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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十世纪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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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时代,而其中变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过于女性。

    二十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

    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上个世纪中叶,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岗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

    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

    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传统社会,女性似乎又没有多少资格爱国。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女英雄能够以身报国外,其他女子大多报国无门。只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爱国热情才有机会得到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不再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便变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天下兴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责”,而是“男女都有责”了。当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主要还体现在城市妇女(尤其是北京)、职业妇女(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妇女(尤其是学生)身上,但毕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

    二、英雄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男性职业的挑战和对女性生理极限的超越。因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照样能干才行。于是,女拖拉机手、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等“英雄形象”便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女性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甚至超过了“男女都一样”的要求,而向“女子胜过男子”的目标进军,并战果辉煌。比如在体育方面,继中国女排的崛起之后,女子足球、女子摔跤、女子举重、女子柔道、女子竞走、女子长跑等项目都令她们的男性同行汗颜。女子在体格体力上原本不如男子,那么,体育界的“阴盛阳衰”,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精神吗?

    三、积极向上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学习上。有资料证明,新中国女性的学习热情要普遍高于男性。其原因有三:一是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二是意识到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与不识字有关,三是前述女革命家多为知识妇女。这种精神从建国初期一直贯穿到现在。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女生高考平均分数高于男生,或“女状元”多于“男状元”的现象,便是证明。看来,女性不但在体力方面“大出风头”,而且在智力方面也要“压倒须眉”了。

    这些现象确实很能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证明中国妇女确实成了国家的主人,证明中国女性的内在潜力确实得到了开发,优良品质确实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也证明“妇女的解放”确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而忧虑也不是没有的。

    最令人忧虑的,就是与此而同时产生的女性的“无性化”和“男性化”倾向。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条件下迎来自己的解放的。她们并不知道解放以后的自己,该是个什么模样(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她们就只能为自己的形象塑造设定两个参照系和一个标准。这两个参照系分别是女英雄和男同志,而这一个标准则是革命化。

    新中国女性以革命化为标准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然而革命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女各自性别角色之类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革命对男人和女人都“一视同仁”。它要讲的,只是社会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也就是说,它只区分阶级、敌我、党派等等,不区分男女。所以,在革命斗争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往往会被“抹平”而变得“无性化”起来。

    其次,革命毕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它更我地需要男性的阳刚之气,而不是女性的阴柔之美。事实上,在革命队伍中,也总是男同志的人数大幅度地多于女同志。而且为了革命的胜利,又总是要求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齐,而女同志也乐意这样,因为这才能体现“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精神。如前所说,这确能给女性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增强自信心,提高战斗力,变得有进取精神和会做社会工作等,但女性的某些性别特征的无意流失甚至“男性化”,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当一场被标榜为“革命”的动乱席卷全国时,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女性形象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文革”中的女红卫兵。

    女红卫兵是以这样一种形象登台亮相的:剪短发,着军装,两眼圆睁,双脚叉开,一手咔腰,一手挥舞着武装带,一开口就是“他妈的”。这副模样很能代表她们的性格特征:尚武、好斗、粗野、蛮横,没有一条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

    这类形象以北京的女红卫兵最为典型和标准,而其始作俑者则是所谓“联动”。“联动”的女红卫兵们原本是生活在大院里的“假小子”和“疯丫头”。她们的童年不乏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斗争精神和造反精神的熏陶,却少有所谓“女性养成”的教育。因此,一旦“尚武”成为当时社会所要提倡的精神,便不难得风气之先,在当时那种普遍的男性倾向中脱颖而出,以一种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姿态,作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而领袖群伦。在六十年代末,这种形象一时间风靡全国,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造老师和老子的反、自以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风头之健,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连南方的“嗲妹妹”们,也一个个自惭形秽,争相摹仿,尽管学得不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红卫兵形象不过昙花一现。其所领风骚,大约也就二三年光景,正所谓“弹指一挥间”,但其意义却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微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红卫兵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个个儿,确实能让人痛快一阵子的。可惜,这种痛快的背景,却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时代悲剧,其形象本身也明显地带有“做戏”和“表演”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于让后人看来未免滑稽。当然,公平地说,这些“表演者”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真心热爱革命向往革命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红卫兵在武斗中“壮烈牺牲”或“从容就义”,就是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悲剧、严肃的荒谬和疯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课题,至今还值得深思。

    但不管怎么说,女红卫兵的形象实在并不可爱。起先是冷静下来的男同学们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后来是她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最后是全国人民宣布与之告别。其过程大体如此:开始是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种表演性极强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广大贫下中农不需要也不欣赏这种形象)。后来,则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开始抬头,“奇装异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悄(这曾使“四人帮”大为恼怒,并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邓小平的一条“罪状”)。最后,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女红卫兵形象便永久地销声匿迹了。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年代。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类女性形象的纷纷粉墨登场,可以说是不足为奇。

    最先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愉悦的,是那些全无红卫兵尚武好斗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小街》、《大桥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张瑜、龚雪、殷这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开始展示女性独有的美而大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又尤以龚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动人而招人疼爱,而这几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刘晓庆虽然“辣”了一点,却也还有川妹子的可人之处。她和陈冲联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当然也风行一时。

    后来则是“北地胭脂”巩俐等的走红,而银幕上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像话”:不是歌女、舞女、女,便是女匪、女谍、女贼,连妓女也不甘寂寞,卷土重来,频频亮相。甚至连“性感明星”这样的“头衔”,也居然被启用,而且颇为“看好”。与之相对应,九十年代女孩子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胆大妄为”。出入舞场已不足为奇,衣着入时更不在话下;笑不露齿固然早成历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性、爱情、婚姻等问题似乎都不大当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们羞于启齿的那些词,比如“恋爱”、“结婚”等,她们都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像说吃饭喝水洗衣服一样说到诸如“做爱样的词,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问题并不在于她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她们在说这些时的那种无所谓和不动声色,那种坦然、淡然、超然和随意。看来,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于前,而近一二十年的变化也决不小于世纪之初。随便举个例,据说,有一种观点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最好找两个男人,一个当丈夫,给自己做饭;一个当情人,和自己做爱。这可真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红卫兵大相径庭罢了。

    然而传统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个人们似乎不大有思想准备的夜晚,凯丽扮演的刘慧芳忽然大爆冷门,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的电视频道。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弄了半天,似乎还是咱们中国那些贤惠、温柔、善良、忍让的传统女性好。

    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一股“女红热”也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并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这才真让人哭笑不得呐!

    看来,要对这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作结论,显然还为时太早。

    的确,要描述和评说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妇女的变化,无疑是太复杂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说,当然也难免粗疏或偏漏,甚或有荒谬错误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毕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世纪,也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艰难困苦、反复曲折,因而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探索前行,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一切现象都属正常,一切变化都有道理,既无庸大惊小怪,也不必“觉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对此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智、科学的态度,则对于我们今后的事业,必有所裨益。

    更何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较之旧中国,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应该说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们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心理上,较之“东亚病夫”和“王朝顺民”,都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尤其是有了对自身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能力,这才提出了“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的问题。要言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只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表现出对现状的满。无疑,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同样的,要展望中国女性的未来,也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将留到本书的最后再去讲它。这里要说的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决不单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单方面的事一样。作为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赖于自己,也有赖于对方。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问题看来已经比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展现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考查一下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考查一下它的历史及其得失。

    显然,这就必须谈到中国社会中曾经有过的种种男女关系。

    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性。