一种以“美”为标志的潮流，每天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涂抹成虚假而又雷同的形象，这就是走向了不美；又如，偶尔举行一些选美活动本来也不错，但是，其中又夹杂着那么多竞争、觊觎、嫉妒，选中的人又很难再过正常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也走向了不美；再如，美和美感，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有人对此作一些研究也不错，但是，不知怎么冒出来那么多“美学教授”，连篇累牍地把美讲得那么枯燥、刻板、哕唆、冗长，这也走向了不美；更可笑的是，由于美的极度张扬，结果造成美的无限扩张、无限贬值，以至像一个讽刺段子所说的，现在街上只要有人呼喊一声“美女”，满街从老太太到小姑娘全会回过头来。
美是这样，善也是这样，一切正面的人文观念都是这样，讲多了，立即走向反面。这个规律，永远有效。不知道我们的宣传部门，什么时候才能理解这个规律。与老子相比，孔子的学说过于追求事功，很少考虑到反面效果。
王安安：因此道家一直不喜欢儒家，说“仁义道德”是伪善，不是自然之道。
余秋雨：没错，自然之道。当人类刻意去追求美、追求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得不自然了。美和善都是自然的，一旦脱离自然，哪怕是脱离一点点，就开始滋生丑和恶。
王牧笛：事实上老子思想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物极必反，所以赞成“无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做事情的度。
余秋雨：对。下面我们要记忆的这段文字，能够更多地说明老子的这种思维逻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的这段话是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谈论仁义、孝慈等被后世儒家视为道德核心的观念。他认为，人们讲仁义的前提是大道不存，否则“仁义”就是毫无意义的；当智慧过度时，就有虚假和欺骗出现，因为只有聪明人才能设下别人看不懂的埋伏和骗局；当家庭不和时，才会有“孝慈”的概念，如果家庭自然和睦，哪里用得着刻意地展示自己“慈父孝子”的身份？当国家混乱时，才会有“忠臣”的概念，如果国家强盛，哪有忠奸之辨呢？所以大力提倡“孝慈”的时代一定是六亲不和、家庭自然伦理已然衰落的时代；高声宣扬“忠臣”的时代一定是国家式微，朝政昏聩的时代。
丛治辰：在所有对儒家进行嘲讽的思想家当中，可能老子是最有力量的，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儒家。而且他对“伪”的一个分析也很到位：人为即伪，伪即不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学的教义。
余秋雨：但是，在这里我必须为儒家说一句话。老子的学说过于彻底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往往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他在设想着一种干净如白纸的自然和人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应该不去干扰。但是，问题在于，白纸早已污染，自然和人性也已被扭曲，一切都有待于拯救。大道已经废弛，老子所赞颂的小国寡民、百姓淳朴的时代已经不在。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智者能够放任不管，只顾自己隐于野或隐于世么？面对这样的现实，儒家的观点似乎更积极一些：即使带些刻意，也要一点一点来拯救，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王安安：我觉得儒家的观点确实表现了这种学说的使命感、责任感，“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说：既然你认同我的话，认同我们对美好的追求总会伴生负面效果的观点，那么现在大道既废，世界是恶的，为什么还要再刻意去追求，让这个恶的世界更恶，让凶险的人心更凶险呢？另外，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但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段时期的自然状态，智能之士角逐智慧，希望改变世界，就是破坏这种自然状态，就是恶。这样说来，无论这个世界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再加什么东西，你都是加了坏东西。
余秋雨：不错，即使在已经被污染的世界里，也有自然的标准。失去了自然的标准，可能越想治理反而越丑恶。就像我们在某些风景胜地的建筑，有不少是越用心反而越难看，因为失去了自然的标准。这就是说，即使大道已废，也还有自然。怕只怕，儒家不以自然为标准，而以仁义为标准，把世界推向更伪。老子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足以把人们从习惯性的单向思维和概念思维中解救出来。然而令我们羞愧的是，这双解救的手，来自于两千多年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解救出来的人们应该怎么办？对此老子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段话的意思是：真话不漂亮，漂亮的不是真话；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真懂的人不卖弄博学，卖弄博学的人不真懂。圣人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他尽力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足；完全给予别人，他自己反而更丰裕。天之道，利万物而不伤害；圣人之道，有所作为却不与别人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老子主张的自然之道就和人的生活态度连在一起了。
诸丛瑜：我是觉得老子给了我们观察生活、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从中我们看到与传统的确定性、单向思维的不一样。具备了这种视角，我们也获得了更加智慧、更加通透的生活的可能性。
王牧笛：我觉得孔子就像至刚的拳法——少林拳法，而老子像至柔的拳法——太极八卦。老子是以无为而有为，以不争为争。毛泽东就非常懂老子之道，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运动战策略，其中的哲学思想似乎就是以不争为争。
余秋雨：所以，毛泽东晚年讲过，《道德经》其实是一部兵书。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老子的精神理念与刀兵争逐相距甚远，只不过他的以柔克刚的思维可能会给军事家带来某种启发。在文化领域，老子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有趣。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上衣口袋别三支钢笔的人，一定是刚刚参加完扫盲班的人。现在大家忙于经济，没有太多时间投身文化，结果卖弄文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开口闭口背一些古代诗文，有的人可以背出很多很多年号，有的人整天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有的人说话还喜欢夹着外语，其实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智者。包括现在有一些主张恢复繁体字、回归文言文的人，一定对繁体字、文言文了解不多。胡适之先生说过，简体字（他说“破体字”）和白话文，是千百年来早已产生的自然现象，只有真正高文化的人才会重视和吸纳这种自然现象。过度提倡“国学”，也是违反自然的，而且一定是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人在提倡。真正的智者不在低层次上做违反自然的夸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生活昵？
为无为，事无事，昧无味。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把无为当做行为，把无事当做事情，把无味当做好味。总之不要刻意作为，因为这样反而会败坏整个行为。做事是这样，为人也是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水不香，至味无甜，高人永远不会摆出多种多样的姿态。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最圆满的却似乎有欠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人生上都是这样。完全圆满，就意味着终结、破败。最充实的东西一走有空虚的部位，因为空虚能召唤很多力量来填补自己，达到大盈。最正直、清白的，看上去倒有很多扭曲之处。最灵巧的，看上去倒好像有些笨拙。最雄辩的，看上去倒好像无话可说。
这几句话，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背诵。天底下有多少奋发有为之士，都在追求完满、充实、清白、聪明、雄辩，但老子泼冷水了，说这每一个目标都无法以纯粹方式达到。只有在看上去达不到的时候，甚至在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不残缺的完满是一种假完满，不空虚的充实是一种假充实，这是我们摆脱“假、大、空”的一剂良药。而且，我从历次政治运动中看到，凡是被人家泼脏水泼得最多的人，反倒常常是最干净的人，而那些慷慨激昂地“揭露”别人瘢疤的人，大多最不干净。一些看上去“词穷理屈”的人，往往倒是可信的；一些在传媒上口若悬河的人，往往难于信任。你们年轻，思维偏于单向突进，多听听老子的话好处很多。不少人往往在伤痕累累之后才能体会老子的话，你们可以少一点伤痕。
天下多忌讳，而民弭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是在讲社会管理了。天下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贫困；民间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技巧越多，奇怪的物品也越兴盛。下面这句话，很多法律学家可能会不高兴了，老子认为，法令越是彰明，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了，我无所作为，人们才会自然顺化；我爱好清静，人们才会自然端正；我无所事事，人们才会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才会自然淳朴。这里所说的“我”，是圣人的自称，也就是社会管理者。社会管理者不要有很多作为，安安静静地应顺自然，一切反而会更好。
老子的这一系列观念，让人惊讶。我说过，这里包含着一种“理论假设”，设想着在人们的自然人性都还十分健康自足的情况下，一切过分的管理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事实的基础已经不是这样，因此适度的管理就成了必须。否则，设想中的“自然”会被暴虐和混乱所吞没。
然而，老子的这些话，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从各级官员到教师、家长，有多少管理是违背人性自然的？我们的忙忙碌碌，有多少是为自己和别人增添麻烦的？让我们在浮躁之中常常抬起头来，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