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在薄暗中红英就扫完了院子。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一缕缕早饭的炊烟，袅袅地伸向碧蓝碧蓝的天空。
今天，红英要请她爹跟全家吃饭，她的心里像初汛的春水，洋溢着幸福和骄傲。
婆婆点灶，她淘米做饭。
突然，她丈夫根旺怒气冲冲地从外面口来了，劈头对红英喊道：“你看你爹做出的丢脸事！”
红英吃惊地问道：“怎么啦？”
“哼！真不怕丢人！”根旺脸发紫。
红英气恼了，也喊道：“你要说个明白同！”
“你爹昨晚偷着去埋界碑，让春宝用长寿老头撞见了，长寿老头到处传说，全村都轰动了！我到街里，张顺跟虎兴便笑我为什么不帮助老丈人去埋界碑，反倒劳累人家春宝。让我也跟着他丢脸！”说到后，根旺气得跳起脚。
红英声音发颤地说：“你到他姥家去过了吗？”
“我还去？”根旺叫道，“干脆别让他们来了！”
“那不行！”红英要哭出来。
根旺一摔帘子，进屋去了。
根旺娘瞪着儿子，对红英说：“你去请！居家过日子谁不留个后步，这有什么见不起人的。”
红英站起身，难过地到娘家去了。
街上，篱笆跟前蹲着不少人，红英感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看她，她浑身就像起了风疙瘩。她本是个快性人，平时总要亲热地-一招呼，现在只勉强淡淡一笑，就赶忙过去了。
到娘家，进了外院，里院的门紧闭着，红英听见她娘在骂银杏：“丫头家，处嚼舌根，全不顾脸皮！”
银杏受屈地喊：“您真会冤枉人，从清早起来我什么时候出去过？”
富贵奶奶气糊涂了，说道：“你不是饮牲口去了！”
“牲口不是牵到社里去了！”银杏抓住了理。
富贵奶奶哑了口，沉了一会儿，说：“那一定是春宝说的，反正跑不出你们俩。”
“娘！”银杏的大哥福海拦道：“春宝是党员，团支部书记，不会那样，您不能乱说。”
红英在外面说道：“怎么大清早就拌嘴，快走吧！”
福海给开了门，红英进来，他皱着眉头说：“你说这件事爹做得多说不过去，连我也瞒着。”
红英问道：“爹呢？”
“在屋里。”
富贵奶奶拉住红英，低声说：“去劝劝你爹，他是个死心窟窿，别憋闷出灾枝病叶来。”
红英说：“你们快去吧！俺婆婆怕都等急了。”
一家走空了，红英进了北屋，富贵老头蜷曲着身子，抱着头躺在炕角。
“爹！”
不言语。
“爹！”
富贵老头蠕动了一下。
“爹，起来！吃饭去吧。”
富贵老头闲着眼说：“你跟亲家娘替我陪个礼，我不去了。”
红英笑道：“请的是您嘛，您不去怎么说得过去？”
富贵老头睁开眼，“我不去嘛！”
红英知道她爹犯牛脾气了，便给他盖上一条被子，回去了。到晌午，她提了个食盒来，富贵老头还在昏沉沉地躺着，红英也没惊动他，就放在桌子上走了。
富贵老头醒来，吃过饭，心里仍然很憋闷，他想去渡口找管船老张，管船老张是个会说宽心话的人。
拐过几道篱笆，穿过一片小枣林，已经出村了。
“富贵叔！”背后有人叫。
他没听见，继续向前走。
“富贵叔，病了吗？”
富贵老头站住了脚，叫他的那个人是麻宝山，一个富裕中农，出名的看风使舵的人。
麻宝山走上前来，惋惜地说：“您昨晚为什么不在后半夜去埋呢？这让人一知道，怕再也埋不成了。”
富贵老头拧起眉头，不高兴所下去。
“来！我告诉您个消息，”麻宝山拉着富贵老头坐在一个篱笆根下，机密地说，“您知道不知道？不老松村的农业社，土地一点不分红了，叫做完全社会主义化，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
富贵老头打了个冷战，问道：“当真？”
“千真万确！”麻宝山急赤白脸地说，“这是我小舅子前晌来告诉我的，今天不老松开了大会，县委跟区委书记都是讲了话呢！”
“啊！”富贵老头慌了神，“那咱村是不是也快了呢？”
“我看，出不了一两天，”麻宝山说，“您想，山渣村跟不老松两个农业社，是全县两杯大旗呀！”
“也许不会这么快吧？”富贵老头脊骨冒着凉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有十五六户中农入社，刘景桂跟春枝也许不会这么莽撞。”
麻宝山叹口气，摇摇头，说：“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大家看不老松跑在前头了，一不服气，也许会轰地一下子干起来！”
富贵老头的身体像抽了筋似的软弱无力，脑袋混沌沌的，他咬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哆哆嗦嗦地说：“他们要是真的这样做，我就退社！我就退社！”
他不理麻宝山，独自摇摇晃晃地，到河滩他那块心头肉的地里去了。
他一屁股坐在那还没被砍去的地界——一簇柳丛下，双手紧紧攥着土疙瘩，攥得粉碎，他的心，撕裂了似的疼痛，鼻窍紧扇着，他几乎要嚎出来。
土地，他的命啊！
黄昏，太阳慢沉沉落下去了。远处，传来青铜脖铃叮叮当当的声音，放羊孩子清亮的呼唤，河滩上，雪白肥大的绵羊出现了，追逐着，咩咩叫，农业社的羊群回村了。
天凉了，富贵老头站起身，往渡口去，大路上扬起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